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有没有给年轻人前途
专家简介
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农村家庭，1981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完成本硕学习后，1990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是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研究，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2005年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创办中国政策研究所，成为首位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2008年重回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所长。
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郑永年虽然身处新加坡，但每逢中国有重大改革政策出台，他的评论和分析都会通过各种媒体传来，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习惯于结合当下的时事，用他自己称之为“土”的语言来进行表达，这种兼具“热点性”和“通俗性”的写作被他视为知识分子应尽的启蒙责任——让大众了解当下，同时不能给人增加阅读的负担。
今年3月，他的新书《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在国内出版，据出版编辑所说，郑永年为此书倾尽心力，执着于每一处细节，“封面来回改，每隔几天就拍一本书的照片发来，又有新的想法”。这本长达45万字的大书，被称为郑永年思想集大成之作，囊括了政治改革篇、经济建设篇、社会重建篇、国际关系篇四个部分内容。而作为文化领域的媒体人，我显然会更关心他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看法。
在此前出版的《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中，他痛陈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甚至断言：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这让我很诧异，一个知识分子是有了何种的体察，才会对自己所处的群体表达出如此声嘶力竭的愤怒？因此，相比于围绕在他周围的社会争议和他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论，我更关心的是，一个常年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如何认识自我、知识和社会的关系。
作为一位历经80年代思想浪潮，而后辗转美国、新加坡、英国求学、任教，却始终把自己的户籍安放在浙江余姚老家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是如何定位？适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对于那场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们高喊着要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拯救中国的社会运动，他会如何评价？曾通过读书打破阶层的藩篱，真正践行“知识改变命运”，称自己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又会如何看待当下“佛系”得连自己身份证都可以卖掉的年轻人？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创造知识，而不是追求影响
凤凰网文化：在新书《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您将很多当下的时事政策、社会现象融合在您的理论的探讨当中，您之前的几本书和在报纸上写的专栏也基本是遵循这种写作方式，这与很多学者写的纯学术著作似乎有所不同，您的这种研究范式是如何形成的？
郑永年：这种写作方式与我对社会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中国，我们经常强调理论，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没有先天的理论，而是先有实践，把实践的内在逻辑解释清楚了就叫理论。以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例，《政治学》有没有理论？没有，但为什么说它是一本伟大的理论著作呢？因为他也是把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包括民主，也没有理论，民主是一种实践，以及产权等一系列我们现在奉为最高理论的那些制度，其实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我不喜欢先找一个理论，然后进行解释，因为那样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学者。理论应当是隐含在观察当中的，所以我从没写过纯理论的著作，我一直在写经验，经验当中有些理论思考，但那不是理论，理论是封闭的，但我的知识体系永远是开放的。
凤凰网文化：很多学者在分析时事的时候，习惯运用很多理论来嵌套，或者是通过搜集、罗列一系列类似的现象去最终论证理论，而您好像是在就时事说时事，更关注于解释和探讨时事本身，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郑永年：围绕理论做社会科学研究，容易犯先入为主的错误。这可能导致学者在搜集、选择社会材料的时候，不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是用现实论证理论，甚至是偏见，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我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是，现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自己预先想象的那样。我不能宣称自己观察到的就是真理，但我在不断接近真理，这样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就可以不断接近。我对近代的知识体系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基本都是西方化的产物，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歪曲中国。这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研究的范式、经验都是西方的，中国人在用西方的视角看中国。
凤凰网文化：您通过撰写专栏、出版学术作品和提出政策建议，在普通大众、专家学者和决策圈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您对自己的定位而言，您做这些研究最终想要影响的人群和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好。中国古时候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每个阶层各安其份，这样的区分在以前的社会没有问题，但近代以后，“士”阶层遇到了困境。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府官僚，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做官的通道没了，于是就失去了方向。知识分子去干嘛呢？于是康有为等一批人开始走上改良改革的道路，包括后来孙中山创立国民党，也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共产党革命时期也是，但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又没有目标了。在新的和平时期，知识分子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
在西方的传统中，追求知识、创造知识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职业，而中国直到如今还没有这种理念。我很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如今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要么依靠政权，要么依靠资本，或者是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依靠民众。他们从来没有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还在主动地追求依附，没有自己独立的定位，这是最悲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对我而言，我从未想要去影响政策或者影响社会，我在国外做研究，属于最边缘的学者群体，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求真，追求离事实更近一点，离真理更近一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应该是副产品，追求影响不应当是知识分子的目标，知识分子的目标应该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
“五四运动”比较遗憾，80年代并不比现在好
凤凰网文化：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您怎么评价当时的“五四运动”？
郑永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五四运动”，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确实有客观条件。“五四”要分为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两部分来看，“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定要肯定的，提倡白话文、移风易俗，把一些对人权不尊重的传统给否定了。后来“五四运动”很快就被政治化了，这是比较遗憾的。我们参照西方的发展来看，西方先是文艺复兴，到了18世纪开始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给启蒙运动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五四运动”的早期就像文艺复兴，但在没有足够的文化启蒙的情况下，直接跳到了政治启蒙，后来就激进化了。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确立现代版本的人文主义，所以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当然，文艺复兴不是排斥西方，而是怎样把西方的文化也吸收进来，就像我们在宋朝时期二程、朱熹把外来的佛教文化整合进来那样。西方的文艺复兴也一样，从古希腊文明把民主找出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找出来……所以文艺复兴并不是欧洲国家的文化复兴，而是人类优秀文明的文艺复兴，具有开放性和普世性的价值。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我们不应当排斥，而应当吸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西方的方式来满足大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满足大众的要求。
如今中国开始推动文化复兴，然而曾经的“牛鬼蛇神”又纷纷涌现出来，诸如女德班、小孩念经班……这些被“五四运动”否定的最糟糕的文化，又冒出来了，所以我对今天的国学非常鄙视。我还看到有教授穿长衫马褂，心想下一步是不是要留辫子？难道穿西服就不能学国学吗？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以前所谓的脱亚入欧其实是假象，日本只借鉴了西方工具性的东西，而对自身的文明保留得非常好，主体性还是自己。所以，参照西方和日本成功的经验，我们也要思考该怎么做，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的模式，但是开放包容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精神今天仍需要保留，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要有现实主义感。
凤凰网文化：很多人说80年代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当时您在北大攻读本科和硕士，您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变革？
郑永年：80年代与“五四”时期一脉相承，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波西方思想对西方思想的文化争鸣，80年代则是第二波。1949年以后，中国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西方的其他思想又重新涌入，所以又回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主义纷纷出现，但依然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主义。我们的启蒙还是用西方思想启蒙，80年代根本上还是一种政治启蒙。
凤凰网文化：那您如何看待当下知识分子圈层对80年代的怀旧感？
郑永年：中国人总是这样，从孔子开始，永远认为以前比现在好。如今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会吹捧以前的共和时期，其实那时社会比现在糟糕多了，但好多人还是说以前好。这是中国人的弊病，因为缺乏想象力，所以总是怀念过去，因此中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却鲜有未来学家。大家觉得80年代好，很大程度是因为以前社会情况太坏了。我不认为现在比80年代差，80年代我在农村，想读书连书都找不到，后来我考上北大高兴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的书。以前我也没钱买书，而现在书籍资源如此丰富，连免费的书都那么多，我出国之前只看到过一次电脑，所以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总是觉得以前比现在好，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
青年，国家的未来。
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有没有给年轻人前途
凤凰网文化：不管是“五四运动”还是80年代，年轻人、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时期都充当了主角，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再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变革，您是否有这种感觉？
郑永年：时代不同了。首先这应当是好的表现，现在生活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因此年轻人不需要再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危机，年轻人也会思考。我们那时候连温饱都成问题，所以年轻人肯定要思考。我不能说现在每个年轻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轻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成就不大的就是随大流的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随大流的人多一点，社会就好治理一点，但对个人发展来说，希望就小一点。
要说独立思考，现在这一代人跟我们那一代人比较起来，面对的社会大不相同。以前信息匮乏，现在信息过载，所以我很担心，未来人群会出现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越来越聪明，大部分人越来越愚昧。现代社会，人们看到的信息多源自头条推送，买东西会受推荐内容的影响，这种兴趣推荐就像蚕蛹，不知不觉将人们裹挟其中，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信息茧房里是很危险的。过度沉迷手机与“吸毒”无异，聪明的年轻人应远离手机，这就好比毒品犯自己从来不吸毒。
凤凰网文化：但是如果年轻人真的都不去关心社会改革，那这个社会还会有希望吗？您如何看待年轻人在当下的现状？
郑永年：没人关心只是暂时的，中国现在就是梁启超说的“年轻人的世界”。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改革，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机会，譬如时下的“佛系青年”。但这只是危机来临前的一个稳定时期会发生的现象，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而非年轻人，但这样的社会会有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而这也表明我们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提前消耗了。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呼吁要给年轻人机会。我对于当前出现的“佛系”等各种现象非常担忧，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放弃抗争了，深圳有一个群体叫“三和大神”，把身份证都卖掉了。日本情况同样令我担忧，500万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结婚，不要小孩，这种社会是会出问题的，值得我们反思。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从年轻人遇到的困境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儿？
郑永年：以前阿尔伯特·赫希曼写过一本书，探讨“钟摆的情绪”，书中讲的是法国1968年革命，年轻人在公共空间造反游行一段时间后厌倦了，就退到私人生活，不再关心社会事务。然而一段时间后对私人生活也厌倦了，因此又重回原先状态。中国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为。我不认为当前多数年轻人处于这种状态，把身份证卖掉毕竟还是少数人，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身份证的。但是作为长辈来说，我觉得这确实代表社会存在问题，如果年轻人放弃希望，这个社会也将没有希望。
文章选自凤凰网，2019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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