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能成为强国，而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却不能

在古代喜马拉雅山脉把世界分为两部分：在喜马拉雅山脉以西的中东、欧洲等地的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属于亚伯拉罕诸教的范畴；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则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套迥然不同于亚伯拉罕诸教世界的互动体系。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的这种互动体系是由以下几大要素组成的：政治上的宗藩朝贡体系、文化上的汉字文化圈、儒学和汉传佛教传播圈以及农业上的水稻种植文明。

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至少曾被纳入上面所说的几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圈子中的某个，有的甚至可能还被纳入到多个圈子之中。这其中朝鲜和越南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国都是定期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藩属国，也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还从中国吸收了水稻种植技术。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就这样构建起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国际体系，然而这种体系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被逐渐打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这一体系之中的国家除中国、日本、暹罗（泰国）三国之外均已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中国、日本、暹罗三国之中其实只有日本才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和暹罗尽管没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但诸多主权的丧失仍使其无可避免沉沦于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为什么能成为东亚和东南亚世界中唯一在近代史上具有完全独立主权的例外呢？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坍塌使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自己的战后复兴。如今几十年过去后日本依然还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相比之下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尽管比较快，然而无论经济实力或是在国际上话语权仍与日本存在相当的距离。为什么在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大背景下日本能强势崛起，而东南亚国家却无法复制日本的成功模式呢？如果我们回看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在那时实际上就已遥遥领先于东南亚各国了。事实上日本从自然地理结构上本就优于东南亚各国。

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都被海洋隔成了很多岛屿。这其中的印尼更是由大约17508个岛屿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群岛国家的优势在于：不缺乏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海岸线和天然良港；缺陷则是地缘结构相对支离破碎——由于被海洋阻断,以致于各个岛屿之间的交流会受到非常大的制约。由于各板块各自为政，所以始终很难形成合力。这些岛屿都分布有大量的热带雨林，所以可耕地面积相当有限，也就难以生产出足以供养一个相对庞大的国家政权机构所需的粮食。

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可以明显分为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代表的中南半岛国家和以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南洋群岛国家。位置相对偏北的中南半岛国家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加之在地理上更靠近文明富庶的中国，所以自古以来中南半岛的文明程度就高于南洋群岛。西方殖民者东来时中南半岛的越南、暹罗早已进化为成熟的封建化国家；相比之下南洋群岛始终只存在一些分散于各岛的原始部族，却始终没能形成过统一的民族国家。

如今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国家。日本的历史比起中国当然要短得多，然而日本的历史比起南洋群岛可就悠久得多：至少相当于我国隋唐时期日本就已频繁向我国遣使。日本遣唐使根据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发明了日本文字，从此日本的历史就开始有了明确的文字记载；相比之下南洋群岛直到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者到来时几乎仍停留在原始部落文明的时代。由此可见日本从一开始的起点就要远远高于南洋群岛。

表面上日本和南洋群岛一样也是由众多岛屿构成的，然而日本的国土主要是以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为基础形成合力，另外日本各岛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遥远，彼此之间的交流几乎没受什么影响。相比之下南洋诸岛呈带状分布，东西之间的直线距离为5000多公里。在古代没公路、铁路这样的大规模运输网络的前提下仅仅靠船在岛屿之间交通显然要付出极大的运输成本；即使在今天南洋岛国要修建跨海大桥的难度系数也是远远大于日本的。

日本呈狭长状分布的众多岛屿之间整合得异常紧凑(本州与四国之间的濑户内海,最狭窄处宽度仅约10公里,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最窄处甚至仅有1公里），这就为建设连接各岛屿的交通运输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海岸线绵长，拥有众多的优良港湾，而多山地形使日本的城市和重工业几乎都集中分布在海岸线上，这就大大方便了用船舶进行大量运输，在国际贸易日益繁荣的时代日本这种岛国优势就得到了进一步释放。交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许从“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来。

由此可见南洋群岛国家相比日本在自然地理上就存在难以克服的先天短板，所以南洋群岛的文明进化程度也一直滞后于日本。如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国家与日本的差距其实是不难理解的，那么越南、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与日本的差距又如何解释呢？19世纪越南、暹罗等国和日本一样已是高度成熟的封建化国家。尤其是暹罗还曾效法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推行过朱拉隆功改革。在近代西方殖民者瓜分东南亚的过程中暹罗成为了唯一得以保持独立地位的国家。

日本和泰国都在列强的刺激下推行了维新变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亡图存的作用。然而明治维新使日本得以跻身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相比之下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尽管使其得以避免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但泰国仍是一个和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日本和泰国的这种差距究竟从何而来呢？我在上文曾提到日本是近代东亚和东南亚世界中唯一具有完全独立主权的例外。

这点实际上不仅对东南亚国家具有启发意义，对我国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史学界过去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从而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化强国并进而开始对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甲午战争后无数志在改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总结日本崛起的经验，然而当时中国人的所有总结都只追溯到明治维新，放佛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全是明治维新的功劳。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

能量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哲学上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概念叫做物质不灭——物质是不能被消灭的，它只能转化为其他形态。事实上整个宇宙以及地球、人类的历史同样遵循这一定律：历史就犹如一条无法割断的河流。明治维新和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不可能是凭空发生的孤立事件，而必然有其一系列前因后果——正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积淀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土壤。事实上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的一个特例。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其所著的《文明冲突论》一书中明确地将日本列为一种与西方文明类似的独特文明：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曾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受到中华文明影响，以致于日本的文字结构就直接借鉴于中国汉字，然而日本的社会结构却有着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不同的特征。日本从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就缺乏欧亚大陆中央集权式的统治特征，反而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更为接近：日本社会中的大名和武士更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骑士。

这与中国的州牧、郡守等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样一种接近于西方的社会结构使近代日本更容易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历史上始终缺乏像中国一样的大一统王权，而是形成了一种各地由各地武士阶级分控的幕藩体制。从1615年大阪夏之阵结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这238年间日本国内再无大的战事。在长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

所谓参觐交代制度是指：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户，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们住在江户的半年实际上处于幕府监控之下，而频繁往返于封地与江户之间则耗费了藩主们大量财力和精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乱的可能性。尽管幕府制定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实力，然而无形之中这也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幕府出于让诸侯大名们在路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目的而大力发展诸侯往返途中的商业贸易，希望诸侯们在沿途花的钱越多越好。

与此同时藩主大名们往往处于攀比的心理在参勤上做足派头：纪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齐顺在1841年的参勤就动员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马。这一路上这么多人的食宿就足以对所经之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刺激作用了。后来幕府为便利藩主大名们的参觐交代还开通了五大商路和几条海路。交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农民进城和城市化现象。1720年江户的人口已达到100万。

相比之下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后才达到74万，直到光绪年间才达到108万。除了江户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万人口、京都有34万，而英国伦敦同期的人口为70万，也不如日本的江户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欧洲只为2%，如果算上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那么日本的城市化率则达到10%，而同期的清朝仅为6.9%。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刚起步时日本的金刚组已屹立千年不倒，大阪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货市场。

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始于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创立发行，然而世界上最早的期货交易所却不是诞生于西方国家，而是1710年诞生于日本的堂岛大米会所。这一年对应的中国历史年号是康熙四十九年。堂岛大米会所的合约严格规定了交易标的物大米的等级标准、数量、价格变动幅度、交割时间等，确立了现代期货标准合约的诸多要素。当时堂岛大米会所的交易空前繁荣：从业的做市商有千人之多，会所开出的标准合约最多时有11万多包 ，而当时全日本的实物大米只有3000包。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形式多种多样：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研究，还教民间小孩们识字。地方上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藩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武士阶层的文化水平——当时日本的军队系统实际由武士构成，包括部队的文书、会计等文职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担任，这就要求武士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一些思想较为开放进步的藩校就已经开始增设外语、军事、工程学等学科。

除了学问所和藩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和寺子屋。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维新前夕算上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已达到7万家之巨。1850年的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学生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还会学习《商业指导》、《百商教程》等实用技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听懂官方文告，学会开具发票、记明细账、阅读农学手册等。

1872年9月明治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尽管比英国晚了两年，但仍早于法国和美国。到1912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达98.2%。如今日本已完成小学到初中全面义务教育。如今日本中小学入学率为100%，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进入21世纪后的日本在18年间拿了18个诺贝尔奖。2007年至2017年期间日本发表和引用的论文数分别为81万和972万。日本最近五年的专利发明项目多达22.4万件，在专利数量上仅次于美国。

1754年若狭小浜藩的医生杉田玄白和他的朋友山胁东洋得到京都所司代的允许用死刑犯的尸体进行了一次人体解剖实验。1774年由杉田玄白成功翻译了荷兰语解剖学书籍《解体新书》，书中所使用的“神经”、“软骨”等词汇后来还传到了中国。1827年日本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书籍《气海观澜》出版，十年后日本史上第一部介绍近代化学的书籍《舍密开宗》出版。由此可见早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先于中国接触到近代医学、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

1774年继位的萨摩藩主岛津重豪在自家领地创办了医学校，后来又建立了研究天文和数学的学校。1851年岛津重豪的孙子岛津齐彬就任藩主后在今天的鹿儿岛市规划了一片近代化工业试验区——集成馆。集成馆曾尝试仿制反射炉、玻璃、瓦斯灯、水雷、火炮、轮船、纺织机等近代工业产品。过去有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洋务运动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然而如果把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从集成馆时代算起则要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要早十年左右。

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东亚和东南亚世界中唯一具有完全独立主权的例外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尽管也起到了一定的富国强兵作用，但其总体成就是无法与日本的维新变革相比的。1868年10月1日朱拉隆功登基成为暹罗新国王，1873年年满20岁的朱拉隆功开始临朝亲政。这时暹罗全国的土地几乎都集中在封建贵族手中，广大平民和奴隶只能依附于封建贵族。这些封建贵族千方百计使佃农和奴隶束缚在土地上为自己劳作。

贵族们不断榨取佃农和奴隶的劳动所得，而拒绝在暹罗发展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还充满排斥感。与此同时暹罗也面临严重的外患：西面的缅甸已被英国纳入英属印度，南面的马来半岛建立了英属海峡殖民地，东边的越南被法国征服，暹罗只能在英、法两国之间夹缝求生。早在1864年主动与英国签订了《宝灵条约》：允许英国在曼谷自由贸易，暹罗对英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税率不得超过3%。两年后暹罗和西方七国相继签订了类似条约。

1867年暹罗割让自己湄公河以东的属地柬埔寨给法属印度支那。1893年法国寻找借口挑起双方纷争，然后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暹罗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同年暹罗又把掸邦割让给了英属缅甸。1904年暹罗被迫完全放弃湄公河以东的土地。1909年暹罗又割让南部的吉打、吉兰丹等地给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泰国尽管是东南亚唯一未被列强殖民的独立国家，但泰国的独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

朱拉隆功艰难地周旋于英、法之间——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这才勉强使暹罗成为英法两国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然而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改革自强、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在严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去。对此朱拉隆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早在他还是太子时就系统学习过泰文、英文、巴厘文和梵文，还学习过射击、武术、骑马、骑象等科目，酷爱古代历史和文学。1868年8月他参加过法国科学探险队在距曼谷以南一百四十英里的三礼育观测日全蚀的活动。

1870年和1871年尚未亲政的朱拉隆功两次访问新加坡和爪哇；1872年底又访问了印度。朱拉隆功作为暹罗历史上第一位出国访问的国王对暹罗国情和世界形势都是比较了解的，当他从印度回国后就下令在皇宫内设立两所学校：一所教泰文，一所教英文，命名为“玫瑰园学校”。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寺院为中心、以僧侣为教师的传统教育方式，开创了泰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事实上这已开启了朱拉隆功改革的序幕，由朱迪·福斯特和周润发主演的《安娜与国王》就是根据这一史实所拍摄的。

亲政前的朱拉隆功更多是在自己的皇宫内通过对周围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向其灌输改革理念，还并没真正涉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层面。在这一时期暹罗宫廷成员改穿西式礼服、免去跪拜之礼、废除宫廷肉刑、改留西式发型。随着朱拉隆功在1873年亲政终于使其可以放开手脚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了，而他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整顿国家财税制度：在1824年—1851年国王拉玛三世执政时期暹罗盛行起包税制——政府将收税的权力转包给有官方背景的商人。

这使大量资金落入包税人的私囊；而国家的资金则储存在王库里，这时王库和国库并无任何区别，暹罗人尚未意识到要将国家财政体系和国王的私房钱进行分别管理。1873年朱拉隆功亲政后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税务厅，颁发保护税收条例，统一规定全国的税率，同时废除包税制，至此暹罗中央政府从包税商手中收回了收税权，从而有效地制止各种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此后从1892年开始暹罗正式将国王的私库和国库进行分别的预算管理。

暹罗还从法律上规定和确立私人土地所有制，实行征收货币地税并不断降低土地征税率。1874年朱拉隆功开始释放他亲政后又一个改革大招——废奴：在此之前暹罗的奴隶制已存在了6个世纪，当时暹罗的奴隶尽管按法律规定可细分为七种之多，但实际上大体都可以归为可赎身奴隶和非赎身奴隶两大类：失去土地的农民因债务问题卖身为奴者有的是与主人约定服役年限，有的则是永久为奴。奴隶作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除无权把他们杀掉以外，可以随便把他们转卖或转让给他人。

母亲如系非赎身奴隶，那么其子女也是奴隶。朱拉隆功在自己亲政的第二年就明确在法令中规定：1868年以后出生的奴隶之子全部变为自由民，家生奴21岁后即可获得自由并废止债务奴。到朱拉隆功去世前两年暹罗已基本完成废奴运动。朱拉隆功的废奴运动一方面解放了暹罗的奴隶，使他们摆脱了被人奴役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削弱打击了地方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为国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农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同样是在1874年朱拉隆功下诏设立参议院协助国王处理政务并对将要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随后不久又成立了作为国王的私人咨询机构的枢密院。1892年暹罗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阁制对自己的中央政府进行改造，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并未改变暹罗国王作为专制君主大权独揽的地位，泰国的君主立宪并非始于朱拉隆功时期。在改造中央政府的同时暹罗的地方治理结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此之前暹罗的地方治理模式有些类似于我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实行的分封制。

国王按功劳给贵族授予爵位和封地，这些封建贵族和国王派驻各地的大臣一同治理当地。朱拉隆功废除了禄田制度，对奖励有功人员改为发放薪俸。此后暹罗的地方官员完全由中央统一任命。军队作为支撑政权的基石也和地方一样完全掌握在以朱拉隆功为核心的暹罗王室手中：国王同时以暹罗军队的总司令身份牢牢控制着军队。按照1910年的规定：只有王室成员才能获得中将以上的军衔——当时暹罗的13个少将中有6名王室成员，一半以上的师长出身王室。

随着这一时期暹罗在行政管理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以及暹罗面对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以寺院为中心、以僧侣为教师教育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点早在朱拉隆功亲政前就已注意到并在宫内率先进行了示范性改革试验，然而相比对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行政体制的改革而言：朱拉隆功的教育改革尽管起步较早，但发展进程一直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宫里的“玫瑰园学校”迟迟没能普及开。1881年朱拉隆功才创办暹罗第一所西式大学——宫廷侍卫学校并在同一年开办了图书馆。

尽管这所学校后来演化为朱拉隆功大学，但一开始仍是立足于培养宫廷侍卫的皇家御用学校，对暹罗的整体教育改革并没太大实质性影响。1887年暹罗仿照欧美模式成立了专门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国家教育和规范教育体系。同年朱拉隆功在萨拉隆行宫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随后又创办了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学校。此后新式的法律、警察、师范学校等陆续建立。朱拉隆功还下谕选拔派往国外学习的留学生。教育在暹罗已不再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平民教育开始在暹罗全国形成热潮。

朱拉隆功按西方建制改革军队，制定军事条例，结束了此前暹罗临时招募士兵的惯例，开始给将士发放固定的薪俸。1887年以后由于法国的武装入侵暹罗改编和扩充了陆军、配备新式武器。在丹麦人里舍尔的帮助下暹罗建立了第一批新式军事院校，这一时期暹罗海军正式创建成军并开始自建战舰。1893年暹罗成立国防部。1904年制定的征兵条例对过去用犯人的后裔补充军队和在地方行政长官的统率下进行战斗的传统做法做出禁止性规定。

19世纪90年代朱拉隆功开始着手建设近代化的交通和邮政事业，成功使边远地区和首都曼谷连接起来，这大大利于边远地区的开发事业和国防建设，使整个国家联结成比较紧密的经济整体，促进了全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由于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使暹罗的主要产米区湄南河三角洲与中部和北部的新兴水稻种植区连接起来，大米出口成了暹罗最大的收入来源。虽然林业和矿业被外国资本垄断，但仍需向暹罗政府缴纳所得税，同时暹罗的民族资本也开始蓬勃发展。

以国王为首的暹罗王族和华侨富商将大量金钱投入碾米厂、罐头厂、水泥厂和纺织厂。暹罗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高，国库越来越丰富。暹罗利用丰厚的财政收入进行土木建设：开挖运河，修筑铁路和水闸，架设电线和电报线，建设警察部队，创办医院、博物馆和图书馆，开办新式学校。到了1909年暹罗的人均GDP甚至达到清政府的17.3倍。暹罗人口从朱拉隆功登基时的500多万增加到900万，医疗条件的改善使暹罗的人均寿命提高了5岁多。

到了1910年泰国军队共有9个师5.4万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军队相当，甚至甚至一度在同法国的战争中小胜对手。尽管朱拉隆功改革奠定了暹罗近代化转型的基础，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但暹罗并没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暹罗的地缘形势远比日本糟糕：列强之中欧洲各国皆是自西向东扩张到亚洲，随着地缘距离的日益疏远后勤补给的难以为继，事实上列强扩张到印度、南洋就已经是极限了，至于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东方大国是列强所无力征服的。

所以列强只能把中国作为自己资本输出经济侵略的半殖民地。如果再把战线向东延长到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弹丸岛国对欧洲列强而言就有得不偿失之感了。相比之下从太平洋方向而来的美国就不一样了，如果美国想从巨大的中国市场分一杯羹的话，在其通往中国的航线上需要一个中转补给站，日本正好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可此时的美国尚处于国力不强的童年时代，根本无法和英、法、俄、德等列强抗衡，所以美国在完成在北美大陆的西进运动扩张到太平洋后就几乎不怎么参与列强瓜分殖民地的战争。

像关岛、波多黎各少数几块殖民地都只是呈点状分布的殖民据点，美国几乎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整片大块的殖民地，更多是通过要求被侵略国门户开户的方式进行经济渗透，所以其实美国对日本的内政也并不太关心，只要日本同意开放门户充当其通往中国的中转站即可。相比之下暹罗处于英、法两大强国之间，尽管改革后国力有所增强，但也强不过英、法，要想避免被英、法瓜分的命运就只能尽力周旋以夹缝求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积累了雄厚的商业、工业、教育基础。

当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时美国正忙于国内战争，德意志正忙于统一大业，英、法的注意力正集中于中国，所以这一时期列强都没对日本有太多干预，从而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相比之下当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开始时法国人占领了东面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英国人占领了西边的缅甸，所以泰国的近代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英、法两大列强虎视眈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就注定了两国的近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存在差距的。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日本早在二战前就已是亚洲第一个能自主生产汽车、飞机、轮船的工业化国家。二战期间日本被摧毁的只是有形的厂房和机器，然而日本在战前所积累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无形优势却并没被战争所摧毁。

当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工业化时东南亚国家除了泰国之外都还是列强的殖民地，即使是泰国也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作为宗主国的英、法、荷等国是按自己的需要发展东南亚经济的，所有殖民地都是以为宗主国供给需要的商品为目的发展自身产业，而不是以最适合本地区实情的方式发展。这就造成了东南亚各国的产业单一化。时至今日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仍保持着以出口初级农矿产品创汇的低端发展模式，并没能建立完善齐全的工业体系。

朝鲜战争后日本因区位优势获得美国海量的军火订单，从而使日本得以积累起战后复兴的第一桶金。当日本经济如火如荼之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东南亚各国错过了50年代第一次产业转移。直到60年代赶上第二波转移浪潮的新加坡才得以依靠区位优势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然而新加坡有限的资源禀赋、战略纵深、人口规模、国内市场注定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强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后依靠完整的工业体系、勤劳的人民、健康的投资环境迅速发展成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

在这一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也开始被冠以“亚洲四小虎”的称号，然而到目前为止四小虎比起四小龙、中国大陆、日本等地的发展仍是相形见绌。近年来越南经济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然而即使只着眼于东南亚区域内部也会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的经济总量均位于越南之上。中国和日本的崛起经验值得东南亚各国学习借鉴，然而无论中国模式或是日本模式都不是东南亚国家能直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