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如何重新认识GDP？

以GDP为核心指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发展思路，在此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从贫困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如此有效的发展指标，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为什么不再处于唯一重要的核心位置？发展中的种种困境与弊端暴露出GDP怎样的缺陷？下一步，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需要建立怎样的评价体系？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GDP？《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特邀刘伟校长为我们作精彩解读。

嘉宾简介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常委，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等。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八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其它重大奖项。

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1979年年末，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问邓小平同志，中国开启了一个改革开放新时代，要实现新的发展战略你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和目标？邓小平同志当时讲了著名的“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步走”的战略提出后，大平正芳问邓小平，这“三步走”的战略以什么为指标？以什么为标志？如何知道中国的每一步是否实现了？大平正芳的问题让邓小平同志深思。在一番考虑之后，邓小平回答，“三步走”的战略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八十年代所谓基本解决温饱，用十年的时间，把人均GDP翻一番。当时中国的人均GDP是260几美元，翻一番就是500美元；第二步实现初步小康，以什么为指标呢？人均GDP再翻一番，达到或接近1000美元；第三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赶上呢？是人均GDP的水平。这就开启了中国围绕着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核心指标制定高速增长发展战略的一个时代。

GDP这个理论本身并不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也不是他提出来的，应当说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的一些统计学家、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提出GDP(国内生产总值)这套核算方法、核算体系。这套核算体系一经提出之后，人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萨缪尔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套方法刚刚公布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说：GDP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是从贫困出发的。所谓贫困，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志的。当时，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7%左右，排在世界的第11位，这个排名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的地位非常不相称。中国当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是260多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当时196个国家按人均国民收入排序，中国和世界著名的穷国扎伊尔并列，排在世界的第189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这四十年中，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9%以上。去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达到了82.7万亿元人民币，把它按汇率换算成美元，大体等于12万亿美元，12万亿美元在全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当中占了15%左右。这四十年的时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1.7%上升为15%，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提升，这个变化是相当深刻的。

从排序上看，按照汇率法折算成美元的话，中国2010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在全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占1.7%和占15%，在世界上排第11位和排第2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相互之间作用的程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上看，中国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大概接近5万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话大体上是8000多美元。按照世界银行通常的划分办法，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去年高收入国家划分的起点线是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12235美元。在这个起点线之下，但是在4055美元以上，它叫做上中等收入国家，现在世界有上中等收入国家54个；如果 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在4055美元以下，但是在1025美元以上，它叫下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解决了温饱的国家，现在世界有下中等收入国家54个；如果 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在1025美元以下，它叫做低收入的贫困国家，现在世界上有36个国家，这几种类型加在一起一共是214个国家。在这214个国家里面，按去年的水平排序，人均8000多美元大体上排在世界的第95位，从大的阶段上看，中国现在是一个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跨越了贫困的陷阱。

二战后，反贫困作为一个经济话题被提出来。二次大战以后，很多国家、民族独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当时这些国家的难题就是如何摆脱贫困。首先创造战后持续高速增长记录的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间，保持了二十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人们把它称作日本的“神武景气”，实现了战后日本的恢复和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着，打破这个记录的是韩国。韩国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人们把它称作韩国的“汉江奇迹”，这使 韩国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向现代化的飞跃。

接下来打破这个记录的，就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 确确实实创造了中国的经验。我前不久去贵州，贵州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山，抬头是山、低头是山，而且都是石头山。所以，看不到这个地方究竟该如何发展，如何脱贫。有的时候从我们外来人来看，真是看不到希望。但是大家知道，贵州最近做的主导产业群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大数据。像贵州这样一个大山里的省份，它在现代发展当中，把大数据作为贵州一个新兴的、支撑性的产业。我们把它叫做“无中生有”，指在毫无优势、毫无基础、毫无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出来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贵州全年的气候非常稳定，二十几度，这个气候不冷不热。大型数据存储设备对于空气的温度要求很高，太冷、太热都不行，贵州刚好就有这个适合的温度。所以贵州就把这个由上苍、大自然赋予的温度，作为最宝贵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所以在这儿做大数据。我们那些大数据的云集、一些大数据的开发商的数据库等等，现在很多集中在这个地方，它有这个优势。这样的话，一举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没想到贵州这个地方在现代发展当中，可以有一个大数据的产业链崛起。

拉美、东亚、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深陷其中几十年无法实现跨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老龄化时代开启，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生态环境承载接近极限，关键核心技术不占优势，再加上需求疲软，使我们面临着高通胀、高失业、经济停滞的风险，这些与GDP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实现现代化？

马克思有一句话，叫做“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就是说，这个时代是否区别于另一个时代，关键要看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区别于另一个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里也提到“时代是出卷人”，实际上讲的也是不同时代总会给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提出来不同的问题。

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这70个高收入国家在历史上，从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到达到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平均用了十二年零四个月。在 70个高收入的国家中，人口超过一千万人以上的大国有20个，这20个人口大国穿越这一阶段平均用了十一年零九个月，用的时间短。大国经济起步慢，因为它摆脱贫困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多，但是它一旦摆脱贫困之后，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的时候，后期的速度就比小国要快，这就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仍然不 能穿越到高收入阶段。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当时世界上中等收入的起点水平，之后却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危机不断，后来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拉美漩涡”。

还有一个表现比较典型。上世纪八十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之后，它们作为亚洲工业化雁阵模型的第二梯队，承接第一梯队淘汰、转移的产业，依靠自己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等等因素，推动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快速成长。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样，在到达 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它们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新问题，直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些国家还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不仅没有实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落后的产能，过度依赖出口，这种规模扩张引领的增长模式遇到了挑战。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倒退，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泡沫”。

不仅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等的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它们有石油、矿山资源，所以和 当时中东周边国家比，它们的政治是稳定的，所以外国资本当时是信任的，大量的外资是进入到这儿 。这就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样，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它们没有可持续的能力，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过度依赖外资、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出口、依赖世界市场的经济模式和战略遇到了尖锐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虽然这些国家由于过去的积累，经济发展比较好，能够缓解一些其它矛盾。但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像社会政治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甚至军事冲突问题就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人们把这个叫做“西亚北非危机”。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它们发生的年代不同，地区不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面对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它们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仍然在沿袭贫困时期的那种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不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使经济不具有可持续的能力，深深地陷在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实现跨越，也使动荡、危机结束的时间，到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时间表。

中国在2010年以后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按照世界上70个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它们平均十二年零四个月就实现了向高收入阶段 的跨越。那么，从2010年算起，中国到2022年可以实现这个跨越，而这一年刚好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年份，所以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但是，这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有20个人口大国，人口大国跨越的时间短，是平均十一年零九个月，那么，中国跨越的时间是否也能再短一年呢？如果按大国定律，中国跨越的时间需要十一年左右的话，那就是到2021年，而2021年刚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不仅如此，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大国，按照这个规律，中国实现跨越的目标能不能再快一点？再提前一年，到2020年，这刚好是中国现代化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节点，是决胜全面小康目标的一个节点。

中国距离现代化的目标、距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但是，有机遇就有挑战，这个机遇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实现现代化、中国梦的目标，不是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就能够实现，这需要艰苦奋斗。所以，今年元旦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讲，奋斗和幸福要靠创造、要努力，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唾手可得的东西。中国到了这个阶段，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供给端，国民经济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需求端，需求开始出现严重的疲软。如果发展方式不转变过来，高成本消化不掉，形成成本推动的高通胀、需求疲软的市场环境，一旦适应不了，就会形成需求疲软下的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又是高失业，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以GDP为核心，翻番式的倍增计划带领中国经济高速向前四十年，在这个过程中，GDP这根指挥棒成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利益，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那么，GDP究竟存在哪些局限？

自2013年以来，在中央屡次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中国多个省份已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中国正在告别“唯GDP论”时代，“淡化GDP，重视民生”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导向。给GDP松绑，还需要我们树立怎样的新的发展观？

中国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如果还沿用过去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高速增长翻番式的倍增计划，那就会出问题，因为GDP(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四大局限。

1、注重数量和规模 不注重质量和结构

第一个局限，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核心指标和体系强调的是数量、翻番，容易忽视经济结构，而不同的结构完全可以有不同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例如，在1820年前后，按现在的统计方法统计，中国当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占全球超过30%，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帝国。但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虽然经济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结构质量却是一堆猪马牛羊、一堆五谷杂粮、一堆家织土布。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当时的列强们，虽然它们的规模都没有中国大，但是它们的结构是冶金革命的材料工业，是纺织革命的机械工业，是由一系列蒸汽机革命的动力去支撑，一系列工业产品、工业化的结构支撑而起来的。

所以虽然它的量没有中国大，但是它的质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那它是什么社会组织结构呢？中国是什么社会组织结构呢？中国是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它是什么？它是现代化的企业制度、现代化的市场制度。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联系呢？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状态。它是什么呢？充分交通、充分发达的市场网络。它是现代工业时代，中国是传统农耕时代。这两个时代碰在一起，尽管中国的量比较大，但是不堪一击。

2、容易导致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短板”

第二个局限，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按价格统计来核算的，只能考核、核算经过市场交易的量、交易的经济活动、交易的资源配置。但实际上，人类社会很多活动却是市场失灵但社会又需要的。比如军队、警察、政府、官员这些服务，现代社会肯定需要，但这些服务领域就不能市场化。还有一些领域是很难市场化的，比如医疗领域。大夫关于疾病肯定比患者了解的多，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病人很难跟医院讨价还价，这样就很难在市场上进行约束。医院市场化就意味着医院企业化，一旦企业化，就意味着医院的行为目标是赢利最大化，这就会有麻烦。比如，本来病人得的是肝病，但因为 患者负担不起医院治疗肝病的费用，所以患者要求切胃，因为切胃便宜，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像这样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就需要政府、法律，各方面制度的、非市场制度的介入监督，严格规范它的行为。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政府介入也不够，因为政府也不一定懂，这种领域要提倡医风、医德，要提倡医者的自觉。所以，不能仅仅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那些市场失灵但社会又需要的领域的发展就可能被忽略，就会形成社会现代化的短板。

3、容易导致经济活动的目标短期化

第三个局限，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是以一年为时间期限的，是一年之内包括国家、海关以内生产者生产的附加值加在一起来进行核算的。所以，跨年度的这种穿越式的财富积累和资本积累就核算不进来。那么，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就可能使经济行为超短期化、年度化。比如在河上造桥，第一年造桥时，施工队、材料商、设计师都付出了劳动，都创造了价值，计入到今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明年要炸这个桥，炸药商、爆破队、施工队、运输商付出了劳动，第二年还要计一次GDP(国内生产总值)。每一年为修这个桥、炸这个桥，都各计了一次GDP(国内生产总值)，那最后围绕这个桥的财富累积是零，这就是GDP的局限。那么，中国到了一定时间的发展，要强调可持续、强调财富的积累、强调资本积累的时候，如果用GDP(国内生产总值)这种年度的核算方法核算，就会造成严重的局限。

4、难以体现“幸福”和“绿色”

第四个局限，GDP(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全面地去衡量发展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方面，比如说“绿色”。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个很先进的理念，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核算体系和方法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还原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纳入实践。因为“绿色”就是考核发展中的环境成本，这项考核是减项，核算方法、边界确定非常难。它有严重的外在性，不清楚环境损失到底是谁造成的。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很好的理念，但是目前实施起来很难，如果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不进来，那发展的同时可能就忽略了环境的成本。

第二方面，社会发展不光包括环境，还有人们的幸福。因为现代化最终是要以人为本。所以，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这套指标一提出来，虽然有的学者说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同时就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六十年代初，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看到GDP(国内生产总值)这套方法之后马上就有一个质疑，他说GDP(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什么是没有疾病，什么是优良的环境，什么是快乐。所以就提出来一些别的修正指标，比如说人类发展指数，把综合的寿命、健康、受教育的程度反映进去；比如幸福指数，把人们的满足感、幸福感包含进去。但这种幸福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它的局限。幸福感怎么核算呢？方法倒很简单，就是问卷。问卷的题目也很明确，你幸福吗？然后分别选择选项，选完了之后，发卷人再去做数据统计处理。这种东西的主观性是很强的。

虽然GDP(国内生产总值)有它的局限，但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比GDP(国内生产总值)这套指标体系更科学、更全面、更系统的核算方法。中国在贫穷的时候，没有意识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局限，因为它并不突出，首先要解决吃饱的问题。但如今中国摆脱贫困之后，发展观必须转变。一定要从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引领的发展战略转变到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变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适应新的需要，才能克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GDP(国内生产总值)本身的局限。

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要解决公平的问题，让大家能够充分地享受、公平地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要解决效率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效率、要素效率、全要素效率来推动增长。如果公平没有解决好，社会就会不稳定；效率没有解决好，经济不能持续，社会不能持续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过去主要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模式，现在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如何树立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呢？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五位一体”新的发展目标，使 中国闯过关口，也就是闯过中等收入的历史阶段，实现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安排。制度创新有很重要的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市场化。市场不是不要政府，越是竞争充分的市场，越要求有效的政府，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接下来，就是要加快和推动法治化，而法治的特点是私权保护、公权制约，是对市场竞争主体——所谓私权，法律上要保护，保护它的权、责、利，调动它的积极性。但政府的公权要有约束，要有规范。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现代治理结构当中，如果解决不好法治化、市场化的问题，那么社会是很难获得公平和效率的。

中国现在要实现现代化，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很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保障，而制度保障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法治化建设等等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保障发展理念的调整，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这样，把握我们历史的机遇，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