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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鲁迅终生挚友,从文坛古惑仔到抗日烈日,一生历经三次死亡

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当是最具性情,也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作家。如何看待他光怪陆离的一生,应该也是最麻烦的。

他像尊“文学不明飞行物”,不仅以惊世骇俗的小说、才华绝艳的旧体诗、琼来珠泻的散文著称于世,也以渣男、暴露狂、厌世病人及抗日烈士等名号为人所知,各种完全不搭调的文与思、命与相奇怪地一身兼有。 以至于到了现在,如何评定他,写史者总还下笔为难,有那么点语无伦次。

按理说,这个人的死,也是没有疑问的。他是为抗日而死的英雄。日本侵华期间,文化界名人惨遭杀害有几位,比如杨荫榆、郁华、刘湛恩、陆蠡等,他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早在1952年就追认他为“殉难烈士”,并在他家乡富阳建亭纪念。

可我总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在1945年8月29日那晚日本鬼子抡起刀枪之前,其实已经“死”过至少两回。他大部分人生都没有认真活过,带有很强烈的末路“多余人”的自杀意味。以烈士舍身报国,不过就是他最终找到人生之蕲向,最后一次带有伟大和壮烈性质的死法选择。

许子东

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常客许子东,年轻时是以研究郁达夫起家的,过去多次用“郁闷.性.民族”这三个关键词,去檃栝郁氏的全部文学与人生,我不但觉得是准确的,甚至还以为这正是对郁达夫人生三次死因的评述。

品读郁达夫,体味他的“死法”,也许是能看到黄沙遍地、鸡鸣不已的丧乱时代,一介中国文人的荒唐,颓废,无聊,还有铜筋铁骨一般的坚持且顽强的心路的。

郁达夫的第一次“死”,死于一种因身世及国家颓败所带来的,彻底的颓废状态与绝望情绪。

这是当时很多无路可走的中国文人的共同处境和心境,但郁达夫表现的尤为决绝。在1937年加入“文化界救亡协会”之前,40不惑之前的他,基本上过着涂尔干讲的“纵欲式慢性自杀”的生活。

郁达夫与创造社同仁.中坐者为郁达夫

他从青少年起,就经历了太多穷通否泰之境,受着很多人情冷暖的刺激,精神状态就是深度抑郁式的,即便在以旷达著称的五四文人眼中,也显得特殊病态。他出生江南,家世和好友鲁迅很类似,祖辈是书香门第,到父辈家道中落。幼年其父就撒手人寰,靠强势而坚强的母亲支撑养大,孤寒中饱受歧视。

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11岁那年,进新式学堂,因成绩优异被破格连跳两级,跟母亲讨要一双皮鞋的奖励,因为同伴都这么穿。可他的母亲真的没钱,遂拉带着他问遍所有商铺,看是否可以赊账,结果不但被一一拒绝,其中一个老板还破口大骂他们。


郁存世唯一完整著作手稿,他靠此书稿费在杭州落户

他回家与母亲一起,放声大哭。自此往后,他学习是更加发奋了。但读者都应该不难想象,社会人心之残酷,也应给幼年的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迹吧。

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年少时代由贫寒激发而出的读书爱好,一直在平衡乃至挽救着他心志。

郁达夫的心理气质,是极度敏感、自卑,同时带有癫狂式的神经质的。

因了家世的跌入谷底,前途的渺茫,加上后来留学时的刺激,婚姻的包办,更兼国家的衰败,所生发出来的诗人的苦楚、于国于民的苦楚、于人生命运的苦楚,汇聚为一种绝望情绪,如影随形拖曳着他一生。

他青年时代,无数次想过自杀,只是“不愿家中老母过于悲切而苟且活着”。从现代病理学看,他其实有深度抑郁症。这应该不难理解, 如果一个人,无贤不肖,他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观全然崩盘,苦闷又无所依归,那么生命意义的怀疑这类问题自然浮上心头。

所以,正如郁达夫后来自己对王映霞感叹的,“我早死在1912年”,这句话求证起来不算夸张。郁达夫骨子里是个文学家。他的为人绝对是真诚的。大概也因此,他私生活这么乱,但是他朋友也遍天下,似乎所有同行都喜欢他,无论京派,还是海派,无论是流氓文人还是严肃知识分子,他都很合得来,像鲁迅那样看谁都不习惯之人,偏偏对他欣赏有加。

郁达夫与民国文坛左右、新旧文人都奇迹地交好

可问题在于,虽然平日里郁达夫多有魏晋风流式的旷达,但终究只是表象,像他的密友郭开贞那种权变、务实、算计,他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他的人生,过的始终糊里糊涂,理想化得不能正视现实,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既没有认真盘算的心,荒唐起来甚至就不免犹如行尸走肉一具。

说起来,五四时代新派文人,论生活之荒废,精神之堕落,还有无所畏惧的坦率,应该要以郁达夫最甚。他如果活在今天,1024文学区版主非他莫属不可。如果说他还不是“下流胚子”,只能说他天才般的才情给他了太多舆论掩护,而他与生俱来的善良之心和读书人的尊严,也常常可以拉扯着不至于完全堕入魔窟之渊。

1940年,与郁达夫分手后从新加坡回到重庆的王映霞

他是个赤子之心的天才型作家,单纯的像个孩子,不喜欢过于世故的文学,更不喜欢过于世故的为人。沈从文还只是个落魄文青时,素味平生的他会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资助,以至于让沈感激涕零大半辈子。

1931年,日本人增田涉首次见到郁达夫,印象是“带着腼腆的微笑,很瘦,给人一种纤细柔弱的感觉,谈吐举止都很温柔,是个文人的样子”。可从他自己的日记中,从郭沫若等“酒友”、“同情兄”的回忆中,我们同样也知道,除了耽好书籍之外,性及酒一直都是摧毁他不断濒临精神,乃至肉身死亡的慢性毒药。

郁达夫与第一人妻子孙荃在婚变前夕

我们不必为他深讳,他应该有严重的性瘾和酒精中毒病症。留日时代,他不过20来岁,就喜欢嫖娼,尤雅好大雪,光临日本妓馆,流连于花街柳巷,永远像暗夜中倦舞归来的伶仃醉汉。平日省吃俭用,就为了能与彼地日本下层妓女纠缠不清,所谓“嫖娼即是爱国和复仇”之论也是他的发明。

除了性的苦闷,他又好酒精的麻醉,喝酒不分场合,随时随地皆可痛饮。1936年他以名士身份去福建省政府当差,第一次“当官”,可天天上班也必拎两大瓶黄酒置于桌前,边办公边痛饮,见者摇头,觉得不可思议。

他真是赤裸裸的“颓废作家”。不仅作品中充斥着诸如嫖妓、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种种堕落行径,到处都是对死亡、自杀的抒写,以及同性恋爱、叔侄结婚、父女通奸等不堪入目的故事。

郁达夫侄女郁风,后嫁黄苗子,夫妇都是当代文化圈响当当人物

在他的日记中,三天两头也会冒出又是嫖妓又是酗酒的记录,什么“喝酒三坛大醉”,什么“雪白的裸体”触目即是,他也毫不避讳。有段时间,他被请去大学教书, “睁开眼”,还都是某女生的身影,“似幻似真”,只得反复提醒“已做了先生”,勿为“性欲驱使着到处乱转”。

这个时候的郁达夫,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生活是“病态”的,精神其实也趋于死亡状态。梁实秋清华上大学时,因文章获识郁达夫这个海派群体,结果只接触过一个晚上,那种不是嫖妓至死就是要喝酒至死的状态,把他吓得要死,落荒而逃。后来,他也写文章直言不讳批评,说郁达夫先生这一类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是有死亡气息的人生。

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

他当时此后,没有横尸于妓院的床榻,或醉死在引酒的辘轳前,只能说是一种侥幸。

郁达夫的第二次“死亡”,死于女人。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不切实际又永不满足的爱情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文人,向来所关心的,无非是家国天下、诗书文章与醇酒妇人,哪一项渺茫,就会往余者发力,这是一种集体的惯性积习使然 。郁达夫本人,就永远地卡在永恒地热衷全身心地去追求“理想伴侣”、“完美女性”,结果又不永可得而带来的痛楚及绝望之中。

在和王映霞分裂之后,他没有再写过什么可观的诗文。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和王映霞的决裂,他也不会远走南洋,最后无人知晓地死在的异国他乡。

“没有郁达夫,就没有沈从文”

说郁达夫在男女方面上也有“病态”是不错的。天才在某些方面都有些病态。他这方面的病态,主要病症表现在于:既有新派文人的理想主义,即对女人有太多依赖,对男女爱情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要求。

同时,传统中国男人轻视女人,视之为肉欲满足对象,人格上待之以“妾妇”的扭曲心态又并没有根除,两相悖论,如花美眷终成怨偶的悲剧自然顺理成章而来。也所以,他的一生,男女情感上几乎都停留在由性生爱、有爱生恨、先厌弃所爱女子、继之为所爱女人所不能忍受的死循环中,不能自拔,也推动着他后来的陨命。

1993年1月1日,王映霞与友人合影

他是个多情者,也是个滥情者,更是个始乱终弃者,甚至可批为肉欲主义者。他的人生旅履迹,就是一部文学史与风流史的合成。他留学日本6年,分别与三位女子有明确的情感纠葛,即邻居女儿后藤隆子、旅店服务生田梅野及玉儿三人。

归国之后,他先后有三任公开长期同居或结婚的对象,即孙荃、王映霞、李筱瑛、何丽有。但几乎所有恋情都无疾而终,以荒唐开始,以更荒唐的代价结束。他绝对是个情种,一见钟情,轰轰烈烈,情意绵绵,淋漓尽致,为了爱情,可以隐居,可以戒酒,可以抛下一切,率性可爱,了无中国式的道德顾忌,极尽风流之韵事,是几乎只能到欧洲才能找到的拜伦式人物。

郁达夫老家富春江上的雪景

他向往最干净最纯粹的男女之恋, 歆羡中国最传统的爱情形式——一见钟情,然后一辈子厮混在一起。表面上非常感人肺腑,非常心灵美,非常正能量,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又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1922年回国教书,倒也跟妻子孙荃有过短暂的欢乐时光,但是很快又和叫海棠、叫银娣的妓女来往甚密;

1926年,在上海一见小他10岁的女粉丝王映霞,又是以爱的名义,一见钟情神魂颠倒死缠烂打,次年和王订婚时,他的妻子孙荃恰好在北京的产褥上呻吟苦难;与王映霞离婚的同一年,已经45岁的郁达夫遇上时年26岁的李筱英,很快又是同居,由于他儿子郁飞的反对,才不得已劳燕分飞;两年后,他跑到印尼化名赵廉生活,不久又找了个年仅20岁的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

男人追女人,无非三招,晒肌肉、用钱砸、文化洗脑。郁达夫穷书生一个,倒是以“文化”征服“爱情”的此道高手。可是道理上你又没法大义凛然地批判他,因为他总说他每段情感都是认真的,也确实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掺杂一点假冒伪劣,反应在诗文及言行上,就是情绪起起伏伏,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有时候笑,有时候哭,一阵子想奋斗,一阵子想自杀,没有一个被他追求的女人不心疼,最后缴械投降,以身相许。

郁达夫与他的浙江同乡好友鲁迅

但是,这样的人,所向往所践行的真是“爱情”么?心理学家弗罗姆曾说过不懂“爱”的男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他们是永远期待着的人,是抱着期待的人——却又是永远失望的人”,郁达夫何尝不是这样的“婴儿”?以至于我常想,郁达夫常自诩新潮,但是他的情感逻辑,必须回到古代中国的青楼小说里,才能找到它的思维脉络。

所以,我说,郁达夫的生命,某种程度上,早已在这种无聊的情欲争逐和声色纵情中,走向精神的“死亡”。这对任何一个男人而言,都是一种慢性自杀。而且,也正是男女狗血事情上的刺激,让他走上了死亡之路:

网上调侃

1937年8月,他怀疑妻子王映霞与某戴姓大佬有染,认为“纵齐倾钱江潮水其羞难洗”,遂远走南洋,衍生最后被暗杀于苏门答腊的悲惨结局。

以上,我“谴责”地描述郁达夫的“两次死亡”的死因,即酒色与所谓爱情。

他不长的50岁生涯,基本要被这两样东西损耗掉大半,也会惹起很多现代人反感。但是,我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中国传统的公义月旦评来说,倘若这些“私德”可以暂且放开,从大节而论,郁达夫依然是值得敬佩的男子汉,甚至堪称伟大人物。他的“最后”一次死亡,也是死于这种伟大的家国道义上,是死得其所,也死的壮烈。

郁达夫手迹

他是典型的具有中国士大夫情结的现代知识分子,不是只会喝酒,只想着女人歌姬,他在另一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五四前后,军阀武人割据称雄,但也是文人意气风发的时代。

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郁达夫这种人,唯美主义者,逍遥退隐之士,绝对个人主义的文人,应该一辈子都会书斋里、酒席中、湖畔边、红灯旁,吟风弄月,作诗弹琴,闲对美人花草,遣此有涯之生吧。你看他文章,就多有行文阴柔之美,很像张爱玲的闺蜜,或胡兰成的哥们。

他自己曾多次表白过,他只是文人,不是战士,叫他去撒传单,他是不会去做的。然而,在他一生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傲骨嶙峋的一面,酣畅放达的一面,激越深沉一面。因为国破家亡的刺激,这位柔弱,高呼人生只爱、酒与自由才可爱的文人,从此脱下了长袍,穿起了短装,抚着身上的伤痕,奔赴战场,走遍大江南北,以笔代刀,出自己的一份力。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屈原到文天祥到瞿式耜,从来都不缺这样的读书人,太平时代坐不垂堂金迷纸醉,真到国破家亡之际,儿女私情个人荣辱全部从属于家国大义,奋不顾身,意图恢复,挺身而斗,死而后已。

郁达夫在富阳老家的故居

郁达夫也是如此,当真挚磅礴的热情,与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圣洁家国情怀一相结合,他人性中、思想上伟大的一面也就被激发出来了,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形之行动。归根到底,他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一个有骨气、讲气节的文人,当1937年前后中日全面开战时,这位对日本文化有深切好感的留日学生,这位母亲和兄长都惨死在敌人刀枪炮灰之下的中国人,为了报国复仇,毅然别了自己的“风雨茅庐”,走上不归之路。后来的客死南洋,千秋饮恨,虽也有王映霞事件的刺激,但最核心的推动力,还是他所要坚持的这种气节和情怀吧。

因此,战争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很难得的教育。他的性格,多少是有点神经质的,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时常风雨歌哭,时常标新立异。他实在是一个只以诗文见长的文人,虽然也汲汲参与政治,好谈国事,好作幻想大言,可多不切实际。

学者许宏泉在郁达夫手书的《钓台题壁》碑前

因为家国多忧的原因,他成为革命人物,成为抗日志士。左翼运动兴起,他又成为左联的元勋,诗人、小说家乃至政治人物的名望,同时有之。最后,也是为了更好地服从抗日需要,他万里投荒,终之横死绝域:1938年后他到海外宣传抗日,秘密收集情报。

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当地日本宪兵部发现他会日语,强迫他去当翻译,他暗中保护与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与华侨,并密切收集了日本宪兵部的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29日那个晚上,日宪兵侦破他的身份,为了逃脱日后的审判,将他叫了出去,秘密杀害,尸首去向至今成迷。

郁达夫与王映霞昔日在杭州西湖边上的爱巢——“风雨茅庐”

所以,关于郁达夫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褒赞他的人称之为天才、大师、狂士和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损他的人则骂他为花痴、渣男、变态狂和堕落文人。但是,从他人生中的“三次死亡”,我们大体还是可出看出,这个人,如果可以放下私人领域的道德训条,可以看出他太多近乎伟大的人格特征。

甚至透过这一个人,我们可以多少看到那个丧乱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所有仓皇、所有扭曲、所有忧世伤生,所有涕泪飘零,乃至所有底线和道义,所有梦想和坚持。他的三次“死亡”,几乎也是20世纪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们,所共同面对的生死纠葛和是非选择,只是涉足程度深浅不一而已。

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晚年说起过他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有着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非常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和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郁达夫长外孙邹诚抚摸外公雕像.2012年

我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评价了。这个人,确实活的有点病态,可却似连绵的阴雨天,阴郁中自有一分天青色的雅致之美,让人难受,又使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