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和沈从文：一饭之恩，终生难忘
文：老张在路上
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机缘巧合，让这两位名字载入史册的大作家在上世纪初的北京相遇。
郁达夫的家就在后海离荷花市场不远的前海北沿
郁达夫曾数次到过北京，但每次都时间不长，加起来总共不足两年。
1919年夏，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读。快开学时，突然收到长兄郁曼陀从北京的来信。长兄就职于司法部。他得知北京将于10月份进行外交官、高等文官的考试，要弟弟立即回国赴京应试。9月初，郁达夫离日回国，先在故乡富阳小住了几日，即赶赴北京。
郁达夫司法考试名落孙山，他羞于回故乡再和亲友相见。直接去了日本。他一面继续在帝国大学学习经济，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这也是“五四”以来最早出版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沉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郁达夫在文坛也风声鹊起，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1923年初，郁达夫第二次来到古都北京。郁达夫到京后住在长兄家，并致信周作人请求到府上拜访。周作人回信请他及几个朋友到家中吃饭，鲁迅作陪。当时，周氏兄弟住在西直门内大街南边的八道弯胡同11号。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氏兄弟。
见到周氏兄弟不久，郁达夫又回了上海。
1923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修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兄，因而推荐郁达夫接替自己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郁达夫也想“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于是接受邀请再次来到北京。
郁达夫离别了妻儿，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仍寄住在巡捕厅胡同长兄家。
郁达夫上课的地点并不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校本部，而是在北河沿北大分部。每周只有两节课，但不是钟爱的文学。
郁达夫月薪100元，但教育部一向欠薪，每月只发2至4成。郁达夫陷入了贫困和孤寂之中。
此时，因为兄弟失和，1923年夏鲁迅搬出了八道弯，租住在西四南的砖塔胡同61号。郁达夫到砖塔胡同去看鲁迅。他将自己新出版的《茑萝集》带给鲁迅。鲁迅关切地询问他在北京的情况。他们无话不谈，从曹锟贿选大总统一直谈到文学界的种种争纷。
为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就在这时，遇到了文学青年沈从文。
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钱来到北京，走出正阳门火车站之后，一位车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馆。三天之后，表弟黄村生又帮他搬到“位于前门附近不远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
杨梅竹斜街曾经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七家书局，据说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都经常到这里来。胡同里的青云阁是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之首，一时风光无二。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记载了郁达夫与沈从文的第一次交往，那是沈从文不止一次对郁风讲过的。
1923年的冬天，沈从文住在会馆“窄而霉小斋”里，他写出来文章投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的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纸篓里去。他常常是饿着肚子，有时去亲戚家混一顿饭吃，几个表兄弟打着牌，叫他代他们把学校作业的文章做好，因此他也不愿意多去。
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尝试着给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其实当时的郁达夫自己也正在苦闷之中。在文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在大学教他实在不愿教的会计学；精心创办的杂志被迫停刊，还时常受到同行的攻击；生性不甘寂寞，却要忍受一份平淡的婚姻。他彷徨无计，整日嗜烟酗酒甚至自残自虐，接到沈从文的求助信，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困苦的人，他决定去看望沈从文。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北京的天气相当冷。郁达夫推开“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执笔写字，此时的他已经连续三天没吃任何东西了。
眼前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郁达夫，他眼圈发红，马上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轻轻地拍了拍上面的雪花，然后给沈从文围上。
那一天上午，他们聊了很久，其实不能算是聊，因为基本都是沈从文一个人在说，而郁达夫一直在听。沈从文对郁达夫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他说自己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他认为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以后的生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他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他说自己已经有四五年没见到母亲和妹妹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郁达夫拉着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撮”了一顿。已经饿了三天的沈从文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了，他狼吞虎咽，看得郁达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顿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账，他将找回来的三元两角多钱全部给了沈从文。其实，当时的郁达夫在经济上也很窘迫，五元钱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小数目了，他每月只能领到30元的月薪，可以说也正处于“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时期。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郁达夫便坐车匆匆赶回学校去了。郁达夫把唯一的一条围巾送给了沈从文。回到“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大哭了起来。
半个世纪后，当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他还激动地谈起这件事，沈从文说起这事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但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
1924年初，郁达夫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公开发表。在文章中，郁达夫以充沛的激情表达了对一位有志青年在这个社会的遭际的极度愤懑。
不久，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后来，他又介绍沈从文与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只几年工夫便享誉文坛。
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也被沈从文在困境中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精神所感染，他很快重新振作了精神，不久，他又去了上海，和王映霞相识，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1936年，当出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时，沈从文在“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1925年2月，郁达夫应邀赴武汉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但在武汉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先后去了上海、广州……1926年春，到广州不久的郁达夫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龙儿患了重病。当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时，看到家门口贴着白条。龙儿的离世对郁达夫打击实在太大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郁达夫一直在漂泊之中，最后漂泊到丛林莽莽的东南亚诸岛，直到生命终结。但在漂泊中他始终坚持写作，从事着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8月29日深夜，郁达夫著名作家的身份暴露,已经宣布投降的日本人怕他记下他们的战争罪行，日本宪兵遂秘密逮捕了郁达夫，并9月17日将他杀害于苏门答腊，至今未找到尸骨。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郁达夫正在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避，郁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接到重庆。
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到在国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但是郁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的清贫，怕自己的接济中断时给沈从文造成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如果沈从文知道此事，一定又为之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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