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关公，如何摇身变成被人人崇拜的财神爷

关羽，字云长，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山西解州人。千余年来，关羽累加追封，奉祀庙宇遍布全国城镇乡里。关帝尊崇能有如此之盛，而且经久不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古代流行三大宗教，即儒教、佛教和道教，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三大宗教的教主、教义、诫律、偶像各不相同，而都把关羽列入本教人物，使关羽成了宗教文化的交叉点。

关公与儒教

孔夫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篡弑僭越频繁发生的时期。孔夫子通过删订《春秋》，对那些“乱臣贼子”进行了口诛笔伐。积极鼓吹下对上要“忠”。关羽生活在东汉后期，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正像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所表现出的那种忠孝思想，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思想。关羽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最多看的书是《春秋经》，做事处世完全实践了儒家学说。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篾匠出身的刘备，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他企图效法光武帝王将中兴汉室。关羽与刘备结为义兄弟，视他为汉室旧臣。汉室衰微，孙权占据江东，划地称王。依照儒教经典实属僭越行为，是不尽臣节的表现。关羽十分轻视这样的人物。当孙权派人与关羽约为儿女婚姻时，他断然拒绝了孙氏。这种行为表现，实际在实践儒家的思想。孔子、孟子着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属于言教。关羽虽然不着书立传，却用自己的行动实践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

儒家学说，在唐宋之际，逐渐由一个学派而演变成一种宗教。儒教奉孔丘教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以忠孝节义为主要教义，以三纲五常为主要诫律。因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而被儒教徒奉为圣人。战国时期孟子对儒家学说作了重要贡献，而被儒教徒尊为亚圣。关羽是一名武将，没有学术着作，而他用自己杰出的行为实践了儒教教义，被儒教徒尊为关圣。千余年来，儒教徒根据本时代的精神需要，对儒家学说不断作出新的阐释。同时把关羽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高大。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甚至与教主并驾齐驱，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

关公与佛教

佛教是产生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对社会与人生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辨方式。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东汉时期道徒们附会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这是道教有意对佛教进行贬低。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教徒的逐渐增多，而且在南北朝时期进入上层社会，佛教不甘心道教对自己的贬低，与道教展开了从源流到教义的大论战，甚至几占上风。然而，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扎根发展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妥协，将佛教中国化。南朝天台宗三祖慧思试图将佛教与道教的观点打通，使成佛与成仙合二为一。慧思的弟子、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法师，俗姓陈，其父在南梁封益阳侯。智的出身使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同时又精通佛法，有条件为佛教的中国化找到合适的着脚点。佛教传入中国时，已经在印度流行了几百年，形成许多宗派。传入中国并不是按宗派源流次第进行，而是大小乘同时拥入。虽然皆自称本经为释迦牟尼亲口所说，但又相互矛盾，智提出五时八教的判教，既融合了各宗派的教义之争，又将自奉的《法华经》定为佛教最后所说的经，抬高了本宗派的地位。这是智对本派、也是对佛教的一大贡献。南陈光大年间，智游历荆湘间，在当阳玉泉山遥见山色如兰，上有紫云如盖，以为圣地。入山寻之，夜见怪物千状，有大神人美髯者与其谈话，自称汉将军关云长，“感师道行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永护佛法”。智即对关羽授五戒，使他永护佛法。这个故事是智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利用民间关于关公显灵的迷信思想，将关公列入佛教的护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这就是后世把关公列入伽蓝爷的根据。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这是智对佛教的又一贡献。智的这一贡献，使佛教的天台宗成为一个流传最广，历时最久的宗派。

关公与道教

道教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的一种宗教。其渊源大体有4个方面：1、古代的原始宗教与巫术；2、神仙思想与方术；3、谶讳学；4、黄老思想。后三种因素在社会上层影响较大，第一因素在民间最流行，影响最广泛。古代社会，人们把日月星辰、山岳河海和图腾祖先都看作神明，凡遇大事，都要祈祷，由此形成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是一种多神宗教，很自然地承袭了这个系统。

自汉代以来，盐铁官营，盐税是历代朝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广见录》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河东解州盐池水减盐少，课税难完。朝延派人考察，考察者回来汇报说，在解池遇到城隍神。城隍请考察者转告朝延，盐池减产是蚩尤作崇。宋真宗派吕夷简到解池去祭祀。祭毕当天夜里，吕夷简梦见一位神人，身着戎衣，怒言天帝命己主管盐池，宋朝皇帝在这里立了轩辕是我的仇人，我为此而绝了池水。如不拆毁轩辕祠，今后将祸患无穷。吕夷简将梦见的故事上奏了朝廷。大臣王若钦说，蚩尤属于邪神，信州龙虎山张天师定能为皇上治服蚩尤。把张断先请来后，他对皇上说：“此事无可忧虑。自古忠烈之士殁而为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助。”于是张天师焚化符录，祷而召神，一会儿，有美髯者披甲仗剑自空而下朝拜于殿庭，张天师遂向关羽宇谕圣旨：“蚩尤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将军为民除害，如何？”关羽回答说：“臣敢不奉诏？容臣会岳渎阴兵至，彼并力为陛下清荡之”。忽然美髯人不见了，皇上与张天师隶然起敬。有一天，盐池之上黑云密布，大风暴至，雷电晦冥，可听得空中金戈铁马声。之后云收雾敛，天朗气清。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把上述情况向皇上汇报，皇上立刻派人到盐池致祭，且命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祭。宋真宗好道教，宋徽宗更迷道教。这个故事是道徒们编造出来糊弄皇上的。事实上，解州盐池自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就干涸减产了解。经圣五年（公元1098年）又被大水浸坏。直至崇宁四年修复后，才创开四千四百余畦。宋徽宗牵强附会，把自然变化与神怪显灵联系在一起，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关帝庙主殿从此称崇宁殿。这完全是宋徽宗与张天师导演的一场神话剧。

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信奉道教，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有一次倭寇进行余姚城，城池危在旦夕，有人到灵绪山关庙祈祷，果然打退倭寇的进攻。事后乡贤管氏、钱氏、叶氏倡议扩修关庙。这些故事穿凿附会，越传越广。在民间，关帝不但被奉为武神、财神，而且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魔、驱邪恶、诛叛逆、招财宝等无边法力。宗教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关帝在法力正是广大民众所渴望的，因而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顶礼膜拜。

宋元明清以来，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传，关帝信仰已超过了一切宗教、一切神灵。“香火永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宋明理学的发展，使儒、佛、道在思想上能够相互兼容，在教规上相互借鉴，不再排斥对方。逢宋代起，各地关帝庙虽多由道士住持，佛教僧徒也往往同住庙内，儒教徒也由国家派遣，前往关帝庙致祭。因此，在关帝庙内体现了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

解州关帝庙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关帝庙，创建于隋代，历经宋元明清历代不断扩建。现在大庙建筑基本是清代遗构，是清朝大兴扩建的最后结果。庙内保留了大批的明代铸铁文物及元明两代的铜铸和木雕关公像，也保存了大批明清两代佛道绘画。至于有关关公的传说故事、戏曲剧目、楹联牌匾、宗族谱牒，解州作为关帝的家乡，流传得最广，保存得最多，这些都堪称祖国历史文化的瑰宝。

关羽一生最大的优点是忠义，他既有臣下对君主的忠诚，又有兄弟之间的义气。正因为此，他才成为历代追捧的对象，成为不同政治考量人群的共同选择。

关林是埋葬关羽首级的地方，汉时就有关林庙。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洛阳乡民自发布施土地70亩扩建庙宇，至万历四十八年建成，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关林。

“古代在陵墓称呼上有着严格的品级划分：平民百姓的墓称坟，王侯的墓称冢，皇帝的墓称陵，圣人的墓称为林。中国有两大林，一个是孔林，埋的是文圣人孔子，而关林埋的是武圣人关羽，由此可见，关羽在历代人物中的特殊地位。”洛阳关林管理处处长助理、副研究员吴健华先生说，历经千年修缮，如今的关林占地约百亩，是海内外华人凭吊关羽的重要场所之一。

关公出世的传说

关公的出世，民间传说故事甚多。这些传说故事均由乡间百姓集体口头创作，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不断修改加工，使之日臻完美动人。

话说，他原来是天上的青龙君，负责巡视冀州。解县就在冀州境内。

后来，由于被黄帝杀死的蚩尤精灵在运城盐池作乱，蛊惑百姓，惹恼了大帝，大帝便不分青红皂白，决定从正月十五日起放天火三天，以惩罚解县地界的生灵。

一天，青龙君在解县地界巡视，看见路上走着一个青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大孩子，手里拖着一个哭哭涕涕的小孩子。

青龙君认为“抱大拖小”是乖于常理的事，便变幻成一老翁上前询问起来，那妇女告诉青龙君，小孩子是她的亲生儿子，大孩子是她故世的兄嫂遗留下来由她抚养的侄儿。因此，她格外疼爱一些。

青龙君听了，十分感动，认为这里民风淳朴，人心善良，便生发了恻隐之心。

青龙君觉得天帝火烧解县生灵的作法太残酷，可是他又无法改变。

青龙君就把要放天火的事告诉了那个妇女，让她从正月十五日晚上开始，连续点火三个晚上，可以避免灾殃。并告诉她，这是天机，千万不可泄露。

青龙君哪里料得到，这妇女是极为良善的人，认为不能只管自己一家安全，而置左邻右舍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便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于是，从正月十五日到正月十七日，解县地界的群众就燃火三天避灾祈福，免除了一场浩劫。

后来，天帝得知是青龙君泄露了天机，触犯了天条，盛怒之下，便把青龙君贬降到人世来。传说，关公就是青龙君转世 。

青龙转世，乌龙见形，是世人对关公出世编造的神话。但是，在解县民间，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到十七日，群众都要闹三天红火，晚间施放焰火。

据说，这个长久延袭的民俗，就是由关公出世这个神话传说而形成的。

【关公】儒、释、道三教共尊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

这副关庙的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公信仰是最主要的之一。不仅仅是儒释道的文化融合点，同样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信仰。武圣、财神、护法神等，不同的角色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却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可谓“三教尽皈依，历朝屡加封，名流竟美誉，世人皆崇尚。”

出身寒微的关羽在晋人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蜀书》中文字不及一千字，其中既有对他“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威震华夏”的肯定，也有对其“刚而自恃”、“以短取败”的批评。关公为何被儒、释、道三教共尊？

佛家敬奉关公——伽蓝菩萨

佛教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智者大师的点化

据《智者大师别传》卷四记载：“其夕云开月朗，见二人，并诸部从，威严如王，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来前致敬!师问何来?曰予乃蜀前将军关羽，指少者曰：吾子平也。汉末纷乱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孙权自保，予义臣蜀汉，期复帝室，时事相违，有志不遂，死有余烈。……师即秉炉，授以五戒。”

这段记载是关羽和佛教相关的记载，说明关羽成为佛教的护法佛，和智者大师有关。天台宗创始人智者来到荆州，想在当阳玉泉山创立精舍，遇到关羽、关平父子。关羽父子怨气很重，智者大师，安抚他，并为他说法，关羽皈依佛教，成为佛弟子，佛教的护法佛。

佛教尊其为伽蓝菩萨

关公成为佛教弟子后，遂为此寺伽蓝神。伽蓝，是梵文的音译，意为“众园”或者“憎院”，本指佛教寺院，后亦称寺院的护法神为伽蓝。经过天台宗佛教改造之后，关公第一次作为正神的形象进入佛教殿堂。此后天台宗寺院开始供奉伽蓝菩萨关羽，各宗寺院也争相供奉。

伽蓝神是佛教的护法神，在中国佛教道场中均供奉着伽蓝神，在早晚课诵中，也会诵颂《伽蓝赞》：“伽蓝主者，合寺威灵，钦承佛敕共输诚；拥护法王城，为翰为屏，梵刹永安宁。”以感恩伽蓝神的护法功德。伽蓝神原来18位之多，但在中国佛教道场中供奉的伽蓝神只有一个，为关羽的形象。

天台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而关羽成为佛教的护法佛，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个小插曲。

儒家敬奉关公——武圣人

儒家思想塑造，历朝历代追封

孔子通过删订历史著作《春秋》，对春秋时期的“乱臣贼子”进行了口诛笔伐，提出“忠”“义”思想。关公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看得最多的书是《春秋》，做事处世完全实践了儒家学说。孔子、孟子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属于言教。关羽虽然不著书立说，但用自己的行动实践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

千余年来，儒教徒根据本时代的精神需要，对儒家学说不断做出新的阐释。同时把关羽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高大。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甚至与孔子并驾齐驱，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

关公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是在身死五百年多以后，被儒家重新塑造的关公，第一次跻身于国家级祭祀的行列。

此后，宋代开宝、庆历年间，关羽均被列入武成王的配祀当中。到清代，因清是以满族入主中原，为体现自己的正统地位，清顺治元年(1644年)定祭关帝之礼。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祭礼关帝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

此后几次为关羽“加官入爵”，清乾隆二十三年加封关帝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曰：“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清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其祭祀规格与祭孔规格相同。到光绪五年(1879年)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封号长达二十六个字，成为与孔子齐名的“武圣人”。国内建有众多关帝庙，是祭祀“武圣人”关羽的地方。

道家敬奉关公——天尊

关公战蚩尤传说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山西运城盐池水量骤减，产量下降，税收困难。有人认为这是蚩尤作祟，就上报了朝廷。对道教着迷的真宗皇帝，请来张天师作法，又招关公显灵，将蚩尤打败了，盐池水满如故，于是道教拉上了关公。这件事很荒唐，蚩尤是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而关公是东汉末年人，即使是让他俩的灵魂来作战，如此跨越时空也是一出《拉郎配》，很明显这是道徒们拉关公来教化人。

历朝历代的加封

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历代统治者开始对关羽进行追封。最早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为“忠惠公”，到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3年)封为“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是关羽在道教中的最高封号。

道家敬奉关公，主要是将他作为财神来供奉。

从宋代开始，开始修建祭祀关羽的关帝庙，成为各行业的保护神。到明代中后期，因关羽的忠勇、仁义又被尊为“财神”。“财神”是道教的神职。“财神”分文武，关羽为“武财神”或是“义财神”，是财富的守护神。

关羽被尊为“财神”，也是商品交易发达的体现。在交易中需要公正、仁义，关公成为正义的维护者，他那把青龙偃月刀从不离手，时刻在警示世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现在人们之间的情感交往、社会交往都往往以关公精神作支柱，忠诚守信为准则，构建社会和谐。

儒家把关公尊为“圣人”和“关帝圣君”，与孔夫子——孔圣人齐名，是“忠君”（儒家最高的精神境界是“克己复礼”，即“忠君”）。佛家把关公尊为护法神、道家尊关公为“天尊”，即天神，也有尊为财神的。

关公“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藉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信仰是我国诸多传统文化现象中的一种，随着历史的发展，分化出诸多门派，形成了儒、佛、道三大教系。在这三大教系中，独有关公被“三教”所共奉。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传，关帝信仰超过了一切宗教、一切神灵。自宋元明清至今，社会各界前往关帝庙致祭，“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共存”。因此在关帝庙内体现了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

关公为什么被称为武财神

古代民间信奉的财神分为文武两类。关羽只是财神中的武财神，表示诚信；关公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商人选择关帝阁关公当财神，看重的是他的忠义形象和惩恶扬善，以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

关公在各地被奉为财神的同时，爱民护民的特点，他们希望关公能保护也被作为门神年画的题材，如湖南滩头年画，有一门神,就是表现关公的。并且专门销往广东，因为广东有尊崇关公的习惯。

不仅中国广东，在香港、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华人、华侨集中经商的地方，几乎各大公司、商号、店铺均敬奉有关公的神像，商家视关羽为能够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的财神。

商人敬奉关羽的信仰在清代达到巅峰，民国时期仍十分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皆有境外客商云集，其和建立会馆的方式相联络，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各地商会敬奉的主神便是关公，会馆建筑的格局则完全仿照关帝庙的式样。

商人拜关公表达的是“以义致利和讲求诚信的商业伦理追求，在商人的眼里关帝阁关公是财神化身。

关公财神信仰流传至今，一些酒楼饭店，仍供关公财神，许多商家店铺，往往也摆着关公的香坛，在林林总总的商店、餐馆里，各式关公像前总是香火缭绕，经商的人们都祈望讨得财源滚滚，四季平安。如今，大量私营企业又请出关羽这位尊神作为心理依托，期望能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常交好运。

关公，接近人间的神

中国的神，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人造的，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另一种是人变的，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关公、岳飞。

人造的神，高高在上，安享人间香火。人变的神，离人间很近，人间冷暖，世道沧桑，都会影响到他的神性与神位。

过去的封建帝王，在位时个个都是“真龙天子”，连上界的诸神都要听其差遣、为他们服务。一旦王朝覆亡，立即便跌下神坛，还原为人，甚至还会被大泼赃水。

中国老百姓也习惯于崇神拜仙，虽然近年来进行了民族反思，把许多神话打破了。但是就在这个反英雄的时代，人们看似热衷于毁神，实际却更渴望能有真神出来救世，不然9米高的孔子塑像，怎会突然矗立于天安门对面？引起轰动和争论后又悄声挪了个地方。

由人变成神，至少要有两个先决条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有口皆碑的丰功伟绩。

关羽神勇异常，一生战功赫赫：诛文丑杀颜良、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水淹七军……青龙偃月势挟风雷，美髯飘动绝伦逸群。

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关羽“威震华夏”。蒋星煜先生考证说：“整部《二十四史》，也未有任何名将有过‘威震华夏’的声势。

更值得注意的是‘群盗或遥受羽印号’，这说明除魏、蜀、吴三国公卿百官之外，流落社会上贩夫走卒以及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对关公心悦诚服，愿意为之驱使。”

只有具备大本事、真本事，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人们才会确信他能护佑大家。

所谓“真本事”是不能弄虚作假、编造历史，时间一长若想不露馅是不可能的，一旦被戳穿，便要跌下神坛。

关羽从解白马之围获封汉寿亭侯到成神，经受了900余年的漫长考验，经历过许多朝代更迭，他的声望几乎是呈直线上升。

公元1102年宋徽宗先封关羽为“忠惠公”，过了6年又觉得不解气，再加封他为“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22年后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封关羽“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到1879年（光绪五年），关羽的封号又追加成“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帝君”，简直要把世间好词都加到关羽头上。

如此这般，先后曾有16位皇帝，23次为关羽颁旨加封，且一个比一个高。

至清朝中期，“全国就约有关帝庙30余万座，仅北京就有116座”，其数量之多，居各种庙之首（《文史参考》2011年7期）。

成神就要有神性、神品，关羽的品行恰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寄托着万千民众的道德精神，日月可鉴，妇孺皆晓，所以被尊为“万世人极”。

关羽的人格魅力首先体现在一个“忠”字上，其次是义、仁、勇、烈……气贯千秋，亘古一人。

而且“赤面秉赤心”，内外一致，“隐微处不愧青天”，磊落落、坦荡荡，人前背后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凡成了神又被推下神坛的，人格上一定有大缺陷，做的那些上愧青天、下负百姓的事一旦曝光，头上的光环便立刻消散，为人民所不耻。

关公还活着时，就已经跟神差不多了，即使受挫或失败，也能成就千古名句，被传为美谈。

如“刮骨疗毒”、“华容道义释曹操”、“大意失荆州”、“走麦城”……如此生得忠勇，死得伟烈，纵然被杀，也令人觉得不馁反雄，不丑反美。

而杀他的人反而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孙权就急忙将关羽的首级给曹操送去，想转嫁恐惧和祸患，曹操却将关羽的头颅厚葬于洛阳，孙权随后也以诸侯之礼将关羽的身躯葬于湖北当阳。

人死后仍能让曹操、孙权如此敬畏，可见关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神性。然后便在各种民间传说中频频“显灵”、“显圣”，救苦脱危，广济民生，其英灵之威在社会上越传越神。

人变的神，之所以能越来越神，是因为社会上正需要这尊神。需要是因为欠缺。

缺少信仰的时代，关公的忠忱便成了稀有品质；商品社会唯利是图，而关公却是“春秋大义”、“义薄云天”。

当散漫、怯懦、自私成为风气时，关公的勇武、骨子里的刚硬，在现代人眼里似乎只有神才能办得到。

关公身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他怎能不成神？他的成神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成全民意，顺乎历史潮流，因此才会“儒佛道三教并尊，士农工商四民同拜”。

凡是人们能想得到的行业，诸如剃头刮脸、描金制革、屠宰典当、治病除灾、辟邪驱恶、开饭馆、办酱园、设武馆、建学校、做衣服、磨豆腐等等，有100多种职业拜奉关羽为“祖师爷”或“保护神”。

他真是“万能之神”，全民崇拜。 这又因为他曾是人，他这个神是人的“升级版”，能实实在在地折射出人的理想和愿望，所以才愿意拜他、求他，相信他能理解人间疾苦。

近代来华的西方人，在深入中国社会时，发现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有诸多让人费解之处——例如，被他们当作战神一样来崇拜的关公是一个战败至死的武士，而这样一个人物，却又普遍被当地商业社会当作财神来祭祀。可以说，这个谜团本身包含着中国社会及其商业文化的某些特殊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解释为何像关羽这样一个看来并无太多突出事迹的武将，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崇拜，并且还担当乍看上去并不适合他的商业职能。

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在对关羽的研究中，清晰地描述了他被逐步神化的轨迹：陈寿《三国志·关羽传》的正文仅953字（而诸葛亮传则是4310字），对他的评价也并不甚高；然而大体从宋代起，对关羽的崇拜日渐高涨，不仅民间对他赞誉有加，将很多原本不属于他的事迹（如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等）归于他，到《三国演义》更将他渲染为几乎战无不胜且又忠义绝伦的英雄，文人学者如毛宗岗也将他称为三国时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其受推崇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追随的主公兼兄长刘备；与此同时，历代帝王也不断给关羽追赠名号，直至“关圣帝君”。

印尼民丹岛丹戎乌邦小镇（TanjungUban）附近的一座由华侨华人兴建的关帝庙，中西合璧，古风犹存

从“镇魂”到“忠义”

关羽具有神力，是从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传说他走麦城败死后，在玉泉山“显灵”，这是东亚传统信仰中的一个特殊观念，即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如果灵魂没有得到安抚，那就会扰动和报复生者。虽然关羽后来变成了道教神灵，但他最初的信仰却是由佛教徒传播开的，这或许正是因为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经常担任“镇魂”的角色。当时也正是佛教最兴盛的时期，一如渡边义浩分析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羽尚未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在唐末也还只是“被视作恐怖的阴间鬼将”——不过这可能未必如他所推测的，是因为关羽当时守护佛殿的伽蓝神身份，而是因为他的灵力从一开始就源于人们对其非正常死亡所抱有的恐惧。

关羽的地位在宋代出现了剧变，渡边义浩认为原因有三：作为国家守护神来抵抗北族；三国故事的普及和朱子学确立的蜀汉正统论；晋商中开始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他认为，第三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理由是：从宋代起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度，这造成了晋商势力的崛起，而晋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将同乡关羽作为守护神来加以崇拜。“正是因为关羽是他们的守护神，宋代朝廷在战争之际遂向关羽祈愿。关帝信仰作为联系商人与国家权力的手段而日渐扩大。”尽管这种将关公信仰的兴起与晋商崛起相联系的观点不无新意，但从逻辑上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晋商仅凭借助朝廷的榷盐制度，是否已聚集起如此巨大的能量，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国家的？食盐专卖是国家制度，晋商有求于朝廷更甚于朝廷要借助晋商，那么朝廷又为何一定要推动某一地域的商人群体所崇拜的神灵呢？关羽崇拜为何又能超越地域限制，广泛盛行全国乃至整个东亚？

的确，关羽崇拜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广泛性，不仅超越了社会阶层边界，跨越了族群边界，甚至跨出了国界。研究越南文史的朱琺曾说：“传统上，关帝庙的数量比文庙孔庙要多得多。目不识丁者也会是关羽的信徒，他们却不太去文庙……我在南洋以及其他在上几个世纪就有汉人飘荡痕迹的地方漫游，就发现除越南之外，极少有文庙；而武庙到处都有。华侨一直把武庙带在身边呢。”渡边义浩作为日本学者，也很自然地注意到中日韩三国对关羽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韩国人而言，关羽崇拜是明军援朝后引入的信仰，既护佑国家又是外来神灵，感受复杂；而日本人虽然众所周知地喜欢三国故事，但关羽却仅被视为一员普通武将。日本史学家佐竹靖彦注意到，“中国人更注重‘义’，而日本则注重‘忠’”。和越南之外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关羽崇拜在日本几乎仅存于华人华侨群体中。

在我看来，更合理的解释并不是关羽与晋商的关系，而在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关公在中国能受到超越地域、阶层乃至族群的广泛信仰，但在社会结构异质的邻国（越南除外）中则只能在华人华侨内部盛行，因为这一崇拜是与这种社会特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社会结构，就是宋代起逐渐定型的贵族衰落之后的平民化社会，而同时长途贸易和城市商业又逐渐兴起，使以往都是在宗族内部熟人社会内生活的中国人，日渐需要找到一个能确保他们与陌生人建立社会联系的神灵，关公崇拜由此应运而生。

来自“义”的神性

那么，为什么是关羽呢？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三国故事：当时鼎立的魏蜀吴三国，所依靠的力量完全不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是借助了东汉国家的力量，孙吴的基本盘则是江东土豪，且魏吴君主都有强大的宗族势力支撑，唯独蜀汉最为特殊，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这些君臣，可说都是乱世中凭着对个人纽带（结义）和意识形态（汉朝正统）结合起来的冒险家群体，很长时间里四处流亡，直至夺取成都才算有了自己固定的地盘。历代推崇蜀汉，无非在其标举的“正统”与君臣之间的“忠义”，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和号召力所在，否则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并不蠢，他作为一个已沦落为“贩履织席为业”的没落贵族，恐怕深知唯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渡边义浩也意识到，关羽对刘备的“义”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这种“义”是以与他人的关系为中心，强调对陌生人之行信义。“对于以相互信赖为最重要标准的商人来说，这种‘义’应该被置价值观的中心。关帝至今仍作为财神在商人群体中受到笃信，原因正在于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文化，多是依靠同族、同乡、同业的连带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因为商业运作本身需要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用，关羽的“义”恰好符合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需求，成为人们祈愿的对象。汉学家艾伯华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宗族间的械斗也经常在当地关帝庙中举行的公共会议决定，这正意味着关公可以成为不同社会群体都认可的超自然权威，而他的神性则来自“义”这种超越了宗族间熟人关系的道德观的升华。

因此，除了从史料和文本入手来了解关羽崇拜的形成之外，还需要考虑《三国演义》这样的讲史故事因何会兴起，在当时又是说给谁听的。正是从晚唐五代的“变文”开始，这些面向平民的故事开始流行，毫无疑问，说书先生需要在不断互动中适应听众的兴趣，突出他们所偏爱的英雄。而当时社会的特质，正是在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长期大破坏之后，贵族势力渐趋衰亡，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脱离了原本既保护又控制自己的宗族社会共同体，为了生存而流动起来了。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强调，这些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而这主要还是有赖于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才能容纳这些人生存并形成群体。不仅如此，他们的联合“往往是横向”的，即模仿宗法社会的兄弟、朋友这样平辈的关系，但却“兄不大，弟不小”，这是对传统上那种垂直等级制社会的破坏，当他们与对立的社会势力发生冲突时，往往倾向于以武力解决。

关羽的形象完美地符合这一新生社会力量的潜在需求：他是一个来历不明、脱离原籍的冒险家，与陌生人结义为兄弟后，秉持自己的道德和才能，做出了一番事业。在中国社会中，但凡一群陌生人要聚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努力或举办公共事务，那就要借助“义”作为纽带和约束力量——因此，水浒英雄要齐聚“聚义厅”，社会救济组织要叫“义堂”，甚至救济族人的也叫“义庄”，而如果做事偏离社会规范就会被指责为“不够义气”。在法律和商业规范不完善的年代，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约束，有助于人们实现自我管理；因为一个没有义气的人等于丧失了个人信用，在社会上是混不开的。对商人而言，这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几乎都是背井离乡在和陌生人做生意——事实上，和熟人是没法做生意的，社会学家曹锦清早就发现，中国各地往往“本村人不在本村经商”，像海南各地开店者几乎全是广东移民，若是本地人，则“亲属老乡到你店里一坐，不消两天就把店吃倒了”。

君臣之义与兄弟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义”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孟子·尽心下》认为“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西汉陆贾《新语》也说“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至忠”——这意味着，“义”在当时乃指君臣之间的“忠义”。《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曹操的话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看来也是这一层意味。甘怀真曾指出，先秦时期君臣关系的主要内涵是“义”，但汉代之后逐渐被诠释为是基于君臣、君民之间“恩义”。

前秦皇帝苻坚曾宣称“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这里说的“义”显然已非君臣之间的忠义或恩义，而是某种统治合法性的道义。但在南北朝的乱世中，逐渐出现了佛教徒自发形成的社会救济组织“义”和信仰团体“义邑”，后世那种以“义”为基础的横向联合的社会组织，或许便是萌生于此。到了中晚唐以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们更需要“信义”作为彼此联合共处的道德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宋元之际新出现的“桃园结义”故事甚至完全改变了早先那种君臣之间“忠义”的含义，而将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重新建构为更平等的结拜兄弟。面对这样广泛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两宋朝廷选择了最明智的办法来加以引导：通过给予关羽封号承认民间的信仰，由此纳入朝廷的制度框架，并将之刻画为一位忠于国家权威的神灵。

就这样，关羽这位活着的时候，甚至死后六七百年里都未见多受推崇的武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一步步登上神坛，受到中国人的广泛崇敬。他不仅被视为护国之神，还因为其道德力量而为无数中国人想要超越宗族社会建立社会联系提供保障和支持，甚至也给他们以极大鼓舞，因为他作为一个榜样激励着人们：凡人只要秉持信义、建立功业，也是能成神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关羽成为“关帝”和财神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缩影，象征着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在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破坏的过程中，自我成就导向的中国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得到国家认可的框架下，逐渐开辟了新的社会组织和新的公共事务。此时，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神作为社会功能的道成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