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53期：对话外国驻港记者

“只有笃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国家’，才会允许‘一国两制’，但这种‘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香港人其实需要回答，你到底是美西方在中国的‘桥头堡’，还是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和世界交流的‘桥头堡’？”

在东方卫视7月2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5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邱文平老师，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就香港问题与“一国两制”问题展开讨论。

张维为：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香港外国记者会于6月29日邀请我做了一个演讲和互动。我先做了一个20分钟的演讲，题目是《“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民主未来与香港未来》，然后与外国记者进行了40分钟的互动，时而热烈，时而激烈。

演讲的视频和文字已经在观察者网全文刊发了，我这里再简单概括一下。我一直把中国国家的性质界定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也就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我特别谈了“文明型国家”与香港的关系：只要看一下欧亚大陆的版图，从基辅到伊斯坦布尔，从新加坡到香港，再到上海，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这些大都市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联系的节点。历史证明这些节点要么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要么成为不同文明冲突的“前哨”。香港当然应该是“桥梁”。

这也使我想到了今天乌克兰的悲惨命运，2014年，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席卷基辅，美国政府坚持乌克兰拥有加入北约的主权，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基辅，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和繁荣的话，就不应该加入北约，就不应该成为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相反，它应该起“桥梁”作用。回想起来，我认为基辛格的建议确实更为明智，无论对美国的利益，还是对欧洲的利益，或者乌克兰的利益来说都是如此。

事实上，节点的命运往往是由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202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香港国安法》，是使香港摆脱类似基辅那种悲惨命运的决定性一步。我还提及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新纳粹”亚述营曾派出资深人员前来香港表示支持。我觉得必须坦率地指出，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西方已经搞乱了伊拉克，搞乱了阿富汗，搞乱了利比亚，搞乱了叙利亚，现在又搞乱了乌克兰，数百万人已经丧生，数千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绝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在香港、新疆或中国任何地方。

只有笃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国家”，才会允许“一国两制”，但这种“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方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的行为来扳倒另一方，那么这种行为，必将被绳之以法。从文明的视角看政治，西方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奉行“分而治之”的战略；相反，中国身为“文明型国家”奉行截然不同的“和而富之”的战略，中国认为这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我提到不久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他告诉我，他两年前到美国做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讲座，美国听众老问他一个问题：中国的未来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就是未来。这也是我的观点。演讲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互动。

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基斯率先向我提问，然后他又收集其他记者的问题请我一一回答。他问我：你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型国家”，这与美国人谈论的“美国例外论”是一回事吗？我说，由于“美国例外论”名声不好，这个概念已经带有负面色彩，所以我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独特性”。那么，“中国独特性”和“美国例外论”的区别在哪里呢？“美国例外论”基于一种“帝国的心态”，也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输出“民主”，我可以到处发动战争。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特朗普讲的，在过去的242年里，美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只有16年没有打仗，这就是中国正在超越美国的原因。显然卡特给特朗普上了一课，要他关注发展而不是关注战争。

我告诉基斯，“美国例外论”现在已经对美国自己构成了危害。在中国和许多国家民众的眼中，美国现在变成很魔幻的国家，它成了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国家：解决不了枪支暴力问题，解决不了堕胎权利问题，解决不了基础设施常年失修的问题，更别说毒品泛滥这样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对中国人来说，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困难。“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之一是民本主义导向，你发现老百姓、民众关心什么问题，那就去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新冠疫情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那就一个一个去解决，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工程师治理的国家”，总是不停地发现问题，然后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且解决问题一般都有时间节点，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等等。

但是在美国，比如全民医疗保险问题，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了还没有解决；再比如枪支暴力问题，我问基斯，你认为能在未来100年内解决吗？所以在外人看来，美国真的是很魔幻的一个国家。

基斯接着问我：所以你认为你们的一党制是有效的，是吗？ 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补充了一句，要知道，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力量。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

他又问我：但我们听到的消息是疫情再次暴发以来，人们都在逃离上海，逃离中国？我说：恰恰相反，更多的资本正在流入中国，人民币也在升值，出国留学的人数和移民的人数都在下降，人们对上海有信心。我说，你的问题还使我想起了邓小平在香港回归前说过的一段话，当时英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港人和外资都在抛弃香港”，邓小平说，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更多的人、更多的资本都会来到香港。我们现在非常开放，如果你想移民，没有人阻拦你。

基斯说，2012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问你们领导人，中国什么时候会有民主选举？你们领导人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问我：现在你们乡镇选举是什么情况？我说：乡镇选举还在进行中，但我们进行了结构改革，现在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首先就是金钱不能干预选举，我想这一点对美国特别有教育意义——金钱不能干预选举，美国的竞选捐款能不能停止呢？现在你们的竞选捐款已经不设上限了，这是非常糟糕的。基斯承认说，我同意这一点。

他接着问我：你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现在正值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如果邓小平还健在，你认为他会怎么看今天的香港？我说，邓小平本人在年轻时候多次来过香港，他第一次来香港是1920年，当时他去法国勤工俭学途经香港，后来成了一名革命者，在广西组织起义，多次经由香港返回上海，所以他对香港有记忆，他思念香港，他曾经说过，他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去香港看一看。我希望你了解邓小平的性格和他对香港问题的总体的看法。我说，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1992年解放军向他提交了一个关于香港交接的军事准备报告，他看了之后说了两个字：太软。邓小平是说话非常直白的人。他说，这是为和平交接所做的军事准备，但如果万一英国人搞事情，到那天不把香港交接给我们，你们有没有为非和平交接做好军事准备？于是，解放军就重新起草了报告。

基斯问我，你对50年过渡期的后25年，也就是从现在到2047年，有何期望？我说，我希望香港和内地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央同意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没问题，你可以这样做，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它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局。然而，香港资本主义有自己的问题，目前香港经济结构主要还是金融业和房地产，这种结构已经是存在了几十年了。从中国模式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要对这种结构进行改革和改善。我来过香港很多次，坦率地讲，中国内地城市有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之分，今天即使四线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住房水平也比香港要好，尽管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中国许多城市。我觉得这是香港应该反思的地方。

中国内地曾在不少方面学习过香港经验，香港今天也可以向内地学习，向隔壁的深圳学习，像华为就在深圳，你们可以学习他们如何做出世界一流的技术。中国内地改革有一条经验，遇到很大的阻力时，可以采取渐进的方法，先创造增量，然后再来逐步解决存量的问题。因此，新的增长点很重要。我最近看到香港与内地一起打造高科技高地，在靠近深圳的地方建设新的城市中心等等，这都是很好的主意。

这时候另一个记者问：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人民支持它，那它为什么害怕疫情死亡率上升会引起社会骚乱、会引起社会动乱呢？而其它国家似乎都能够承受这种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中国政府似乎更害怕社会动荡。

我说，我听到这个问题十分惊讶，也很困惑。西方总是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但从中国人的视角看，最基本的人权一定是生命权。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妇女堕胎权，也是以保护生命权的名义进行的，然而美国人不去解决枪支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中国人民感到十分困惑。美国100万人失去生命，大家好像不在乎。我们不要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制度，你们务必自己留着用。中国政府保护人民的生命，民众是心存感激的。在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共产党要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承担终极责任。美国疫情防控失败导致大量的死亡，现在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低于中国了，很多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确实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更好的制度。

主持人最后带点自嘲地说，感谢你来到我们这个“狼窝”，回答我们尖锐的问题，我们都笑了，中西方文化都有尊重勇者和强者的特点。我们那天讨论了不少其它问题，今天限于时间，就不一一赘述了，相关视频正在翻译编辑中，日后会发布，希望大家喜欢。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的演讲。习主席在6月30日刚刚到达香港的时候发表了一段演讲，我注意到里面有一段话饱含深情，大概意思是：香港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险挑战，香港是历经风雨，浴火重生，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那段话听了之后很令人感动。在回归25周年之际，您跟香港外国记者会这样的一段对话，我们注意到他们关注的一些议题，可能还是在他们以往的认知框架内，想听一下张老师的分析，从他们关注的这些议题，可以怎么去观察他们的立场？

张维为：香港外国记者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坦率地说，至少这么多年来，它的“反共”意识非常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体上不那么友好，所以他们也自嘲，欢迎你到“狼窝”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觉得既然人家给你这么一个交流机会，而且是准备YouTube上全部播出的，我说那好，我们就来对话，我就把我想讲的话直接说白了。

从他们问的问题看得出来，他们的思维没有与时俱进，他们还是关注共产党的合法性、中国疫情防控遇到的挑战等等。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总体上都有完整的思考，我自己也对西方的话语、西方政治制度做了比较透彻的解构，所以我们到那儿去对话是非常自信的。中国故事非常之精彩，完全可以讲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人面对自己的媒体、国内媒体，也不那么自信，面对外国媒体更加不自信，甚至怯战。我觉得自信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就是要自信，大大方方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讲好，我每次互动，在国外在国内都是一样的，欢迎你们提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没有任何taboo（禁忌），都可以提，我们来讨论，来辩论，没有问题。

主持人：本来这个外国记者会请您，可能是想通过展开一场辩论或者是在辩论当中想占点上风，但刚刚张老师说要不怕辩论，也不怕去斗争。所以也听一下邱老师的观点，在回归25周年之际，他们想展开这样的一场对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意图在里头的。

邱文平：对的，其实变化是蛮大的，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我就很关注他最后提的，张老师来到“狼窝”来回答我们这些尖锐的问题。你们是在香港，什么叫“狼窝”？就是他自认为香港是我们的地方。

主持人：这个说法表明了这些驻港外国记者对这个地方有主体意识了？

邱文平：对，他有主体意识。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这个心态其实一直有。现在我们反击就是反击你在我们的土地上，居然还想以这种帝国主义思维跟我们讲话，把香港作为你们进攻内地的“桥头堡”，这怎么可能允许呢？所以《香港国安法》出台就是针对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回答棘手或尖锐的问题，隐含着假设你们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这些问题你们应该是回答不了的。就是说，我们14亿人民生老病死、过的日子，在他们看来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人的生存是一段历史，怎么会有对和错的区别呢？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 图自港媒

张维为：在我们演讲互动之前，FCC（香港外国记者会）在4月份的时候发生过一桩事情，从1995年开始，他们每年都在香港搞所谓的“国际人权新闻奖”，但今年4月他们宣布今年不搞了。背后就是《香港国安法》的震慑。很有意思，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点，你根据法律办事，你不能违法，过去你们做的很多东西远远超过“一国两制”允许的范围。

邱文平：是，英美人的一个特点，他们其实尊重法律。中央用《香港国安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之好，大家把法律制定起来，就是你在我的法律下活动，这个可以保证香港的自由和国际环境。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相对而言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既然你愿意在法律面前执行，那么我觉得是个好事。

主持人：所以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法治港，爱国者治港，习主席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中还特别说，要把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很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这些年来一个非常好的认知。

张维为：实际上对香港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拨乱反正”，对很多人是一个思想解放，对很多香港本土人来说就是这样，习主席其实讲得非常清楚，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治理者都是爱国者治理本地区、本国家，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所以这是回归常识。

主持人：您说得太对了，以往因为那些常识都被抛诸脑后，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就出现了您刚刚说的那种肆无忌惮的状况，现在我们把边界建立好，这里头其实依然有许许多多的空间，我们节目对“文明型国家”、对选举制度等种种议题，这150多期做下来，可能很多观众都已经比较了解这些政治议题、政治叙事，但外国记者的提问角度，说明他们依然很陌生，您也分析一下。

张维为：讲到中国共产党，我要补充一句话，说它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力量，这还蛮重要的，因为大部分是西方主流媒体，讲英文的，一讲到中国就Communist（共产党），这里边就含了贬义。所以，他们还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以为共产党是成功的吗？我说这还用问吗？然后给他们做一些解释，在对外传播中这个铺垫还是需要的，特别是跟西方沟通中。坦率地讲，像我们进行这样的对话，我的直接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服这些记者，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记者，我面对的是背后的受众、看这个视频的人或者看文字的人，这样面更广，让更多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崛起的，同时又是非常理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持人：您刚刚说面对更广泛的受众，这个“面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您的一些观点，我们的一些理念，还有一方面是让大家看看这些外国记者所关注的是什么，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关注的也许有道理，但随着我们的认知越来越打开、越来越深入，就会越来越觉得他们的关注就在原地打转，永远就在那几个概念里头提问题，其实他也很难超越这些概念提出不同的问题。

邱文平：对的，实际上还有一个，从一个学者、一个记者、一个理论家的学术研究角度，也应该了解或者研究一下中国的政治制度。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所以我非常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和全过程民主，我们有非常多先进和复杂的制度设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和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东西。他们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四套班子是怎么运作的，政协如何运作，民主党派怎么运作的。

张维为：邱老师讲的这点使我想起了我最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讨论过很多次，西方政客由于西方民主模式的劣根性及基因缺陷使然，选出的人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美国也这样，欧洲也如此。现在我发觉——因为我长期跟踪《纽约时报》，从对俄乌冲突的分析、对中国疫情的分析，我就发觉越来越不靠谱，甚至很多知名专栏作家——我当时看完他们的文章就觉得怎么文章写作水准这么低，长期不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不研究真正的问题，从概念出发。我过去说过，这叫“懒汉做新闻”、“懒汉做学问”，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过一个月就被“打脸”。

邱文平：我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新媒体影响之下，他们选西方领导人有一种政治选秀的感觉，或是当“政治网红”的感觉。他们对真正的政治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也没法感兴趣了，因为你长期处于行为艺术表演的话，怎么可能关注真正的政治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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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在选举制上，因为如果政客要真正解决政治议题、政治问题，就要动到利益集团的“奶酪”，一动“奶酪”就会失去选票，所以在这种制度下面不会有人办实事。

张维为：确实，比方说拜登提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我一看，5年4000亿，我说开什么玩笑，5年内能把纽约地铁翻修一遍都做不到，所以我就调侃，100年之后美国能够解决控枪问题吗？你这个制度不改革，根本解决不了，因为你改革不了。

主持人：而且他提出的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持续，在他任期内尚且打个问号，任期结束之后就更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再回到香港，您看你通过这样的一场跟在港外国记者会的对话，虽然是不期望能够说服他们，但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经过这样的一场对话之后，他们对某些议题认知会再深一点呢？

张维为：我后来接到他们的一些反馈，有不少是相当积极的，因为他们很多对中国不怎么了解，前面20分钟的演讲，我把“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治国理政背后的核心理念，做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比如，我们是民意和民心既有区隔也有结合，他们原来只想到民意，香港模式也是只讲民意，不知道还有民心，还有人民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我讲“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民主”还是“专政”这个范式，这都是“文明型国家”理论推演出来的。这对他们很多人是有启发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我老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面对这么多的外国记者，特别是香港的FCC，最早就是当时在国统区，在重庆抗战时期的驻华记者协会，当时周恩来跟他们打交道时，这些记者趋之若骛。我坚信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自信，直面他们尖锐的问题，就是说再尖锐的问题也可以提，然后给他们做实事求是的解释；必要时他的问题可以很尖锐，你的回答也可以很尖锐，来反问他，我经常这样问：你觉得不是这样吗？

主持人：就像您说的，其实这样的辩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非常深度的沟通，在辩论当中的沟通可能比一般的沟通效果还要好。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跟这样的群体也要去多沟通。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在我们这一边，让实力去说话。刚才张老师也说，香港这个地方也是中西方文明的交汇地，我们不能让它成为“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和重要的支点，但它完全可以成为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如果要起到这个作用，香港还要做些什么？

张维为：为了准备这个对话，我看了一些香港的材料，现在比较明显的就是几个公开讨论的项目，在靠近深圳的地方建设北部都会区，是新的增长点。另外，参加大湾区的合作项目，包括科技的合作项目等。

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北部都市区，如果熟悉香港的地理方位，就知道从深圳出发去香港会路过上水、粉岭这些站，那一片未来都是北部都市区，那里其实有非常广袤的待开发土地，但在以往香港的那种状态之下，你看这些资源在谁的手里。接下来就不一样了，如果开发出来，不仅是住房，还有产业开发都会大大地惠及民生，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

邱文平：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香港人其实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你的身份认同，你到底是美西方在中国的一个“桥头堡”，还是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和世界交流的一个“桥头堡”，也就是说你要回答你到底是属于哪个阵营的。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建构的一个更加美好的香港。

问答环节

观众一：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年多来，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它让香港从混乱走到了正常，真正落实了“一国两制”，“一国”的正确概念在香港有什么明显变化？香港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这中间有哪些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张维为：习主席主政之后，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只有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一定要解决。香港的问题是很棘手的，包括我们做“修例风波”的相关节目时，看得很清楚，当时就说了，香港一定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改的话会一路走衰。《香港国安法》非常之好，回头看，我真的觉得是解决香港问题的神来之笔。

还有一点，香港因为经受这么多年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英国普通法系里边确实有这个传统，就是这个法律只要在，那么你就要执行，所以现在这部法律出来之后，真的产生效果了，包括对国旗、国徽的相关规定也在执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新的变化，从细节开始一步一步做起，很快的，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邱文平：“一国两制”，只有中国人想得到这个东西，这其实就是中国文明特色和社会主义结合。“一国两制”的提出，清晰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和平共存、共同发展，在竞争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其实对于香港来说，《香港国安法》已经出台了，很清楚，你的未来就是国际自由港，是一个世界人民都可以在这进行发展的金融贸易港，这是对香港人民来说最好的方向，但前提是你要去政治化，不要将自己裹挟在政治中。

观众二：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医学的研究生。我的问题是，不管我们去年与BBC的对话还是这次我们与香港的对话，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这样一次次微型的“文明的冲突”。以及有人认为，观点或者立场完全不同的人是不能够产生有效的对话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邱文平：我觉得这个文明的小型交流看上去很艰难，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有一句老话：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沿途的国家，都非常欢迎中国，因为我们带着和平、发展、建设的理念。像前两天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我看着都很感动，几千万人民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我感同身受，因为在新疆果子沟，亘古以来这段天险过不去，当你见到果子沟大桥的时候，都会想流泪，这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对于帝国主义，就像“豺狼”一样，不能不跟它斗争，因为它想置你于死地，我们为什么不斗争呢？帝国主义是可以斗争的。

图自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

观众三：老师们好，我叫李明洋，我的身份有点特殊，因为我是1997年出生的“回归宝宝”，现在也是一名在内地创业的香港青年。自己创业的项目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全品类的专业户外滑雪品牌，趁冬奥这波风潮，很有幸，我们的产品帮助我们国家的小将去训练和准备参加冬奥比赛，也得到了很多宣传和政策上的支持。最近刚好我又从内地回来香港，他们其实对于内地庞大的市场有很大的好奇和憧憬，但是他们在犹豫。我想，对于青年的就业、置业、创业问题，该怎么鼓励香港的青年去拥抱大湾区的机会，甚至整个中国市场的机会？谢谢！

主持人：我在这补充一下，习主席在香港“七一”讲话时候就特别强调，要关注年轻人的发展，要给香港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拥抱大湾区，或者说融入国家的发展格局，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条很好的路。这位朋友已经走出来了，但可能还有一些年轻朋友有点担心这一步该怎么迈，两位怎么看？

张维为：因为我过去每年都会去香港，也看了一些民调，香港年轻人——某种意义上是长期形成的传统，读书喜欢学会计、金融这些。而你显然是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迈出一步之后，稍有成就，甚至是不小的成就。怎么影响香港其他年轻人，我觉得你们、特别是作为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甚至可以做成一定规模的传播事业，就是给香港的年轻人介绍在内地怎么创业、可能会有什么困难、会有什么好处、什么方便的条件、在大湾区可以怎么做，比如通过自媒体生动地做。我想这是你们“90后”“95后”的强项，至少内地年轻人这方面非常强，你们可以一起合作，做一个网站也好，在油管（YouTube）上放视频也好。我觉得要利用新媒体，把真实的内地发展机会告诉香港同胞，机会太多了。

邱文平：还有一点就是大多数大都市的人，像上海、香港，这种市民文化很容易产生一种“精神贵族”错觉，实际上对于小地方、偏远地区并不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地域异常辽阔，像我们小时候在陕西农村生活过、在新疆长大，所以像我们、尤其是张老师这一代，见过封建社会的愚昧、见过世界的尽头、也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你会对这个世界抱有非常全面的认知。文化、文明不是空谈出来的，它是依附在我们人民身上，在地区文化中体现出来的。

所以我更建议大城市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打破自己“精神贵族”的小笼子，不要以那么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你真正做到精神开放的时候，奔放地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城市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鸽子笼而已，当你走出来之后你可以翱翔在天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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