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位88岁的老人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朱德行“执绋之礼”

《礼记·曲礼上》：“助葬必执绋。”

所谓“执绋”，指的是在送葬之时，手执绳索以牵引灵柩。

这是一种极为崇高的礼节，通常是极有身份地位的人与至亲之人，才有资格行执绋之礼。

执绋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说明了逝者在生前的德望越高。

1961年8月12日，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于北京逝世。

3天之后，首都各界人士为老人举行公祭大会，周恩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主祭人。

隆重的葬礼上，老人的灵柩覆着国旗，朱德与周恩来领先执绋，执绋人包括陈毅等。

葬礼毕，老人的灵柩被送往北京火车站，由运灵专列载往福建。

病逝的老人，名叫陈嘉庚。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名优秀的教育家，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1874年10月，陈嘉庚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又名“甲庚”，字“科次”。

集美社今属厦门，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侨乡。

清末时局动荡，为了谋生，不少人下了南洋，其中就包括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

在19世纪的70年代，陈杞柏就南渡新加坡，不仅创立了“顺安米号”，还兼营着地产、种植业与工业，并开设了黄梨厂。

1882年，陈嘉庚入读南轩私塾，学四书五经等。

17岁的时候，陈嘉庚南渡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顺安米号”。

在异国他乡经商，既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

但对于心怀家国的陈嘉庚来说，他学习经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搞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职。

在洋就商之后，对学问事不知求益，抱憾不少。而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1893年，陈嘉庚归国完婚，他与母亲、妻子商量，要将父亲给他成亲用的，以及家中省下的钱，一共2000银元，全都用来创办私塾。

陈嘉庚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家里人的大力赞成，“惕斋学塾”很快于一年后成功创办。

在新加坡，陈嘉庚偶见友人珍藏一本医书，名为《验方新编》。

这是个好东西，其中选录了历代医家医论与治验，记载了超过120个门类病证、超过6000条的各种治法，但版存于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当时国内的各大书局并无印售。

想到家乡的医生稀缺，老百姓缺乏医学知识，陈嘉庚便自掏腰包，将钱汇给香港的友人，拜托他们于日本定印，又于国内广泛登报，广求各类药方。

凡存有经验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请惠示济众......予系要印送而非图利。——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将《验方新编》与新求到的药方都作了印刷，陈嘉庚将这些东西在闽南各乡各村进行散发，大行善举，无形中挽救了许多病患者的生命与健康。

1904年，陈嘉庚30岁的时候，父亲陈杞柏破产了。

按照当时的新加坡法律，只要是宣布破产了，债务也就不用还了。

但陈嘉庚决意，父债子还！

父亲回国定居之后，陈嘉庚决定破釜沉舟，顶着巨大的债务，独自经营。

凭借着陈嘉庚精明的头脑，米店起死回生，他创设的菠萝罐头厂也很快搞了起来，所产的“苏丹”牌菠萝罐头，迅速占到全埠50%以上市场份额。

东南亚一带盛产橡胶，陈嘉庚敏锐察觉到其中巨大的发展潜力，又于1906年开始进军橡胶业。

从橡胶加工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发展，陈嘉庚最终建起占地1.5万多英亩的橡胶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

陈嘉庚的经商头脑极为灵活，往往都能紧跟时局变迁，转变自己的经营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又将眼光瞄向了轮船航运业，兼营着白铁买卖。

至1925年，陈嘉庚拥有菠萝厂、米厂、冰糖厂、橡胶厂、饼干厂等30多所工厂，超过150家分店，雇用职工超过3.2万人，全部实有资产为新加坡币1200多万元，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实业家，实打实的“南洋首富”。

在经商的同时，陈嘉庚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理想。

在“惕斋学塾”的基础上，陈嘉庚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幼稚园、集美中学、集美师范学校等，统称为“集美学校”。

陈嘉庚的实业在新加坡，办学主要是在国内，但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离不开他的弟弟陈敬贤。

经商，办学，是兄弟俩的共同事业，他们时常分开两地，交替工作，因此集美学校也尊称兄弟二人为“校主”、“二校主”。

1919年，陈嘉庚捐出290多公顷的橡胶园、9.2万多平方米的房地产，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

也就是这一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

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

陈嘉庚意识到，福建还未有过一所大学，这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筹办厦门大学，并亲自勘定校址。

在筹建厦大的时候，陈嘉庚也经历过三次失败的募捐。

有钱人多，但愿意无私捐款办学的，不多。

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当时，陈嘉庚的所存资产仅400万元，他便将其中的100万元作为“开办费”，将剩下的300万元作为未来12年内的“常年费”。

1921年4月，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1923年，陈嘉庚又作了一个决定，将自己在新加坡的“大成橡胶园”与“陈家庚公司”股本的三分之一，都拨作厦门大学的基金。

然而，独资办学谈何容易？

自1926年之后，受到荷兰、日本胶制品倾销的强大冲击，加上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陈嘉庚的资产损失过半，财力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陈嘉庚仍是掷地有声地说道：“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他相继变卖了房产，出让了许多厂房、地产，坚持着每个月足额给厦大寄出经费。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将有限的资产，全部投入到无限的办学之中，相继于集美创办了水产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国产专科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等，并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医院，将集美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学村”。

1934年，陈嘉庚60岁的时候，他的公司宣告收盘停业。

事实上，以他的经商头脑来说，若是不将绝大部分的资产都用来办学，不至于此。

当时，汇丰银行与一些财团都找到了陈嘉庚，称他们可以进行投资，但前提只有一个：让陈嘉庚停止办学，不要再将钱投到厦大、集美学校。

对于这样的条件，陈嘉庚直接拒绝了。

1938年，经过数十年无止境的付出，再加上企业已经破产，陈嘉庚已无力负担厦大的经费，遂将厦大无偿捐献，从此改为国立。

此后，陈嘉庚是能够赚到一分就捐一分，又先后捐款了17万元，资助闽南各地的2所中学与71所小学。

为了办学，陈嘉庚可谓是倾尽所有，哪怕是沦为破产。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

陈嘉庚心念故土，胸怀家国，他倾资兴学的背后，是一颗拳拳的报国之心：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

他的家国情怀，也让他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1910年，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陈嘉庚开始倾心于革命，后于1911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募款资助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经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1923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大力提倡国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联络新加坡华侨组成“山东惨祸筹赈会”，为山东受难同胞募捐了130余万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为在东北抗击日寇的马占山将军捐款捐物，并向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了电文，要求各大国际联盟履行公约，共同抵制侵略暴行。

1932年，陈嘉庚向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纷纷以不同名义成立各种组织，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被推举为“华侨筹赈祖国伤病难民委员会”的主席，积极发动捐款捐物。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南洋各地华侨都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便统一领导，相互协作，请求德高望重的陈嘉庚出面召集。

1938年10月，在168位南洋各埠代表的一致同意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成为华侨领袖。

南侨总会历数了近代以来日寇的种种罪行，号召南洋八百万的华侨精诚团结，誓当祖国坚实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在当时，南侨总会通过各地的分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爱国捐献，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等等。

陈嘉庚在自己企业已经收盘的艰难情况下，仍选择了“常月捐”，每月捐款2000元，一直到抗战胜利。

为了更好地领导南侨总会，年过六旬的陈嘉庚不辞辛劳，索性住进了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华侨华人活动中心），不分昼夜进行着抗战救亡工作。

由于陈嘉庚领导有方，加上华侨华人空前团结，捐款所得甚巨。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华侨捐款超过13亿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的捐献比重最大。

此外，许多华侨通过侨汇的方式，将钱寄给国内亲属代捐，仅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就达到了55亿元（国币）。

在物资方面，仅从1937年到1940年，就有华侨捐出的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超过1000辆，大米超过10000包，以及大量的药品、雨衣、胶鞋等，多数亦是南洋华侨所捐。

当时由于交通封锁，支援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但国内汽车奇缺，运输极为困难。

自1939年至1940年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机工3500余人，又捐赠了310辆汽车与其他物资，让这些爱国的华侨机工们回到祖国大西南，负责运送物资。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忧心如焚。

更使他感到怒火攻心的，是与他早年相识、私交甚好的汪精卫。

在汪精卫公开发表所谓的“和平谈话”之后，陈嘉庚向他去电文询问，并郑重地说明：日占我领土，对日和平绝不可能！

数次电文沟通，汪精卫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陈嘉庚对他完全不再抱有希望，遂致电蒋介石：

汪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

同时，陈嘉庚将他与汪精卫的来往电文，交给南洋及重庆的各报进行刊登。

1938年底，重庆参政会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通过电文提出了一份提案：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一份提案，又被著名作家邹韬奋称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当年12月，汪精卫投敌，陈嘉庚看到国民党当局只是开除汪的党籍，而未进行通缉并绳之以法，他极为愤怒，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以定人心！”

今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今独容汪贼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胞所莫解！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出通告，详列汪之罪行，呼吁广大侨胞辨清忠奸，号召他们继续捐资救难：只要抗战没胜利，支援祖国的行动就绝不停止！

当时，新马华侨界普遍举行“反汪宣传周”，参与讨逆的人数多达170万人次，身在仰光的侨胞们还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的经费。

1939年冬，陈嘉庚觉得自己“对战争状况多不详知”，深感“义有未尽”，便发起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一行50余人回到祖国。

陈嘉庚回国之后，很快到了重庆。

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前往他的寓所拜访，后又于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了欢迎茶会，叶剑英向陈嘉庚说：“若是前往延安，可到西安后与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利用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的机会，考察着国内实施抗战的情况，然而一个多月下来，他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令他寒心。

1940年5月，陈嘉庚到成都慰劳考察，恰逢蒋介石也在成都。

在招待酒宴上，蒋介石向陈嘉庚询问，是否还去其他地方。

陈嘉庚只说要往兰州、西安，蒋介石再追问时，陈嘉庚便说延安也是要去的。

蒋介石很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先是骂了延安一顿，然后又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余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既是住所又是办公室的窑洞里会见了他。

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

陈嘉庚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既然到了延安，自然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十分注意观察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日常生活。

晚上，毛泽东宴请陈嘉庚吃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

毛泽东对他说，自己没有钱买鸡，这鸡是邻居大娘家的，大娘知道毛泽东有远客到访，特地送过来的，大娘的儿子生病时，她都没舍得杀这只鸡。

相比重庆的灯红酒绿、大鱼大肉，陈嘉庚在延安看到了不一样的安定与朴素，这让原本对中国前途略感悲观的他，重新又充满了希望。

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

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风尘仆仆再往南方，继续为了抗战振臂高呼。

1940年底，陈嘉庚回到了新加坡，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盛大迎接。

历时10个多月，陈嘉庚在祖国的行程超过数万公里，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历尽了千辛万苦。

陈嘉庚深感此行收获巨大，他既是认清了重庆，也重新认识了延安，他确信了抗战的希望所在，也坚定了内心的必胜信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东南亚大举进犯。

应当地华侨的请求，陈嘉庚再次扛起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大旗，领导新加坡华侨进行斗争。

1942年1月，马来亚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陈嘉庚当机立断，将华侨们义捐的八百多万银行存款全部汇回祖国。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乘坐小船避难于爪哇。

爪哇沦陷，陈嘉庚又经历了数个月的辗转颠簸，改名换姓到处转移。

日军对陈嘉庚极为恼恨，日夜出动搜捕，陈嘉庚便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钾，用以“防备万一”，若是不幸被捕，他将宁死不屈。

这段逃亡生涯，尽管身处逆境，陈嘉庚仍是乐观，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落笔成书，自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完成了将近40万字的《南侨回忆录》。

抗战胜利之后，陈嘉庚重新回到新加坡。

当时在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大校友会”等团体，超过500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包括黄炎培、陶行知、沈钧儒等人，自发组织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

毛泽东也让人送去条幅，上边写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后来得知国内即将谈判，由于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陈嘉庚曾发电文，劝他不要前往重庆。

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陈嘉庚又给香港的《华商报》题词道：“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在与中华总商会及各个社团的同仁们讲话时，陈嘉庚向大家解释了“漂亮话”、“敷衍话”、“老实话”的区别，陈嘉庚说，他只说老实话。

毛诚恳虚怀，终必胜利；蒋狡诈无信，政治腐化，终必失败。日本败降初时，侨众咸庆升平，我则谓内战决难避免……初时多数人不信，盖其时蒋毛势力悬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与我毫无关系。惟诸君诚意惠临，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话报答。

1949年1月，毛泽东给陈嘉庚发去电报，邀他回国共商国是：“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

陈嘉庚接到电报后十分高兴，并很快回复：“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

1949年6月，陈嘉庚抵达北平，周恩来亲自迎接。

延安一别已有9年，陈嘉庚与毛泽东、朱德等人重逢，彼此都是倍感亲切。

陈嘉庚说，时局的发展，证实了他9年之前延安之行的预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家乡福建时，陈嘉庚希望能够尽快得以解放，得知毛泽东已决定派遣张鼎丞、叶飞前往福建，陈嘉庚高兴得连连点头。

1949年6月15日，作为海外千万侨胞的首席代表，陈嘉庚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于当年9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在第一次的会议上，陈嘉庚提出了7条建议：

1、全国各中学应普及科学馆；

2、在沿海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

3、增加纸烟税率，并停止公务人员的这项配给；

4、人民的新建住宅，应注重于卫生方面的设计；

5、设立各地的华侨教育领导机构；

6、救济华侨失学儿童；

7、引导华侨归国投资。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都贡献了出来，用以建设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村。

同年6月，陈嘉庚提出应给福建修铁路：“全省人民1200余万，竟无一寸铁路，落后状况应迅速改变。”

对于陈嘉庚的生活起居与生命安全，毛泽东极为关心，曾亲自作出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正因有了组织给予的周密保护，陈嘉庚在1952年时，得以幸免于美蒋特务的暗害。

1952年4月，集美解放纪念碑兴建，陈嘉庚想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于是给北京去信。

一向不喜欢为人题字的毛泽东，在收到陈嘉庚的信后，很爽快就答应下来，并与5月回信道：“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但陈嘉庚仍坚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祖国万里行”，亲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地考察，北至新疆，南至海南，一共走了16个省市自治区。

在生活中，陈嘉庚始终保持着一贯作风：“应该用的钱，百万千万也不要吝啬；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的生活极为朴素，外衣、裤子、袜子上都打着补丁，晚年时更是给自己制定伙食标准：每天5角钱。

他时常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再有一些鱼肉。

每个月的几百元薪水，他只留下15元作为伙食费，其余的全部捐出。

至陈嘉庚逝世时，他没有一分钱留给子孙，只留下一句话：“人谁不爱子？惟必以道德之爱。”

陈嘉庚的一生，贯穿着晚清、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他逝去之后，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对于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来说，不管曾经更换过多少任的校长，那个名副其实的“校主”，始终都是陈嘉庚。

对于华人华侨来说，陈嘉庚是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永远闪耀着民族光辉。

1990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决定，将在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2019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推出了20新元纪念钞，背面印着8位新加坡先驱人物的头像，其中一个就是陈嘉庚。

新加坡有“陈嘉庚地铁站”，厦门地铁一号线列车组有“嘉庚号”......

陈嘉庚的一生，可以用《南侨回忆录》里的四个字来形容：公、忠、毅、诚。

公，是永无止境的奉献。

忠，是永不动摇的爱国。

毅，是永不言败的坚强。

诚，是永不毁诺的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