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提起高加索人种，那何不一起谈谈欧罗巴人种和日耳曼人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一篇写道，作为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和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中华文明实际上是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个“天然标尺”，可以用来衡量各个异域文明。

针对“两千多年西方文明史”这一疑点重重的历史学“公案”，很有必要应用文明史“中华标准”进行重审并“破案”。通过与中华文明史进行对照比较即可以断定，长期以来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明史”叙事，其实是一个伪造的线性结构。

这一篇本来是继续“破案”，将“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至今已有两千多年”这一叙事当中一系列与所谓“中世纪”有关的历史叙事，如“罗马帝国覆灭”、“黑暗时代”、“日耳曼蛮族”、“基督教封建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等等，与线性历史叙事之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之处一一辨识出来，看看这段相当于中国从春秋战国至今的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到底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到底是文明的持续发展还是蛮族的屡战屡胜。

稿子还没发出，忽听一阵喧哗，原来有个名叫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美国黑人女高官，以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身份发表了一通言论，云：美中之间的竞争是真正的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况”，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面临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

“非高加索人种”什么鬼？“高加索人种”Caucasian又是指谁？国内媒体后来改用“非白人”代替not Caucasian，好像是不希望过于突出其中的种族含义，但“非白人”概念反而更含混。很多人会问：文明冲突的另一个非西方对手——阿拉伯世界各种族，是不是高加索人种？如果是，他们显然不是白人，如果不是，“文明冲突论”一直将他们视为一方。

看来该政策规划主任此番言论并不是信口一说。俄罗斯被她明确定义为“西方家族”内部成员，这与“高加索人种”的概念大体上逻辑一致；但同时“高加索人种”的概念在理论上还覆盖了地中海地区和印度地区，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文明冲突将不再发生在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中东之间，而将发生在西方集团再加上俄罗斯、大中东和印度这几家合并而成的“高加索人种”世界与之外的整个“非高加索人种”世界之间？

细思恐极。怪不得西方自乌克兰危机之后对于俄罗斯除了制裁也没怎么样，原来这不过是“高加索人种”兄弟们之间的“家事”。怪不得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无论怎么谈最后还是会升级，原来真正重要的文明冲突这才刚刚开始。怪不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都在抓紧重新进行国家定位，原来“非高加索人种”的帽子人人头上顶着一个永远摘不掉。最后，怪不得“台独”自然死亡的倒计时已经提前开始，因为最终人们都会明白“高加索人种”不会为“非高加索人种”兄弟们的“家事”流血丢命。

如此这般推断下去，事情越来越大。相比之下，西方伪造自己的线性文明史这个“公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一篇重新开题，专门讲讲“高加索人种”这个种族问题的前世今生。

“高加索人种”的人类学含义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种族问题不是不可以谈，而是不可以在种族主义、种族不平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灭绝等含义中公开谈论，因为有违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宣言。但作为一个被科学确定的基本事实、一个学术概念的种族问题，是可以公开谈论的。为便于记忆，可以归纳为：只可以在平面上谈（分辨差别），不可以在立面上谈（区分高低）。

按这个标准，斯金纳此番涉及“非高加索人种”概念的言论，暂时还没有犯规。她只是将种族的概念重新引入到了国际政治和文明竞争的话语当中，并没有连带不平等、歧视等含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1978年《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第一条第1款宣告：“全人类属同一种类，均为同一祖先之后代。在尊严及权利上，人人均生而平等，所有人均为人类整体的组成部分。”第3款写道：“血统特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影响人类能够和可以采取不同生活方式的这一事实，不得妨碍由于文化、环境和历史差异造成的不同现状，也不得妨碍维护文化特征的权利。”

所有人在“种类”上没有差别，都是“人类”，此话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从头讲起，生物树—动物界—脊索动物界—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Hominidae）—人属（Homo）—智人种（Homo sapiens）—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MH），所有现代人在这个祖先系列上完全没有差别。

图1：现代人类与灵长目猿各分支的关系树

但“现代人类”又进一步分化成了众多不同的亚种、变种，在“血统特征”上出现了大量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差别，例如皮肤颜色，毛发和眼睛的颜色与形状，鼻、唇、头型，面部特征，身体的高矮和粗壮与纤细等，即人类的不同种族（Races of mankind）。分子遗传学告诉人们，目前世界上大小分类的所有一百多个种族，各自线粒体DNA都有一种相同的特征，这说明无论哪个种族，所有人都能追溯到单独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可以称之为线粒体“夏娃”。[1]

那么不同“种族”的不同“血统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线粒体“夏娃”的子孙后代们体貌特征越来越不同了呢？

考古学和人类学告诉人们，人类的种族分化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晚期智人”或“新人”阶段，距今约4-5万年，而到了距今约1.2万年前的时候，人类已经遍布了全球各地，所以，各种不同的“血统特征”，正是人类在这段长达几万年的迁徙时间里出现的。

遗传学又告诉人们，“血统特征”只能通过遗传而先天性地获得，无法通过后天的行为来改变，如缠足、暴晒、文身、塑形、植皮、整容等都没用。而遗传基因则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的机制过程产生的。在文明过程发生之前，谈不上文化环境，人类种族的分化主要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作用于不同人类群体的结果。

所以，简单说，种族差别归根结底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地球小镇上最伟大表演”的一部分。

现代人类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出发之前是同一个种族，没有什么差别。离开非洲之后首先进入了中东，在这里就开始发生基因突变。然后一支穿过欧亚大草原一直往东，另一支穿过高加索往北往西迁徙。往东迁徙的成了现代亚洲人的祖先，往西迁徙的成了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东迁大群还有一支更早离开了非洲沿印度洋沿岸来到了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等地，成为大洋洲人的祖先。进入亚洲大陆的一支穿过东北亚经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和南美洲，成为现代美洲人的祖先。

图2：现代人类迁徙路线诸多假说中的一种

总之，现代人类的迁徙，一路走一路与不同的自然环境之间发生适应关系。由于开始时群体数量很少，据说走出非洲时也就25万人左右，所以每一次发生大群的分裂时，离开的那个小群几乎立刻就陷入“与世隔绝”状态，成为单独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的一群人。有时还会遇到更早走出非洲的其他类人科人属动物，并相互竞争同一部分有限资源。这种情况显然会刺激基因突变的发生，使得众多不同的遗传基因在各地人群中出现。等到现代人类遍布了除南极洲之外的全球各地之后，原本出于同一个祖先的数千万后代们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不仅不再是一家人，而且互为“非我族类”的仇敌。这就是种族的产生。

不同种族的“血统特征”或称遗传特征虽差别很大，但毕竟同属现代人类，因此可以相互婚配，繁衍出大量混血的后代，而且混血后代的生育能力还非常强，很短时间内即可形成一个单独的种族。这又进一步增加了种族变种的数量。例如在南非，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布尔人与当地科伊科因人婚配产生出一个有色人族群。还有大洋洲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皮特凯恩岛，当年英国水手与土著塔希提人婚配留下的后裔，也形成了该岛占多数的混血居民族群。

若着眼于大的种族差异，如最为明显的肤色，也可以把全人类只分为少数几个大的人种。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曾用四种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人种，红色表示埃及人，黄色表示东方人，北方来的人为白色，埃及以南的非洲人以黑色表示。这是最早的人种分类法。[2]

图3：塞提一世墓中壁画，从左至右分别为叙利亚人，努比亚人，利比亚人和埃及人。

人类学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分支。

1684年，法国内科医师伯尔尼埃（Francios Bernier）将全人类分为4个人种，即欧洲人、远东人、黑人和拉普人。

到了18世纪，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出版了《自然系统》一书，依据肤色和地理分布的不同，将人类划分为四个亚种（Sub-species），俗称“四大人种”：亚洲的黄色人种，欧洲的白色人种，非洲的黑色人种，美洲的红色人种。

1781年德国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 F.Blumenbach）根据颅骨测量研究结果，作出了更为系统的划分法，将全人类划分为五大人种：白种、高加索人种（Caucasian），黄种、蒙古人种（Mongolian），棕种、马来亚人种（Malayian），黑种、埃塞俄比亚人种（Ethiopian）和红种、阿美利加人种（American）。

到了19世纪，1870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新的分类法，将人类分为四大人种：尼格罗人种（Negroid）、澳大利亚人种（Austrloid）、蒙古人种（Mongoloid）和高加索人种（Caucasaid或Xan-thochroid）。同一个时期前后，还有法国学者布丰提出的六分法，日本学者横山又次郎提出的八分法，布罗卡、居维叶和哈顿等人提出的三分法等。

到了20世纪，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胡顿（E.A.Hooton）提出一种系统分类法。他认为全人类可以在第一个层次上分成三大人种，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每个大人种下面包括几个分支，分支下面又包括几个地区性的人种类型。[3]

图4：关于种族分类的归纳

无论怎么分，“高加索人种（Caucasian）”一词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其实就是代表白种人。

那么为什么要用“高加索”来命名呢？这是因为通过考古追踪进入欧洲的现代人类迁徙路线发现，从中东地区北上的现代人类首先进入了高加索地区，然后一支向南进入地中海周围成为欧罗巴人种的南支，并分为巴尔干—高加索类型和印度—地中海类型，肤色较深，眼睛和头发多半为黑色。后来，随着冰川的后撤，人类逐渐向北推进，同时在北欧光照较弱、气候寒冷的环境下，肤色变浅，眼睛变为灰色或浅蓝色，头发变为淡黄色或黄色，分化为欧罗巴人种的北支，并分为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和白海—波罗的海类型。[4]

这就是“高加索人种”在人类学上的含义。如果按照三分法，“高加索人种”包括除“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或称埃塞尔比亚人种、赤道人种）之外的所有人类亚种，虽然主要是肤色较浅的“白种人”，但理论上也包括肤色较深的地中海人和印度人。

在“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相交的中间地带，人的肤色、发色和眼色则介于白种人和黄种人两者之间，大体上呈褐色，称作中欧支系，或称乌拉尔类型和中亚类型。与此类似，在“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之间形成了阿伊努类型和波利尼西亚类型；在“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之间形成了东北非的埃塞俄比亚类型和南印度的达罗毗荼类型。

至于“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各自的形成过程和内部的类型划分，限于篇幅暂不加以论述。在此仅针对“高加索人种”自形成之后的文明演变历史做一个纵览。

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中断

如前所述，“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这三分法，描述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种族分化基本情况。那时的人类还处在摩尔根所说的“蒙昧时代”，尚未开始进入柴尔德（V.G.Childe）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时期和“城市革命”时期，也就是说，文明进程还没有真正开始。

所以，确切说，斯金纳的这番话与严肃的“文明冲突”理论也不相关，因为时代不对。非要给一个科学的说法的话，只能叫做“野蛮人群冲突”或“史前人类冲突”理论。只是不知道这是否代表今日美国国务院的本意。

先不管今日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到新石器时代开始后被“高加索人种”所覆盖的这一大片包括了今日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的广阔地区，看看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地理是历史的子宫”，文明有各自的地理基础，古代更是如此，若要理解一个地区的早期文明史，首先就要回到文明得以发生发展的最基本的地理空间上。东亚大陆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中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自然条件，同样，要理解“高加索人种”南支和北支各自的文明发展历史，也要以这一带的地理环境为分析基础。

图5：阿尔卑斯山地形图

从图5可以看出，由于意大利半岛与欧洲大陆之间横亘着平均海拔约3000米、最高海拔4800多米的阿尔卑斯山，所以，山南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理区域和山北以莱茵河-多瑙河为中心的地理区域，在“历史的地理基础”意义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

前者包括了地中海北部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地中海南部的北非和东部的西亚，后者则包括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所有欧洲地区。事实证明，“高加索人种”南支和北支分别进入的这两个不同地理区域，日后也的确发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历史。

做个假设：如果不是从直布罗陀沿地中海中间划线分出欧洲与非洲，而是靠北沿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南喀尔巴阡山和黑海和划一条线，再靠南沿撒哈拉沙漠北部与北回归线平行划一条线，将中间这一包括了地中海南北两部分沿海地区的部分单独命名为“地中海洲”，那么可以想象，世界历史的真实图景会比今天清楚很多。

因为进入了“地中海洲”和印度的“高加索人种”南支，与进入亚洲大陆的“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这一支，大约在同时代开始发展出最早的文明。而“地中海洲”北边的“高加索人种”南支和南边的“尼格罗人种”都是很晚才参加到世界历史当中。

图6：假设有一个“地中海洲”

位于“地中海洲”东部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埃及西奈半岛和尼罗河三角洲的环形地区，按照东亚、西欧、北非这样的命名规则，可以称之为“东地中海洲”。包括了“新月沃地”或者称“侧翼丘陵区”的“东地中海洲”，就是人类文明史最早的文明圈，在大量现代化考古发现的支持下，这已无可置疑。

由于位于希腊的东面，所以在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视角中，该区域一直被定义为“东方”。人类文明史起源于东方而不是西方，这一点也没有疑问，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从亚细亚洲开始。 [5]

以文明史“中华标准”观之，倒也理所当然，因为“东地中海洲”包括了埃及的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是该地区最早也是最大规模的农耕定居文明区。如前所述，在文明早期阶段，定居文明区的规模，是确保文明保持延续而不至于毁于蛮族游团之手的唯一保障。

“东地中海洲”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持续了约2000年，在相当于中国商朝时期的几百年里，曾经达到过很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个辉煌文明却在公元前12世纪后期突然迎来了一次末日降临般的猝然崩溃，所有王国都迅速瓦解，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文明发展戛然而止。

“古代东地中海文明”覆灭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专家们给出的解释五花八门，包括气候变化、地质灾害、饥荒、社会暴动等等，但也无法排除外来蛮族入侵的可能。

考古报告发现，毁灭于公元前1190年前后的乌加里特城“整个城市都有毁坏和火灾的证据”，“散落在被毁或被弃的遗迹中数不胜数的箭头”。[6] 而同一时期的埃及庙宇墙壁铭文中曾多次提到来自“海上民族”野蛮敌人的入侵。出自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一段话描述了“海上民族”的可怕，“各国疆土在战火中一同灰飞烟灭。在其武器面前，无一领土可得幸免”。[7]

在大量关于这场大浩劫的科学考证当中，有一种非典型的观点显得高瞻远瞩：一个文明发生崩溃是正常的，只要时间够长，早晚要崩溃，所以也不必非要找出导致崩溃的具体原因。[8]

这个看法与“中华标准”不谋而合。毕竟，在蛮族游团横行天下的古代世界，一个定居文明要想持久地延续下去，是需要很多内外条件的。

古代中国人在夏商周合计长达近两千年的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之后，原本分散林立的农耕定居区才逐步合并扩展，最终通过秦朝这个大一统国家将“天下”型定居文明稳定下来。对照中国历史“天然标尺”，“东地中海洲”早期分散林立的农耕定居区始终未能成功走向大一统，当然也就无力承受天灾人祸的频繁冲击。

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毗邻的蛮族游团其实一直与农耕定居区共同兴衰起落，因为在本质上前者是靠后者的物质财富供养的。但这种“共生”关系却是脆弱的，就像物理上的共振现象一样，一旦在共同衰落的周期上遭遇某个意外冲击，就会冲破临界点，整个社会体系的大崩溃就会发生。

在同时期的古代世界，发生在前12世纪的“东地中海洲”文明大崩溃，是“高加索人种”南支所遭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明覆灭，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黑暗时代”。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一支却坚持了下来。当时中国的商朝，虽然也处在四周蛮夷戎狄的包围当中，但定居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仍不断扩大，并即将迎来周朝初期的第一次大一统。

浩劫之后的“东地中海洲”，还要再等几百年之后，新的文明才开始登场。约在中国西周末年，在可以称为“中地中海洲”的区域内，著名的希腊时代出现了，是为“地中海洲”的第二代文明。

图7：红色圆圈内的“古代东地中海文明”与紫色圆圈内的“古代中地中海文明”，即通常所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是“高加索人种”南支的文明创造，与北支没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以古希腊时代为开端的第二代文明，地理上与第一代文明并不重合，所以两者之间的断裂和接续关系也错综复杂。

在埃及，虽然拉美西斯三世成功击溃了“海上民族”的进攻，可是整个国家也被拖得精疲力竭，滑向了衰弱和分裂。最终的结果，不过是蛮族以某种“和平渗透”的方式，在此后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9]

而在希腊地区，却是“突然死亡”的方式，曾经毁灭了米诺斯社会的迈锡尼社会这一次遭遇了更为彻底的文明毁灭，“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黄金销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样式也已弃而不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 [10]甚至连古爱琴海文字也在这一时期完全失传。

人类文明历史上，文字在一个短时期内发生了失传，新的文字突然取代旧的文字而出现，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可以据此推断旧文明毁灭时的惨烈程度。因为语言文字主要是通过妇女实现代际传承的，如果发生突然断裂，往往意味着不仅定居区完全毁灭，而且发生了种族灭绝。

第二次黑暗时代

第一次“黑暗时代”之后，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古希腊文明开始出现，接着就是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的古罗马文明。

关于这一段长达1300多年的文明历史，已有太多的历史文献、建筑物遗存和考古发现，人人耳熟能详，在此不再赘述。下面重点考察一下古罗马文明覆灭之后的第二次“黑暗时代”，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中世纪”，因为这个时代才是认识和理解西方文明的关键时期。

图8：一幅19世纪的画作表现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克废罗马皇帝罗慕洛自立为王

罗马帝国的覆灭以476年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克废罗马皇帝罗慕洛自立为王为标志。此时的欧洲大陆，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东哥特人统治意大利，汪达尔人统治非洲北部，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统治高卢。这些人被统称为“日耳曼蛮族”，来自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那一片荒蛮的日耳曼森林。

到现在开始，我们的论述才刚涉及到“高加索人种”的北支，也就是划出去“地中海洲”之后的那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小欧洲”范围内的各个人群。实际上，所谓的“白种人”、“欧罗巴人种”和标准形象的“高加索人种”，就是指的这个人群。由于北欧光照较弱、气候寒冷，他们的肤色变浅，眼睛变为灰色或浅蓝色，头发变为淡黄色或黄色，鼻孔变得窄小，鼻管变长，体毛增多。

具有这个体貌形象的人群，在整个古代世界的文明发展创造中，基本上是缺席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人类文明之光出现之后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都在哪里，在干什么。

日耳曼这个名字，迟至罗马帝国的尤利乌斯·恺撒时代才第一次出现，这很奇怪。反观中国的史书记录，如犬戎、獯鬻、猃狁等戎狄的名字，都是与黄帝、尧、舜等古帝的记载一起出现的。恺撒在《高卢战记》一书中，首次给“居住在莱茵河彼岸”的那群人起了个名字：日耳曼人（Germani），他认为这是一个与高卢人完全不同的民族。同时期的西塞罗写道，公元前60年3月，古罗马受到了野蛮难民的威胁。[11]

这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为“高加索人种”南支第二次文明高峰的罗马，它对于北方的远祖兄弟们基本上没有关注和了解；作为“高加索人种”北支核心部分的日耳曼部落，它与任何文明中心之间都完全隔绝。

据说，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最初发生贸易接触是在公元前150年前后，这些野蛮人能够提供的商品仅限于来自于动物的皮革、来自于树木的琥珀、来自于他们自己身体的金发和被他们抓捕的奴隶，而从罗马人那里换取的东西，就是葡萄酒。[12]由此可以想象，在莱茵河东岸那一片深不见底的茂密森林中，没有农业和农民，没有定居文明和社会秩序，只有四处游荡、居无定所、尚未脱离狩猎-采集阶段的野蛮人。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写道：

（日耳曼人）尚武，除此之外生活中只有狩猎…他们在河里男女同浴，（只）用小块鹿皮遮羞，而裸露出大部分身体。他们不重视农耕，主要食物是牛奶、奶酪和肉类；他们也没有数量明确和疆界分明的私人土地……他们认为，最能表现勇气的事情，莫过于把邻人逐出家园，因此谁也不敢与他们比邻居住……抢劫他人，如果是发生在领地以外，就不会令他们感觉羞耻……[13]

图9：如题。图片来源：詹姆斯·霍斯：《德国极简史：从恺撒到默克尔》

罗马属于“地中海洲”，日耳曼属于“小欧洲”，高卢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分布在阿尔卑斯山南北，所以相当于是“地中海洲”与“小欧洲”之间的过渡和连接。但遗憾的是，自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小欧洲”就成了日耳曼人的世界，而不是高卢人的世界。及至西罗马帝国灭亡，连同“地中海洲”和“小欧洲”全部都被日耳曼人占据，“高加索人种”北支人群一统了全天下。

所以，无论是“高加索人种”还是“欧罗巴人种”还是“白种人”，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就是以“日耳曼人种”为核心的，而诞生于“小欧洲”的那个“西方”归根结底也是以日耳曼文明为核心的。真正的西方历史，不是始于“地中海洲”的古希腊，也不是始于跨越两洲的高卢，而是始于“小欧洲”中心地带的日耳曼森林。

图10：公元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时的几个日耳曼王国（图片来源：詹姆斯·霍斯：《德国极简史：从恺撒到默克尔》）

以文明史“中华标准”观之，问题仍然在于：即使强大如罗马帝国，也没能成为一个“天下”型的定居文明，所以最终也还是难逃毁于蛮族入侵并跌入“黑暗时代”的命运。或者也可以说，由于罗马帝国本身也是半开化的蛮族所建立的，在文明的发展程度上远不如秦汉帝国，结果，在文明尚未强大到足以抵抗蛮族、同化蛮族之前，自己的内部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恺撒代表着帝国的巅峰时期，他的“我来，我看，我征服”，在“地中海洲”可以说到做到，但在蛮族遍布的“小欧洲”，却远不如在埃及和伊比利亚那么神奇。若将公元前58年-前55年恺撒渡过莱茵河进攻日耳曼部落与公元前129年-前119年汉朝卫青霍去病“六击匈奴”和“漠北决战”相比，前者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效果上，都相差很多。

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南方可以跨越浩瀚的地中海将整个北非纳入控制范围，但在北方对于一河之隔的日耳曼蛮族却毫无办法，终至帝国灭亡之前，既没有完成征服，也没能实现同化。恺撒在“孚日山战役”中进行的大屠杀远不是决定性的。半个世纪后的公元9年，瓦鲁斯总督率领的罗马大军就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被日耳曼部落合围，全军覆没。

今日德国的中学历史课老师会要求学生们记住公元9年这一年，因为这就是德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萌芽时刻。从此以后，罗马帝国再也没有将日耳曼蛮族“罗马化”或者哪怕“高卢化”的任何机会了，只能坐等覆灭。从文明史的角度看，“高加索人种”南支虽然提早数千年创造出伟大的文明，其文明成果却在“高加索人种”北支冲出日耳曼森林之后，短短几百年即完全毁于这些野蛮人远祖兄弟之手。

罗马帝国不是突然死亡的，由于它的疆域规模和文明高度，所以也与第一代文明中的埃及类似，是一种在蛮族越来越深的渗透之下的渐渐死亡。帝国的最后一段历史，与蛮族反噬文明的“黑暗时代”相重合。《中世纪经济与社会》一书作者汤普逊写道：

当罗马帝国像破屋一样地逐渐倒塌下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填补了那些破坏了的省份（它们好像是这大厦中的房间）并和本地居民并肩杂处在那里。罗马人更加蛮族化了。同时日耳曼人更文明化了。……[14]

也许的确出现了“日耳曼人更文明化了”现象，但遗憾的是，这些十足的野蛮人其文明起点实在太低，整体的文明化过程实在太过缓慢。否则的话，也不会一直要等到一千年之后才“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且大部分文明成果还是经由阿拉伯社会之手获得的。

这一点对于伪造西方线性历史的学者们来说，是最难以自圆其说的。当东哥特人占据了意大利半岛、西哥特人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占据了莱茵河以西的整个西欧，此前已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就在他们眼前和脚下，怎么会视而不见？即使没有能力继承和发扬，又怎么会倒退一千年？

答案是：作为近代西方社会起源的日耳曼蛮族社会，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的毁灭者，而不是继承者。或者说“高加索人种”北支蛮族，是“高加索人种”南支文明的终结者，而不是发扬者。两者之间最多只是同一“物种”，而绝不是同一文明。关于这一点，阿诺德·汤因比写道：

在罗马帝国崩溃和我们西方社会从混乱中逐渐出现之间有一段“沉睡的中间期”（约在公元375—675年间），原本是那个旧社会躯体一侧的肋条却变成了同一物种的新生物的脊梁骨。[15]

“物种”之间没有连续的继承和发展，甲的一根肋条可以成为乙的脊梁骨，就好像中华社会的肋条分别成了朝鲜、日本、安南等社会的脊梁骨。实际上，西方社会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的直接继承，也仅限于一根肋条的水平。

这就是“高加索人种”早期阶段的主要故事，后来者毁灭了先行者，北方毁灭了南方，蛮族毁灭了文明，每一次毁灭，都导致文明的大倒退。这与“西方中心论”伪造出的西方文明线性连续发展的历史故事完全不同。

当然，正如第一次黑暗时代一样，新的文明还会从蛮族社会中创造出来。蛮族最大的优点就是尚武，最大的强项就是劫掠，最大的机会就是战争。在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日耳曼蛮族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接受了基督教，二是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建立了封建制的蛮族国家，三是通过“十字军东征”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自此，“高加索人种”北支开始正式代表“高加索人种”这个大的人种，先前那些肤色较深、黑眼睛黑头发、鼻管较短的南支人，如北非、西亚、南亚各不同类型和亚种，开始让位于新主人。

真正属于“白种人”的时代，正是通过“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此前的三件大事，与后来发生的那些改变整个世界的壮举相比，只能算是前期的准备和热身。因为真正让这些野性未脱、精力过剩的白皮肤蛮族展现最大优点、发挥最大强项、抓住最大机会的时代，是被“十字军东征”所刺激起来的更为波澜壮阔、英雄辈出的远征——大航海。

此后的历史众所周知。被笼统称为“西方文明”的新兴文明，首先从伊比利亚半岛，继而从英格兰、荷兰等地，然后从整个欧洲大陆冲了出来，把日耳曼蛮族社会特有的征服能量和探索能量，释放到了全世界所有地方。

图11：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大航海之后，日耳曼人今非昔比。对日耳曼蛮族的重新评价，是与对西方文明、对“白种人”的重新描述和塑造同步进行的。大量类似于“平地起高楼”的说辞开始出现，例如：

日耳曼人既没有艺术，又没有科学，也没有哲学，还没有文学；但却有一样胜过所有：他们拥有品德优良且身强体壮的男人。正因如此，其自身的价值使之成为了未来的主宰。[16]

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事件并不能单纯被定性为灾难，因为席卷而来覆盖田地的并非携带无用冰碛的山洪，而是尼罗河水裹挟的肥沃沉积物。在所有蛮族泛滥的区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涌现，能够孕育优于世界各地任何文明的土壤正在滋生。[17]

“翻案”活动的登峰造极者中，包括大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将英格兰的“自由政体”归因于“日耳曼森林的优良制度”，将法国封建传统中的封地、附庸制、领主司法权和贵族的诸多封建特权等，也都追溯到日耳曼人。

他在书中写道，幽暗的日耳曼森林呈现为一种严重割据状态，这些部族被沼泽、湖泊、森林所分隔。我们甚至在恺撒的著作里看到，这些部族是喜欢分居的。这便是政治自由的地理基础。山地成就了希腊的共和国，海岛成就了英格兰自由政体，森林成就了日耳曼的优良制度。

概言之，在孟德斯鸠看来，欧洲之所以能享有今日的政治自由完全要归功于这些北方蛮族。[18]

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98年完成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也及时地被再一次发现。在这本二十来页的小册子中，塔西佗将古日耳曼人描述为“高贵的野蛮人”：自由、坚毅、正直、淳朴、忠诚……。

虽然作者很可能根本没进过日耳曼森林，写书的本意也只是借此警示日益腐败的罗马人，但在被尘封在修道院角落里长达千余年之后此书又重见天日，却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时代需要，因为它的内容可以被当作证明德意志人比罗马人更为优秀，也就是“高加索人种”北支比南支更为优秀的铁证。进入20世纪后，这本书更是被希特勒当成了纯洁日耳曼血统的“圣经”和发动大战的终极灵感。[19]

这篇一万多字的论述，简要讲述了“高加索人种”的基本概念和前世今生。由于仅限于在该种族内部进行论述，所以也不犯规，没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嫌疑。多了解一些种族问题的细节和演化历史，有助于在当今世界的大变局中保持清醒头脑，看清历史大势，这也正是70年对话5000年的本意。

斯金纳主任也许正在为美国重新定义未来的竞争战略，但希望她至少要听听竞争对手们都在说什么，做什么。中国具有唯一连续的文明，是最具有历史感的国家，可却无法设想中国政府官员会公开谈论什么“蒙古人种”，什么“东亚类型亚种”。恰恰相反，新时代的中国，举起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大旗，推动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两相比较，说明了什么呢？

下一篇继续回到主题上，论述“为什么西方率先取得了科学上的领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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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经：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三个中国男人恐怕是地球上最成功的！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277071452/4c1e905c01900ga1f

[2]葛公尚, 周庆生著：《世界民族·种族与语言（第二卷）》

[3]同上

[4]同上

[5]（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2月

[6]同上（第四幕）

[7]同上（序曲）

[8]（美）埃里克·克莱因著，贾磊译：《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终章）

[9]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0]同上

[11]詹姆斯·霍斯：《德国极简史：从恺撒到默克尔》

[12]同上

[13]转引自詹姆斯·霍斯：《德国极简史：从恺撒到默克尔》

[14]同上

[1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16]菲利普·范·内斯·迈尔斯：《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史》

[17]同上

[18]转引自蔡乐钊：《帝国、蛮族与封建法》

[19]【美】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著，荆腾译：《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