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斯里兰卡族群冲突“紧急状态”：佛教极端主义的来龙去脉

近日，在斯里兰卡中部康提（Kandy）地区，发生穆斯林群体和僧伽罗人之间的族群冲突。随着事态扩大，总统西里塞纳（Sirisena）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甚至还为了防范族群冲突蔓延而临时封锁了脸书（Facebook）在内的多家社交媒体平台。

人们也许会问：在缅甸等地佛教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斯里兰卡这个佛教国家，是否也会见证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倾向；斯里兰卡的族群政治，是否会重演缅族人vs罗兴亚人的悲剧？但是，虽然同为上座部（小乘）佛教占主流的国家，斯里兰卡的宗教、种族与民族主义问题，却有其自身发展的背景，和缅甸泰国等地并不尽相同。

本文由研究南亚问题的任其然和曾嘉慧共同完成。事件发生时，曾嘉慧正在斯里兰卡考察，她重访了20世纪初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族群冲突的现场，试图进入本地人看待族群冲突的语境。任其然则尝试将本次冲突带入斯里兰卡两百年族群冲突的历史脉络，探索其中的种姓政治、殖民政治、民族主义等历史动力如何在相互作用下共同造就了今日佛教极端主义的局面。

冲突中被烧毁的汽车。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东方IC

3月6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在康提附近一处村庄发生了一起引发小规模族群冲突的事故，四个穆斯林袭击一个僧伽罗卡车司机并致其死亡。僧伽罗人报复性在村庄里焚烧清真寺、穆斯林人的商店和住所。斯里兰卡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进入紧急状态后一小时，我在街边一家很小的便利店买食物。问店主是否知道康提发生了什么，他说他忙着做生意，在脸书的群组里看到了，并不太关心。与此同时，我收到路上偶遇认识的“港口城”中国项目经理的短信，“现在我们出去都要打报告了。唉！”可科伦坡一片平静，没有任何超市或餐厅因为紧急状态提前关门，道路通畅，公园里偶有歌声，收到这样的短信让人困惑。国家紧急状态是什么样的？

第二天，本地英语报纸《今日锡兰》（Ceylon Today）头版报道了昨晚国家紧急状态的原因，令人惊奇的是，斯里兰卡极端佛教组织“佛陀军”（Bodu Bala Sena, BBS），也就是2014年反穆斯林骚乱的始作俑者，在报纸另一版发文，“恳请人们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事故”，并谴责政府因为没有即时发布嫌疑犯已被逮捕的消息并持续在政府公告里以族群概括嫌犯和死者身份而导致骚乱升级。

科伦坡本地精英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小题大作的“国家紧急状态”，是2015年大选失败，今年携地方选举胜利意欲在国家政治中卷土重来的前总统拉贾帕克萨（Rajapaksa）为本届政府添乱的筹码。但是，曾经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历史记忆也不断提醒我们，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能酿成惨重后果。不少人也认为，“国家紧急状态”正是为了防止20世纪初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以暴易暴的悲剧。

种姓与殖民：斯里兰卡现代佛教的双重起源

如果查阅维基百科或是阅读通俗的历史读物，人们会得到如下印象：斯里兰卡的佛教是一支较为特别的分支：它鼓励传教、强调佛教复兴与民族主义、且演化出更为极端的派别。比如20世纪初著名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者暨知识分子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就如此回忆佛教在次大陆湮灭的经历——穆斯林和英国人是“毁灭”锡兰佛教的罪魁祸首，前者在次大陆上消灭佛寺（尽管在穆斯林进入次大陆，建立德里苏丹国之前，佛教已经在商羯罗改革后的印度教面前不断衰落了），后者则在锡兰传教，威胁佛教徒的生存。他从而认为，佛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像基督徒那样，开办自己的教育，广播福音，而在岛内则应该驱逐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走狗，将锡兰变成一个纯粹的佛教僧伽罗国家。达摩波罗之后，20世纪另一位斯里兰卡知识分子暨比丘僧侣罗喉罗（Walpola Rahula Thero）也持有类似看法，甚至影响了斯里兰卡独立建国的理念。

如上思想，和人们通常理解中温和、和平的佛教大相径庭。不过，斯里兰卡的排外与佛教复兴可不仅仅是殖民统治刺激的产物，它也和近代以降锡兰历史中王权、教权和种姓政治的互动密不可分。

回到18世纪，锡兰岛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北部的贾夫纳半岛由泰米尔人控制，岛屿中央是以康提为中心的佛教王国，而沿海则是西方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控制的殖民地。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些殖民地落到了英国人手上。

康提王国的统治，依赖把王权、教权、种姓和财产制度相互挂钩：王国的中坚力量是占人口一半左右的果维（Govigama）种姓，他们大多数是寺院的佃农，有义务供养庙宇和王室。僧人在果维中产生，王室和贵族群体亦属于果维种姓。政治和宗教权力对果维之外的种姓是关闭的，他们甚至无法通过具足戒加入僧团。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种姓制度，并非古印度四个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之分。四种姓理论在南亚大多数地方只停留于纸面上。在18、19世纪的锡兰岛，种姓制度是一套不同群体之间划分界限，争夺政治、经济资源与地位高低的系统。

殖民时代为果维之外的“低种姓”提供了“翻身做主人”的机会。海岸地区的三个种姓——萨罗（Salagama）、加罗瓦（Karava）和杜罗瓦（Durava）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贸易，经济地位显著提升。但他们的子嗣仍然无法在宗教和本地政治上获得和果维种姓同等的地位。这驱使他们出资派遣自己的僧人远渡缅甸“取经”。回到锡兰后，这些“留学僧”创办了自己的僧团，和康提的僧人们竞争。

到了19世纪，为了和康提王国中果维种姓垄断的僧团竞争，低种姓僧团开始强调“纯正”的、“经典”的佛教。他们抨击康提王国中政治宗教混杂导致腐败、堕落和权力寻租，要求僧侣严格遵守清规戒律。追求纯洁在19世纪中叶以降的锡兰政治中愈发重要。随着康提王国被英国人吞并，佛教王权和旧的种姓政治都失效了。各个种姓的精英竞相充当代理人，争夺利益的竞争愈发激烈。而乡村社会，也在传教士影响下出现了改宗基督教的潮流。缺乏政教权威之下，僧团陷入不断分裂，相互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更加禁欲、抵制外来宗教与文化的分支不断获得支持、生长、壮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兴起一股反对基督教的宗教神秘主义风潮，其中一些人来到锡兰，寻找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宗教。在他们的资助下，僧伽罗人兴办起了大量佛教学校。这些学校顺势继承的，是18、19世纪生长出的本地“新教式”佛教传统，由此揭开了宗教复兴与民族主义的两竿大旗。

斯里兰卡的佛教极端主义势力

殖民时代如何“分而治之”

经过佛教复兴和20世纪初佛教禁酒运动的动员，锡兰岛上的僧伽罗人逐渐建构起了共同的宗教-民族身份。维护僧伽罗人文化和宗教的运动不断涌现，1915年的一场运动擦枪走火，挑起了僧伽罗人和穆斯林商人的冲突。不过，僧伽罗民族主义在此之后“放过”了穆斯林，指向了岛上第二大族群——泰米尔人。

当代的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冲突，要追溯到殖民时代。不过，这里似乎有些坊间普遍流传的错误认识：许多人——乃至评论人梁文道，都将这两个族群的冲突理解为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结果——似乎是因为英国人利用泰米尔人统治僧伽罗人，才使得泰米尔人作为英国殖民者的代理人而“背锅”受罪。但这恰恰是当代僧伽罗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解读。在斯里兰卡，“分而治之”当然存在，但却不是这么操作的。

锡兰岛在英国殖民者手上是香料与经济作物重地。他们在这里引入了加勒比海的种植园经济。这种模式依赖密集、辛劳的劳动力（主要是奴隶），种植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但19世纪初，再使用奴隶已开始不合时宜，而岛上经济以自耕农为主，没有人愿意接受如此苛刻的雇用条件。于是，英国人引入了大量南印度泰米尔劳工，在种植园中工作。这些人显然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帮手”，相反是负担最重劳动的基础劳动力。他们的产出养活了岛上的殖民者，也让本地僧伽罗人、锡兰穆斯林和锡兰泰米尔原住民可以从繁盛的商业中分得一杯羹。

在这些“盘剥者”中，穆斯林受益颇多。在斯里兰卡历史上，穆斯林并非一个族群整体。他们的身份来源，亦有好几个说法。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说，锡兰岛上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地区渡海而来的摩尔人；二是说，锡兰岛上的穆斯林是居住在岛上的泰米尔人改变信仰为伊斯兰之后的结果。事实上，两种假设都无法完全涵盖这个群体的形成过程。

锡岛上的穆斯林，直到殖民时代才逐渐因为英国人的分类才形成一整个族群。在殖民时代，受惠于贸易，不少“摩尔人”成为商人，尤其是小零售业东主，和僧伽罗人的生意产生了冲突。

与此同时，在僧伽罗人中，英国人挑选那些较早跟荷兰人、葡萄牙人有联系的西化家族为代理人，以便统治。这些家族，一些是瞿维种姓，另一些是低种姓，彼此竞争激烈。在泰米尔人和穆斯林群体中也存在这类现象。所以，英国在锡兰殖民的手段并不是在族群层面上“分而治之”，而是依赖各个族群的精英群体实现统治。

在殖民时代，锡兰的族群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二元体系”：它剥削印度的廉价劳工，从欧洲的市场获得好处。新依附于殖民体系的西化族群与外来劳工在一套体系中生活，而传统阶层仍然可以依托稻米种植生活，种植园经济的好处也间接为他们所分享。英殖民的问题在印度反映为巨大的压榨、盘剥和暴力，但锡兰岛上的僧伽罗人在和整个英属印度、东南亚殖民地的互动中并不处于底层。这这使得僧伽罗人的独立运动缺少足够强势的阶级动员，从而更多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认同。而20世纪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冲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失败的左右政治

1915年骚乱之后，英国人为了维持秩序，对僧伽罗民族主义采取了镇压态势。但正因为如此，僧伽罗人坚定认为英国和少数族裔沆瀣一气，部分僧伽罗精英不再配合英国，走向更激进的民族主义。二战之后，英国予以锡兰殖民地自治领地位。但族群动员在选举制度下继续扩大。

1948年，锡兰政府通过《锡兰公民权法案》（Ceylon Citizenship Act），以财产额度和居留时间设限，剥夺了近八十万种植园移民工的公民权，同时打击国内的左翼政党。这些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遣返移民沉重打击了左翼党派跨国跨族群联合的尝试，使他们只好在僧伽罗人中寻求中低阶层的支持，带上了更浓烈的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色彩。

到了1956年，整合了僧伽罗民族主义和左翼理念的西化精英后代所罗门·班达拉奈克（S.W.R.D. Bandaranaike）领导中间偏左的斯里兰卡自由党（SLFP）在大选中获胜，带领锡兰走出更改国号和宪法的第一步。班达拉奈克的胜选有赖两点：利用佛教民族主义发动农村地区的僧团，巩固了农村票仓；承诺当选后“24小时内”确立僧伽罗语为唯一国语，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需求。相应地，泰米尔人半是因为19世纪的教育普及，半是因为感受到僧伽罗人民族主义的压力，也强化了自身的族群意识。

班达拉奈克的遗孀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期间（1960-1965，1970-1977）倾心社会主义，在继续鼓吹民族主义的同时实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大兴福利和大规模国有化在内的政策。但急切的社会开支没有伴随相应的生产力增长。经济发展停滞面前，主张私有化的右翼统一国家党（UNP）候选人贾亚瓦德纳（Junius Richard Jayawardene）赢得1978年大选，开启又一个十年。其任内先后推行了两波私有化进程——开放市场、取消粮食国家定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发展基础设施，促进旅游业发展，外交上则靠拢美国。

然而，无论是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左翼道路还是贾亚瓦德纳的右翼道路，都未能解决政治、经济与族群问题，甚至斯里兰卡政体也一改再改，从内阁制变为半总统制，几乎变为总统专制，又回到半总统制。在经济上，粮食、日常用品仍然有大量缺口需要进口，贫富差距未有解决，被僧伽罗民族主义步步进逼的泰米尔人转向武装斗争乃至恐怖主义。此时，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将“佛教传统”推向极端。“民族思想”（Jathika Chintanaya）在1970年代由两位知识分子阿玛塞迦罗（Gunadasa Amarasekara）和纳林·德西瓦（Nalin de Silva）提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适合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意识形态，应该从本地的传统中间发掘，他们主张以僧伽罗佛教传统拒斥西方文明侵蚀。他们进而认为，现代政体，诸如联邦制、多元主义、分权制衡都不适合斯里兰卡，应该求诸僧伽罗经典文献中的古典政治传统，复兴佛教，打击“外寇”。

本次冲突发生后，斯里兰卡警察维持秩序。

泰米尔人问题

贾夫纳位于斯国最北部的一个半岛上，曾有一条陆桥和印度南部直接相连。在斯里兰卡内战正式开始之前，贾夫纳曾是全国第二大城市，随着三十年内战，人口流失，现在贾夫纳不到九万人口，沦为第十二大城市，很难找到哪里是市中心。

1990年代，泰米尔猛虎组织暴力行动升级，1994年至2005年任总统的库马拉通加夫人试图谈判未果。继任的拉贾帕克萨政府（2005-2015）和僧伽罗人愈发认为，只有彻底诉诸武力才能解决内战问题。其后，斯国政府对猛虎组织采取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借助“9·11”之后国际反恐的氛围将之剿灭。

随猛虎组织一同灭亡的，是泰米尔人独立或建立联邦的政治诉求。而代价则是，僧伽罗人对泰米尔人毫不宽容，佛教民族主义高涨且更加好战，遑论前后三十年内战期间留下无数的人道主义灾难——军方、准军事部队和猛虎组织游击队均有大量杀害、虐待平民的记录，成村屠杀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大量北部和东部战区民众流离失所。

至今，斯国政府——尤以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为首，几乎全面掌握了对内战叙述的话语权，“斯里兰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彻底消灭了恐怖组织的国家”，猛虎组织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无恶不作，屠杀平民，虐待儿童，奸淫妇女，而这也是我们的初步印象。没想到，接待我们的泰米尔人完全不这么认为。

在贾夫纳周边，有一片猛虎组织的墓园，墓园在地图上没有标识，是一大片围墙中的草地。2002年，猛虎曾召开过一次全球记者会，一名记者在笔记里这样记述墓园：“墓园是红色的，死亡和生命的颜色。看得出来，猛虎组织对他们的死者致以严肃的敬意，墓园整体看起来十分安宁，无怪人们总说安息”。今日的墓园荒草连天，几处零星的大树，无数小的墓碑被连根拔起，在一处堆成高高的三角堆，毫无疑问这是2009年后政府所为。除却墓碑意味着除却纪念。一阵热风吹过，大树和荒草都轻点额头。

今日猛虎组织的墓园荒草连天，几处零星的大树，无数小的墓碑被连根拔起，在一处堆成高高的三角堆，毫无疑问这是2009年后政府所为。除却墓碑意味着除却纪念。 曾嘉慧 摄

和泰米尔人交流，他们还带着一种内战后的政治审慎，在私人空间，他们愤怒如今北部省份毫无自主权。目前北部省份的执政党泰米尔民族联盟泰米尔民族联盟（Tamil National Alliance）是较温和的泰米尔政党，其党魁曾公开抱怨：“中央政府并没有真的下放权力给地方，北方省政府的所有计划，甚至连外国援助泰米尔人的款项，都必须获得中央政府批准。”他们觉得本届政府西里塞纳看起来不错，所有人都恨拉贾帕克萨，希望他再也不要上台。而在公共空间，即使是音乐震天的饭馆，他们也尽其可能地压低声音，“是的，我们怀念猛虎组织。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工作。现在哪里都没有我们的工作，政府不接受泰米尔人。大多数人只能喝酒度日。如果猛虎有机会，他说过他会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

“如果胜利，他会在五年后退位。然后我们选。”

“民主”以非常特殊的口音被发出来，我们艰难辨认出是“De-mo-cratic”。事实上，泰米尔人并非因族裔问题不能成为政府官员，但泰米尔人在政府任职的比例确实极低。本届政府虽然日益强调政府官员通晓泰米尔语的能力，以每年三门语言（僧伽罗语、泰米尔语、英语）考试成绩作为晋升标准之一，但当我们在猛虎前潜艇基地碰到一个僧伽罗裔陆军上尉时，他只能用断续的英语和泰米尔人交流。泰米尔人却已经充满感激，“他是个上尉，他却对我说话很友好。”

猛虎组织对于要建立什么样泰米尔政治体从来没有过明确的政治主张，建国一直是个遥远的斗争口号。而随着内战远去，泰米尔民众对于猛虎领袖普拉巴卡兰（Velupillai Prabhakaran）的记忆也渐趋浪漫。泰米尔人告诉我们，普拉巴卡兰出生的祖屋曾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少量游客甚至专门从祖屋门口带一抔土回去。甚至在僧伽罗人中，对普拉巴卡兰的态度也有些变化，在科伦坡碰到的一位僧伽罗裔艺术学生语出惊人：“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一定能选上总统。如果他真的当上总统，也许我们的经济会和新加坡一样好。”

这种说法倒不是不能理解——某种程度上，拉贾帕克萨和普拉巴卡兰是类似的：两人都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都曾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又都为这种暴力发展出高度体制化的合法性叙述。胜利的军事行动强化了强人总统的地位——拉贾帕克萨也曾经借势向斯里兰卡的法式半总统制提出质疑：既然强人总统成功巩固了僧伽罗人的政权，那为什么僧伽罗人不把政体改为彻底的总统制呢？

新自由主义民粹下的政治佛教

借助清剿猛虎组织之后的稳定局势，拉贾帕克萨在斯里兰卡引入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削减诸如教育等领域的开支，引入更多外国资本，出售国有资产等等。看起来，他会继续胜出大选，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改变这个国家。但是，拉贾帕克萨在2015年出其不意被原先作为自己手下部长的西里塞纳（Sirisena）击败，后者得到了泰米尔人、穆斯林和城市中产、知识精英的支持。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指向泰米尔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力量开始针对穆斯林行动。斯里兰卡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穆斯林和僧伽罗人都没有大的冲突。也正是这段时间，斯里兰卡穆斯林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集体身份。泰米尔人被打压的同时，穆斯林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权反而呈现上涨势头。更关键是，198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崛起的“伊斯兰”身份全球化，让斯里兰卡穆斯林驳来了一系列“普世伊斯兰”的符号——头巾、长袍、小帽。这些身份符号的统一化，正好遇上了内战中杀红了眼的佛教民族主义，成为后者再明显不过的标靶。

一名穆斯林男孩在破碎的窗户后。

随着2000年之后恐怖主义日益醒目，需要“清除外患捍卫佛法”的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发展出了一整套仇穆语言。不同于长年在军政府治下的缅甸，作为主体民族的僧伽罗人不存在“被政权压迫”的问题，因而积怨未深如缅族人与罗兴亚人。而斯里兰卡的穆斯林群体和中东不同，并未卷入极端主义风潮。其为僧伽罗人所诟病之处，更多源于其“商业竞争者”和“剥削者”身份，与较为保守的社会风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组织，如“佛陀军”更类似于欧美另类右翼，他们引入了全新的组织和策略——不主张加入政府，而是不断发起“社会运动”，通过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小道消息动员民众——比如认定穆斯林会在生育率上压过僧伽罗人，灭绝主体民族（事实上随着泰米尔人口占比锐减，僧伽罗人占人口的比例反而扩大不少），性骚扰妇女，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斯里兰卡政府此次骚乱之后立即宣布禁止移动网络访问脸书的原因。

排开外部国际政治的因素不论，西里塞纳政府在族群问题上较为温和，因而试图第一时间扑灭族群冲突，防范事态扩大。但是，他的政府并没有改变拉贾帕克萨的经济道路，这意味着在更长时间段内，提高生活水平，扶持收入增长与消费将主宰国民对国家未来的预期，而与此同时，经济收益的分配不公仍然可能扩大，留给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更大的空间。

经历了上百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建、国内建设和内战，僧伽罗人中演变出了极端而不宽容的“政治佛教”，在“政治伊斯兰”的阴影下，“政治佛教”也露出了煽动、扩大族群冲突的新阴影。在“佛教民族主义”两百年来的建构历史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其中选择用自身的宗教“传统”，作为凝聚国家，构建政治理想的基石。但这种动辄追溯上千年的传统所面对的，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选举、阶级、族群与国际关系，它是否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在拒绝现代意识形态的同时应对这一切？而这极其强调地方性、独特性的意识形态，在消除了跨族群、跨国境的阶级联合之后，还能否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更为普遍性的对立，成为“第三条道路”？这也许是锡兰岛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之所以值得我们保持关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