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7 月24 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废都》单行本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首发，引发市场“废都潮”。小说在镐京沪宁等地供不应求，单行本的价格从12.5 元上涨到15.2 元至80 元不等，洛阳纸贵，一度连贾平凹自己都要托朋友替他寻购此书。然而《废都》热销不到六个月，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于1994 年1 月正式发文停印停发了该书，这部本应“安妥”作家“破碎了的灵魂”的作品，却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大地震，成为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禁书”。如陈晓明所言：“《废都》的销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引发的争议如此之剧，这可能是上个世纪末最大的文学事件。”①就这部小说的戏剧性命运，学界不乏关注，但目光却多为轰动一时的“《废都》批判”所遮蔽，以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端评价掩盖了多方发出的不同声音，缺少对整起事件来龙去脉的梳理和认识，而对于风波之起源，也未离开文化冲突与失语者寻回话语权的惯性认识。实际上《废都》的批评史应是由大众、学界、资本和官方这四者共同建构的，也有一个态度与视角不断转变的过程，可谓众声喧哗，杂语共生。评价的迥异实则由发声者的身份地位所决定，喧哗背后是不同价值判断、利益追求的纠葛，众多目的与手段缠绕在一起，共同造成了整起事件复杂混沌的面貌。因此对《废都》批评史的认识，需要建立在重返文学现场的努力之上。以1990 年代为中心（具体言之，为1993 年至1995 年这一时段，因贾平凹新作《白夜》的出版，有关《废都》的争议便渐趋沉寂），遍阅原刊原书，厘清多方话语交织下《废都》所受评价的波折过程，探析影响作品批评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理解1990 年代各种力量对文学之规约与该现象所显影的经典化问题。
一 直感冲动：大众读者接受的分化
关于《废都》的评论首先来自普通读者，有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废都》是几年来，严肃文学领域中少见的好作品。它很好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统一在一起”②；但在当时发声的普通读者中，批评和不满的声音占了很大比例。
大众对废都的批评大多停留在道德冲动与直观感受的层面，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类道德诟评似显极端。有些人对《废都》非议的地方在学者看来恰好是作品的独到之处，这些人重视文艺的典范、歌颂作用。认为四大名人的形象塑造“破坏了作品的真实性、可信性、深刻性”③。但更多研究者认为，小说的精彩就在于真实、可信、深刻地表现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内心与生存状态。群众这种直感式的道德批判反映了1950—1970 年代红色文学对读者阅读口味的强力规训，在评论中“英雄人物论”与“再进一次牛棚”“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之语迭出，可见革命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范式在1990 年代依旧占据着空间，仍然可以迸发出相当的能量。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讲，发声大众对《废都》的道德批判是合理的，但这也使《废都》一出版就备受争议，承受了过多艺术之外的苛责。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性与官场世态的描写既是《废都》被一部分读者激烈批判的地方，也是它能够如此畅销火热、吸引到更大一部分读者群的原因，正如邵燕君所说：“从古至今，能引起中国人持久兴趣的只有两个话题：政治和性。这两点都给贾平凹抓住了。”④ 徐采石在南京小书摊曾有这样的见闻：“只要《废都》一到，很快就一售而空”“而购书者大多为年轻读者，他们往往一拿到书先看看有没有删改过，要问问书亭老板是不是真的原版。”⑤ 虽然怀着这样目的的读者不会发声，但他们是《废都》读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数。总的来看，大众读者对《废都》的态度呈两极化态势，但无论是厉声讨伐，还是暗地欢喜，都是建立在直感冲动上的一种接受方式。
二 “慢些读”与“帮着读”：陕籍评论家的导读
实际上贾平凹本人与其文友对这样的反响是有所预感的，《贾平凹论》的作者费秉勋在看过手稿后建议他当时不要出版，否则会带来很多麻烦。《废都》的责任编辑田珍颖在审阅完书稿后，贾平凹打电话给她的第一句话竟是：“咋样？你看了稿子觉得咋样？我心里没底！”⑥可见贾本人也存在担忧情绪，他对人说：“这本书很容易叫人看走了眼，弄不好就看到一边去了。”⑦因此在《废都》出版前后，他就借媒体多次表达了“慢些读”的愿望—“如果要读，不要以猎奇心去读……只要读得慢些我就满足了。”⑧“我盼读得慢一些、细一些。”⑨与之呼应，贾的同乡、学友白烨也多次强调《废都》“是需要细读和多读才能体味出来的”⑩“不要匆匆忙忙地浏览，轻轻易易地否定”11 。
尽管如此，《废都》还是引发了舆论争议。贾平凹与其京陕朋友在呼吁“慢些读”的同时，也开始了“帮着读”的努力。早在1993年8 月5 日至12 日间，贾平凹就与肖云儒、王愚、李星等一众陕西评论界人士在陕西文艺、经济广播电台直播室分别进行了关于《废都》的三场座谈会12，这可以看作是“帮着读”的先声。他们在继续为该书造势的同时，也着重对性描写等敏感问题进行了辩解，“我建议大家能看看”“可能大家注意到”之类的句式频出，这与其说是在讨论，不如说是在解说。
但风波难平，就在第三场《废都》座谈会电台直播的当天，即1993 年8 月12 日，中国新闻社的通讯稿《〈废都〉的性描写引起争议》被上海《文学报》头版刊出。 随即，《陕西政协报》在8 月19 日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由孙见喜整理的肖云儒、王仲生、王愚、李星、晓雷、孙见喜、费秉勋、董子竹、畅广元九位陕西评论家评价《废都》的“主要观点”，力挺《废都》“是一部奇书”“是能传世的”“是惊世骇俗之作”13 。《贾平凹文学创作论》的作者韩鲁华在《当代作家评论》撰文解读题意，他认为“《废都》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具有现代人类意识世纪末情节中所体现出来的东方艺术精神”14 。时任西安戏剧研究所副所长的董子竹对这部作品更是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接连写作两篇评论后，又夜以继日赶出了《废都》的评注本作为大众读者的导读15。
陕西评论界除了通过电台广播、报刊杂志与评论注释来宣传、力挺《废都》外，还将关于《废都》的评论整理成集，以示更大的支持。费秉勋收编了《〈废都〉大评》一书16，贾的好友、陕西新闻出版局的王新民也开始编辑《废都评论集》，从北京带回了一份“北京部分评论家有关〈废都〉的主要观点”（以下简称为“主要观点”），收集了雷达、蔡葵、曾镇南、缪俊杰、李炳银、阎纲等一批京城批评家赞扬《废都》的意见：“《废都》是真正发自作者内心，又直逼读者心灵、一气呵成的忧愤之作。”“说这本小说惊世骇俗，不算过分。”17 但笔者将这份经过王新民裁选的“主要观点”，与北京评论家们关于《废都》的访谈和完整文章相比较后发现，雷达、缪俊杰、蔡葵等人并非对《废都》没有批评—“过于直露、随意的性描写”18 “但我认为作家的性描写用的笔墨毕竟是太多太露了”19 “个别地方也有堕入恶趣之嫌”20 。这些批评意见皆被王新民删除了。此份去贬留褒，带有高度选择性的“主要观点”当时是否发表不知，但陕西评论界的种种行为都表达了为《废都》宣传、正名的目的和愿望。
陕籍评论家们如此支持《废都》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贾平凹这位“诞生于黄土地，飞向了全世界”的陕西之子的宠爱。其次又与1992 年前后“陕军”的 “损兵折将”有关，虽然杜鹏程、路遥、邹志安在14 个月内先后离世，但陕西作家却愈挫愈强，于1993 年先后在北京推出了五部长篇小说，在令陕军扬眉吐气的“东征”中，《废都》作为压轴之作，自然要加倍支持。最后，个别西京文人借贾平凹的市场热度来渔利的动机也不容忽视，孙见喜于1991 年出版《贾平凹之谜》，贾的市场“光环”使该书一年三版，印数达3.3 万册，也让孙初尝到了“甜头”。这次，孙见喜和王新民在《废都》出版前就向全国征稿，先后编辑成了五本书21，可看作他们对“贾平凹”这个品牌更大规模的售卖。在7 月27 日的《废都》西安签售会上，提前编纂好的杂志《贾平凹与〈废都〉》和小说《废都》同步发行，因此《废都》声势，也直关编书者名利。
因陕籍评论家熟悉贾平凹，他们对《废都》的批评也确实有细致、合理之处，但缺憾正如李建军指出的那样：“陕西第二代批评家与作家间的关系太好了，太亲密了，常常好到了可以把文学放在一边的程度，亲密到了再拙劣的作品批评家都能看见‘突破’、‘超越’和‘杰作’的程度。”22 他们动辄用“奇书”“仅次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巨著”来评价《废都》，连性描写都是“美真高”的，存在着过度褒扬的倾向。不过这种力捧并没有达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这部奇书”的初衷，反而因“商业炒作”之名在知识界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力量。
三 批判狂潮：精英与资本的合力
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第一个公开质疑《废都》的学者是上海的程德培，他先后撰文《莫非批评界也被“批租”？》《一不小心搞出一批“史诗”》，对《废都》与“陕军东征”的商业炒作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废都》的出版过程是一起商业策划，而“讲究科学性的批评界，不能毫无保留地成了市场叫好的应声虫”23 。“不能为了这种大制作的精神而出卖了批评的精神。”24 程德培的不满并非没有道理，在《废都》“好评如潮”的背后确有商业资本运作的身影，出版社有关“当代《金瓶梅》”“现代《红楼梦》”之类的宣传语、书店形形色色的销售手段与媒体关于“百万稿酬”说、书稿争夺战的报道都使《废都》的包装发行带上了浓重的商业化色彩。
对《废都》炒作深感不满的不仅是程德培一人，诗人杨宪益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首《有感》，以“何如文字全删除，改绘春宫秘戏图”25 之语揶揄上述种种夸张的商业行为。随着这样批评声的汇集，评论界的言论导向开始“一边倒”，有关《废都》的批判和八卦文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6中国大陆的批评潮也蔓延到了港台，香港地区有人评价《废都》“是一部媚俗而档次低、成就不大的作品”27 。台湾地区有读者据此认为“大陆曾经一统天下的以‘左’为基调的主流文化，今天正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全面冲击下崩溃，大陆文化从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迷惘、惶惑与焦虑”28 。一场漫天呼啸的“风搅雪”，已经从陕西刮到了两岸三地。
实际上引发舆论转变的是整个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对《废都》的抨击和讨伐。这种态度集中反应在1993 年10 月出版的《〈废都〉滋味》中。十位青年批评家、名校学子研究生用非常严厉的语气批评了《废都》与贾平凹：李书磊认为《废都》“径直地投合了文化大众阴暗而卑微的心理”“压根就没有灵魂”“其俗入骨”29 ；陈晓明说，“贾平凹披着‘严肃文学’的战袍，骑着西北的小母牛，领着一群放浪形骸的现代西门庆和风情万种欲火中烧的美妙妇人，款款而来，向人们倾诉世纪末最大的性欲神话”30 ；韩毓海称贾平凹“沦为教猫拿鼠的可笑之举和为虎作伥的文化同谋了”31 。激烈的话语带着不可阻挡的批判力量，使风浪终卷成狂澜，在给贾平凹本人带来“太多太多”的“个人的灾难”的同时，也造成了“《废都》批判”这一1990 年代重要的文学事件。
“《废都》批判”作为一桩著名的“公案”，引人讨论至今，目前学界对它的解释，主要是陈晓明的“治疗失语症”说32与程光炜的“1980/1990 年代文化冲突”说33。照陈、程二人的思路来理解，在大众文化严重挤压“纯文学”生存空间的1990 年代，正需要一种力量对大众文化工业以及商业化的通俗文学表现出一种反动与抵抗的姿态。然而《废都》的出版，在“把认同市场，走向经济大潮投向市民主义与丧失天良相等同”34的知识精英眼中，意味着贾平凹这个纯文学的“扛纛者”也向市场竖起了降旗，“堕落”成了通俗作家。如果说“王朔批判”是对外的攻乎异端，那么“《废都》批判”则更多带有对内惩治“叛徒”的意味，而恰恰《废都》轰动的效应和惊人的销量还无比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带有背叛意味的“献媚市场”行为的正确与成功。这就让他们更加怒不可遏。
虽然这起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话语权旁落与中国社会转型引起的，但问题并没有终止—在市场化更彻底的今天，学院派依旧“失语”，文化炒作的夸张程度也远甚《废都》，为何再不见当年批判之“盛况”？《废都》所表现的知识分子“灰败”情绪，明明是对“批《废》”者当时心境的敏锐捕捉与概括，他们应与贾平凹产生共鸣，成为“知己”才合理，为何竟对此视而不见？大批判的原因未必仅用知识精英寻求“复活”的心态和1990 年代文化变轨就可以完全解释，需要强调的还有两点。
首先是时代思潮对批评趣味的规训。年轻的博士、教师们普遍在1980 年代这第二个“五四时期”接受了学院教育，启蒙与现代性思想作为时代主潮，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当时的文学趣味产生重大影响。而《废都》自身的后现代气质，与知识精英当时的审美预设格格不入，他们的理想文本正如王一川所概括的那样：
以纯审美去提升大众的审美情操；以富于魅力的中心英雄典型来“唤起民众”；以悲剧性既显示启蒙的艰难性和必要性，又展示其乐观前景；以单语独白含蓄地披露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启蒙者/被启蒙者、中心/ 边缘的等级。至于大众，则要求尽可能按精英品味体验作品的美的光辉，从而接受启蒙。35
从这个角度看，既可明白批“废”者为何要“为张炜、张承志叫个好”，也理解了他们对《废都》的失望：种种的性描写早已让文本与纯粹、高雅的“纯审美”绝缘；以庄之蝶为首的四大名人，都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不肖子孙”，谈何“唤起民众”；小说中的人物的结局是悲惨的，但四大名人的命运不过是他们偷情、欺诈、嗜赌等行为的报应，这些人与普罗米修斯、屈原那些至死不改对人类的终极悲悯的“悲剧英雄”有天壤之别；庄之蝶行尸走肉的生活，早已不能担负“启蒙”的使命，反而给知识分子的“祛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黄平所言：“作为1980 年代这第二个‘五四时期’的‘历史之子’，知识界不能承认庄之蝶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无法接受‘知识分子之死’。”36同时《废都》模仿《金瓶梅》的“拟古”倾向也意味着贾氏背离了五四传统与人文精神，沉溺于封建士大夫赏花玩柳式的前现代情趣，“重新皈依了初民时代的意识形态” 37，鲁迅的思想精神已经在现实中失去了力量。在“五四之子”看来，《废都》弥漫着的颓废气息，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品格，站在了五四启蒙精神的反面，贾平凹已与王朔无异。
其二是资本对批评的“预约”与“改造”。《〈废都〉滋味》的作者之一方位在书中记录到：
当时召集这次座谈会的两位出版社的编辑说出他们商业色彩极浓的目的后，是一片的静场……当时我有点担心，担心哪位博士会突然耍起清高的脾气，拒绝参加这种商业目的极为明确的讨论和写作……接着就发生了让我吃惊的事情：刚才还在对贾平凹先生为推销自己的作品使用“广告”手段持极为激烈的轻蔑态度的朋友并没有做出让我担心的清高举动，而是在一阵极短的静默之后就很自然地投入到对写作这样一本《废都》批评集子的结构安排、名字选定和市场策划的讨论之中。38
罗岗也说：“在《废都》尚未面世之前，好多家出版社已经在为《〈废都〉批判》《〈废都〉出版的前前后后》之类的书四处组稿，准备在《废都》引起轰动之后，接踵而来地掀起第二次热潮。”39 这说明一夜之间兴起的那么多批评文集并非偶然，批评家们是在出版社的组织、引导下进行集体写作的，换言之，“《废都》批判”是一场被提前“预约”好的批判。陈晓明也在十多年后补充道：“书商暗地里把书完全改变了，就变成了《〈废都〉滋味》，把里面编得乱七八糟，书出来后，我们大惊失色，要准备起诉那个书商了。”40可见书商不仅决定了批评的导向，还亲身入局，直接参与了对批评话语的改造，使这种批评最终以新鲜、奇异和夸张的面貌出现，更好地迎合了大众与市场的需求。在1990年代的文化场域中，文学成了大众的消费品，影响话语方向、使批评扭曲与异化的，正是文化商人的市场逻辑。
从整体看，当年的《废都》批判确有不少击中要害之处，贾平凹的小说往往对于现实呈现出一种无能为力之感。陈晓明指出“（贾平凹）就没有打算，也不可能打算在现实生活中给予主体以新的历史地位”41 。庄之蝶这个“破败”的主体除了依靠性欲的释放来找到自己的存在外，只能走向绝望的毁灭之路，其缺陷正如贺仲明所说的那样，是“理想性的严重匮乏”42 ，这点在贾平凹后来的创作中不断地被印证。从女权的角度说《废都》“是中国文学的悲哀，中国妇女的耻辱”43 也不无道理，文本中“赏足”“玩足”的趣味，确实流露出作者将女性“物化”的潜意识。
但这种受启蒙与现代性思想强烈支配的批评眼光，日后看来同样带有明显的遮蔽性和偏差。如孟繁华认为小说对神秘文化的渲染是在拍卖“东方奇观” “满足了另一世界对东方的好奇和诡异的兴趣”44 。笔者以为，当时已经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贾平凹未必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殖民化冲动，如其自言：“最关心的是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45书里的神秘描写，既是贾平凹 “在黑纸写白字”文学理念的继续实践（《太白山记》可以看作为滥觞），也由其山区生活经历与“爱蔫怪”的趣味所决定。再如陈晓明认为贾平凹以庄之蝶的经历自恋自炫—“名人，目空一切，而无所不能，人民仰着脸瞻仰他们，顶礼膜拜，这就是贾氏设想的历史位置”46 。实际上庄之蝶的这种“市宝”生活多源于贾的真实生活经历，并非凭空臆想。以“我是农民”或“士大夫”自居的贾平凹大概从没把自己预设为“五四新文化传人”47 ，在对贾文化心态的鉴定上，这批学者在后来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当时看来，激进的批评家在论述中尚未对作家主体身份的复杂构成有更多认识。更重要的是，强烈的启蒙与现代性话语并不能重建起人文精神的大厦，“《废都》批判”和《废都》一起，无能为力地被商业洪流所裹挟，不可阻挡地进入了“1990 年代”。精英与资本的合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和批评的面目。
四 理性归位：持公之评与“《废都》批判”的反批判
在四面席卷而来的批判大潮中，季羡林、马原颇有勇气地发声力挺《废都》，季羡林“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彩”之说当时已成名言，马原也建议“每一个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都应该花两个小时重温一下《废都》”。实际上平和持中的声音并不微弱，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废都》且发出公允之论的人不在少数：温儒敏于1993 年8月25 日台湾地区的《中时晚报》上发表《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一文，称《废都》为“东方式的《荒原》”48 ；雷达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废都〉当代世情小说》等文章中，指出《废都》的主题是“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49 ；王富仁的《〈废都〉漫议》从“人与城”的角度，通过贾平凹与西安这座“废都”气质上的联系、承接来解释小说弥漫的颓废气息；白烨也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里认为“《废都》具有着明显的现代意味，并且超越了贾平凹过去作品的视野”50 。可以发现，在理解作者矛盾、复杂的创作心态和确认《废都》题旨的普适性上，这几位中年评论家的观点非常一致，换言之，他们是最早一批看出《废都》的“弦外之音”，并给予了较为公允评价的人。其原因便在于中年批评家们受教育和成长的背景使其审美理想较少受启蒙意识形态的遮蔽，他们在文坛已获得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其批评不必受外部力量过多的影响，加之丰富的生活经历也让这批学者能以更客观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文本。
中年批评家们在公允评价《废都》的同时，也有意无意流露出对青年博士们道德化批判与夸张出场方式的不满，带有“反批评”的意味。温儒敏“不赞成将《废都》中的性描写简单地斥为类似色情文学的败笔，或认为这纯粹是为了推销作品而迎合低级情趣”。王富仁认为庄之蝶与西门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庄之蝶的颓废生活来源于对这个世界的无所归依，性是他在失败人生中寻求刺激力量、填补精神空虚的方式，而西门庆是现实生活的强者，他恰恰热爱、依靠的正是这个世界，他正是要通过淫滥来享受他占有的这个世界。“说贾平凹的《废都》是对《金瓶梅》的拙劣模仿，这完全是无稽之谈。”51不能仅通过性描写就简单地将《废都》与《金瓶梅》并列在一起。
在《废都》写作前，贾平凹就经历了生病、父逝、母病的“灾难”，还有精神上的苦累，因此他在苦难中特别能体会“川端康成式的悲凉”。需要补充的还有两件事：1993 年11 月17 日，四十三岁的路遥因肝癌去世，这对同样有肝病又与路遥一样用生命换写作的贾平凹来说，不仅有同病相怜的悲哀，更是对“仍没美文出来”的焦虑；随后他又与韩俊芳结束了近15 年的婚姻，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窘境，因此才不无伤感地说到“我感觉有鬼在暗中逼我，我要彻底毁掉我自己了”。《废都》的颓废气息和绝望情绪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创作时的生活和心态。对于“把文学当作一生的事业”52 的贾平凹来说，创作一直都是他克服自卑、“以自己的成功让对手惭愧”的唯一方式，也是心灵安慰的来源，因此在他多灾多难的1993年，唯一能够“安妥”其“破碎了的灵魂”“止心慌”的只有写出传世之作的诱惑和苦苦追求的“美文”，才是那朵“光亮美艳的火焰”，从而给贾平凹“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带来兴奋和追求”。正如江锡铨指出的那样，“《废都》实质上是一部以‘性文学’为形式的‘愤书’”53 。
针对批判者认为贾平凹“背叛”了纯文学的看法，中年批评家们也不能同意。王富仁认为“贾平凹以前的作品是穿着衣服的，并且常常穿件时髦的新装。”他在《鸡窝洼人家》中的可爱、令人感佩的禾禾心灵上“盖了一层幕布”，直到《废都》，贾平凹才“露出了他的并不丰润柔美的精神的裸体” 54。雷达也认为贾平凹的创作从来都是在积极进取与迷惘感伤、注重现实与注重自我、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等倾向间的摆荡，“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更要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55 。实际上关于这个贾平凹早期“假声”写作的问题，先后已被不少论者指出56，批“废”知识精英认为《废都》的写作意味贾平凹那“孕育《鸡窝洼人家》和《小月前本》的心灵史已死亡”57 的观点并不牢靠。
白烨对“《废都》批判”的反诘直指其要害，在他看来博士们参与的批判本身也是被“购买”和被“预定”的，他们反商业化写作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为自我行为所解构，“除了又上演了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商业圈套’的闹剧外，这种批评还能给人们留下什么有益的东西呢？”
此外，对《废都》的比较研究也不可忽视。庐阳在《贾平凹怎么啦—被删的6989 字背后》中，分别撰写了独立章节将《废都》与《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围城》这三部作品相比较，这本书还对贾平凹的心理、时代的精神状况、一蝶四花与闲人们的形象作了分章的阐述，可以看作是关于《废都》的第一部研究专著。相关研究还有陈辽的《〈金瓶梅〉〈废都〉比较谈》、李廷华《〈废都〉〈围城〉比较谈》、杜芳与奚佩秋《走出“孤独”，告别“废都”—〈百年孤独〉与〈废都〉的比较》、栾海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废都〉比较谈》等。这些研究无涉现实，遵循学理化的研究路径，代表了《废都》批评中另一种理性声音的存在。
五 由捧转禁：官方态度的转变
这整场风波中，官方对《废都》的态度前后也发生了重大转折。《废都》面世之初，贾平凹在北京与西安签名售书的景况，就被中央电视台与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用大全景播出和在新闻节目中报道，影响波及法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时任陕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的张书省，对《废都》的火爆感到欢欣自豪，以一首《酉夏赋〈废都〉潮》表达了对贾平凹的肯定，鼓励“作家诸君，纵马任尔骋！”。
官方力捧《废都》的原因是期冀文艺能有利于社会、大众，产生好的国内外影响，当他们发现事态的发展有悖此初衷时，自然不再支持。后来在《废都》引起全国性争议的时刻，陕西的新闻单位对该书的宣传就变得谨慎起来，一些为《废都》叫好的评论，不再被允许出现在官媒上，政府官员也拒绝在公开场合评论《废都》。据孙见喜回忆，1993 年8 月下旬以后，陕西及西安市的有关部门专门就《废都》是否“查禁”一事请示北京，“一致的说法是对于《废都》，上头还没有发什么文件，也没有谁代表某个官方否定这本书。还有人传来三条意见：不表扬、不批判；不改编影视作品；不再安排印刷”58 。与此同时，《中国政协报》《工人日报》等国家报刊与省市新闻单位已经开始刊登关于《废都》的争议性文章，最终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在1994 年1 月20 日印发了题为“《关于收缴〈废都〉一书的通知》的京新出版（1994）37 号通知”，以“夹杂淫秽色情内容，低级庸俗，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理由查禁了《废都》。文化部门当然希望创作繁荣，但相对文艺本身来说，显然民众利益和社会影响是他们更关心的内容，也因为此，作家个人并没有被针对，陕西方面仍十分注意对贾平凹的保护。据方越说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巨才对于《废都》提出了“三个分开”的“审读”意见：“一是把作家创作自由与出版社审稿责任分开，二是把贾平凹的其他作品与《废都》分开，三是把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问题与对作家本人的整体评价分开。”59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贾平凹继续创作的自由空间。
六 结 论
综上，对于这一时期的《废都》批评史，不能用“从叫好到叫骂”来理解，更不能用“《废都》批判”四个字来简单概括。事实上这是一个大众、学界、资本和官方多方话语纵横交织的过程，而这几方的内部又有着各自的变化，因而呈现出十分混沌的状态。在《废都》引发巨大争议的1990 年代，以“大师重排座次”为标志，人们又陷入了另一场关于经典的论争和焦虑之中。解构“伟大传统”的冲动来自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憎恨学派”看来，经典的生成是一个流动的、由权力和文化等外在因素建构而成的过程，不涉文本自身的审美特质。就《废都》的批评史来看，作品的认定确实受到以下要素的影响：批评者的主观情感、利益诉求、身份位置和审美口味；时代的思想潮流、意识形态、社会语境；资本力量和政治权力。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批评的方式和面貌，而且造成了不同声音的激烈碰撞，构成了“众声喧哗”的现场。相对于上述诸多作品之外的因素而言，作品的内在思想、审
美价值反而被忽略，由此导致了《废都》在问世之初面临种种“误读”的情形。
但另一方面，经典又很难完全成为人为建构的产物。如果承认时间穿透力与空间超越性是衡量经典的标准，曾经被革命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强行推广的文艺，如“十七年”时期的“新民歌”，现在看来并不能被称为经典。作品能够传世，还是需要有“内美”存焉。换言之，流传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外在因素的决定性便越弱，内在因素的决定性便越强，暂时被埋没的文本也常会因其内在丰富性在后世重新发亮被发掘出价值，从陶渊明、杜甫到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莫不如是。《废都》被禁后，大众、资本、官方的声音迅速平息，文本的评价成了学界内部的“角力场”，喧嚣散去，《废都》的“重读”之路也由此开始（以1995 年《白夜》出版为标志）。批评的声音虽仍不绝于耳，但一切分析皆指向文本文学的审美层面，鲜再少有关乎作品中反映的道德问题，学者们以更理性从容的姿态看待贾的写作，小说思想蕴含的丰富性被慢慢挖掘。进入新世纪，随着《秦腔》获茅盾文学奖与《废都》的解禁再版，作品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许多带有反思与总结意味的高水准文章出现，《废都》的整体研究显得丰郁多姿。虽说《废都》当代文学经典的地位仍待时间考验，但小说“鲜花重放”的命运确实说明了文学审美本身在经典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上述景况的“前夜”，笔者把1993 年7 月《废都》问世到1995 年8 月《白夜》出版之间的情形，概括为众声喧哗的现场。
注释：
①32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 年第3 期。
②刘刚：《〈废都〉, 热灼京城》，《〈废都〉之谜》，江心主编，团结出版社1993 年版，第6 页。
③李志强：《〈废都〉太废》，《失足的贾平凹》，刘斌、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 版，第16—17 页。
④邵燕君：《“看哪, 其实他什么也没穿”》，《〈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80 页。
⑤徐采石：《略论〈废都〉现象》，《〈废都〉及〈废都〉热》，陈辽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82 页。
⑥田珍颖：《从〈鸡窝洼人家〉到〈废都〉》，《多色贾平凹》，王新民整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7 页。
⑦王新民整理《〈废都〉大讨论之一》，《废都啊废都》，先知、先实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 页。
⑧杨子：《我只想写出一段心迹——〈废都〉首发式访平凹》，《〈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 页。
⑨贾平凹、王新民：《〈废都〉创作问答》，《贾平凹与〈废都〉》，《出版纵横》编辑部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 页。
⑩白烨：《走红的受难者——贾平凹与〈废都〉琐记》，《〈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88 页。
11白烨：《三读〈废都〉》，《〈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4 页。
12三场电台直播的文字稿分别由田爱兰整理为《贾平凹、肖云儒谈〈废都〉》，王新民整理为《〈废都〉大讨论之一》《〈废都〉大讨论之二》，见《废都啊废都》，先知、先实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31 页。
13见先知、先实选编《废都啊废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4-45 页。
14韩鲁华：《世纪末情节与东方艺术精神——〈废都〉题意解读》，《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6 期。15后因《废都》遭到查禁（一说因书稿丢失），此书未能出版。其序言《庄周梦蝶一场空》被收入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二卷），先知、先实选编《废都啊废都》等书刊中。
16后因《废都》遭到查禁，此书删减后在1998 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印数极少。
17孙见喜：《危崖上的贾平凹》，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第257 页。
18文波：《说长道短论〈废都〉——京都评论家八人谈》，《废都啊废都》，先知、先实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4—55 页。
19缪俊杰：《奇书〈废都〉的“悟道”与“命意”》，《废都啊废都》，先知、先实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9 页。
20雷达：《〈废都〉当代世情小说》，《〈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44 页。
21分别为《贾平凹与〈废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7 月出版；《多色贾平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7 月出版；《废都啊，废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贾平凹谜
中谜》，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年9 月出版；《奇才·鬼才·怪才贾平凹》，西安出版社1993 年9 月出版。
22李建军：《论陕西文学的代际传承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 年第2 期。
23程德培：《莫非评论界也被“批租”？——炒贾平凹〈废都〉一议》，《废都之谜》, 黄海舟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77 页。
24程德培：《一不小心搞出一批“史诗”——炒“陕军进京”一议》，《〈废都〉废谁》, 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1 页。
25杨宪益：《有感》，《失足的贾平凹》，刘斌、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 版，第93 页。
26包括：《废都之谜》，江心主编，团结出版社1993 年9 月出版；《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废都之谜》，黄海舟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正大综艺·〈废都〉专版》，吴鸣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废都〉及〈废都〉热》，陈辽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 年11 月出版；《贾平凹怎么啦——被删的6986 字背后》，庐阳著，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12 月出版；《失足的贾平凹》，刘斌、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 年1月出版。
2757[ 香港] 黄信今：《档次不高的〈废都〉》，《失足的贾平凹》，刘斌、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 年版，第91 页。
28[ 台湾] 肖波：《看〈废都〉现象》，《失足的贾平凹》，刘斌、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95—96 页。
29李书磊：《序, 压根就没有灵魂》，《〈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 页。
30陈晓明：《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7 页。
31韩毓海：《脱了裤子无险可冒》，《〈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7 页。
33程光炜：《当代文学60 年通说》，《文艺争鸣》2009 年第10 期。
34金元浦、陶东风：《关于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6 年第3 期。
25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 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 年第5 期。
36黄平：《“人”与“鬼”的纠缠——〈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 ，《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第2 期。
37孟繁华：《贾平凹借了谁的光？》，《〈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6 页。
38方位：《〈废都〉真的“都废”吗？》，《〈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6 页。
39罗岗发言见王晓明等《精神废墟的标记——漫谈“〈废都〉现象”》，《作家》1994 年第2 期。
40陈晓明在《秦腔》研讨会上的发言见王辙《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50 页。
41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天津社会科学》1994 年第2 期。
42贺仲明：《犹豫而迷惘的乡土文化守望——论贾平凹19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南方文坛》2012 年第4 期。
43刘红林：《“人”的失落——〈废都〉妇女观简论》，《〈废都〉及〈废都〉热》. 陈辽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54 页。
44孟繁华：《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失足的贾平凹》，刘斌、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 年版，第50 页。
45贾平凹：《〈废都〉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吗？——答〈生活〉月刊记者问》，《废都啊废都》, 先知、先实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 页。
46陈晓明：《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废都〉滋味》，多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1 页。
47关于贾平凹的文化身份是雅/ 俗、传统/ 现代、农民/ 士大夫的问题，众说纷纭，但他在2002年与王尧的对话中自述“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传统的成分多一点。确实是从小受的传统教育要浓厚一些”。可知作家对自己的定位偏于传统。参见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6 期。
48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17 页。
4955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6 期。
50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 年第4 期。
5154王富仁：《〈废都〉漫议》，《〈废都〉废谁》，肖夏林主编，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21、206 页。
52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贾平凹研究资料》，郜元宝、张冉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8 页。
53江锡铨：《“〈废都〉现象”与“性文学”》，《〈废都〉及〈废都〉热》，陈辽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7 页。
56贾平凹的写作前史中以《满月儿》《鸡窝洼人家》为代表的一系列的作品，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一种“假声”写作，并非作者的“单纯入世”，相关论述除了雷达、王富仁文章外，还可参见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与阿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杨光祖《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心态论》，《社科纵横》2003 年第5 期；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程光炜《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当代文坛》2016 年第6 期。贾平凹对“规范”的有意迎合，也可以看出1980 年代批评话语对创作的影响力。
58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1 年版，第545 页。
59方越：《〈废都〉, 文化与市场的双重认同——〈废都〉解禁再版的启示录》，《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王辙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151 页。
文/张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