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0日 星期五

圆桌|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有哪些好建议?

在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6)”排名中,上海连续三次保持在前5位。作为中国内地排名位次最高的城市,上海和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城市相比,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还有哪些差距和可以努力的地方?

10月15日,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SHIF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在上海举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论坛”,会议聚焦“金融基础设施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众多来自金融机构、高校、互联网公司、智库等嘉宾就此话题开展讨论。

有何“短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室副主任蔡真表示,国际金融中心包括三个要素,一个是市场性,二是机构聚集场所,第三是科技创新。上海金融市场规模情况较好。但从机构、财富的聚集度和风投等情况来看,上海还存在一定差距。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高华声认为,上海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一流金融中心,不应该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应该是全世界主流商业金融机构的广泛利益诉求。“大家都希望你能成为金融中心,大家都可以从中分一杯羹,这个情况下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更可能。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国际市场上为国际资本服务,为国际机构提供舞台,服务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机构,也是全世界机构,这才是国际金融中心。”他说。

高华声说:“纽伦港坡是一个人在战斗吗?伦交所的顶级受益方还有卡塔尔、美国。港交所第一大政府是香港政府,第二大股东是美国JP摩根,这些例子说明以交易所要素市场为例,基础设施建设中,一线交易所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通过某种利益捆绑一群人为它服务,它的崛起满足自己的利益也满足其他人利益。”

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认为,就国内很多城市来看,虽然大家都规划着或自称是这样那样的金融中心,但从融资便利上看,多数城市都还不是区域内的融资中心,所以也算不上真正的金融中心。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注重夯实融资功能,要能为全球市场主体提供融资便利。

“前几天与东京银行的一位专家交流,他讲到1990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外国挂牌企业高达125家,现在则不足10家。国外挂牌企业数量的快速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是东京为全球市场提供融资的能力在下降,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金老举例。

黄金老认为,从目前各类评比上看,国内各城市的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但我们存在偏科的问题,以结算来衡量的确很大,但从融资功能看,还需要补课。就一些核心城市看,目前还没有成为国内市场的融资中心,更何谈服务于全球企业。所以,要继续夯实融资功能,这是金融中心建设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黄金老说,国外的一些城市更强调支付清算功能,而我国则相对泛化,更多地会先强调法制和信用环境等。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为例,里面就比较重视信用法制环境建设。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处于这个阶段,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信用法制环境已经比较完善,不需要再强调。

“除了法制环境、信用环境等,支付清算系统无疑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这里面包括支付系统、证券存管与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交易报告库以及各类交易所、平台等等。那从夯实融资功能的角度看,还需要夯实与便利融资、保护融资有关的制度环境和配套服务建设。比如资产评估、信用评级及资产处置等。比如上海建设了国内首个金融法院,在便利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就有望发挥很好的作用,对全国其他城市也能起到表率作用。”黄金老说。

该怎么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大前提下,如何能够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它的成果,能够让这些成果更好在金融中心建设中间加以运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连平从四个方面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建议,一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健全数据交易法律法规,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快制定出台关于促进数据市场化指导意见,明确数据监管通用规则,注重数据价值挖掘和利用。完善数据市场交易机制,强化数据保护与管理。二是大力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底层技术研发力度要加强,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和政策方面支撑,强化监管科技突破,重视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三是发挥大型银行市场系统骨干作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间大型骨干型金融机构,大的商业银行,应该不仅仅是金融中心参与者,应该是金融系统中间不可或缺骨干组成部分,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同时有助于很好控制相关一系列风险。这方面还需要大的金融机构,发展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来推动自身的扩展和完善。大力推进组织架构优化升级,深度参与市场建设发展。积极推进跨境金融业务创新。四是更好运用数字经济手段和方法,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这当中首先是强调本币优先,防范币种错配风险。防范币种错配对于外汇市场产生冲击,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金融基础设施需要从六方面进行建设,分别为制度、技术、社会、市场组织、空间、文化。

黄金老建议,要大力发展银团贷款,让上海成为国内企业的融资中心。

“说到国际金融中心,大家喜欢对比香港和上海,一般认为,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更完善,国际化程度更好。其实从企业的角度看,我的感受是在香港融资也很便利。今年1月份,苏宁金融在香港做了38亿港元的银团贷款,今年9月份,第二笔20亿港元的跨境银团贷款又成功落地,相比之下,在国内城市做这么大金额的银团贷款,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便利性。企业融资的便利性背后,其实是香港这个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反映。”黄金老说。

黄金老认为,回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我们不能忽视贷款市场的发展,应大力发展银团贷款等产品,先成为国内企业的贷款融资中心。现阶段来看,国内企业已普遍在多家金融机构融资,但金融机构相互之间信息不连通,在贷后管理上不同步,对风险判断各异,很容易出现某家银行察觉不妙先撤资、企业和其他银行陷入被动的情况。如果以银团贷款的形式进行融资,协调性有质的提升,很多潜在问题就能提前化解。

当然,目前在国内做银团贷款,要遵循现行制度要求,有些对于全国性融资中心的建设会造成制度层面的障碍。比如江苏企业贷款必须由江苏省内银行(分行)发起,不能跨区域来做等。但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需要在现行制度政策层面做出一些突破和改变。

黄金老表示,对一个城市而言,在发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金融科技的力量和作用,要持续发展金融科技。从业务层面看,很好地发挥了降本增效防风险的作用;站在更加宏观的视角看,金融科技也能有效降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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