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全球确诊300万例，人类如何“与新冠共舞”

北京时间4月28日7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实时统计病例数已破300万。

全世界的确诊数字依然在每天增长。

如果从2019年12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收到中国报告不明原因肺炎开始算起，新冠病毒只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就改写了世界。一些人被治愈，一些人就此诀别，一些人梦想破碎，一些人获得新生，一些人被隔离，另一些人，则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次疫情是现代社会第一场真正意义的大流行病。这就像一场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这次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比尔·盖茨说。

这场疫情何时才会结束，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

没有人有确定的答案。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新冠病毒是如此之危险和狡猾，利用了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分歧，“最糟糕的时刻即将到来。”

坏消息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短期内，我们仍然没有最重要的武器——特效药；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会有“援军”——疫苗；我们的生活将进入“新常态”——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并且要为今年秋冬季可能袭来的第二波“攻击”未雨绸缪。

好消息是，只要研发出疫苗，这场疫情就将逐渐走向终结。

如何在大流行的时代“与新冠病毒共舞”？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开始思考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征途的长短不仅取决于科学，也取决于人类的集体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团结在一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

人类最终会从这场大流行中复苏。但直到那一天来临之前，黑夜漫长。

真实的情况

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4月28日凌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突破300万例，全球20．8万余人死亡，总体死亡率约为6．9％。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第一个100万用了94天。而达到第二个和第三个100万，总共只用了25天。

每天的各种统计数字早已让人麻木，但是只有两个数字是最重要的：这场疫情究竟会感染多少人？导致多少人死亡？

从表面上看，此前全球的一些疫情热点国家和地区，正在逐步稳定下来。不过数字并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

“无论是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目前统计的数字都远远低于真实的情况。实际感染人数很可能已经超过千万级别了。”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陈铮鸣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目前全世界大多数政府和权威媒体援引的疫情数据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两者的数据虽各有所长，然而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问题：确诊人数始终受限于检测的人数和次数。

“没有检测就没有确诊，即使是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检测能力到今天依然没有到位。”陈铮鸣说道。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卫生部门有没有能力进行大范围、高密度甚至是反复的检测，直接影响了确诊人数的多少。这一点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证实。

尽管世卫组织反复强调检测作为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性。至今许多疫情严重以及有着潜在暴发可能的国家检测能力依然远远没有到位，一些国家甚至已放弃了检测，转向寻求“群体免疫”的消极态度。这些都势必导致实际感染人数被大大低估。

即便做了核酸检测，甚至是反复检测，也依然会有“漏网之鱼”。更何况科学家们已发现，新冠病毒异常狡猾和复杂的特性之一，就是无症状感染者。由于大部分国家仅检测有症状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无症状、轻症患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字之内。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和人数究竟有多大？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美国流行病学家杰勒多·考尔（Gerardo Chowell）对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约700名感染者调查的结果显示，约有18％的人从未出现症状。进行了广泛检测的韩国的数据显示，超过20％感染者在出院前仍无症状。

要更确切地了解真实感染的规模，必须同时依靠另一项检测——抗体检测，通过检测血清中是否含有对抗病毒的抗体来判断测试者是否曾感染过病毒。

4月17日，斯坦福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Santa Clara）县进行的一项对3000多人的抽样抗体测试研究中发现，感染该病毒的实际人数可能是官方公布数据的50至85倍。与此同时，全美多地以及欧洲多国的类似抗体测试也都得到了类似的、远高于官方公布确诊人数的结果。

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全球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很可能大大超出预期。

而在死亡人数的统计上，官方公布的数字也并不代表所有的真相。

首先，许多国家只统计在医院中收治的死亡病患。而在家中和其他地方病亡的患者则不包括在内。在许多西方国家，养老院是重灾区。大量感染新冠病毒后病逝的患者早期并没有被政府统计在内。随着死亡数字的增加，才被单独列出。

以英国为例：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截至4月10日，至少有1509名在养老院和家中病亡的患者未纳入官方公布的2万多死亡数字中。

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贝加莫市政府发言人曾向澎湃新闻证实，当地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至少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

《纽约时报》4月24日公布的一项对12个疫情严重国家和城市死亡人口数据调查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观察角度 ：在对上述地区过去一个月死亡人口与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病亡数字对比后发现，至少多出36000人。

这其中包括没有被统计的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人，以及那些因医院不堪重负而无法收治其他病人所导致的死亡。《经济学人》将这些死亡人口称为“超额死亡”。在许多欧洲国家，最近的数据显示，死亡人口比往年同期多出20％ 到30％。目前还不清楚其中多少直接死于新冠肺炎。

而上述数据多是在政府已经采取了极端社会管控措施和增加医疗资源投入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些措施至少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采取这些行动，死亡人数势必会更高。

虽然全球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一个令人稍感安慰的消息是，新冠肺炎的真实死亡率可能低于目前的数据。

人类历史上，上一次造成如此大规模人员伤亡的大流行病是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称，当时持续了一年多的疫情导致全球约7到14亿人感染，约15万到57．5万人死亡。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远远高于任何一种流感病毒，其传染性也比流感病毒更强。

没有证据显示疫情会在今年夏天消失。全球的最终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将取决于疫苗的开发进度、公卫能力最弱国家的疫情，以及在今年秋冬季及之后，是否还会有第二波疫情卷土重来。

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在最初的第一波传播受到遏制之后，当年冬天及次年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暴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几波攻击加在一起，感染了当时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夺去了5000万－1亿人的生命。

眼下新冠病毒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级别，但是这场疫情已经越来越多展现出与人类“持久纠缠”的征兆。

世卫组织引用的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黄竞荷教授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对新冠康复者是否就一定对病毒免疫提出了疑问。在对175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血清样本分析后发现，有30％的患者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非常低，其中年轻人抗体更少（编注：抗体滴度用来衡量某种抗体识别特定抗原决定部位［epitope］所需要的最低浓度）。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康复的新冠病人都对病毒产生了足够的免疫力，免疫力会持续多久。” 她对澎湃新闻说道。

在这样一个狡猾和凶残的敌人面前，人类最好的对抗武器依然是“特效药”和疫苗。

要命的是，它们何时才能来到？

救命药

几乎在这次疫情暴发的同时，人类寻找解药和研发疫苗的脚步就已经开始了。

1980年代初，年轻的辛格曼（Barry Zingman）还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时，艾滋病刚刚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开始在全美各地蔓延。

40年后，已是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教授、纽约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Montefiore Health System）传染病临床主任的辛格曼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与另一种改变人类历史的疾病——新冠肺炎进行着斗争。

辛格曼博士是目前全世界众多正在寻求治疗新冠肺炎方法的科学家和医生之一。他所领导的一项临床试验正在测试目前可能是治疗新冠肺炎最有希望的实验性药物之一——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疗效。

早在1月，美国第1例新冠肺炎患者在住院后第7天（患病第12天）接受了吉利德制药公司的实验性药物瑞德西韦的治疗，病情出现了迅速的缓解并最终治愈出院。此后，世界各地出现多起类似的“成功案例”，激起了人们对这款试验药物的希望。

辛格曼博士所领导的试验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资助的全球50个（首批共入组394名病人）正在展开瑞德西韦临床测试的地点之一，也是美国重灾区纽约州的第一个测试点。

“据我所知，我们的测试点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第二大规模的试验点。”辛格曼对澎湃新闻说道。

据辛格曼介绍，在3月17日到4月17日的一个月里，已有91名病人参与了按照最严格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方式进行的临床试验。一期实验在上周末刚刚结束，实验数据已上交检验。如果两个对照组之间观察到显著的差异，数据可能会在月底前公布。

“在一些病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显著的改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服用瑞德西韦还是服用安慰剂。”辛格曼说。

他进一步解释道，对照研究对于了解患者是否通过医护人员提供的支持性治疗自我恢复，还是因为服用瑞德西韦而康复至关重要。这也是研究该药物副作用的唯一方法。

瑞德西韦并不是科学家们唯一的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下旬发起了一项由数十个国家和数千名患者参与的名为“团结”的大型国际试验，以测试目前最有希望的四种主要治疗药物。

除了瑞德西韦以外，还包括抗艾滋病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以及这两种药物加上调节体内炎症的干扰素－β，还有治疗疟疾的药物氯喹和羟氯喹。前三种药物是抗病毒药物，药理在于直接阻止病毒的繁殖。氯喹和羟氯喹的原理则是改变人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方式。

在病毒学专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看来，“特效药”最重要的作用是将重症病人比率降低，防止他们将医疗系统挤垮。因为一旦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死亡人数的上升将在所难免。

金冬雁表示，新冠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研究表明80％以上的患者属于轻症或无症状，可以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压制住病毒。而那些不能够将病毒压制的患者，就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重症或危重，这一部分人是治疗的关键。

“人体是靠自身的免疫来战胜病毒的，但是免疫反应的同时引发了症状，包括细胞因子风暴以及肺部炎症等。重症病人大多是免疫反应过度。”据金冬雁介绍，在疫情控制得较为成功的香港，在没有瑞德西韦等药物之前，是以老药新用的办法治疗新冠肺炎病人，包括干扰素、利巴韦林、蛋白酶抑制剂等三种药物的同时搭配使用。

“目前来看，瑞德西韦可能是最接近‘特效药’的一种药物。因为它在此前用于治疗包括SARS和MERS等冠状病毒中已经证明了有一定的疗效。所以这次会被第一时间用于新冠病毒的治疗。只要实验中对照组的重症病人存活率有很大分别，那它就是救命药了。”金冬雁说。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4月24日在其网站“不经意”发表的一项在中国武汉进行的瑞德西韦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结果却给人们“泼了一盆冷水”。

这份被“泄露”的报告显示，在武汉进行的瑞德西韦治疗重症新冠患者的临床试验，预期入组453名重症患者，但最终入组237例患者，有158名患者进入瑞德西韦试验组，79人在对照组，因无新患者入组提前中止。在接受瑞德西韦的重症试验组病死率为13．9％，而接受标准治疗的重症对照组为1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生产瑞德西韦的美国制药企业吉列德在发给澎湃新闻的一份说明中解释称：这份“泄露”的数据不足以支撑有统计意义的结论。吉列德将在本月底发布针对瑞德西韦用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更完整全面的研究结果。

金冬雁认为，目前下结论仍为时过早。“先前有研究认为蛋白酶抑制剂无效，但是致命伤是给药太晚。推测本项研究可能也有同样问题。还是要先看完整数据才确切知道是什么问题。”他说。

而其他的药物目前传来的消息也并不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羟氯喹因为对人体的副作用而遭到美国三大医师协会，包括心脏病相关医学会集体反对。美国FDA至今未批准在临床中使用该药。

此外，另一种治疗方法是从新冠肺炎康复者身上采集血液，在确保没有病毒后将血浆提供给其他病人。不过这项方案的主要障碍在于，目前可供采血的康复者人数不足。

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从长期来看，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在于疫苗。

“在群体免疫建立起来之前，只能靠疫苗。按照目前的情况，我对一年内研发出疫苗表示审慎乐观。 SARS的时候已经有疫苗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了，只是因为当时SARS不见了，所以无法测出它效果有多少。”金冬雁说。

不过金冬雁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针对冠状病毒（如SARS）的某些候选疫苗已有出现触发“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编注：即特异性抗体对病毒感染有促进作用）的现象，这将使接受者可能更容易受到感染。过去，在登革热疫苗的使用中就出现了类似的“意外”。

疫苗的开发是与疫情发展和病毒本身变异的一场赛跑。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疫苗是在流行病结束之前被开发出来的。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他对在18个月内生产出新冠疫苗表示乐观。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此前人类生产疫苗的最短记录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腮腺炎疫苗——前后共耗时4年。

与解药不同，由于疫苗的特点是用于所有健康人身上，预防于未病，因此对安全性的要求要比治疗药物高得多。

和人类所熟知的天花病毒、腺病毒、疱疹病毒等DNA病毒性质不同，新冠病毒属于RNA（核糖核酸）病毒，前者能产生比较稳定的抗体，它开发的疫苗是稳定的、有效的。而RNA病毒抗原变异性快，决定了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疫苗的研发和测试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要生产出数十亿剂疫苗的难度可能更大。

以中国为例，如果每人需要注射两次，就至少需要28亿剂疫苗，那将是一项巨大的生产任务。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此前曾透露，作为全世界少数几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中国疫苗年产能可以达到10亿剂次，然而要完成上述的任务仍然挑战巨大。

如果全人类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能打破纪录吗？

没有人敢打包票。

与新冠病毒“共舞”

对所有政府来说，如何在新冠大流行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已成为眼下最严峻的考验。

没有那个国家可以长时间地承受社会关闭的代价。整个社会完全停摆所导致的损失，可能并不比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伤害小。

在过去一个月内，美国已有超过2600万人失去了工作，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整个上海的常住人口。

迄今为止，数十亿人失去了行动自由，数千万人失去了工作、收入、储蓄和正常的生活。所有人都在问：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政府什么时候才能放松这些措施，让我们回到原来的生活？

答案是，在疫苗出现前，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到2019年那样的生活模式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仍然可以在与新冠病毒“共舞”中继续。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清醒地描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

在许多国家，居家令和其他保持人际距离的措施已成功抑制了传播。但是这种病毒仍然极其危险。在疫苗出现之前，我们大多数人仍将处于易感的脆弱状态。这意味着疫情很容易死灰复燃。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自满自足。不难理解，在实施居家令的国家，人们连续数周受限在家非常难受。由于生命和生计面临威胁，人们自然会期盼生活恢复正常。这同样是世卫组织所期盼的。这正是我们每天为之奋斗的目标。

然而，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必须有一种‘新常态’，一个更健康、更安全、准备更充分的世界。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舞”的一种新生活常态。那么，与新冠病毒“共舞”的社会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将习惯看到满街戴着口罩的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演唱会、足球赛、大型活动，婚礼、葬礼和毕业典礼将不得不延期；旅行将变得困难重重，人们会频繁地接受隔离；许多行业将遭受重创并被迫转型；在所有人当中，弱势群体将受到最大的冲击。

“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等病例清零后才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国家经过衡量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在新增病例下降后，防控慢慢放松，有限度地开放，不同的地区开放程度也会不一样。”陈铮鸣说道。

他进一步解释道，“具体来说，许多国家会有选择性地一点一点开放社会。同时要做好配套措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避免人群密集、避免参加社交集会、加强测试、隔离感染者等。一旦疫情有变化，就必须再次进入‘关闭’状态。如此往复。”

在与新冠病毒“共舞”上，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韩国在经历了局部疫情暴发后，没有在全国实施“禁足令”，没有关闭餐馆、工厂、商店，但仍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发展。在4月，韩国甚至还举行了国会议员大选。

韩国外长康京和在接受BBC采访时向全世界介绍了韩国的经验：总结起来包括大量的检测、有效的接触者追踪、旅行禁令、隔离和观察。

同样，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至今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的疫情，当地社会也从未完全关闭，一直在成功地与“病毒”共舞中前行。

香港和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因为他们从2003年的SARS疫情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地的卫生疾控部门有着广泛的权力，行动迅速，在疫情发生前后每天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

而在4月之前一直是抗疫“模范生”的新加坡，却在对境外输入的劳工管理上犯了疏忽的错误。新加坡的失误包括迟到的旅行禁令、迟到的社交聚会限制、迟到的戴口罩要求，以及最终被激增的确诊病例拖垮的人工接触者追踪系统。最后，新加坡迅速进入严格的“关闭”模式，以遏制疫情暴发。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平衡“开放”与严格防疫需要高度的谨慎和灵敏快速的反应。只要有一个国家疫情没有结束，全世界的抗疫战就没有结束。

“这是持久战。密切观察疫情的发展，随时调整社会管控措施的松紧，将是未来一年甚至两年的常态。”陈铮鸣说道。

牺牲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与病毒“共舞”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不容易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感染和更多的死亡。

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与病毒“共舞”，将会为我们争取到抗疫战中最宝贵的资源——时间。

延缓病毒传播速度，不仅可以减少患者数量和死亡人数；让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康复回到工作岗位，避免医疗系统崩溃；也让科研人员有更多时间深入了解病毒、研发药物和疫苗；还给生产口罩、防护服的企业也争取到了时间。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的对战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战的那段著名演讲或许对我们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战斗。直到上帝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新的世界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这是我们时代的战斗，我们无路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