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在雨花台的中国“保尔”

碑歌（综合材料）李文垚作

许包野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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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名字，他叫“保尔”。因为他牺牲时用的是化名，他的家人在他牺牲50余年后才知其革命和战斗的一生。

“保尔”的真名叫许包野，是中共地下斗争时期我党杰出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他曾令敌人大动干戈却又无可奈何。

许包野从厦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为了防止敌人再度破坏省委的阴谋得逞，所以化名为“保尔”。通常敌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主要靠我们党内的叛徒，“保尔”这名字使得叛徒也无从找到这位新任省委书记的“背景线索”，更不知其“长相”等情况。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有头有脸”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想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已无可能，即便乔装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务抓获。中央把基本没在上海露过脸的许包野从厦门调来出任江苏省委新一任书记，客观上来说也有这一因素。

许包野1900年出生于泰国暹罗。算命先生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许金海”，显然是希望其长大后发财致富。对中华传统文化格外崇尚的父亲在许金海7岁时，将整个家都搬回了广东澄海老家。幼年时许金海就进了私塾读书，后来又进入澄海中学。这所实行新式教育的著名中学给了许金海特别重要的启蒙，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用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1919年，中学毕业的许金海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明白了“救国”的意义。也就在那一年，他听说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正在出面组织招考赴法留学生。许金海听说后心潮澎湃，立即报了名，并自起“许包野”大名，意在雄心与志远。

汕头一考，澄海的许包野名列第三，成了公费留法学生。出国留学，对许包野来说，有种鸟儿挣脱笼子一般的自由之感。但有一件事让他很沮丧：他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做他的媳妇。

关于他与这位不识字的媳妇之间的故事也很传奇：已经留洋的许包野开始主动“劝离婚”，后来不成就想“休妻”，然而都没有成功，最后就采取教妻子识字的办法。妻子很乐意，但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亲极力反对。许包野这回真“野”了，下定决心要把妻子教成“才女”。于是俩人靠通信教授知识，从“尔——即汝、女、子、而、若、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尔就是我们（多数的）”学起，竟然成了“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学生中一时传为佳话。

许包野留法时，正好遇上了中国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同学，他们的革命激情和斗争精神一直在影响着这位原本抱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澄海青年。许包野学的是哲学和法律。而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正风靡一时，特别是在留法的进步学生中广为传播。许包野作为哲学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他对《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类书的学习与研究自然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来等中国学生在巴黎成立“少共”时，许包野已经从里昂大学转学到德国哥廷根继续学哲学，兼修军事学。许包野到了德国后，其学费和生活费要比在法国时高出3倍，但崇尚教育的父亲还是咬着牙满足了儿子的需要，这也体现了潮汕地区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

哥廷根优雅的古建筑、茂密的山林和迷人的冬雪让身为潮汕人的许包野着迷。让许包野感觉更自由的还是大学里的学习气氛，因为那里从专业、课程到教授，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

自由的氛围对研究学问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与同时旅欧的中国留学生相比，许包野的学习时间和环境远超他人。在革命队伍中，他是海外学习时间最长（11年）、学历最高（双博士学位）、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奥、西班牙六国语言）的一位罕见的革命者。1923年10月10日这一天，对许包野来说非常重要。一门心思“搞学问”的他，遇上了一位举止稳重、理着平头的军官出身的中国留学生，他叫朱德。几次集会和相处，许包野觉得朱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这一年，许包野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后的许包野开始以自己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思想，与朱德等进步留学生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许包野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到维也纳继续完成哲学博士的学业。次年，许包野在拿到哲学和法律双博士学位后，受组织派遣到了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国班”任教。许包野风度翩翩、知识渊博，不仅成为许多中国革命青年留学生崇拜的偶像，还因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也受到很多年轻的俄罗斯姑娘青睐，但许包野始终钟情于他的“尔”——妻子叶雁蘋（原名叶巧珍，是许包野为其妻改的新名）。

1930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苏联青年战士作家写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立即轰动全苏联，于是“保尔”便成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偶像和榜样。

“同学们，你们现在不要再叫我‘许老师’了，叫我‘保尔’！”年轻的许包野教授在当时应该算是很“潮”了，他在讲台上这么一介绍自己，更引来学生们的热烈掌声。“保尔”老师就这样出名了。那段时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国面孔的“保尔”老师。

现在，“保尔”突然出现在上海滩，让那些不曾在苏联唱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敌人们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将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江苏省委彻底扼杀在上海的行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那段岁月里，可谓“翻江倒海”，而且也确实产生了效果。

许包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的。离开祖国11年，有着哲学和法律两个博士学位以及5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任教经历的红色教授许包野借道满洲里，秘密回到了久别的祖国。他亲吻了祖国的土地，发誓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为了隐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绕道先回到老家澄海，与家人团聚。见到妻子叶雁蘋和已经长高到与他齐肩的儿子时，许包野百感交集。

仅在家住了半个月，党组织就派他到厦门组建地下党组织。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和跟踪，许包野脱下西装、换上长衫，装扮成一名海员，先乘轮船到了新加坡，再转至厦门。此番厦门之行，让许包野大感意外的是，因为形势严峻，与他接头的党内同志不敢轻易认他。无奈之际，许包野说：“我听说我二弟许泽藻在你们这儿工作，他若在场可以为我作证。”

“听你的描述这个人好像是我们这儿的许依华同志。以前他在省委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厦门来了，是我们的宣传部长。”厦门的同志说。

“快叫他来吧！”许包野赶忙说。他与弟弟11年没见，早已思念不已，更何况在特殊背景下的异乡厦门相见。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大哥啊！你让我和嫂子他们想死了呀！”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利索的小伙子出现在许包野面前，然后一个箭步抱住了许包野，连声道。

他就是许包野的二弟、共产党员许依华，即许包野在家称呼的弟弟“许泽藻”。一对共产党员亲兄弟，相隔11年相见于他乡，让厦门的同志十分感动。

然而许包野虽为中央特派到厦门，可厦门党组织需要与苏区的中央对接并确认他的市委书记职务。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因为当时苏区形势非常危急，加之福建龙岩一带也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的“剿共”区，厦门与苏区之间的地下交通线也就变得十分脆弱和危险。所以此后的半年里，许包野只能作为一般党员参与厦门的工作。

后来，被正式确认身份和职务的许包野，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和对敌武装斗争。他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至1934年6月他受命离开厦门时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在白色恐怖中恢复了厦门党组织，并且在厦门岛上发展了17个支部、150多名党员；厦门中心市委所属的闽南地区十多个县、市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正是这支力量，让厦门和闽南地区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

2

现在，“保尔”来到了上海。“保尔”所看到的“东方巴黎”，形势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酷得多。身为江苏省委书记的他竟然只能与党内一个同志接头和见面。因为敌人放出的大批叛徒，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我党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的每一个要害机构，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的所谓“细胞战术”。

这种“细胞战术”非常恶毒，对我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机构一旦发现嫌疑对象便实施逮捕，关押后便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进行威逼和恫吓，劝其叛变。在严刑拷打和特别手段的诱骗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叛变了，这些人就成了敌人施行“细胞战术”的武器。这些“癌细胞”对我党组织的破坏和同志的生命安全损害极大，因为他们有时装得比革命者更“马克思主义”。由于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特别严重时，一般都是单线联系，于是甚至有叛变者假冒自己是中央或上级新任命的“某某书记”，既骗下面，又骗上级，结果稍不留神，我党组织就可能被“一窝端”。

“保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上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包野考虑到当前的复杂形势，出发时就在厦门带了位女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到的上海。哪知一到上海，组织就告诉他，不能与此女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当了叛徒。

中央特别指派原江苏省委秘书长杨光华作为许包野在上海的接头人。杨光华别名子才、老周，湖北人，1927年入党，参加过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曾在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任党代表，当过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因为在党内受“左”倾领导者的排斥，后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局互济总会工作，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此人革命信仰坚定，所以中央派他协助“保尔”重建江苏省委。

杨光华比初来乍到的许包野更了解上海的敌情，所以他建议新的江苏省委领导之间实行“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组织方案，即杨光华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宣传部长只知道书记“保尔”的家，书记“保尔”只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部长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但敌人的手段也狡猾，他们得知中共江苏省委又新来了一位书记，便利用埋伏在党内的变节者诱捕杨光华和许包野，以此作为再度破坏江苏省委的突破口。

一日，一位姓龚的变节者突然跑到杨光华住处，说他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人，想见江苏省委新书记，有“中央精神”要传达，想以此诱骗“保尔”入敌人圈套。由于实施了“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制度，杨光华还真的不知道许包野的住处。等此人走后，杨光华马上联系“上线”高文华，问有无其人。高文华说，他是我原来领导被捕后的新领导呀！杨光华和高文华默默对视了半天，也不知姓龚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中央派来接头的“上级”人物。

如此险情，比电影和小说里编织的故事还要惊险！

杨光华和高文华只得一边接触一边等待着更多的观察机会，不敢贸然行动。此时的省委书记“保尔”，每一分钟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

又是一天，杨光华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和杨光华对上暗号后，急促地说：“我是特工队的，老高让你赶紧离开此地！现在什么都不要带，直接跟我走！”

杨光华只得跟着此人走。不一会儿遇见高文华，高文华又将杨光华带到法租界的一个文件印刷处。这时，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对杨光华说：“龚有问题！敌人已经查到你的住处，中央局要求你转移时，龚总建议你去新疆饭店，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发现了龚的可疑之处，因为中央特科队早知道那个新疆饭店正是敌人埋伏抓我地下党人的地方。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尚不能判断龚到底是否叛变，但必须对他采取必要措施了……”杨光华点点头。

“保尔”的工作仍在秘密进行着。江苏省委的工作远比想象中的要严峻得多，每一个党内同级同志，都有可能是暗藏的变节者。许包野要尽可能做到在自己遇到不测之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组织。这个巨大的难题考验着他，也考验着所有革命者。

“龚被组织隔离起来了，但又被他偷偷溜跑了……”有一天高文华告诉杨光华这一消息。“这不是危险更大吗？”杨光华警惕万分。“所以，我们估计他会迅速与敌人取得联系，实施对‘保尔’书记和省委的再一次袭击！”高文华继而说，“而且从我方掌握的情报看，敌人已经注意到‘保尔’书记，只是说他太机灵，始终掌握不了他的具体行踪。因此，你要尽快把这一情况告诉‘保尔’书记让他特别小心。”杨光华照办。

突然又有一天，一个店员打扮的人出现在杨光华面前，神情异常紧张地告诉他：“高文华可能出问题了，你马上跟我到新的地方。”杨光华也不知真假，只得跟此人走。

到了新地址，杨光华一看是龚某人，不由内心大吃一惊，但立即故作镇静地问：“你怎么跑来了？听说你环境不好，不能外出了。”又故意道：“像你这样重要的党内负责同志，一旦出事，会给党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失啊！”

龚一听，马上哭丧着脸，说：“是啊，我的环境不太好，现在又与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是不是带我去江苏省委那里暂时住一段时间，以便同中央局接上关系？”

露马脚了！杨光华心头“噌”的一颤，这小子真的当叛徒了！他是想利用我找到江苏省委，找到“保尔”书记，甚至找到中央局机关更多的线索……

太危险了！杨光华心头想到这些，马上想到了应对措施，说：“我现在也和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老高又出事了，我们现在也不住省委机关了，只能今天住这旅店，明天又换个地方。这样吧，现在又到了我去接头的时间，你在这儿等我，等我把新地址要到了，马上来告诉你。”

说着，杨光华抬腿要走。“慢着，”龚某拉住杨光华的袖子，说，“你等一下，我给你写个地址，等你把新地址找到后，就马上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行！”杨光华这下更断定龚某是彻底地变节投敌了！

我中央特工队开始行动了。这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的专门为除掉叛徒而设立的一个特别行动队，也叫“红队”。

除掉龚某的行动困难而且复杂，因为此人的后台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王牌”——中统特务总局。

“红队”的行动先是由杨光华给龚某写个条子，告诉他：“中央局在找你，请于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马路谦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即时有人来找。”条子由许包野交给那个丈夫已经当了叛徒的女人再转交龚某。龚某接到这张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知道“红队”的厉害，所以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人去与中央局的人见面。”

许包野他们看出龚某害怕的心理，但又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

“那行，完全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

许包野等人立即联系“红队”，在说定的地点击杀姓龚的。

当晚，两个黑影闪进谦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二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小声敲门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进屋，随即屋内传出 “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

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中。不多时，一辆救护车抵达旅馆，一群巡捕从34号房间抬出了血流满身的“熊国华”（龚某人）……

许包野和“红队”以为“万无一失”，哪知比电影情节更曲折的事真的发生了。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方面安排进英租界条件最好的仁济医院治疗，且有巡捕严密守护着。

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不浅，只是中统特务总局本想钓出更大的“鱼”而没有让他早下手。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苏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作计划，除掉龚某。

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野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订方案。

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4名化装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

“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将“红队”队员拦住询问。

“有啊！你看这个……”两支手枪枪口黑洞洞地对准门卫的前胸。一瞬间，门卫已被吓得举起了双手。

这时利索的“红队”队员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径直走进龚某的病房。

“你们……”未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伴着“无耻叛徒”的骂声，在病房内响起。

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中统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安全撤离。

“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保尔”的工作暂时有了一定保险系数，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

这是许包野化名“保尔”在上海最为惊险、紧张与复杂的三个多月“江苏省委书记生涯”。

3

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河南全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野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

这回“保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之行，许包野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遭敌人抓捕。

许包野的身份这回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以至于敌人对他采取最疯狂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开通向中共中央核心情报之门……敌人把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钉在他的手指甲内……

“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让许包野狂叫不息。

“说，把你们的机密说出来！”每一次昏迷之后醒来，敌人就开始逼供。

“不……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许包野咬紧牙关，愤怒地回答。

“来，钉他的脚趾甲！”敌人又绑住他双脚，开始将一根根长长的竹签往许包野脚趾甲内狠狠插……

“你们……没有人性！你们……终有一天会失败！”许包野不再狂叫了，只有低吟的怒吼声，直到再次昏迷。

又一次昏迷。

无奈，蒋介石签发命令，将“共党要犯”许包野押解到位于南京雨花台的“中央军人监狱”。

“怎么样？可以招了吧？看看你这个样，多半要残了！还能为共党做啥事嘛！像你这么大的领导，如果投靠到我们国民党，蒋委员长一定会给你个正儿八经的省长当当……”说客一批批来，但又一批批失望地走了。

“上刑！”敌人无计可施，只能用更严酷的毒刑来折磨许包野的肉体和意志。他们这回玩花招了：用盐水灌他手脚的伤口，再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他的大腿和小腿，一直到皮开肉绽，而后再用烧红的烙铁烫其胸脯和肚子……他们想以此来彻底摧毁这位钢铁炼成的中国“保尔”。然而，敌人的所有企图都失败了。

许包野直到被敌人折磨至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对不起党的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

远在老家的妻子——“尔”（叶雁蘋）一直不知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解放后她仍不知其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野”是谁。因为老江苏省委的同志也只知道曾经有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相互单线联系，所以到了解放后一直不知其人到底是谁。那位在澄海老家的妻子叶雁蘋，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向人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雁蘋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

1985年，“许包野”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雁蘋与世长辞，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被乡下妻子苦等52年没有任何音讯的“保尔”的故事，如今被更多人所知晓、传扬。无产阶级革命家许包野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瞻仰。

而类似许包野（“保尔”）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时期的英雄，还有很多。他们为革命信仰和理想、为缔造新中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与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华大地上……

（何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