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网球如何走出低谷？移民成了他们的“救星”

2019年1月27日，墨尔本公园的罗德·拉沃尔球场涌进了将近15000名球迷，他们现场见证了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之间的第53次对决。

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本届澳网期间整个公园每日入场的观众人数接近7万人。澳大利亚网协首席商务执行官理查德·希斯格里夫表示：“5年前澳网在四大满贯中还是规模最小的，现在可能已经是最大的，也许美网稍微多一些。”

这是属于墨尔本以及澳大利亚网球的骄傲，而其根源，则是这项赛事百年以来的积淀以及近10年来不断强化的“亚太区大满贯”定位。

除了吸引更多亚太区选手和赞助商之外，澳大利亚本土网球也成功度过了休伊特退役后“几乎要从世界网球版图消失”的“最糟糕的时期”。

一群20岁左右、带着“斯”和“维奇”等异域姓氏的年轻人从巡回赛里冒头，将澳大利亚从悬崖的边缘拉了回来。

他们，是澳网和澳大利亚网球在亚太化和世界化进程中的基石。

休伊特 本文图片均来自东方IC

新一代球员“集团出击”

和过去10年一样，2019年的澳网拥有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穆雷、小威廉姆斯、莎拉波娃等超级巨星。

他们每个人都自带话题，而在澳大利亚本地球迷的眼中，和他们拥有同样关注度的，是在本届赛事中表现出色的澳大利亚年轻选手们。

男单方面，2月17日才满20岁的德米纳尔晋级16强，这是他继2018年温网和美网之后连续第三站大满贯赛事闯入第三轮；

德米纳尔

女单方面，22岁的巴蒂在第四轮淘汰了莎拉波娃，只是在8进4的比赛不敌最后的亚军科维托娃；混双方面，23岁的沙尔玛搭档同胞史密斯拿到亚军。

除了这三位扛旗的小将，在整个职业网球排名系统中，澳大利亚选手尤其是年轻选手的表现也极为突出，使得“袋鼠国”能够继续和美国、俄罗斯等网球强国相匹敌。

ATP积分榜上，排名前100的澳大利亚选手共有6位，分别为28位的德米纳尔（19岁）、36位的米尔曼（29岁）、45位的埃博登（31岁）、61位的汤普森（24岁）、67位的克耶高斯（23岁）、86位的托米奇（26岁）。

在100到200位的选手中，有124位的波皮林（19岁）、129位的博尔特（26岁）、130位的杰森·库布勒（25岁）、134位的科基纳吉斯（22岁）以及168位的波尔曼斯（21岁）。

WTA积分榜上，有4名澳大利亚姑娘排名前100，分别为第14位的巴蒂（22岁）、第46位的加夫里洛娃（24岁）、49位的汤姆贾诺维奇（25位）、75位的斯托瑟（34岁）。

100到200的选手里则有第142位的普希里亚·韩（20岁）、157位的博瑞尔（20岁）、160位的沙尔玛（23岁）、172位的罗迪奥诺娃（29岁）、178位的海乌斯（22岁）、192位的阿依亚娃（18岁）。

百花齐放，而且年轻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观众们在墨尔本公园随处都可以看到本土球员。

这样的场面无疑让澳大利亚人欣喜。罗德·拉沃尔在罗德·拉沃尔球场为后辈鼓掌，休伊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忍不住眉飞色舞。

托米奇

十年前曾滑落到低谷

澳大利亚的网球人当然有理由开心，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澳大利亚网球实际上都处于断崖式滑落的状态。

在拉夫特和菲利普西斯在21世纪初宣布退役之后，澳大利亚网球的大旗就一直在休伊特一个人身上。等到2009年的澳网，他们在ATP排名前100中只剩下第23位的休伊特和64位的卢查克了。

“青黄不接”已经不足以形容澳大利亚网球的危机，这个拥有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澳网，以及拥有罗德·拉沃尔、玛格丽特·考特、古拉贡、拉夫特、菲利普西斯、休伊特等名宿的网球强国，几乎要从世界网球的版图上消失。

面对这样的情况，退役后一直在澳大利亚电视7台做解说嘉宾的前双打名将伍德布里奇心酸地开玩笑道：“如果论起网球评论员的水平，澳大利亚肯定是世界第一，因为我们有伍德福德、菲利普西斯、康纳斯、斯塔布斯甚至休伊特。可在网球场上，我们真的已经被遗忘得太久了。”

休伊特认为导致澳大利亚网球整体没落的原因在于决策层，甚至直接点名时任澳大利亚网协主席的罗夫·波拉德。

“我们的网球管理部门总是说得好听，但从未将承诺付诸现实，这样下去直接受害的就是澳大利亚网球。”

“当初协会管理层刚刚上台时，人们对他们给予很多希望。可是现在当和现役球员们聊天时，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野兔”说出了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网球从业者的心声，这也促使澳大利亚网协在2010年进行了改组。来自悉尼的律师斯蒂芬·汉利于4月上任，成为该国新任网协主席。

澳洲媒体《太阳先驱报》对此的评论是，“汉利在担任新南威尔士州网协主席期间深受大多数会员的爱戴，名宿纽康比也是他的支持者之一。他有法律经验，多年从政经历也有利于推动澳大利亚网球的发展。”

斯托瑟

移民拯救澳大利亚体育

汉利在新南威尔士州时以勇于改革而闻名，在2010年10月履新澳大利亚网协后，就将自己在地区的管理方式推广到全国。

他的工作包括在网协内部实行问责制，激励教练员发展，“行之有道”是他的行事标准。

在汉利的领导下，澳大利亚网球被要求从基层抓起，包括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和网球设施的健全，也包括吸收更多退役运动员做教练、培育更多高水平的网球俱乐部。

当然，他最核心的目标是为本国网球寻找像休伊特一样的旗帜性球员，这是发展计划的重中之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众多好苗子当中选择最为优秀的加以培养。”

框架已经搭好，政策也得到了保障，接下来就是把“好苗子”放在培植的温床之上。

而这些“好苗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移民和移民的后代，他们成为了澳大利亚网球最危险时刻的“救世主”。

以目前ATP排名前200的澳大利亚球员为例，德米纳尔的父亲是乌拉圭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克耶高斯的父亲是希腊裔画家，母亲是马来西亚裔电脑软件工程师；

托米奇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人，他出生于德国城市斯图加特；库布勒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人，母亲是菲律宾人；

尽管出生于悉尼，但波皮林的父母都是俄罗斯人；埃博登和波尔曼斯都出生于南非，和费德勒拥有同样的“家族本源”。

在WTA前200的澳大利亚球员中，“一姐”巴蒂的外祖父是英国移民；昵称为“达莎”的加夫里洛娃是俄罗斯人，一直到2016年才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和克耶高斯一起参加了当年的霍普曼杯。

说起克耶高斯，他的女朋友汤姆贾诺维奇1993年出生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她的父亲代表克罗地亚获得过1992年和1993年手球欧洲杯冠军，母亲则是来自波斯尼亚。

普希里亚·韩出生和成长于布里斯班，但她的父母都来自于中国香港；博瑞尔的父母都是澳大利亚人，但她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

沙尔玛是个印度姓氏，而她的确是出生和成长在新加坡，说着一口“新式英语”；俄罗斯姑娘罗迪奥诺娃在2014年入籍澳大利亚，第二年嫁给澳式橄榄球运动员维克瑞；

此外，阿依亚娃的父亲是出生于新西兰的萨摩亚人，母亲出生在美属萨摩亚。

巴蒂

一笔来自于历史的“财富”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撑起了当下澳大利亚网球最广阔的天地。尽管肤色和口音各不相同，但他们名字的后面都缀着澳大利亚国旗。

伍德布里奇不用自嘲了，休伊特也不再焦躁。“移民拯救澳洲网球”，这是当下我们看得到的事实。

而如果要沿着历史上溯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切的根源，还要追寻到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托雷斯的帆船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经过的时候。

尽管当时西班牙人并没有登陆澳大利亚，但那条海峡还是被命名为“托雷斯海峡”。真正“发现”这块大陆的是荷兰人威勒姆·詹士，这块“新领地”也因此而被命名为“新荷兰”。

1642年，另外一位荷兰人阿培尔·斯塔曼沿着海岸线探索了澳大利亚北部。近130年后，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新荷兰”变成了“新南威尔士”，这片土地被宣布属于英国。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澳大利亚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随后，自然资源以及金矿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移民纷纷涌入。

他们和澳洲土著以及陆续移居的荷兰人、英国人一起，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当下的澳大利亚，也使得澳大利亚网球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以德米纳尔、博普林、巴蒂等人为代表的移民后代，只是澳洲网球复兴的一个开始。

作为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有将近3成的澳洲人在海外出生，这一比例到2036年将上升至34%。

去年年末，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居民人口数量已经突破2500万大关，达1970年人口数量的两倍；从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38.8万人，其中净移民引入量为24.54万人，占了总增长率的63%。

在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中，网球作为体育项目不仅可以带来巨额的商业利益——就像理查德·西斯格里夫所说的，“澳网的经济价值已经超越了美网”；也让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共同生活的民众获得了更多的凝聚力与归属感，在培养和发展健全的社会形态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见，在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澳大利亚网球在很大程度上，仍将维系在这些移民少年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