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 星期五

韩咏红:新加坡式“佛系抗疫”

在中国大陆与香港等地全力防控2019冠状病毒疫情之际,在城市治理上一向被视为国际“优等生”的新加坡,最近突然成为许多人关心、批评甚至指责的对象。 过去几天里,“佛系抗疫”,新加坡“放手不管”“将成为下一个武汉”等危言耸听的标题在中国社媒上泛起,引起一些热心的朋友发微信、甚至来函劝喻新加坡切不可掉以轻心,以免后悔莫及。 这一波舆论的背景,是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已达数十个,确诊人口比例已经接近疫情中等的中国城市。一些大陆民众与部分新加坡新移民认为,新加坡的防疫措施太“淡定”了,不仅学校不停课、小区没封闭式管理,政府还叫国民没生病不用戴口罩。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星期六说,新病毒的致死率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他还说,如果确诊病例持续增加,致死率又保持极低,轻微病患只须看家庭医生。这话让许多人坐不住了,新加坡“自暴自弃”等批评接踵而至。 我在新加坡街上、在地铁上,确实没有感觉到很凝重的防疫氛围。虽然疫情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食肆商城、连地铁都冷清了许多。政府分给每户人家四个口罩,但也灌输别滥用口罩的观念,所以街上戴口罩者只有二三成,据说在中国大陆城市,不戴口罩简直出不了门,在香港则会被旁人歧视。 新加坡的防疫措施是用力在其他方面,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比如在强制特定人群拿两周缺勤假后,很快就有四名工作准证持有者违规到公司上班,结果在24小时内遣送离新加坡。我们报社上周已精细将每一组一分为二,分两地办公,办公楼也划分为不同区域,分属不同区域的人员不得有物理接触。在按部就班采取这些措施后,我们如常工作与生活。 中国有评论文章形容,新加坡的防疫是如假包换的“外松内紧”,所言甚是。一个身在新加坡的网民在微博上陈述,他只因嗓子痛到诊所看家庭医生。

国家传染病中心。医生一听说他的室友最近从中国回来,立刻把他关进一个小房间,随后穿好防护服全副武装才出现在他面前,救护车在10分钟内赶到,他被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走完一个清晰、天衣无缝的流程:量体温血压尿液X光,做了冠状病毒检测,间中等待的时间他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医生进来培训,最终被鉴定是“低风险”,终于被放回家自我隔离。 这个网民说,经过了这段神奇的经历,他真实感受到了新加坡政府所说的“we are well prepared”(我们有充足准备)。 对新加坡人来说,这样的故事虽然未必人人都有过,但又完全能够想像,那种有条不紊、科学的行事流程,这确实是我们十分习惯的存在。 这几天里,也有不少文章分析中国与新加坡抗疫手段的不同,反驳新加坡“自暴自弃”的说法。有的文章称赞新加坡信息透明,是技术官僚治国的典范;有人提到新加坡的家庭医生与社区医疗体系的健全;也有人指出热带气候不利于病毒存活,因此新中两国不能相提并论;也有人提醒,新加坡卫生部早在1月2日就盯着这个病毒,宣布对所有来自武汉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警觉性很高,预警得非常早。这些分析都很有说服力,但外人较难理解的是,新加坡人民与政府之间特殊的互信与紧密关系。传染病来袭,每个人都会担心——一些新加坡人上周将超市的快熟面、卫生纸抢购一空,但随后社会又听从了政府的宣导,相信国家采取了最为必要且理性的保护。其实,历次经验显示,当外在挑战越大时,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会更高,而不是更怀疑,在领导人安抚后,社会能够镇定下来。 彭博社引述雪梨大学高级讲师霍克赞美李显龙上周的讲话是一篇“出色的公关”,世卫组织公关顾问亚伯拉罕则肯定他不避谈情况变糟的可能性。 客观而言,李显龙上周的讲话,不只是一篇写得精彩的文章而已,它的力量来自于政府机构多年一再证明的可预期性,更来自领导人对人民的信心:相信只要好好解释清楚,普罗大众能理性评判与接受真实的消息,哪怕是坏消息。

其实,新加坡不可能对动荡与危机“严防死守”,困难是挡不住的——这既是人生的常态也是小经济认清的现实。 因此,重点不是在如何“挡”,更不能选择封闭,而是如何动态地整合社会资源,用尽量低的成本应对与克服难关。经受住挑战的社会,将更坚韧,也会更平静,这是不是“佛系”呢?看你怎么定义了,但肯定不是自暴自弃。 记者: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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