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值得崇拜难以模仿

新加坡所谓的花园城市，其实正像一片整齐的人工农作物。干净的街道、整洁的城市、人工的花园、大片的绿地，以及整齐的着装和头发，这些不是没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这里的公民必须接受严厉和苛刻的法律，而且是倾向于惩罚的刑律。

所有的模仿者，无疑首先要理解新加坡小国寡民的特征，以及这个国家为了今天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

李光耀，值得崇拜难以模仿

文 | 曾炜

李光耀病危，引起世界关注，尤其牵引著中国人的目光。这位传奇的老人，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首，更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富裕和繁荣。新加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验，曾经得到邓小平的赞许，并启迪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对中国的改革寄予厚望，并最早预料到今天中国的崛起。或许，正是这难以承受之重，中国的媒体面对李光耀病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躁动。凤凰网等网络媒体，昨晚更是发布老人病亡的乌龙消息，让人尴尬。我们期望老人尽快康复，脱离病痛的折磨。

提起新加坡，人们总免不了提到干净的街道、廉洁的公务员、花园城市，又或者会提到一些夸张的传言，比如男生不能留长发、偷盗要割耳朵、醉驾要打屁股……这些说法，有真有假，不过新加坡是个花园城市，并且法律严酷，确实是真的。其实这两个形容，连起来，变成一句话，更能准确描述新加坡，即新加坡是一个“严酷法律护翼下的花园城市”。这样的表达，听起来和前面分开的两个形容，好像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如果你能理解这个国家的开国元首李光耀的故事，或许就能心领神会。

作为世界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思想家，没有哪个观察家能忽视他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国时间内，把新加坡从人均GDP200美元，发展到富裕程度超过美国；还在于他为世界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模式，即以威权政治为基础，推动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和现代化；并在群雄环伺的世界格局内，维持着一个城市国家的尊严和周全。他学成于英国，但拒绝英美式议会民主；他比任何西方领导人都更早预见中国的强大，但同时又警觉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他愿意接受一切有利于新加坡的务实合作，但拒绝任何不利的政治条件。

李光耀的故事，让我想起这样一句歌词：“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之所以“崇拜”，当然是他创立的伟大事业让人折服，但“没有更好的办法”，是想说明，对他的崇拜，并非意味着他是一个好的学习或模仿对象。实际上，李光耀所创作的“花园城市”，就像世界上任何独特的政治模式一样，是植根于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机遇之上的，难以模仿和超越。做这样的提醒，对于那些觉得成功者就必然值得模仿的人而言，或许还是有必要的。实际上，李光耀和他身后这个国家，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不盲从任何一种所谓的成功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花园城市”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当初的设想，正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模式，而这正暗示著后来者难以模仿的尬尴。后来这一概念，被英国著名建筑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重新阐释，但依然带着浓厚的田园牧歌般的乌托邦色彩。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对这一概念曾经做过这样的嘲讽：“所谓的花园城市，大概就是你应该很温顺，不想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在意与那些没有想法的人共度一生。”它是乌托邦的规划，权力掌握在规划者身上，实际上也是一种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雅各布斯的嘲讽并非针对新加坡，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对“花园城市”的判断，不正是对新加坡模式的精准评价吗？要秩序和整洁，但是，请跟随一元化的指令，并放弃你部分个人权利，甚至包括你的思想自由。显然，这样的模式，并不是万全的，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其劣势也同样明显。

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曾经提到过一个关于农作物的论断，或许能帮我们理解这一模式的优劣。卡森在著作中曾经提到，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会遇到害虫的困扰，这个问题形成的困扰，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这个发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仅仅种植一种农作物。而这很容易破坏这块土地相生相克的自然生态，从而导致某些昆虫大量繁殖。大自然本是多样的，然而人们却热心简化它。这样做，一方面当然可以使某种可以食用的农作物丰收，但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杀虫剂灭虫。要保证这样的丰收，就必须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新加坡所谓的花园城市，其实正像一片整齐的人工农作物。干净的街道、整洁的城市、人工的花园、大片的绿地，以及整齐的着装和头发，这些不是没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这里的公民必须接受严厉和苛刻的法律，而且是倾向于惩罚的刑律，而不是约束政府的宪法。其实代价远不止于此，高压的政治，导致的必然是公民社会的萎缩，以及公民参政议政能力的退化，而这显然是和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时代的法国，俾斯麦统治之后的德国，无一不是前车之鉴。

在新加坡，作为最著名的反对党代表人物舒亚•本杰明•惹耶勒南，沦落到在地铁卖书，2008年刚刚重整旗鼓，却又不得不因为病亡而黯然退场。新加坡政府放弃了英美那一套吵吵闹闹的民主制度，但迫于压力，在公园里开辟自由的“演说者角落”，不过演讲者的话题，却必须经过警方批准，被限制的自由，最终沦为笑话。后来，政府又开放了公园，而且取消了申请批准，市民可以在这里示威、请愿，但这样的自由，依然没有得到公民的有效利用。这里的集会，在短暂的喧嚣过后，变成了同性恋、跨性别团体的秀场。人们在这里野餐、唱歌跳舞，被长期高压“驯服”的公民，依然无法有效利用自由。

关于李光耀，还是那句话，值得崇拜但难以模仿。所有的模仿者，无疑首先要理解新加坡小国寡民的特征，以及这个国家为了今天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在以民主为大潮的世界范围内，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本做出这样的牺牲。但是，这位充满魅力的卡里斯玛式人物，的确值得人们研究和探讨。他提供给这个世界的，是财富，是政治的经验，也是一次思想的挑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评价或许比较全面：“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