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情事：那些年极品渣男写过的绝美情书！

胡兰成：错爱倾城

“想你于我之间，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你是清醒着的，而我……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文字是不是很美？是不是让人很感动？相信大多数女子看到这样美丽的情话，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更何况这个人本来就是张爱玲一生最爱的人。

自古以来，才子配佳人都是一段人人称羡的佳话。在当时看来，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多情，一个有才，他们该是多么登对契合的一对儿，所以这两个彼此欣赏的人，理所当然地开始了他们的“倾城之恋”。

一个女子，不管她如何“睥睨天下”，面对爱情，想要的都是安稳平凡，于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他们的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原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是，仅仅三个月，胡兰成便违背自己的誓言，与一个护士如胶似漆，甚至背着张爱玲举行了婚礼。更令张爱玲心寒的是，日本投降后，胡兰成在逃难途中竟然和自己同学的庶母做了夫妻。

再坚强的女子，在爱情里，心也是柔软的，怎么经得起如此蹂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后，张爱玲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那朵从尘埃里开出的花朵，也终将萎谢。

面对胡兰成如此炽热的的情话，张爱玲回道：“兰成，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有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我亦是不看的了。”

这个见到胡兰成就低到尘埃里的女子，终于决定昂起自己的头颅，只是这个决定是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所得的结果，可以想象，像张爱玲这样洞若观火的通透人儿，是多么深沉的爱，才能让她变得如此不潇洒。

她的心中只有他一人，而他的身边从不缺女人，在此且不去指责胡兰成的虚伪薄情，只是大大地为张爱玲不值。

沈从文：爱之切，求不得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彼时，18岁的张兆和，正当最好的年纪，出身名门，长相清丽的她是公认的校花，众人心中女神般的存在。而沈从文这个来自湘西山间的清贫男子，却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个名门闺秀的仰慕。于是，这两个来自不同的世界，看似不会有故事的人，开始了他们纠葛的一生。

为了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夹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

他在信中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将他的感情毫不避讳地表达出来，他将她当作顶礼膜拜的神，那些信，几乎封封都能当作美文来读，世间任何一个女子看到这样的情书，都应该心动吧，然而张兆和却无动于衷，并不回应他的爱。

沸沸扬扬的绯闻给张兆和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身边的人都劝说张兆和接受这份真诚的爱，就连当时的校长胡适也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然而，张兆和却骄傲而倔强地回答道：“我顽固地不爱他。”即使如此，沈从文依然锲而不舍地写着自己的情书。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去青岛任教，于是，他的情书又从青岛寄到了上海。只是，不同于以往的不顾一切，他的信少了文人的风花雪夜，多了一份温暖和庄重。

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张兆和的内心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这个18岁少女的心，终于暖化了。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从《湘行简书》中可以看出，婚后的前几年，他们的感情算得上幸福甜蜜，让人艳羡。

然而，生活不是童话，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抗战爆发后，岁月静好的生活被瓦解，面对生活的窘迫，从未愁过吃穿的张兆和对沈从文颇有怨言。

当心中的女神走下神坛，变成只顾柴米油盐的平凡妇人，沈从文无法接受，甚至怀疑张兆和爱上了别人。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于是他们的感情有了无法愈合的裂缝，爱情童话也随之褪色。

1935年，沈从文遇见了自己的粉丝高青子，他们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于是，沈从文又爱上了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或许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感情并不是爱，或许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从未改变，只是婚内出轨是不道德的，即使有千般理由，渣男的标签恐怕也是无法去掉的了。

郁达夫：得知，我幸，不得，我命

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

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

真正的爱，是不容有利害的打算存在于其间的。

和前两位相比，我个人认为郁达夫更渣。遇见王映霞的时候，郁达夫是有妇之夫，并且相遇的那一天他还穿着自己的原配夫人从北京寄来的新袍子，然而，当看见”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王映霞，他就彻底沦陷了，忘了家庭，忘了名誉，甚至是忘了道德。几近疯狂的郁达夫不顾王映霞已有婚约的事实，整日徘徊在佳人的窗下，频繁的写情书。

虽然王映霞也仰慕郁达夫的才华，但是她还算理智，断然地拒绝了这个浪漫诗人的爱。

关于爱情，郁达夫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就当他对王映霞的爱充满绝望的时候，他给王映霞写了一封绝交信，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信却起到了不退反进的效果，第二天王映霞就拿着信找到他，表示愿意与之在一起。

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西湖举行了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婚后一年，郁达夫和王映霞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爱巢，郁达夫给新家取名”风雨茅庐“，希望在这风雨飘摇的乱世，这个地方是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依然不能免俗地败给了时间，由于年龄，性格多方面的原因，夫妻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王映霞怀疑郁达夫与前妻藕断丝连，郁达夫怀疑王映霞与许绍棣暗通款曲，两人曾经的温柔再也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针锋相对，纷争不断。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他还将许氏情书照相翻印寄给各路名人，使难言家丑大白于天下。更过分的是，他还将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

对，你没有看错，他将王映霞称之为妾。

没有最渣，只有更渣。郁达夫的性格颇有歇斯底里的极端倾向，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自己的“家丑”，暗指王映霞“红杏出墙”，他的作品《毁家诗纪》被万人争诵，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能够在他的作品中窥探他的私隐，而《毁家诗纪》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映霞决意离婚，两人长达12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1940年8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终以劳燕分飞而宣告结束。

喜欢树懒的文章就关注哦。你的关注和赞是我坚持写文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