沈丹森：1901—1961，中印研究的泛亚洲主义阶段

中印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现状

——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之三）

2014.5.19

Tansen Sen

泛亚洲主义阶段（1901-1961年）

19世纪末在日本崛起的泛亚洲主义论述同印度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著述相互交织。中土僧人行记中所提到的佛教联系，为这些作者提供了最佳典范。他们不仅以此连接中印，还以佛教流播亚洲多数地区的事实来证明亚洲文明的普适性和同质性。与之平行的是对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这股趋势始于欧洲（及后美国）的汉学家和印度学家。此时也出现了许多行记和著作。20世纪前半期是中印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

1901年，清末维新领袖康有为来到大吉岭。数年后，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提出“亚洲一体”的构想，并让泛亚洲主义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知识分子中普及。康有为也像黄懋材、马建忠和吴广霈一样游历英属印度并撰写行记。然而，他把写作重点放在印度的社会和行政问题上，并表明如果中国也实行类似的区域自治政策，将遭遇“类似的不幸”。几乎在康有为对印度发表批判性观点的同时，勒克瑙出现了一本非常不同的印地语书籍。作者辛格（ThakurGadhadharSingh）是印度一名下层士兵，曾是英国在华军队的一员，被派往中国与义和团作战。辛格拒绝参战，并在日记《中国十三个月》中批评英国帝国主义。他的日记或许是20世纪初期的流行读物中最先倡导印度人和中国人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著述之一。

在泛亚洲主义框架中探讨中印互动的著述，起源于20世纪首十年的日本。此时，那里聚集了许多印度和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章太炎和达斯（TaraknathDas）是两个深受日本学者所提出的“亚洲一体”概念影响的关键人物。但与此同时，日本的意图也开始令人关注、感到犹疑。于是，章太炎转而强调中印联盟，取代之前的中日同盟。章太炎撰写数篇文章，突出印度在亚洲的重要性和中印古代联系。这是中印研究领域首次有人直接将中印之间的历史和当代互动放在泛亚洲主义的框架中加以论述，由此引发大量文章，以团结印度和中国“受压迫”人民的清晰目标。

另一方面，泛亚洲主义思潮也影响了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梁启超于1902年旅日时，曾撰文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1921年，他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列举中印历史交流的重要事迹。他在文中提到，“东方文明起源于中国和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如同昆弟。对于两个地区之间的最早接触，梁启超强调：“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我们之间以兄弟相称的最早交流发生在公元第一个世纪。”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交流互动的枢纽，也同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孕育中印研究之地。印度社会学家萨卡尔（Benoy KumarSarkar）是推动此发展的首批贡献者之一。1916年，他在上海撰写《印度教徒眼中的中国宗教：亚洲思想趋势之研究》一书，由清末民初官员和革命者伍廷芳作序。同样，与章太炎交情甚笃的达斯一年后也在上海出版《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一书，并在第一章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曾在1905年访问印度的唐绍仪为此书撰写引言。

Benoy KumarSarkar

圣蒂尼克坦，或许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印研究扎根的最重要的地方。泰戈尔未到中国之前，就已对在自己所创办的国际大学（ViswaBharati，1921年在圣蒂尼克坦创立）开展中国研究深感兴趣。著名欧洲学者列维（SylvainLévi）和图齐（GiuseppeTucci）于1922-1923年间到访圣蒂尼克坦。他们属于新一派的“东方学家”，并把研究亚洲的重点放在翻译以外。沙畹及其学生伯希和（PaulPelliot）也属此派。以收藏敦煌手抄卷而闻名的伯希和为理解中印在佛教联系以外的多元性历史互动作出显著贡献。此外，在牛津大学从事印度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许地山也在1920年代开始出版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著述。

1937年，中印协会分别在印度和中国成立，国际大学也成立了中国学院。创建这两个机构的关键人物谭云山，是一名来自湖南省的虔诚佛教徒，同时也是汉语教师和报纸编辑。1927年，他在新加坡会见泰戈尔，后成为中国学院的首任院长。谭云山决定以研究中印古代互动和英译汉文佛经为学院的主要使命，并以倡导中印关系推进泛亚洲主义思想。

中国学院和国际大学也培育出另一股学术力量，主要体现于纳格（KalidasNag）和师觉月的著述。纳格和师觉月在法国时是列维的学生，曾经访问中国。两人也是大印度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的宗旨是在亚洲推广印度文明。师觉月以各种翻译、专论、文章和《中印研究》期刊，成为开展中印佛教互动研究的关键人物。《中印研究》于1947-1957年间出版，所载文章或许是其时最细致的研究。

1930至1950年代间，陈寅恪、周一良、徐梵澄、饶宗颐和季羡林等学者也在为中印学作出开创性的贡献。陈寅恪和季羡林在欧洲曾受教于顶尖印度学家，饶宗颐在中国学习，梵文知识多靠自修习得。另外，还有用英文写作的林语堂和张君劢，像章太炎一样欣赏印度的文明成就，力倡中印友谊。金克木则在1941-1946年间就读于中国学院，回中国后加入北京大学，1957年撰写《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一书。

行记是中印研究在泛亚洲主义阶段的重点文体之一。周游世界的孟加拉人比斯瓦斯（RamnathBiswas）在1940年代骑自行车穿越中国；新闻记者卡拉卡（D.F.Karaka）于1944年出版《重庆日记》；谭云山也记录了自己在1930年代初的印度之行；摄影家庄学本在1940年代初留印期间拍摄了一千多张照片。这类游记的数量在1950年代有增无减，其中包括金克木等人的汉文著述；印度人潘尼迦（K.M.Panikkar）的英文著述、巴苏（ManojBasu）的孟加拉文著述和喳乎桑喀理桠央（RahulSanskrityayan)的印地语著述。说到后一种类作品，单单是印度代表团1951年访问中国时就产生了十部出版物。

此外，学术期刊、报章和杂志也刊登了许多有关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在莱顿出版的《通报》收录了欧洲顶尖研究者的学术论文。在圣蒂尼克坦出版的《国际大学季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以及在加尔各答刊行的《现代评论》等亚洲主要期刊和杂志，都刊登了中印历史和当代互动的著述。大菩提寺期刊《大菩提》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佛教期刊《海潮音》收录了有关佛教交流和联系的著述。此外，一位署名“印-中”（“Hindi-Cheeni”）的印度学者兼外交官撰写的《中共革命之前印度的中国观》中，也对1949年以前印度杂志和报章中有关中国和中印互动的文章作了精辟概括。

普拉萨德与谭云山，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