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阿拉伯人视角看“十字军东征”，千年历史创伤仍未抚平

“龚古尔奖”获得者、作家阿敏·马卢夫

在国际文坛，阿敏•马卢夫是一个身份与成就都很独特的人。他出生在中东世界的“十字路口”黎巴嫩，家族信仰的是基督教，说的却是阿拉伯语。1975年，黎巴嫩爆发政治动乱，26岁的他踏上流亡西方之路。他用了几乎40年时间，以写作消弭自己所属的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正是通过他的著作，许多西方人开始接触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实，而他也以阿拉伯移民的身份，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获得者。

去年8月，马卢夫的历史著作《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小说《撒马尔罕》《非洲人莱昂的旅程》终于出了简体中文版。

多元身份与复杂经历，为他带来了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眼光，并体现在他的每部作品中。1983年出版的《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是其成名作，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很大轰动。此前，西方几乎没有脱离欧洲视角看待“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著作。就如同许多描述战争的书籍一样，出自单一视角的历史写作总是倾向于将己方的状况写得具体翔实、有血有肉，而敌方通常成为一群面目模糊甚至被扭曲的陌生人。马卢夫写作此书的立意非常简单，“就是写一本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支撑这种角度的，是他所采用的素材，囊括了相关的阿拉伯通史、地方编年史以及西方史料。

马卢夫不仅试图从阿拉伯人的视角看待“十字军东征”，而且对阿拉伯人深怀手足之情。书中，十字军的残忍、狂热，以及他们给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的灾难一览无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味站在阿拉伯人的立场。事实上，他也同样借阿拉伯人的眼睛看清了他们自己。马卢夫明确指出，阿拉伯世界其实早在十字军到来之前，就已经走向了衰落。在这个正在沉降的世界，侵略者来临时，阿拉伯人表现出的是迷茫、麻木、故步自封和内斗不止。阿拔斯王朝、塞尔柱突厥各王国和埃及法蒂玛王朝都处于分裂状态，穆斯林领袖们忙于算计自己的利益，昏庸而专横，根本无法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组织，抵御十字军的入侵。“法兰克人的侵略只是加速它的衰败而已，因此不能说阿拉伯世界的衰落是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

“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直到今天还未止歇。马卢夫是这样总结这场历时200年的争斗的：“在西欧，十字军的东征掀起了经济和文化上的革新；但在东方，战争却导致数世纪的衰败和文化上的封闭……这种保守的态度随着现代世界的演变更趋严重。”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好宗教认同和现代事物的关系，也“依然摇摆在极端传统派和西化派之间”，“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千年历史创伤，对阿拉伯人来说仍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抚平”。

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

今日中东

历史学家与中东问题专家的身份带来的深厚积累，让作为作家的马卢夫更加游刃有余。在小说《撒马尔罕》和《非洲人莱昂的旅程》里，他自由穿梭于历史事实与虚构情节之间，以细腻的笔调描绘出中古及近代阿拉伯世界热气腾腾的风土画卷。在《撒马尔罕》中，他以一部虚构的《撒马尔罕手稿》串联起塞尔柱突厥和近代伊朗的两段历史，横跨近千年，涉及的文化冲突主题绵延至今。在《非洲人莱昂的旅程》里，他又以哈桑40多年的人生经历，串起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格拉纳达王国灭亡、奥斯曼土耳其吞并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大航海时代开启等重大历史时刻。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判断，被马卢夫巧妙地包藏在小说情节之中。

1976年移居法国后，虽然常怀对故国黎巴嫩的怀恋，但马卢夫知道，“自己与那里已经渐行渐远，永远也回不去了”。这种情愫，也贯穿于他的写作。在小说里，他不厌其烦地描摹波斯的瑰丽景象，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那位不断追寻《撒马尔罕手稿》的美国记者“我”。这个“我”简直就是他的自况：“对于那些从未痴迷过东方的人来说，我实在是个异类。一个星期六，我脚踩土耳其拖鞋，身穿波斯长袍，头戴羊皮阿訇帽，到安纳波利斯的沙滩上散步，我知道那里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僻静处。”

如今，年近七旬的马卢夫依然精神矍铄，每天都会长时间散步。早晨，一走进办公室，便开始写作。他的习惯是，拿起前一天写的内容，重读、修改，然后接着往下写。中饭之后，会出门溜达一两小时，冬天在巴黎，夏天则在大西洋岸边。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大部头，他说“内容涉及当今世界以及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诸多险境”，并“希望能在今年写完这本书，那样，2019年它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为极端反动势力开辟道路的，正是建立在人文主义理想基础之上的革命运动的迷失与失败

第一财经：在《撒马尔罕》中，你写到了中世纪波斯哲学家、诗人、数学家卡亚姆写了一部《撒马尔罕手稿》。当时，突厥人取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中亚新霸主，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真正统治者是正值鼎盛时期的大塞尔柱帝国。卡亚姆和当时的权臣尼扎姆是朋友，也无意中结识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暗杀组织阿煞星的创建者哈桑，宗教冲突交织着权力斗争，卡亚姆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下了《撒马尔罕手稿》。近700年后，这部手稿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彻底失踪。你写到的这部《撒马尔罕手稿》有历史原型吗？

马卢夫：在我小说中所出现的手稿实际上是虚构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虚构多于现实。真实情况是，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确实有一部稀世罕见的卡亚姆诗集，珍藏在一个镶嵌宝石的盒子里。因此，潜入大西洋底打捞沉船遗骸的潜水者声称，他们最最希望找到的就是这本书。1912年，这本书就裹在一位大收藏家的行李中。不过，那只不过是19世纪出版的、由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所翻译的四行诗的豪华版而已。至于真正的手稿，或许从未存在过。在卡亚姆生活的年代，鲁拜诗即为一种精短的通俗四行诗，多为友人聚会上即兴而作，并由嘉宾背记下来。就这样，这些诗歌世代相传，后来才被记载进书里。这当中除了卡亚姆亲笔所作的鲁拜诗外，还有许多误归入其名下的四行诗。

第一财经：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一本关于撒马尔罕的书？

马卢夫：事情是逐渐发展而成的。从儿时起，我就对卡亚姆其人深感兴趣，还读过父亲书柜里收藏的他的一些鲁拜诗。而后，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我又迷上了伊朗，当时那里正发生着不同寻常的事……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就孕育出了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

第一财经：在唐代，中国称撒马尔罕为“康国”，还在那里设立了行政机关，是当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枢纽之一。你所写的撒马尔罕是公元1100年左右的世界。对公元7～10世纪的撒马尔罕，你是否也有过研究？

马卢夫：撒马尔罕是连接中国和西亚，继而是欧洲的重要通道。通常认为造纸术就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借由这条通路传到西方的。因此，这座城市俨然成了神秘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而几经变革，当然又不仅仅是与丝绸有关。撒马尔罕的辉煌时期固然短暂，但其对于知识传播的作用却是持久的，意义深远。

第一财经：在书写了卡亚姆的曲折经历之后，你又笔锋一转，写到了近代的伊朗。能够理解，写公元1100～1200年的中亚及波斯是因为那里正发生着巨变，突厥人正取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中亚新霸主。那么，选择书写1850～1900年前后的伊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马卢夫：20世纪初，许多国家掀起了觉醒的浪潮。短短数年间，更确切地说，1905～1911年间，日俄战争掀起的革命狂澜席卷了奥斯曼帝国、中国、俄国以及波斯。对后者而言，许多事情都是在那时决定的。在我的小说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又不乏虚构的成分，由此展现出当时风起云涌的思想浪潮与社会变革。

第一财经：你在《撒马尔罕》的结尾写道，伊朗的现代化转型失败了，之后，《撒马尔罕手稿》也沉入海底，小说主人公的挚爱雪琳公主也消失了。这是否意味着，你对伊朗现代化转型的失败带着强烈的遗憾？

马卢夫：我多么希望那场现代化运动能够大获成功，那样这个国家就可以向着与它最终所选择的道路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它所选择的竟是一条政治激进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的杂糅之路。毫不隐晦地说，每当宗教掺和到政治生活与社会事务中时，我便会格外警觉。根据我对世界发展历程的观察，无论在伊朗还是其他各地，为极端反动势力开辟道路的，正是建立在人文主义理想基础之上的革命运动的迷失与失败。

第一财经：那个不断去中亚寻找《撒马尔罕手稿》的美国人“我”，也是一名专栏作家，而且生于西方，却对东方有着极其浓烈的兴趣。能否将此人视为你的自况？

马卢夫：的确是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了叙事，我需要一位拥有善意的、拷问的外部视角的叙述者。我并非伊朗专家，只不过在准备这部小说期间，做了大量有关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功课而已。

第一财经：在《撒马尔罕》中，卡亚姆与权臣尼扎姆、阿煞星创始人哈桑是好友。真实历史中，这三个人是否有交集？

马卢夫：的确有说他们三个是朋友。但当我查考史料，希望验证这一说法的历史依据时，我发现尽管他们的确有可能在某些时候相遇，但却从未结下过友谊。无论如何，尼扎姆比卡亚姆和哈桑年长得多。如果是写传记的话，我只会这样写：1072年前后，三人有可能在伊斯法罕附近相遇；尼扎姆和哈桑在政治上互为敌手；哈桑和卡亚姆很有可能见过一两次面……仅此而已。但对虚构作品而言，三位朋友的传说确乎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起点。

第一财经：在你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对古代波斯的精细描摹，让人身临其境。相较而言，你对近代伊朗的描写则没那么精彩，相对平淡。这是否意味着，在审美上，你更偏爱中世纪的波斯？

马卢夫：这种感觉很正确。很可能是因为我对世界上这个区域的历史是那么怀恋，而当我面对它今日的状况时，却不禁悲从中来。

第一财经：在历史小说写作中，你怎么看历史与虚构的关系？读一部历史小说，很多读者可能会疑惑，某一段内容到底是史实，还是虚构……

马卢夫：我认为历史历来就是启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伊利亚特》，就是荷马根据一件微不足道的历史轶事，创作而成的一部不朽的史诗。至于诗人所叙述的事件是否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符，其实并无关紧要。艺术层面才是最重要的。莎士比亚戏剧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等。至于凯撒是否当真对勃鲁托斯说过“你也是吗，我的儿子？”这样的话，其实并不重要。剧作家所想象的戏剧瞬间远比两千年前的一位古罗马政治家真正说过的那些话要重要得多。

第一财经：《撒马尔罕》和《非洲人莱昂的旅程》都是以“流浪者”、“旅行者”为主人公。“旅行者”的设定在情节的推动上有什么优势？

马卢夫：从小说构建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非得倚仗于流浪者、旅行者主人公。再回到文学的伟大“始祖”之一，即荷马的话题上来。《伊利亚特》的故事主要围绕一座名叫特洛伊的城市和一场战争展开；而《奥德赛》讲述的则是尤里西斯穿越地中海的旅程。某些文学理论家对小说进行分类的标准，就是看它沿袭的究竟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的传统。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更倾向于《奥德赛》的传统。

第一财经：偏爱以“旅行者”为主角写故事，是否也与你自身经历有关？你曾周游60多个国家，亲历了越南战争、伊朗革命等重大事件。

马卢夫：我想，我的小说所具有的《奥德赛》的一面，的确与我个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出生在黎巴嫩，幼年在埃及生活，27岁时移居法国。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为了采访需要，我周游世界各地，从西贡到新加坡，再到亚的斯亚贝巴，从太子港到伊斯坦布尔，德黑兰或撒马尔罕……

第一财经：1975年黎巴嫩内战后，你死里逃生，流亡到法国。这段经历对你的写作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宗教问题、种族之间的战争以及文化认同成了你写作的主题。能否从这一点谈谈你对自己“身份”的看法？

马卢夫：身份问题始终贯穿于我的一生。在我出生的地方，有二十来个宗教族群，它们各有其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黎巴嫩组成了自治政治体，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在此过程中，协调组织各个宗教族群的生活始终是其头等大事。管理这种多元性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曾经有那么几十年时间，结果看似还不错，但不得不承认，自1975年以来，时局却每况愈下。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乐于体验身份的多样性，并视之为一笔财富。在我的朋友之中，在我的家庭内部，大家出身各异，各自怀抱不同的信仰。

第一财经：1975年，你在深山目睹了战争燃起的熊熊烈火，以及同胞自相残杀。那么多年过去，是否还会想起那时危险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当时这个场景的理解、情感是否有了变化？

马卢夫：对于那个时期，我保留着许许多多回忆，正如我对自己曾经在黎巴嫩所经历的那段生活一样，它代表着我的青春年华。我很珍惜那些回忆，对故乡的命运也总是牵肠挂肚，但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并不期待重新回到那里去生活。那个国家已经今非昔比，我也一样，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尽管如此，我对那个国家，对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对我的小村庄的真情，却是永不磨灭的。

第一财经：你曾说过，写《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是希望用阿拉伯人的视角去描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你也谈到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看法。你怎么看待当前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重新激化的矛盾？

马卢夫：我出生在一个说阿拉伯语、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对于我所属的这两个世界，我始终怀着拉近二者彼此间关系的愿望。然而，不幸的是，自我有生以来，尤其是从我投身写作以来，我发现，尽管我一心梦想拉近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消除它们彼此间的敌意，但它们却不断渐行渐远，从未停止互相憎恨。至于亨廷顿教授的理论，我想说明的是，它并非错误，而是仅仅只考虑到现实的一部分。例如，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宗教族群之间的确存在冲突，但在每一族群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争端。更何况，纵观历史长河，法、英、德等不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冲突，远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更持久，更具有破坏力。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见，类似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每千年不过才有那么一两回罢了。

第一财经：《撒马尔罕》以及《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都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能回忆一下当时欧美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反应吗？

马卢夫：我发现，自从35年前我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以来，我所说的那些冲突不断变得越来越日常化。因此，如果说我的早期读者是被书中瑰丽的东方景象所吸引的话，那么如今的读者则在找寻解决这些世界问题的“钥匙”。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是在我的故土——就广义而言——所发生的某些异常事件。我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的现实，但这的确是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散的事实的一个侧面。我也在尝试理解世界的运行，并试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达给我的读者们。

《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

《撒马尔罕》

《非洲人莱昂的旅程》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