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悲剧


  郁达夫初遇王映霞一见钟情公元1927年元月14日。上海的天空彤云密布,朔风怒号。寓居于上海的浪漫派大师郁达夫洗了澡,换上远在北平的妻子孙荃昨天刚寄给他的皮袍子,兴致勃勃地前往法租界的马浪路尚贤坊,拜访留日同学孙百刚。
  一路上,顶着凛冽的寒风,他却感到通体十分暖和,对妻子孙荃的感激之情不由得涌上心头。心想这个小脚老婆,实在周到无比。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报答我的女人,我可爱又可怜的女奴隶。”转眼间,郁达夫已来到孙百刚的住处。他蹦蹦跳跳地沿着扶梯上楼,一路喊着:“百刚!百刚!”孙百刚把他迎入室内,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太太掌华,又为他介绍一位刚站起身来欢迎他的妙龄女郎:“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
  郁达夫打量了王映霞一眼,只见她身着一件织锦旗袍,窈窕的身材,玲珑的曲线,明艳的脸庞,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使得郁达夫大有惊才绝艳之感。虽是在隆冬的气候里,额上竟然冒出汗珠。王映霞笑容可掬地伸出手来,郁达夫满脸红晕,几乎忘了同她握手。
  原打算坐坐就走的,此时郁达夫却大谈杭州风光以及王二南的诗文:“二南先生的诗,我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的,一向很佩服他老人家的,”达夫对王映霞表示好意地说。
  “他近来年纪大了,也不常做诗。”映霞淡淡地回答。
  “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的,好生眼熟。”王映霞没有接腔,孙太太打圆场说:“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吧。”
  眼看到了中午,孙百刚交代他太太准备酒饭。郁达夫却豪爽地把大伙儿邀到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去吃午饭。饭后又一齐去看电影,接着又在街上闲逛,吃晚饭。最后,郁达夫用日本话对孙百刚说:“近来我寂寞得像是在沙漠中独行,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片绿洲会在眼前出现,老孙,你看有这个可能吗?”孙百刚凛然而惊,心想:“莫非他看中了王映霞么?”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从小便过继给王家,改姓王,另取名旭,表字映霞,由外祖父抚育成人。及长,秀外慧中,肌肤雪艳,双眸若秋水做舵,脸盘如粉妆玉琢。她的美艳风情,尽得西子湖水绮丽灵秀之气;一颦一笑,不啻就是西子湖水光山色的缩影。加上她在杭州女师读书期间,热中于各种社团活动,遂使她的才名及艳名播扬于校内外,不仅赢得“校花”的头衔,且获“杭州小姐”的美誉。所到之处无不注目而视,成为杭州男士们心目中的朗月明星。
  王映霞也自视甚高。她的出身和教养,自然不能钟情于一个满腹经纶但却无隔宿之粮的士人,但也不会醉心于纨挎子弟或脑满肠肥的阔佬。因而,临毕业之时,尚未能勾画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鲜明轮廓。于是按省府教育厅的分配,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小教师。在童稚的笑声中,她的一颗心田由绚烂而渐趋平静。
  有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其父与王二南为莫逆之交。王二南想到外孙女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遂驰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孙百刚便以长辈身份,对身在异乡的王映霞以无微不至的照顾。1926年冬,北伐军打到浙江,温州一带地处战争边缘。在兵荒马乱、鼙鼓频催声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未几,便与郁达夫邂逅于此。
  郁达夫当时已近中年,且已有了老婆,又明知王女是杭州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大约不至于在工映霞身上产生无聊的忘念吧?孙百刚揣度着,否定了自己原先的想法。
  他哪里知道,郁达夫在初遇王映霞以后,便立刻忘记了他“可爱又可怜”的孙荃。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王映霞呢,早在学生时代,就已醉心于郁达夫的作品,此次初次遇见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又见他如此殷勤,不免为之怦然心动,第二天傍晚,王映霞便应邀与郁达夫单独外出,先逛天韵楼畅玩,再到豫丰泰酒馆晚餐。席间眉目传情,郁达夫先是为王映霞夹菜劝饮,后来王映霞也脉脉传情为达夫斟酒递茶,两人心里都是热烘烘的。
  此后,郁达夫几乎三天两头地往孙家跑。起初还能找些理由,后来实在无话可说,索兴一进门就高声朗吟道:“出门无知友,动即到君家。”这样交往一个星期后,适逢上映霞生日,郁达夫特别到江浙莱馆王宝和那里,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并提着两瓶“女儿红”醇酒,在晚餐时分到了孙家。孙太太提高了宁波嗓门道:“喔唷,我说郁先生呵!我们无论怎么穷,也不至于穷到来个客人无肴无酒吧!”
  郁达夫连忙赔着小心说:“大嫂呵,你这样说法就使我难为情了!我因为时候不早,恐怕你们来不及预备,经过菜馆就顺便喊了酒菜,大嫂千万不要介意呵。”
  原来前几天王映霞与郁达夫单独外出时,无意间说出了腊月二十二日是她的20岁生日,郁达夫便暗暗记在心里。今天叫来酒菜,孙太太自然感到意外,但王映霞心里明白,只是默不作声地笑领了达夫的情意。席间,郁达夫用膝头碰了碰王映霞,递过去一份生日礼物,王映霞接了过去,脸上漾出浓郁的笑意。瞟过来的眼神,几乎使郁达夫当场晕倒。
  这一切,孙百刚夫妇看在眼里,既觉得十分肉麻,又觉得如此发展下去,实在使他有负于王二南先生的嘱托。
  次日清晨,孙百刚趁郁达夫尚未出门时,便跑到上宝三路郁达夫的离所去找他,劈头便说:“达夫!我今日一早专程前来劝你,无论如何要克服近日来的冲动。你如果要同映霞结合,心须先毁弃了到如今为止,尚称是安宁、平静、快乐圆满的家,这时你是很大的损失呵!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我们差不多都是快近中年的人了,写小说不妨不顾一切,热情奔放。论到现实的切身大事,总应该用理智去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以她的年龄、人品、家庭、学识,当然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你更合适的对象;她何必要一个已经有了家室、必须毁弃了原有的家室再和她结合的男人?你倘若是爱她的,就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你以为对吗?我明知道你对她一见钟情,缘由前定,巫山沧海,断念为难,但事关你的家庭,你的前途,做朋友岂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呢?”
  郁达夫哪里听得进去,又经过往返辩驳,郁达夫最后竟板起面孔说:“百刚,多谈无益,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我们再见吧!”
  孙百刚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尚贤坊,总觉得自己未尽到监护王映霞的责任,于是不顾嫌隙地对王映霞说:“最近达夫对你的疯狂追求,你应当知道了吧!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王映霞羞红上颊,最后还是说出了:“起初觉得好玩嘛,后来我看他好可怜哟!”
  孙百刚接着剖析道:“达夫已经是有妻子、有儿女的中年人了,他对于你的爱慕,虽然是出乎真情,然而多少总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你可不能轻易接受他呵!”
  王映霞抿紧了嘴唇,良久才迸出一句话:“我当然不会马马虎虎答应他的!”
  迫于孙百刚的义正辞严,王映霞顿时陷入苦闷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匆匆搭车回杭州市家中。家庭的温暖使她暂时忘却上海的一切。
  在见不到王映霞的日子里,郁达夫如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百无聊赖。不是找朋友聊天、喝酒、打牌,就是独个儿闲逛。
  他开始诅咒王映霞,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女人实在是下等动物,只看到金钱、名位、虚空的荣誉,我以后决定不再和她交往了。”又说:“从此断绝烟酒,断绝如蛇蝎一般的妇人们!”
  在极度的空虚落寞中,郁达夫想起了此刻在北平的妻儿。一个多月来竟然不曾想念过他们,实在是罪过无比。
  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自幼生长在浙江省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父亲孙孝贞曾寒窗苦读,但屡考秀才不第,遂抛开诗书务农。孙荃自幼在父亲的教育下,成了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父亲决心为女儿找一个好婆家。
  有人从中撮合:富阳城满州弄内郁家,堪称书香门第。家道虽然中落,然而子弟力争上游,长子已在京城任职,次子也在杭州为官,三子郁达夫正在东洋留学,前途正不可限量呢。
  孙孝贞左思右想,郁家实在是理想的人家,便满口应允。这厢郁家老太太也带来口信,说是“有空请孙家的闺女到城里来玩玩”,其实就是要亲自替儿子“相亲”。
  在一个初秋的午后,孙荃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城,在阿姨的陪同下到郁家作客。站在郁母面前的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乡下姑娘:一袭印花布衫裤干净而合身,乌油油的大辫子垂在脑后,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诚挚的光芒。特别是那双惹人怜爱的小脚,以及象征着多子的丰满臀部,使得郁母大为高兴。原本是一盏茶工夫的“相亲”节目,郁家却硬是留孙荃住了一夜,此后,郁达夫在日本便经常接到家信,要他抽空回家完成婚事。
  郁达夫对于母亲包办的婚事十分不满,同时也憎恶这个乡下女子的土气。但为了不使年迈的母亲伤心,乃一再采取拖延战术。曾寄诗孙荃云:“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孙家不免三番两次催迫不已,于是郁达夫提出:“婚礼一切从简,不拜堂,不用花轿,不鸣锣擂鼓,不闹洞房。”满以为孙家不肯答应,就可顺理成章地拖延下去。想不到孙家一口允承,于是郁达夫在1920年暑假回国,匆匆完成婚礼。
  郁达夫不能忘记那凄清的新婚之夜。没有繁文缛节的结婚仪式,没有请亲朋来吃喜酒,甚至连一对红烛及几响花炮也没有。当天傍晚时分,孙荃坐了一乘普通小轿来到郁家,只简简单单地吃了晚饭,便一人独自上了楼。那天她正患疟疾,郁达夫半夜时分入“洞房”,孙荃正在发汗,双颊潮红,默默地向郁达夫望了一眼,便转向床里睡了。而他,郁达夫,竟连一句问候的话也不曾说。想到这里,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可怜的妻子。
  又两年过去了,1922年郁达夫学成回国。待至郁达夫接受了安庆法政学校教授的聘书回乡省亲的时候,母亲正在高声数落儿子的不孝,孙荃在楼上房间掩面而泣。入夜方从妻小口中得知,郁母因思儿心切,时常拿孙荃出气,孙荃逆来顺受,经常以泪洗面,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此时还红肿着呢。郁达夫大为不忍,一把将孙荃搂在怀里。孙荃尽情享受着丈夫的柔情蜜意,幽幽地说:“等你工作安定以后,我跟你到外地去,早早晚晚也好侍候你的衣食起居呵。”郁达夫答应了她。顺手捏到了她的小腿,从脚后跟到膝,完全是一条瘦楞楞的直线,没有突出的腿肚和丰腴的肌肉,于是大起怜惜之心,发誓要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想尽办法对这个可怜的女人,给予一点补偿。翌年初冬,郁达夫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他将孙荃和他的儿子龙儿接到北平,在什刹海北岸租了间民房。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葡萄成熟时,郁达夫爬高去摘,孙荃在下面兜起了大褂,仰着头看郁达夫把一串串葡萄丢进她的大褂兜里,上下不时的笑语声喧。秋风起后,枣树上青青的枣子逐渐泛红,半夜里常有熟透了的枣子辞枝自落。郁达夫和孙荃躺在床上,有时且笑且谈,更深人静方能入睡。连房东都说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呢。后来,郁达夫离开北平,到武汉、广州教书。1925年5月,郁达夫在广州一连接到孙荃从北平打来的急电,告以龙儿患脑膜炎病情严重。郁达夫仓皇赶到北平,年甫5岁的龙儿已经死去。孙荃经此打击痛不欲生,郁达夫也是泪眼相向。两人互相慰藉,生命已经紧密地连在一起。郁达夫曾有诗寄给孙荃: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未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如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诗中有牢骚也有自怜,更有对他结发妻子的怜爱以及对两人未来的憧憬,情致绵绵,刻骨铭心,怎样也看不出感情危机的迹象。。这如烟往事,一幕幕闪现在郁达夫空虚的心头。此刻如果孙荃在上海,他一定会紧紧地抱着她痛哭一场,并请求她的饶恕。
  郁达夫病了。夜间咳嗽得厉害而难以成眠,于是披衣而起,给王映霞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平心静气地检讨了他们认识的经过,坦白地指出:“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感情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毛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接受我的催眠和暗示。”信末并说:“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狗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男女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清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如果郁达夫果真决定到此止步的话,那么这幕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但事实上,他不过是使用欲擒故纵的手法罢了。
  悲剧的上演——“神仙眷侣”的短暂日月。
  王映霞在杭州家里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上海,此次她寄住在一个同学的宿舍里。
  王映霞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尚贤坊孙家去会面。接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喜讯,郁达夫兴高采烈地如约前往。岂料不到一月的分离,两人竟突然陌生起来,相对无言。于是,郁达夫又约了王映霞隔日在霞飞路相见。
  翌日午后,他们相偕到江南大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两人从午后两点直谈到5点,随后又转往四马路酒馆喝酒,接着到快活林吃西餐,一直到晚8时左右才回到江南旅馆,又继续谈到深夜,郁达夫才送王映霞到尚贤坊孙家过夜。临行时郁达夫原本想吻一下王映霞的,但总是鼓不起勇气来,一直到孙家门口,郁达夫心口还是跳个不停。王映霞伸出柔嫩的手,郁达夫如醉如痴地握了许久。这真是一个销魂的夜晚呵。
  二月初二这一天,天气清爽和煦。王映霞一早便像一阵暖风似的飘然而至,从上午9时,直谈到掌灯时分。他俩到屋顶花园去观赏上海的夜景。夜风吹起王映霞的秀发,郁达夫趁势把她抱在怀里。王映霞任由他抚弄秀发,亲吻面颊,像个小猫咪似的。郁达夫心想:“佳人已入怀抱,生死相随已是意中的事了。”当他送王映霞回去以后,他快乐极了,也满足极了。在灯下写信给王映霞说:“决计照你嘱咐去做,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陶醉于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动辄便是喝酒、打牌、看电影,再不然就是窝在旅馆的房间里谈天。当他们又相约到世界旅馆,关上房门以后,郁达夫张开双臂,王映霞便像小鸟似地投向他的怀抱。窗外春雨绵绵,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滚在床上厮揉。
  王映霞再次回到上海与郁达夫交往,转瞬间一个多月了。她想:“就这样天昏地暗地整天同郁达夫腻在一起鬼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终久不是办法。情感已达白热化了,再进展下去,势必要赔上自己的身体与清白了。于是,她决定返回杭州,以便冷静地再度仔细思考一番。
  王映霞去后,郁达夫又变得优心仲忡。他估量着:他与王映霞在上海相恋,杭州的王家必然听到了风声,这个诗礼旧家对此事将作何反应呢?他实在没有把握,便决心到西子湖畔去趟。
  4月14日黎明,郁达夫由海路抵杭州。休息了一个下午,便趁着苍茫的暮色,来到金刚寺巷7号王家。心想:“倘若被赶了出来,也好藉暮色的掩护,而不至于过分难堪。”
  事出意外。王映霞的母亲笑容可掬地把他让到客厅落座。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然不好坐得太久,几度起立告辞,都被好心的王母留住了。好不容易等到王映霞回来,两人小别重逢,心情格外喜悦,畅谈直至深夜。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尚未见到王家的真正主人王二南。这位75岁的旧日名士,不知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样,欢迎他这位不速之客?好在次日一早郁达夫再到王家时,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很快便消失了。童颜鹤发、蔼然可亲的王老先生同郁达夫相谈甚洽。眼看将近晌午,便约了王家大小一齐前往西湖边上的三义楼午膳,大伙儿笑逐颜开地吃得十分高兴,饭后便开始游湖节目。这天是农历三月十四日,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百花争艳的季节。春风拂柳,湖水漾绿,他们经三潭印月,一路步行至西泠印社,又爬上了孤山,折回至杏花村吃了点心,返抵湖滨公园已是暮霭四合了。
  接着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郁达夫与王映霞由湖滨坐公共汽车直达灵隐,前往九溪十八涧。沿途青山叠翠,流水潺潺,松杉夹道,溪间开满了红紫相间的蝴蝶花。理安寺前,溪水萦回,石桥古朴,郁达夫与王映霞坐在桥墩上,仰视白云悠悠,谛听林谷鸟鸣,天地仿佛尽为两位恋人所有。
  郁达夫得意忘形地说:“此刻我就是天上的玉皇。”说着紧紧拥着王映霞亲吻。
  “那么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了。”映霞娇滴滴地说。
  连日来的游山玩水,老人们已是疲累不堪,郁达夫和王映霞却是春日苦短。临别前的夜晚,郁达夫告诉王映霞:“杭州一周,快慰平生,赏心乐事,莫过于此。感谢卿家的安排,不知何以为报!”
  王映霞坐在床沿上同郁达夫聊天,听他如此说话,不免意味着即将别离。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抱住郁达夫送上一个长吻。郁达夫在日记上事后记载说:“那是我和她相识后最为消魂蚀骨的一次长吻,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1927年6月5日,即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5个月之后,终于恋爱成熟,假杭州聚丰园酒楼宴客,举行文定之庆。
  这天晚上席开5桌,到了男女宾客40余人。大家都要求郁达夫与王映霞报告恋爱的经过。郁达夫喝了些酒,面孔红红地一叠连声说:“我来报告!我来报告!”
  王映霞生怕这位浪漫而又新潮的文人,太过于口无遮拦,因此抢过来说:“还是我来说吧!”
  “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看他的小说,觉得他写的太浪漫了,那时我的思想还比较守旧。当我们第一次在孙百刚先生家里相见时,孙先生介绍说我一向很景仰他,我禁不住抿嘴笑了。实在谈不上对他有很多敬仰。只不过是一种恭维应酬之词,但是达夫却当起真来。好像那天他本来是坐坐就要走的,不知为什么却同我大谈我外祖父的诗文,后来还兴致很高的强邀我们外出吃饭、看电影,就这样我们就熟了。”王映霞慢条斯理地说。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嚷着:“不行!不行!只不过讲了一个开头。”王映霞说:“而后就是一块儿逛街呀,吃饭哪,看电影呀,坐咖啡馆啦,反正你们知道的嘛,在上海那种热闹的地方,男女交往,千般一律都是那个样子而已。”
  郁达夫按捺不住,几次想要加以补充,王映霞生怕他说出窝在旅馆里亲吻的事来,屡屡加以阻止。郁达夫凑近王映霞耳边说:“我是要说杭州游湖的事嘛。”王映霞这才批准:“好好,你说你说呀!”
  于是,郁达夫十分感性地叙述了他们交往的经过,尤其是与王家大小徜徉于西子湖上的一周快乐时光。说得文绉绉的,根本没有平日那种放荡不羁的作风。有人听得不够味儿,于是起哄,要一对新人来一次长吻。
  这原是二人的习惯动作,但要当众作来,未免有些忸怩。经不住众人一再哄闹,郁达夫红着脸亲了王映霞,王映霞双手捂住面庞,久久不肯放下。这一吻一捂,把喜宴的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开怀畅饮,欢声雷动,宴会从晚6时一直持续到12时。
  3天后,王映霞赴嘉兴任教,郁达夫留在杭州养病。在此期间,王映霞反而热情似火地每逢星期五下课后,便赶火车赴杭州与郁达夫相聚,星期一晨再赶回嘉兴授课。郁达夫的日记里记载着:“我和映霞一夜不睡,谈到天明。”第二天又记着:“晚上仍和映霞同床宿。”看来二人的关系,已发展到灵肉契合的地步了。
  郁、王二人订婚之后,原本是很快就要结婚的。但横亘在二人中间还有一道障碍,这就是孙荃。
  在郁达夫看来,孙荃根本算不得障碍。反正把他们母子往富阳老家一搁,手头宽裕时寄给他们一些钱就行了;但王映霞却坚持必须明确地一刀两断,否则不只是纠缠不清,且会影响自己未来的身份与地位。
  因此,婚期一再拖延。王映霞经常哭哭啼啼,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与这个中年文人搅在一起,究竟值得不值得。
  就在王映霞神思恍惚之际,郁达夫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巨细不遗、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于1927年9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阵轰动,无异于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这个女人是郁达夫的了!”
  原先,王映霞曾翻阅过郁达夫的部分日记,就已经怒不可遏。如今居然全部公布出来,王映霞几乎要气炸了。但他们并没有闹翻。因为《日记九种》一版又一版地连续发行,郁、王的恋爱过程成为到处流传的新鲜故事,王映霞因而成为锋头人物。久而久之,反而使她在虚幻的意念上,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满足。
  拖到1928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终于商定赴日本旅行结婚。在杭州印制、分发喜柬后,双双乘轮东渡,不料抵长崎时,因故未能获准登岸,只得乘原船返回上海。遂悄悄地转往杭州,邀请了一些至亲好友,举行了一个简单得近乎了草的婚礼。婚后返回上海,租了一层老式楼房定居。夫妇十分恩爱,被朋友们誉为“神仙眷侣”。
  当时,郁达夫体质十分屠弱,黄疸病没有断根,还有轻微的肺病迹象。
  王映霞与她母亲合作,决心把郁达夫的身体加以有计划的调护。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蓍燉老鸭,只要是办得到的补品,都想尽办法弄来。加上她母亲壮年守寡,深悉生活艰难,因此成天向女儿嘀咕,要量入为出,把郁达夫的版税及稿费收入,都处理得井然有序,存款的数字不断增长。这一段时间,要算郁、王二人婚后最甜蜜的一段时光了。3年之中,连得两子呢!自然,小摩擦也是有的。比如郁达夫不修边幅,头发不梳、胡髭不刮、衣服不换、皮鞋不擦,甚至十天半月不洗澡,总要王映霞侍候、催促,每次都弄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再如,郁达夫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醉卧朋友家里,甚至醉卧在马路上,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王映霞劝他少喝一点,郁达夫一生气,嘴巴一嘟,站起来就往外走。婚后的第二年夏天,郁达夫便因为王映霞干涉他喝酒,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独个儿喝得酩酊大醉,躺在海港口的码头上,身上的钱包及手腕上的手表都被小偷摸走了。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甜蜜中略带一点苦味罢了。在此期间,王映霞还真称得上是一个“贤内助”呢。
  悲剧的发展——“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
  1933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带着母亲王守如以及两个小儿子,举家从上海迁往杭州,暂寓于大学路场官弄的一幢中式楼房中。
  这次移家杭州,王映霞已怀孕8个月,行动诸多不便。应交待一笔的是,鲁迅先生曾劝郁达夫不要搬家,并曾写诗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加以规劝。诗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以学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压迫。。。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郁达夫指的,就是当时官拜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此是后话。
  搬至杭州以后,郁达夫已是38岁。人到中年,开始希求安定了。他平日深居简出,读些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间或也外出爬山涉水,聊寄啸傲于虚空。而王映霞一到杭州,可就如鱼得水了。她在杭州有许多亲戚、同学,以及许多“仰慕”她的人,整天忙着交际应酬。凡是她所到之处,全场的眼光总是跟着她团团转。每每至夜静更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郁达夫自然啧有烦言,但此刻他已无法约束王映霞的行动了。
  王映霞楼上卧室的窗口,正对着一座年久失修、断垣残壁的废庵。树木枯朽,杂草丛生,约有两亩大小。王映霞每天早上临窗梳妆,老是望着这块地基出神。心想,若是能把这块地皮购进,建几间平房,种一些花木,一定是个理想的居住环境。
  经过辗转托人,终于在搬到杭州第3年的秋天,在郊外买了17亩的山坡地,用来交换属于救济院的两亩废庵。夙愿得偿,王映霞兴致勃勃地雇请工匠,择吉动土兴工,自己设计,自己监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着王映霞的心血。而郁达夫却什么事都不操心,像个没事人一样。
  从1935年深秋开始建造,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至翌年4月新居竣工。两扇红漆铁门,气象相当雄伟,进门是一条水泥铺道,如果是坐汽车的访客,可以一直开到正屋门前下车。正屋是向阳的三间房屋,当中是一间客厅,正面墙上悬着一块匾额,是马君武书写的泥金四个大字:“风雨茅庐”。
  正当“风雨茅芦”施工紧张之时,郁达夫十分烦躁,为了眼不见为净,素性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来信邀请,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乘海轮往福州漫游去了。抵达福州后,又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郁达夫的离家赴闽,并没有给王映霞的生活带来多大影响,反而给她解除了许多羁绊,使得这个心高貌美的女人,毫无顾忌地从容施展,广结善缘。她整天忙着与杭州的达官、贵人、绅士、名流交际应酬,又忙着和各种工匠、家具商打交道,仿佛像个女强人,叱咤风云,指挥若定。于是,有人赠送铁门,有人包办花木,有人负责家具。据王映霞事后告诉孙百刚:“风雨茅庐建筑下来,少说也得两万大洋,而我们的积蓄顶多只不过一万多一点而已,许多东西都是朋友们送的。”王映霞沾沾自喜地说了一遍,孙百刚听了却不是滋味,心想:“这些人干嘛要送你东西呢?几乎是共襄盛举的态势嘛!你们有何德何能,值得人家如此破费,而且郁达夫远在福州,这些人之所以肯大把花钱,完全是冲着女主人的面子,个中滋味也就颇为耐人寻味了。”当郁达夫由福州赶回时,王映霞已迁入新居。郁达夫所做的,只是在正厅挂上“风雨茅庐”的横匾而已。他只在新居住了3天,便又离开杭州,赶往福州供职去了。
  是年8月,王映霞生下了第4个男孩,取名郁荀。在摆脱了怀孕的累赘以后,王映霞把孩子们都交给母亲和保姆照管。除了经常外出交际应酬之外,她还经常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她严格限定孩子们不许入正厅一步,只许在后面的三间小屋活动,为的是不想使来访的客人看到她拖拉着一大堆孩子。因此,客人们看到的风雨茅庐是一个气象豪华、宁静雅致的所在。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王映霞已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
  郁达夫根本没有享受到“风雨茅庐”中的宁静与舒适,倒是一些达官名流,以及一些曾在建造过程中帮过忙的人,却成了这座幽雅宅院中的常客。他们经常轻车熟路地来此饮酒品茗,笑语声喧地消磨一个下午或黄昏。有时直到夜阑人静,风雨茅庐中仍是高朋满座,华灯人影,有人就曾谑称风雨茅庐简直就是一个高级人士出入的俱乐部。而平日艳羡王映霞美貌的男士,就能更多地欣赏到伊人的璀璨笑靥、优美风姿、迷人的眼神与妖饶的风韵。许多熟识的人甚至在端茶递水或夜阑客散之时,有意无意之间触摸到她的玉手,或凑近面颊嗅到她的发香。
  就在此时,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许绍棣闯进郁家。许本是郁达夫的朋友,郁,王搬回杭州以后,过从密切,目的却是惑于王映霞的美貌。郁达夫万万没有想到,许绍棣会成为他太太的入幕之宾。风雨茅庐中的风风雨雨,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远在福州的郁达夫当然毫无所觉。他与王映霞花费了半生积蓄辛苦经营的风雨茅庐,竟成为他俩爱情的坟墓了。
  悲剧的高潮——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风波。
  王映霞在杭州茅庐招蜂惹蝶的风声,终于传到郁达夫耳朵里。于是,他便打电报给王映霞,要她赴闽小住,借机考验她能否骤然抛开杭州的花花世界。1937年暮春时节,王映霞带了两个儿子,并有保姆同行,从杭州来到福州。夫妇和合,并无异状。但仅住了3个月,王映霞说是水土不服,遂于当年5月下旬返杭。
  一个多月后,“七·七”事变发生。未几,“八·一三”事变爆发,杭州危在旦夕。郁达夫仓皇回到杭州,安排了家庭撤退事宜,旋即匆匆返回。不久,杭州遂告陷落。先两日,王映霞已将全家转移到郁达夫的老家富阳。未住上两个月,便有日军溯钱塘江西上的风声。王映霞再度扶老携幼,由富阳而环山,而金华,后又经过许绍棣的安排,转移到山深林密的丽水,浙江省政府已搬到此地。
  在丽水,王映霞一家租住在遂昌火柴公司新造的员工宿舍里,和丧偶不久的许绍棣比邻而居。许绍棣的三个女儿,与王映霞的三个儿子整天在一起玩。一个是中年丧偶,一个是丈夫不在身边,又值战乱时期,且在杭州就已过从甚密,如今更是朝夕相处,难免就风风雨雨的传扬开来了。郁达夫听到的消息是:王映霞在富春江南岸环山亲戚家生活太苦,便随许绍棣上丽水同居去了。他将信将疑,打电报催促王映霞前往福州,王映霞却置之不理。为什么郁达夫不派人来接她呢?为什么在兵荒马乱之时丢下妻儿不管呢?这一切使得王映霞非常不满。她的结论是:郁达夫是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样的丈夫在紧要关头还比不上一个外人呢。
  郁达夫久等不到妻子的消息,只好于新年过后,在大雨连朝中回到丽水。劫后重逢,夫妻本该抱头痛哭一番才是。不料王映霞满腹委屈,却化成一脸的冷漠,夜间拒绝与丈夫同床。第二天郁达夫会见了许多从杭州逃难出来的友人,入晚回来,王映霞仍然拒绝和他同宿。郁达夫饱受冷落,心中愤愤不平。转念自己在患难中未尽到作丈夫的责任,终感愧对妻儿,因而压住了满腔怒火。
  这期间许绍棣曾去了一趟碧湖,王映霞突然附车同去,在碧湖过了一夜方归。至此郁达夫才证实了人言啧啧,并非事出无因。于是挑明了对王映霞说:“我将往武汉供职,你愿意随我去武汉呢,或是留在丽水跟许君同居下去?由你自己决定好了。”
  终感人言可畏,许绍棣始终不愿担当夺人妻子的罪名,因此磋商了两天,王映霞还是随郁达夫前往武汉。后来郁达夫曾有一诗记载此事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来得,鸤鸠己占凤凰巢。
  1938年3月间,郁达夫挈眷乘火车至武汉。途中,王映霞受同行的李家应小姐之托,准备把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作续弦。因此到达武汉以后,王映霞便又频繁地与许绍棣书信往返。郁达夫叫她不要去管这些闲事,其实她不过是找个借口,好与许绍棣保持联系而已。
  此时的郁达夫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宣传工作,曾奉命前往徐州、台儿庄一带劳军经月。郁达夫不在,王映霞无所顾忌地与许绍棣鱼雁往还,并不断催促许前来武汉会面,终因有所顾忌而未成行。其时许绍棣经由王映霞的介绍,已与孙多慈开始交往,但仍与王映霞不忘旧好。在寄给王的信中曾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情话。诸如:“为你的哥哥善自珍摄,我们后会有期,精神所及,金石为开,妹妹不必伤心,亦不可灰心。”
  “我不能到武汉来,我看亦自有好处,如果我来了,十目所视,你的处境将愈益困难,你的痛苦亦恐因此而愈深,同样的我的痛苦亦将随之而增加。”
  “你母亲会说起许多事情,她几个月来似乎看得很透,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如何互相热恋。”
  诸如此类的信件,刚巧在郁达夫返回武汉时,有3封落到了郁达夫手中。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拿去照相制版印了多份,分送朋友以渲泄他内心的愤懑,并扬言要作为打官司的证据。王映霞自知理亏,悄悄地观察郁达夫的动静,不敢再有闪失。
  根据王映霞的经验,郁达夫气急了,便会离家出走。在婚后的第3年,当王映霞怀着第3个孩子已9个足月的时候,郁达夫因一时气愤难抑,就曾独个儿跑回富阳老家,与久已分居的孙荃在一起生活了10多天。王映霞生怕此时郁达夫一走了之,战乱时身在异乡,举目无亲,一旦丈夫丢下他们不管,如何得了?于是先发制人地对郁达夫说:“你又打算离家出走了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3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郁达夫铁青着脸吼道:“下贱的女人,你走你就走!”
  事已至此,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于是,王映霞仓促整理了一些衣物,拎着一个提包出门而去。
  到何处去?她不知道。她本想直奔车站,搭车前往丽水,投奔情人许绍棣的。但此时许正跟孙多慈恋爱,自己没头没脑的介入,大为不妥。徬徨再三,终于决定暂往刚来武汉的杭州旧识曹秉哲律师家去。
  7月4日晨7点多钟,曹秉哲看见王映霞丧魂失魄的模样,知道夫妻间一定发生严重口角。于是,曹家夫妇一齐劝说:“放宽心来,就在这里住上几天,等你们双方的火气都平息了,然后再叫达夫接你回去。”王映霞斩钉截铁地说:“千万不可,若要通知我家里,我马上就走!”曹家夫妇应允了,并把卧房让给王映霞暂住下来。
  这厢郁达夫在王映霞出走之后,长夜不眠,心中犹自愤然。忽见一袭洗涤后在窗外晾晒的白色纱衫,乃提笔濡墨在上面题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12个大字,并成一诗以记其事云: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过了两天,也就是7月6日,郁达夫又在武汉《大公报》上登出了一则启事云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
  郁达夫谨启
  其实,曹秉哲并没有遵守王映霞的约定,第二天就把她的行踪告诉了郁达夫,然而郁达夫故意还要在报上刊登这则启事,他是存心要出王映霞的洋相呵。这则启事果然使王映霞肝肠寸断,而郁达夫出了闷气之后,有一天却笑眯眯地来到曹家对王映霞说:“闹也闹够了,可以回家了吧!女人家嘛,总不能太过任性,太不检点了呵。”
  这种态势,使王映霞好没面子,她懒得理他,转身走入内室。郁达夫跟了进去,追问王映霞到底还要怎样?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等登出来以后再说。”郁达夫则坚持:要登道歉启事,王映霞必须先写一份悔过书。经过辩驳、谈判,王映霞终于写了一张类似“悔过书”的东西交郁达夫保存。内容是: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来往,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致郁达夫君收存。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郁达夫在收到这份“悔过书”之后,乃于翌日自损形象地在报上登载了他的“道歉启事”,原文如下: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劝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启说来说去郁达夫实在太爱王映霞了。过去风风雨雨的传言,他天真地解释为至多处于精神恋爱阶段。只要王映霞保证与许一刀两断,未尝不可以不念旧恶,一切从头开始。王映霞看到这则启事,心想再也没什么好坚持的了。于是等郁达夫再来曹家接她的时候,便万感交集地随同丈夫回去了。过也悔了,歉也道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王映霞怀孕了。这是她写了“悔过书”的第3天,即7月11日午后给许绍棣的信中泄露天机的。
  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王映霞曾写过这样一封信。经过了40多年,西德有位名叫马尔丁的汉学权威编了一本书,其中公布了王映霞婚变经过中,写给朋友、情人、丈夫的许多信件,其中有不少是写给许绍棣的情书,这里是其中的一封。此信劈头就说:弟:现在最大而最严重的问题,我不得不向你报告,让你晓得我这时的苦痛和恐慌。
  她“恐慌”什么呢?原来她已4个月“月事”未来,大概是怀孕了。因此恳求许绍棣:按我意,俟回延平时,在乡下租一房间,我自行住在那里。我现在之情境,非等你见面时,不能在这里详述,不过外表上我仍是装作无事,不致引起人家注意。现在你所能帮助者,即是顶代我在乡下寻房子,最好能近于医生,俟我回平时解决,是否需要房子。我仍盼能够避免此节,然不得不先行告知,有备无患,想不到我们会有这种难题发生。
  打从1937年夏,郁达夫回过杭州风雨茅庐一次。以后便是战事日紧,仓皇逃难,待至郁达夫间关跋涉到了丽水,王映霞一直不肯与他同宿。前后将近一年,如今王映霞却身怀六甲,其中奥秘可想而知。一旦被郁达夫发现,必然不肯善罢甘休,她怎能不大起恐慌呢?这才急急忙忙地要她的情人为她在乡下找房子,也为躲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去,以度过这一段尴尬时光。然而,王映霞毕竟是经过风雨的女人,并没有因此事乱了阵脚。她在与情人秘密筹划的同时,也由友人们出面见证,与郁达夫立下了一纸“协议书”,还劳动当时在武汉的杭州市长周企虞及浙江《东南日报》主笔胡建中签名作证。“协议书”内容如下: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使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份,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之事,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之间感情之劣绪事,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至此,郁、王婚姻的裂痕,似乎可以得到愈合了。但往后事态的发展,却证实了这样一段名言:“婚姻就像是一只精美的瓷器,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保管及维护,一旦出现了裂痕,就无法加以补救了。”
  悲剧的落幕。
  《毁家诗纪》真的毁家丧命1938年7月下旬,武汉三镇陷入日军的大包围之中,各机关均紧急疏散,郁达夫带领全家,仓皇逃遁,辗转来到洞庭湖南岸的一个小县汉寿。暂时安顿下来之后,郁达夫便只身来到福州工作。旋即电告王映霞速携全家来闽。于是王映霞便带着一家大小启程,经过战乱中的千难万险,终于翻越仙霞岭到达浦城。当夜,王映霞便打长途电话到福州,只听郁达夫在电话中说:“你带着大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的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云和是浙西的一个小县。王映霞的弟弟宝垌此时正在浙江省政府建设厅任职。郁达夫的这番打算,许是便利于宝垌就近照顾她的母亲和孩子们吧?于是,王映霞将全家分成两半,自己带着郁飞欣然就道,第二天就到达福州。
  郁达夫这才揭开了谜底说:“日军即将封锁闽江口,切断福州的出海通路,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启程出国,这两天已经为你们母子办妥了手续。”
  王映霞一听,犹如晴天霹雳,傻了半晌方问:“那么母亲及两个小孩呢?”郁达夫答:“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矣!”
  郁达夫的想法是:国内已是烽火漫天,而王映霞总想去丽水会她的情人,不如带她远走南洋,在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丢掉一切瓜葛,重新开创一片新天地。他是要以“空间”把王映霞与旧日的一切关系切断呵。郁达夫此次是布好了圈套,把王映霞套得牢牢的。王映霞要把留在浦城的老母及两个幼子接来一同出国,郁达夫说是时势所迫,不允所请。
  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与王映霞带着长子郁飞,乘丰庆轮启航。10天之后,即同年12月28日抵新加坡,便在这个繁花如锦的南洋小岛安家了。郁达夫与王映霞刚到新加坡时,夫妇同进同出,曾令人十分羡慕呢。
  40开外的郁达夫穿一件白衬衫,一条白西装裤,头发蓬松,面庞清瘦,一派不修边幅的模样。王映霞30初度,穿一件紧身素色旗袍,体态丰满,肌肤雪白,有一种苏杭女人的高雅气质和迷人风韵。有一次,郁达夫拉着王映霞的手说:“这里是一个新的天地,没有什么人认识你,我要和你在这儿终老。”而文友们也时常看到王映霞投注在郁达夫身上那种关切、爱恋的眼神,甚至还时而替丈夫整理头发及衣衫的动作,以为这不就是“梁鸿孟光”的翻版么?
  谁料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风波又起。
  1939年3月间,香港《大风旬刊》出版周年纪念,郁达夫应编者陆丹林之约,把以往两年所写的诗词中,选出了诗19首和词1阕,加注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把王映霞背夫偷情的种种事态,赤裸裸地公布出来,这岂不是要王映霞丢人丢到国外了么!王映霞看了这本杂志,直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陆丹林,大骂郁达夫是个欺骗世人的无赖文人,是个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并说她自己有一篇答辩文字,探询陆丹林怕不怕得罪郁达夫,有没有勇气刊登出来。陆立即复信说,绝不袒护任何人,有文章尽管寄来,收到后一定原文照登。于是,王映霞以书信体裁写给郁达夫的一封长信,在《大风旬刊》第34期发表了。其中有云:凭你那巧妙的笔尖,选择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贱的字句,把它联成了诗词,再联成洋洋大文,好使得一切的同情与怜悯都倾向于你,而怀疑、怨恨与羞辱的眼光,都射向我身上来。
  为了孩子,为了十二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总不惜处处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克服自己,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王映霞把一腔怒火,尽情化成尖刻的文字向纸上渲泄。结论要求郁达夫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于是,郁达夫开始对王映霞采取管制措施了,禁止提笔,禁止出游,禁止擅自接见朋友。在充满委屈及愤怒的心情下,王映霞写了一封信给陆丹林,叙述她的心境说:假如一定要我承认有过失的话,只是因为自己的经验没有,眼力不足,以致糊糊涂涂的同这位大我十余岁,而走惯了江湖的浪子,结下了婚姻的这件事。
  这封信在数落了郁达夫的种种不是后,说:我想天下总也有不少为人丈夫的男子,不知是不是也用这种手段来欺侮女人?至今痛定思痛,对这种诬告压迫女人的情事,只有仇,只有恨,又岂是在瞥眼余生中,能报复得尽的呵!
  反正西洋镜已经揭穿了,王映霞有话便说,有苦便诉,岂再怕别人笑话?于是把郁达夫睡燕子窝等事,都一齐抖露出来。《大风旬刊》不仅为王、郁二人互揭疮疤提供了笔战场所,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为此,《大风旬刊》销路大增,不断再版仍供不应求呢!
  经过文字攻讦、当面争辩、分居冷战、朋友规劝,前后一年多的折腾,郁、王双方终于无可挽回地离异了。1940年5月31日,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登出《郁达夫启事》:
  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5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郁、王二人春华烂漫、云淡风轻、乌云密布、乃至狂风骤雨的12年婚姻生活,至此戛然而终止了。
  王映霞办妥了一切离境手续,临行前一天下午,她跑到郁飞住读的美国教会学校,把郁飞带到外面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餐饭,母子相对黯然神伤,彼此都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热泪,来接受眼前的凄苦事实。
  同年8月10日,王映霞提着一只简单的行囊上船离开了新加坡。行前,她把身上剩下的仅有的20几块钱掏出来交给郁达夫说:“我替你管了12年的家,现在只剩下这点钱都还给你!”
  郁达夫没有接收,眼睛一红出门去了,不久后又派人送来了200元给她作路费。王映霞临行前还特地煮了一锅郁达夫喜欢吃的红烧猪蹄,出门时还折回厨房,揭开锅盖看看煮烂了没有。看来,12年的夫妻感情,并不是那样容易一笔抹煞的呵。
  王映霞回国之后,经友人介绍,进入重庆的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一般人尊称她为“王秘书”。不久,她就结识了三北轮船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经理钟贤道,此人身材魁梧,一表人材,宁波人,还是王映霞的同乡呢。
  两人结识半年多之后,王映霞终于接受了钟贤道的求婚。1942年4月4日,王映霞重匀脂粉作新娘。婚礼在重庆百龄餐厅隆重举行。花篮从礼堂一直排列到大门口。乐队奏结婚进行曲,王映霞穿着鲜红的旗袍,打扮得鲜丽夺目,随着乐声缓缓步入礼堂。各界来宾多达数百人,婚礼的盛大规模轰动了整个山城。
  在婚礼进行中,有一位来宾竟在签名簿上,签下了“郁达夫”三个大字,一时群情讶异,以为郁达夫果真专程前来参加离婚妻子的婚礼呢。后来才弄清楚是有一位先生受郁达夫函托,特地代表他前来观礼的,算是这次热闹婚礼中的一段小小插曲吧。
  王映霞由郁太太一变而为钟太太,一笔勾销了12年来的爱恋情恨。她倦鸟知返,结束了花蝴蝶一般的活泼绚烂,变成了一个娴静温柔的家庭主妇。后来为钟贤道生下一儿一女,过着和谐平静的生活。
  王映霞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郁达夫在情感上可没有她这么洒脱。1942年5月初,也就是王映霞在重庆与钟贤道新婚燕尔之时,郁达夫十分狼狈地流亡到南洋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小镇——巴爷公务。
  他隐姓埋名,化名赵康,假称是生于东京的华侨,并在侨界投资下开设了一家酒厂,酿造“初恋”和“太白”两种米酒。
  为了掩饰身份,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因此急急托人为他作媒。条件是:不论家世,不求貌美,不拘教育程度,只要身体健康、个性温顺就行。这样的条件很容易物色。年甫20,生得富富泰泰的何丽有小姐便入选了,并于1943年9月15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何丽有身体健壮,贫寒出身,不识字,丈夫就是她的“天”,除了一天到晚忙于家务之外,还经常笑眯眯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何丽有惯常是逆来顺受。从不顶撞,郁达夫时常对朋友们说:“娶太太还是笨一点好!”1945年8月15日,在印尼的日军听到他们的天皇广播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时,一时间惊慌失措。郁达夫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胜利的盟军,遂引起当地日本人的怀疑。8月29日夜,把郁达夫从家中约了出来,从此便消息杳然:郁达夫遇难了。前后算起来,郁达夫在印尼的第3次婚姻,夫妇相处的时间尚不满两年呢。
  其时,国内的王映霞带着一双小儿女,追随她的第二任丈夫到了芜湖。
  郁达夫在南洋遇难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她淡淡地叹了一口气。

何丽有跟郁达夫生有一子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