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译，贵在不译——翻译中的“非翻译”策略

非常感谢覃教授赐稿——论坛编者

覃 军 四川大学/湖北民族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翻译》 2018年第5期P102-108.

摘 要：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非翻译”也是其手段之一。有时为了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一些“非翻译”的策略。本文在厘清“零翻译、音译、移植”与“非翻译”概念的基础后，提出了四种“非翻译”策略：①语码混用；②书名和影视名重命名；③省掉原文不译；④文本改写。这些“非翻译”策略不是翻译方法，不属于翻译行为（translating），但它们却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手段。

关键字：跨文化交流；非翻译；语码混用；重命名；不译；改写

一、引言

跨文化交流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由于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这种交流离不开翻译的帮助。但是，跨文化交流并不等同于翻译，跨文化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我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开办孔子学院是跨文化交流，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我国学习也是跨文化交流；我们学习西方舞蹈是跨文化交流，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武术也是跨文化交流。“虽说在上述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往往也会借助于翻译，但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些交流活动本身是翻译”（曹明伦，2017：105），翻译只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方式。那么，什么是翻译呢？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1969：12）认为，“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在文体上。”可见，“一文本或语符之为翻译，务必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原文，二是务必改变能指，使用译语符号”（彭利元，2017：86）。换句话说，若一文本并非译自某原文，或该文本在转换时没有使用译语符号，那么这个文本就不能称之为翻译。然而，由于译界“零翻译”“音译”“移植”与“非翻译”的概念含混不清，造成了术语使用的混乱。有学者甚至将语码混用、书名和影视名重命名、省掉原文不译和文本改写等四种行为都当着翻译行为。其实，这里提到的四种行为都可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跨文化交流的一种传播手段，但是，它们不属于翻译行为，应当作为“非翻译”策略来看待。“非翻译”策略的使用，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流效果，是译者在转换特殊文本时的一种必备手段。

二、概念的厘清

金岳霖（1979：24）在《形式逻辑》中说道，“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就不会有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因此，只有弄清“零翻译”“音译”与“移植”的相关概念，区分翻译与“非翻译”行为，译者才能把握翻译的本质，也才能根据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下面我们就来厘清“零翻译”“音译”“移植”与“非翻译”的概念。

“零翻译”（zero-translation）的概念是由邱懋如提出来的①，他当初的定义是：“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1）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邱懋如，2001：26）。为进一步解释何为“零翻译”，邱懋如将其分为两类来举例。“第一类零翻译现象出现在因两种语言句法结构差异须作调整时，例如，英译汉时不译某些冠词和人称代词，汉译英时不译某些量词”（ibid）。由此可见，邱懋如所谓的“零翻译”的第一类，是指因为源语与译语句法结构的差异，源语中有些词没有在译语译出来。比如，将The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译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其中定冠词the就省掉未译。其实，这类因为源语与译语句法差异而省词的做法是翻译之必然。如同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谈到的“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道安，1984：24），这里的“五失本”就是指因为梵汉两种语言差异，汉语译文不能与梵文原文一致的五种情况②。在国内使用较多的几种英汉互译教材中，这种因为源语与译语句法差异所致的译文用词减省的情况常被叫做“省略”（张培基，1980：88，孙致礼，2003：85）或“减译”（郭著章，2010：90）。既然“省略”或“减译”的术语已被译界所接受，若又将这类情况置于“零翻译”的范畴，容易产生术语使用的混乱。再者，“零翻译”定义的第一层意思认为“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而其实上述情况并非属于“故意不译”，而是为了译文地道“必须不译”。因此，邱懋如所说的第一类情况属于“零翻译”实属不妥。

邱懋如进一步解释道，“第二类零翻译表现在音译（transliteration）和移译（transference）上”（邱懋如，2001：26）。他这里的“音译”主要指英汉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间③，用读音相近的字词再现源语字词语音的情况，如：bar（吧）、fans（粉丝）、饺子（jiaozi）、功夫（kungfu）等。唐玄奘提及的“秘密故、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生善故”的“五不翻”，也就是今天的“音译”。在此不得不强调，音译不是机械地译音，音译过程中译者也要涉及造词选字。如：Bumble要译为“本伯”而非“笨伯”、Kulessa译成“孔雷飒”而非“空泪洒”、Utopia译成“乌托邦”而非“吴托班”、Benz译成“奔驰”而非“本日”、talk show译成“脱口秀”而非“拖克修”等。有时为了意义的需要，音译还经常和意译一起使用。如笔者将“创时代广场”中的“创时代”译为Transtime而非Chuangshidai，将“优乐美”（奶茶）译为U.loveme④而非Youlemei。由此可见，“音译”不仅是用一套语言符号再现另一套语言符号语音的“创造性活动”，也是涉及“最接近、最自然”的选字活动，符合上文提及的“任何翻译都必须涉及源语和译语，都必须改变能指”的要求。因此，“音译”属于翻译行为，若按照邱懋如的分类将其称为“零翻译”，“零”的意义就不知为何了。另外，邱懋如的定义中认为“零翻译”是“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ibid）。他举例认为party在目标语中现成的词语为“聚会”，将party译为“派对”就是“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属于“音译”。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也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音译”有时正是因为“某些新术语译语中无词对应”（崔学新，2006：47）才采取的翻译方法。如sofa（沙发）、coffee（咖啡）、chocolate（巧克力）等。综上所述，“音译”是一种翻译行为，因其不涉及“零”处理的过程，不应当做“零翻译”来看待。

至于“移译”，邱懋如（2001：26）认为“移译则是把源语中的词语原封不动地移到的语中，例如报刊杂志中频频出现的CT，ICU，CD，VCD，DVD，DNA，BBC，WHO，WTO和许多计算机词汇”。既然是“原封不动”地转移，那么此过程就不存在目标语，也不符合“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罗新璋，1984：1）所说的转换过程。CT、ICU和CD直接在汉语中使用，实则为“语码混用”（code-mixing）。因为“语码混用一般指的是同一个句子，同一段话，同一篇文中，出现两种或多种语码的交替使用”（杨永林，2004：57）。此外，对于“移译”这一术语，邱懋如在文中使用的对应英文术语为transference。而纽马克（Peter Newmark，1988：81）对transference 的定义则为“Transference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a SL word to a TL text as a translation procedure...includes transliteration, which relates to the conversion of different alphabets”（移植是把源语词语转移到译语文本的翻译过程……它包括音译，涉及不同字母系统间的转换）。从纽马克后文中所举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谓的transference主要指“涉及不同字母系统的转换”的“音译”。这一点与卡特福特对transliteration（音译）三步骤的看法一致（Catford，1965：66）。因此，transference（移植）一词主要是指transliteration（音译），而邱懋如认为的那种“移译”应该属于“语码混用”才对。综上可知，“零翻译”的概念指代不明，逻辑不清，在译界使用较为混乱。“‘零翻译’概念的提出，着实有违学界自古以来的理念和认知，尤其是认为翻译可以不做语符或能指的转换”（彭利元，2017：88），因此，建议译界慎用“零翻译”这一术语，应选择“省略”“音译”或“语码混用”这些广为译界接受的术语指代相关的翻译现象。

厘清了“省略（减译）”“音译”与“语码混用”的概念，我们再来讨论什么是“非翻译”。“非翻译”（non-translation）是相对“翻译”而言的，简而言之，“非翻译”就是指不属于翻译的行为，它包括语码混用、重命名、不译、改写等处理手段。为了更加明确上述各术语之间的关系，笔者基于方梦之先生的“翻译策略三元图”（方梦之，2018：3）圈点出了各自所处的位置⑤。

图1. 翻译策略三元图

图中阴影三角形代表翻译的范畴，语码混用、意译、直译三种基本策略为三角形三个顶点。其中语码混用实为“直接挪用”，不属翻译行为，此点为空心点。音译（移植）靠近“非翻译”行为的语码混用，不译、重命名、改写则属于“非翻译”的范畴。此图既厘清了翻译策略与“非翻译”策略的关系，也是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让译者“二度创作”的翻译行为不至于甩开原文，随意挥洒，自由驰骋。

三、“非翻译”策略的几种形式

翻译之为翻译在于其“言易”，“非翻译”则是非“言易”之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者，也是跨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播者。当用翻译手段无法充分实现交流目的时，为何不能适当借用其他手段呢？”（曹明伦，2017：108） 这里的“其他手段”就是“非翻译手段”，它们不属于翻译行为，但却能成为译者在翻译特殊文本时的一种策略，能极大地增强文化传播与交流效果。

（一）语码混用

语码混用是指在同一文本中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码，它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产物，已成为一种客观的语言现象。一般说来，“在语段或语篇中，有一种语码是基础语（matrix language），另一种（或更多）语码是嵌入语（embedded language）”（黄国文，2001: 276）。如：

（1）我们为你的表演疯狂打call！

（2）The preparation for CCTV’s annual春晚is getting underway.

例（1）中的“打call”被入选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十大网络用语”⑥，意为“呐喊、加油”。例（2）中的“春晚”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这里为了表达的准确性，作者使用了原汉语语码“春晚”。从这两个例句可以看出，例（1）中汉语为基础语，英文为嵌入语；例（2）中英文为基础语，汉语为嵌入语。若将语码混用置于翻译中讨论，那么译语就是基础语，源语为嵌入语。如：

（3）Can you tell me the Wi-Fi password? / 你能告诉我Wi-Fi密码吗?

译文中Wi-Fi作为源语直接嵌入到汉语译语中，是一种“原封不动”的“照搬”行为，不涉及“言易”的转换过程，不是翻译行为。但是，我们在翻译中却经常使用这种“照搬”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既满足了语言使用的“最少努力原则”或“效率原则”（Mey，2001：180-181) ，又保证了源语信息的准确性及术语的统一性，甚至有时还能克服某些抗译性较强的术语的翻译。如，4S店、下载APP、GPS导航、P2P模式等。另外，除了在外来词、科技术语和缩略语中存在语码混用的现象，在歌曲配译中偶尔也有这种现象。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主题曲《我和你》中就嵌有You and me / from one world / We are family的英文歌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也在汉语歌词中多次出现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的英文词。这种语码混用虽不属于翻译行为，但却是歌曲配译时的有效手段。（Davies & Bentâhila，2008：252）

（二）书名和影视名重命名

书名和影视名重命名长期被看做是一种翻译行为（郭著章，2010：146；刘家凤、何自然，2015：103；岳峰，2015：212；侯国金，2016：106；）⑦，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意译”。然而，从前文提及的翻译的定义来看，书名和影视名重命名同样违背了“翻译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的前提。必须强调，书名和影视名可以采取翻译方式也可以采取重命名的方式来处理。其中采取翻译方式处理的如：将Pride and Prejudice直译为《傲慢与偏见》、将The Old Man and the Sea直译为《老人与海》，将《石头记》直译为A Story of the Stone等。另也包括如将《见•识恩施》意译为Eye on Enshi、将《过把瘾》意译为Eat, Drink and Be Merry、将《译苗》意译为Translation in Bud、将Gone with the Wind意译为《飘》等现象。但是，如将Uncle Tom’s Cabin处理为《黑奴吁天录》、Gone with the Wind处理为《乱世佳人》、Despicable Me处理为《神偷奶爸》、《七月与安生》处理为Soul Mate，《甲方乙方》处理为The Dream Factory等行为则不属于翻译行为。因为此处理过程既不忠实地传递源语的信息，又不涉及语言符号间的转换过程。在界定一行为是否属于翻译行为时，奈达（2001：132）曾说道，“所有笔译或口译都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联性。”译文与原文之间缺少这种关联，那么译文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译文。如前文提及的“Despicable Me”只会与“卑鄙的我”近义的词汇产生关联，与“神偷奶爸”不论在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不会产生任何关联，“无原文可依的‘翻译’当然不是翻译”（周领顺，2016：76）。因此，这种处理行为应属于作品的“重命名”行为，属于“非翻译”策略。如翻译家曹明伦（2017：105）所言：“翻译源语作品名和为翻译作品重命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是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两种手段，译名和重命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书名和影视名重命名虽不属于翻译行为，但却是译者在转换书名和影视名时必备的“非翻译”策略。笔者在统计2016和2017两年80部好莱坞大片后，发现23.8%的影片汉语名完全是标“新”立“意”，属于典型的重命名，如Zoolander（《超级名模》）、Gods of Egypt（《战神：权力之眼》）、Coco（《寻梦环游记》）等。据新浪看点⑧的一篇新闻报道：Coco最初的中文片名并不叫《寻梦环游记》，后来在公司内部强烈的反对下，才重新取为此名。在中国上映的第一天，票房为1280万元，排片率9.8%；放映第九天，它的单日票房达到1.29亿，排片率为32.58%。试想，若当初将Coco音译为《可可》，票房可能就难以预测了。可见，书名或影视名重命名是译者手中的利器，是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有效手段。当翻译手段显得相形见绌时，译者就有必要使用这种“非翻译”手段，让新的作品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此不得不提及，这种重命名的手段不仅仅适用于译者对书名和影视名的处理，也适用于包括人名、篇章标题、报刊杂志栏目名、章回目录、歌曲名、商品名等有名称或标题性质文本的处理，因为他们都和英文里的title意义相近。

（三）省掉原文不译

“不译”既然当做一种策略，那就不是前文提及的因为源语与译语句法差异的省略不译，而是译者选择性的故意省去不译。这种策略不涉及翻译过程，也属于“非翻译”的行为。那么，为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采取这种“不译”策略呢？首先，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种完全一一对应的文化，这些文化“非对应”因素就成了翻译的障碍。要解决这些障碍，“不译”就是一种策略。如严复、林纾的翻译作品中就存在大量删减不译案例。莫言“御用”翻译家“葛浩文在处理对于目标读者略显陌生的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大胆删减的手法”（邵璐，2013：63）。这其中有些是由于勒菲弗尔（Lefevere）所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y）所决定的，有些则是因为文化差异所影响的。如热播美剧《生活大爆炸》中Sheldon 对Leonard说的一句：You think with your penis（你在用你的阴茎思考），字幕译者在翻译时就省去了该句话的译文。这里省略不译的策略是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受，如果直译出来，反而适得其反，给观众造成一定的反感情绪。

其次，当文本的受众不是目标语的受众时，应当采取“不译”的策略，这一点在国内公示牌用语中最为常见。比如下列几例：

（4）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5）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6）超生就扎！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7）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8）来也匆匆，去请冲冲。

（9）停车收费，军车免费。

（10）请说普通话，请写规范字。

例（4）-（7）均是我国特殊时期的公示语。其中例（4）是我国大跃进时期一条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浮夸口号；例（5）-（7）则是我国刚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宣传口号；例（8）为厕所里宣传讲究卫生的口号；例（9）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车免收停车费的公示语；例（10）为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宣传口号。可以看出，以上所有标语的受众均不是他国人们，而是我国相关人群。若不加分析地一味将其译成英文，不但不会促进跨文化交流，反而会损害国家形象，造成文化误读或未知的其他不良影响。所以，对于这类公示语译者应采取“不译”的策略，若确乎为了排版美观，需要加上拉丁文字，建议附上汉语拼音即可。

需要强调的是，“不译”不是随意的删减省略，“不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其他“已译”在目标语中的接受度。换言之，“不译”是为更好的“译”而服务的，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流效果。今日的“不译”他日可能成为“必译”，因此，判断“译”与“不译”也是译者的水平所在，必须谨慎对待。

（四）文本改写

勒菲弗尔（Lefevere）曾言，“译语文化中的主导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果译作不符合那种主导模式，它被读者接受就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Lefevere，2004：92）。几乎所有的文本都是在源语语言习惯和源语文化背景下创作的，原文的读者和作者处于同一语境的主导模式会下，要让译作成功的进入另一语境模式，译作就必须要以译语文化中的主导模式来写作，这就涉及翻译时译者的“改写”策略。“改写”，说到底是因为源语与译语文字文化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就如葛浩文所说，“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如果真的逐字翻译，我翻译的小说绝对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⑨谈到翻译的重写，他补充道，“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周领顺，2016：77）。可见，翻译离不开“改写”，“改写”是译者在翻译特殊文本时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勒菲弗尔（1992：vii）也曾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目的如何，都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如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公益广告，宣传素质教育，强调孩子的学习要劳逸结合，不能将孩子整天关在屋子里学习。广告词为：

（11）关注孩子，不要关住孩子！

该句广告妙就妙在这一字之差。“关注”与“关住”，同音却不同意，广告词简洁明了、引发共鸣、令人难忘。可如何将其译成英文呢？“当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是语言本身固有的特点时，就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Nida & Taber, 1982：68）。因此，如果采取翻译的策略，译文就会失去原文的修辞形式，虽能勉强达意，但却难以实现广告的有效交流度。基于这点考虑，笔者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得到如下的版本：

Let Children Work AND Play,

Not Let Work END Play.

英文版广告是从英文谚语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改写过来的。这里的work与play是关键词，就是“学”与“玩”的意思。此外，AND与END近音却不同意，保留了汉语广告的风格，同原广告一样给人启发、触动和美的享受。方梦之（2018：3）曾指出：“改写并未脱离原文，但超出原文本体含意。”就这句广告词而言，英文广告并未传达原文本体“关注”与“关住”的含意，但整体交际模式却又未脱离原文。再如下面几例：

（12）Can your egg and sperm wait? Let’s not wait!

有“精”打彩，时不我待。（笔者改写）

（13）创环保模范城市，建绿色生态家园。

Make a Green City–Reduce, Reuse, Recycle.（笔者改写）

（14）全程关怀、全面照护。

We Cure, We Care, We Share.（笔者改写）

（15）系上安全带，平安无意外。

Wear your seat belt, or wear bandage.（笔者改写）

例（12）为新加坡地铁站鼓励生育的广告。英文版直白，汉语版含蓄，尤其是其“精”字的妙用与原文sperm彼此呼应，如出一辙。例（13）为环保宣传口号。若将其翻译为Build a model c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ke our home green，译文冗长累赘，且风格全无，难以达到环保宣传的效果。而改写的英文版巧妙地使用了三个R打头的单词（Reduce，Reuse，Recycle），让英文宣传语增添艺术性，读来引人入胜。例（14）为某医院宗旨，其英文版使用三个we打头与原文“全”字打头呼应，同时cure与 care头韵的使用和care与 share尾韵的使用，让其读来琅琅上口。例（15）为交通宣传口号。英文版使用了两个wear，前半句告知司机要系上安全带，后半句告知不系安全带的后果。同时belt与bandage押头韵，读来顺口难忘。

由上文几例可以看出，在翻译特殊文本（尤其是广告、口号、标语等文本）时，仅靠翻译手段是不能传递原文本的交际功能的，因为“并非所有语言符号的转换都能使其负载的意义也同时被转换。原文语言符号所负载的文化意蕴与转换后的译文语言符号所负载的文化意蕴往往并不相当”（曹明伦，2017：108）。这时译者就要选择“非翻译”的改写手段，确保其功能对等与文化传播的效果。

四、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语言表达上必将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翻译中的“抗译性”，阻碍了文化的有效交流。作为译者，必须要认识到这种差异，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运用翻译与“非翻译”的手段，确保最大的信息传递，以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流效果。同时，“翻译活动背后不同文化的交接碰撞早已超越了语言研究的范围。在语言文化现实中探索不同文化间的异同，寻找理解与对话的最佳途径，将是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共同的长远目标”（汤君，2009：3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作为语际书写和文化建构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译研究”（项目编号：18BZW127）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民俗作品译介研究——以土家族为例”（项目编号: 18Y104）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 释

① 也有人（如：罗国青的《零翻译研究》第2页）认为“零翻译”的概念最早是杜争鸣在其《论意译，直译，不译的社会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涵义》中提出来的。然而，笔者核实后发现杜争鸣只在该文中提出“不译”的概念。

② 《中国翻译》2018年第1期蒋林教授的《一字之别，谬以千里——道安“五失本”研究中的两大问题》一文认为，道安的“译胡为秦”中的“胡”是指包括“梵文”在内的多种西域国家语言。由于梵文为所指的主要语言，且译界尚未统一认识，本文暂使用“梵文”一词。

③ 因为在相同文字系统的语言之间，这种“音译”情况就不存在。如，法语中的Hugo在英文中也写作Hugo，日文中的“本田”在汉语中也写作“本田”，这种情况实际上属于“移植”（transference）。

④ 笔者曾给喜之郎公司写信，建议将其公司“优乐美”奶茶英文名由U.loveit改为U.loveme，改后的译名更谐音、更达意。该公司回赠奶茶并回复感谢信表示赞同。

⑤ 此图基于方梦之先生的“翻译策略三元图”修改而来，将原图的“零翻译”改成了“语码混用”并使用了空心点，另增添了“不译”和“重命名”两个策略。

⑥ 参见央广网（2017-12-20）新闻：http://news.cnr.cn/

native/gd/20171220/t20171220_524069395.shtml.

⑦ 实际上，将影视名重命名看做是翻译行为的学者远不止这些，卢志君、覃江华的《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在中国（1984-2015）》一文分析了31年电影片名翻译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将电影名的重命名当做翻译行为看待。

⑧ 参看2018年01月12日发表于新浪看点的《一部差点被译名害死的好电影——<Coco>》一文，网址为：http://k.sina.com.cn/article_6389769930_

17cdc26ca00100368q.html

⑨ 参看新浪文化《葛浩文讲真话：中国小说在西方不特别受欢迎》一文，网址为：http://history.sina.

com.cn/cul/zl/2014-04-23/105389105.shtml.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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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翻译》 2018年第5期P1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