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 冠军的心

在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多事之年，丁宁拿到2017年度世界乒乓球领域份量最重的两个冠军，成就全满贯。在竞技体育世界的内外，展示着属于冠军的勇气与担当。「毕竟没有宇宙冠军」

里约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结束后，拿到女单和女团两块金牌、完成大满贯的丁宁小姐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闭幕式旗手，她因此没有随球队回国，在奥运村停留了几日。

8月的里约日照漫长，偶有雨水。丁宁在奥运村里晃晃悠悠，坐班车去看比赛，羽毛球男单决赛与女排夺冠她都在现场，和一群人狂欢呐喊，像一滴水淹没在沸腾的壶里，然后再坐班车回来慢悠悠地吃饭睡觉。这几乎是她从未享受过的放松和安静，「整个人完全放下来」，在一切都还没有到来之前，那段时光怎么看都是人生难得。

作为过来人，张怡宁大概知道丁宁接下来将会面对什么。「2004年完成大满贯以后我人慢慢就松了，就是没什么意思，不像以前抠得那么细了，练得也没有那么多，也觉得奥运金牌对我来说吸引力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张怡宁承认，在缺乏目标的情况下坚持到2008年，和自己作为北京人想在北京参加奥运会有关。在家门口拿到女单和团体两枚奥运金牌后的第二年，张怡宁在打完世乒赛和全运会后逐渐隐退，「我已经没动力了，所以我才退役，对啊，我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动力。」

「你们可以问问丁宁，她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张怡宁对《人物》记者说。

这个问题，丁宁至今都没有想明白。这也是凡事都要想明白才能放手去做的丁宁第一次为目标苦恼。

她10岁从大庆来到北京队打球，是球队稀缺的左手球员，被同在北京队的张怡宁、郭焱当做「小朋友」，一路看着长大。母亲隔一段时间就会从大庆来北京看丁宁，那段时光，丁宁最深的记忆就是每次母亲要走的那天都会搂着她睡午觉，然后趁她睡着偷偷溜走，「其实我都是装睡，妈妈一走，我就会爬起来站在五楼的窗台前往下望，看着妈妈的身影一点点变小。」

每次来北京，母亲都会住在丁宁宿舍对面的宾馆里。从宾馆到宿舍，会经过一个黑黢黢的、住满流浪汉的桥洞。有一次，母亲逗丁宁，你要是不好好打球我和爸爸就只能住桥洞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丁宁打球的目标都是「不能让爸爸妈妈住桥洞」。

2005年，丁宁进入国家一队，目标也从远离桥洞自然过渡到了奥运冠军。终于，奥运冠军到手了，丁宁却感觉到了空虚，「毕竟没有宇宙冠军」。

从里约回国后，丁宁一直在和自己对话——接下来，你会为了什么去打球？你还会和以前一样充满斗志吗？「就是说你爬这个山，你到了山顶，你最多只能是保持在这儿，你还能爬到云上去吗？你爬不上去。」

那段时间，队里给了站在山顶上的丁宁很长一段时间放任期，基本不怎么训练，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偶尔打打比赛，直至放任到丁宁自己慌了，跑去找已经在北京首钢队做了主教练的郭焱。

「2016年年底的乒超联赛，她打得一塌糊涂，输了很多球。输到2017年的1月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她跑来跟我说，如果我再这么输下去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希望了。」郭焱说，里约奥运会后，她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看着丁宁的变化，「整个人都很散」，直到这一次，她觉得丁宁开始有点「想要了」。

随后，丁宁回到国家队开始世乒赛的备战，那是里约奥运会后丁宁第一次进行系统训练。她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练得很狠，但心里还是打鼓——之后站在赛场上，面对已经得到过的东西，自己还有多想要？

每届世乒赛，国家队都会通过打队内直通赛来确定参赛名额。2017年直通赛，第一轮队内循环时丁宁打了第二名。那天晚上，丁宁躺在床上，感觉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她告诉郭焱，自己特别想在最后一轮的血战到底中打出来。郭焱笑了：「既然想了，你就去做。」

3天后，丁宁拿到了世乒赛的门票。那天，《乒乓世界》的记者陈偲婧在医疗室看到了刚打完比赛的丁宁，之前崴过的脚肿得不行，拿冰袋敷着，身上全是汗，脸红彤彤的，窝在沙发上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当时觉得，一个大满贯，还是得这么辛苦。」

6月初，德国杜塞尔多夫，丁宁第三次拿到世乒赛女单冠军。4个月后，她代表北京队打进全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对阵刘诗雯。进场前，丁宁和郭焱走过球馆长长的走廊，长叹了一口气，郭焱说，「就这一趟了，最后一趟了。」

丁宁走进球场，用56分钟战胜刘诗雯拿到全运会冠军，实现了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的全满贯。打完最后一个球，她仰面坐在场边的椅子上，试着让自己好好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看台上观众的掌声和欢呼、主持人的收尾词、背景音乐、教练和裁判开始收拾东西……「就是想多感受一下，我跟自己说，丁宁，珍惜你在乒乓球运动生涯的一切吧。」

在内心不断的犹疑中拿下2017年度乒乓球领域份量最重的两个冠军，丁宁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奥运会之后，「气」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这种「气」，队友盛丹丹的感觉最直接。奥运会后，她和丁宁一起打球时的感觉就是「打不赢」，「你会感觉她的气场很强大。打球其实是一种磁场，她现在的磁场一定是比一般人要大很多的。」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中，盛丹丹所说的这种磁场非常常见，曾经得过重大赛事冠军的经历通常会被看做一种优势，正如每逢大赛前常会被人提及的那句——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固执

说起丁宁，张怡宁的言语中透着一种「亲」。她说自己从北京队到国家队一路带着丁宁长大，甚至有时会觉得「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每次去央视解说大赛，说到丁宁的球，隔着电视屏幕，球迷都能感受到张怡宁操碎了心，「这孩子怎么又犯毛病了」、「这孩子打球就是太老实了」……

打球太老实了——这是丁宁被诟病最久的问题。女子打法男子化，这是很多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趋势，乒乓球也不例外，但丁宁的打法却是「女孩中还特别偏女孩的」，重守轻攻，攻击力不足到刘国梁曾在接受采访时吐槽：「丁宁的胜负取决于对方的发挥好坏。」

「郭焱老开玩笑说丁宁是左手中的右手。」张怡宁说。即便拿了世界冠军，还有媒体这样评价丁宁：以落后打法封王。之所以打法落后还能封王，在知乎回答的「如何评价丁宁」提问的所有网友都提到了一个词：坚韧，「丁宁是那种你不打她到4比0，她就绝对不会放弃，能磨能缠，总能把盘翻回来。」

但是，任何一个优点都有可能同时是缺点，比如坚韧的另一面——「固执」，在用了一串诸如「阳光」这样的词形容丁宁后，张怡宁说出了这个词。固执在丁宁身上有两处特别明显的体现，一个是她在北京生活了17年后仍然没有被改变的东北口音，另一个是在技术上，对于自己相信的东西，她很难被改变。

下蹲式发球曾是丁宁的技术特色，这种发球会增强球的旋转，令对手极不适应，但同时，由于每次发球都要完成一个深蹲，运动员的膝盖会承受极大的负担。为了让丁宁注意保护膝盖，张怡宁曾多次劝丁宁站着发球，一劝就是好几年。

「我就说能不能别总发下蹲球，能不能练点儿站着发的，因为她的膝盖有一段也不好。我说你跟人打比赛蹲7局，到时候你再配一个双打，又得发下蹲，你怎么坚持得了？她表面上是同意，但又听不进脑子你知道吗？我说了3年，还是下蹲发。后来终于站着发了，站着发完了又忘了下蹲发了，我说你怎么那么逗呢？」

当年劝丁宁时，张怡宁就考虑到了裁判的问题，「你发球万一被裁判判的话，你得练一套站着发球。但她就是很相信下蹲，我说相信没关系，但是你得有一个配套的。」

多年后，张怡宁的担心真的变成了现实。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丁宁对阵队友李晓霞，如果夺冠，22岁的丁宁将用444天的时间完成大满贯，创造世界乒坛奇迹。但是，裁判先后3次判罚丁宁发球违例，这场比赛，丁宁一共被罚掉4分，完全没有准备的她无助地望向观众席，忍不住要哭，最终以1比4输掉了比赛。

这场比赛至今都是乒乓球奥运赛史中备受争议的一场，大多数人认为裁判毁掉了一场「巅峰对决」，让赢的人不够痛快，输的人难以服气。赛后，丁宁崩溃大哭，「我打过的重要比赛每一个球我都记得，但这场球，我至今想起都是一片空白。」5年之后再谈起这场球，丁宁仍觉得那是「血的教训」。

比赛结束差不多10天时，张怡宁给丁宁打了个电话，「让她稍微平复了一点心情，但跟她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点忐忑。就是我希望她记住这一次的比赛，但又不希望她记在心里。因为如果要真是完全记住的话，你真是心里得熬4年才下一届奥运会。这个孩子天真无邪，在心里埋四年熬得住吗？我怕她熬得太苦了，就是有点担心这个。」

电话里，张怡宁问丁宁，这一次认输吗？「因为我是觉得你要是认的话，说明你还能踏踏实实往后练，但是你要是不认的话，就会熬得非常非常苦。如果我的话我肯定属于第二种，我就不认这个，我这4年一天好觉都睡不了，就属于这种性格的。但是我问她的时候，她说我认，认这次输。」放下电话，张怡宁稍稍放心，但也有点担心，「我不知道她是嘴上跟我说她认，但真正的骨子里到底了解不了解自己？」

事实证明，当时的丁宁的确不够了解自己。「没想到这事儿反弹的劲儿这么大。」在那之后的两年多，丁宁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天天都很崩溃，「就是一直想不明白，我觉得我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挺阳光、正直的人对吧，这事怎么就摊我身上了呢？」

从伦敦回来后，国家队加速了对丁宁的技术改造，国家队教练陈彬开始了和丁宁的互相折磨。他们的合作始于2011年，当时，丁宁作为主力在前一年的莫斯科世乒赛团体决赛中输球，导致中国队最终败给新加坡队，失去了保有19年的考比伦杯。从莫斯科回来后，队内决定为丁宁更换教练，从进国家队时就一直带她的任国强被下调二队，陈彬开始担任丁宁的教练。

给丁宁提速——这是国家队让陈彬来带丁宁的重要意图。「丁宁当时就像一块钢，属于稳定的风格，我是属于进攻型的风格。如果按照我的思路来做，比如我们做一台车，它的马力要很快，百公里6秒就起来了。但是她呢，因为重啊，所以她慢，百公里需要10秒。」

两人刚开始合作不久，丁宁就连夺世界杯和世乒赛的冠军，改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迫切。但奥运会后，丁宁陷入自己情绪的黑洞，她和陈彬在性格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丁宁是北方人，爱说，直接，喜欢凡事掰扯清楚，陈彬是南方人，内向、含蓄，觉得凡事要给彼此留面子。陈彬用「吵吵闹闹」来形容自己和丁宁当时的相处。丁宁的固执折磨得他几乎抑郁，「很多时候都不过脑子就说不对，不听。」

伦敦奥运会结束后的两年，丁宁一个冠军都没拿，各种输球，一边改一边输，越输越崩溃，越崩溃越抗拒改。2014年4月，丁宁终于在乒超联赛上赢了一场关键比赛，陈彬挺高兴，喝了两杯红酒，第二天一早就心脏不舒服住院了。丁宁对此没什么反应，陈彬表示很理解，「这就是优秀运动员，比较专注，她不会考虑太多、顾及别人的感受。」但在别人眼中的丁宁，却是另外一个人。

作为《乒乓世界》的记者，陈偲婧跟随采访国乒多年，她承认自己有点被丁宁「圈粉」，因为「这孩子太有良心了」。

自我怀疑到最崩溃的时候，丁宁曾和北京队总教练张雷发生了冲突，「我长这么大发脾气的次数手指可以数得过来，而且还是一只手，那次算是最歇斯底里的一次，因为对自己失望至极。」丁宁说。发过脾气后，她叫陈偲婧一起去给张雷买礼物赔罪，「一定要买一个好一点的。」

3年后，丁宁对《人物》说出了当年和陈彬吵闹的原因，「那会儿二十出头吧，挺冲的，任指导带了我5年，因为我做得不好被调去二队。他替我承担了很多，我心里觉得亏欠他，所以一开始我内心不愿意接受陈指导，就不愿意去听他的，说得对我也不愿意听。」

2014年底，眼看着奥运会越来越近，陈彬决定和丁宁谈一谈，他们花了两天，谈了好几次。那是陈彬第一次坦白自己的感受，「丁宁，我觉得带你好难啊，真的是太难了。」丁宁至今记得那个陈彬说「难」的瞬间，「当时一下子觉得，陈指导好像老了很多。」

第二年世乒赛，丁宁终于复苏拿到女单冠军，她理应与陈彬拥抱一下，但由于脚伤被立马送去了医院。陈彬说，「那就下次吧，你奥运会拿金牌了，送我一个拥抱好了。」

里约奥运会决赛场上，丁宁宿命般地再次遇到李晓霞，奥运史上第一次有两位选手连续两届在乒乓球女单决赛相遇。陈彬没去找大部队，他坐在属于自己的「幸运座位」上，丁宁赢得半决赛的那天，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陈彬说，他有时会相信一些「说不清的力量」，里约奥运会前，他坚持写了8个月的训练日记，只是希望这能帮丁宁攒到一些「水到渠成」的能量。

那场决赛前，丁宁和自己进行了长久的关于「你在怕什么」的对话，并把答案一个个在心里删除，「站在球台前，我的心里干净到纯粹。」7盘苦战后，她战胜李晓霞。赛后，丁宁绕了一大圈才找到陈彬，伸出双臂拥抱时，身上还蒸腾着比赛的热气。

被需要的人

「我觉得我不认识那个人。」穿着黑色V领毛衣的丁宁指着对面电脑显示屏上的自己说。她刚刚完成一组肖像拍摄，两块反光板围着她。此时的她头发已经长及脖子，里约奥运会后，她27年来第一次尝试留长发，「以前大概只有这么点吧。」丁宁伸出左手比划了5厘米左右的长度。她的手指颀长，左手掌指关节处结着一层茧，由于常年打乒乓球握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剪一次。

那个被她指着的自己，已经被至少不下3个人夸赞「好看」，但丁宁还是一脸怀疑，「我觉得特别陌生。每次参加活动化妆，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戴了面具一样，老觉得她不是我。」

这种陌生感第一次出现是从里约回来的那个晚上。

2016年8月23日，回到北京的丁宁被机场聚集的人群惊到了，自发来接机的人们拉着横幅，一起唱着《歌唱祖国》。接机大巴发车前，球迷们跑到丁宁乘坐的那一侧有节奏地喊着：「丁宁/大满贯！」时间将近凌晨，声音在整个停车场回响。

22天后，在成都举行的国际乒联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第一场，丁宁再一次看到了类似的场景——「一大早全场爆满，你能想象吗？就是一进馆都傻了，什么情况这是？」丁宁当时的感受是，「就像有的明星一夜暴红，你知道吧，」然后，她用一种弱下来有点怯怯的声音说，「有点害怕，感觉有点不适应。」

那时的她终于理解了中国乒乓球队前总教练蔡振华4年前说的那句话。当时在伦敦，输掉女单决赛后的第二天一早，一夜未眠的丁宁被带去了蔡振华的房间，蔡振华对她说，「丁宁，其实老天爷是厚爱你，没有让你拿是希望延续你的运动生涯。」

5年之后，丁宁对《人物》记者设想了当初如果是自己登顶成功，「我可能就是昙花一现，2016年你都看不见我了。当时我如果赢，就是最快成为大满贯的人，可能每天就想着逛街、遛弯儿、吃、玩儿，反正我已经完成了梦想了。那会儿那么年轻，外界再给你点荣誉，你可能还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再想从那个阶段走回来，先不说要花费多长的时间，能不能走回来都是一回事。」

里约奥运会后，那些曾经设想中该来的还是来了。陈彬说：丁宁现在是被需要的人。丁宁能感受到这种需要。

2012年，输了球的她大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时隔5年，她依旧清晰记得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一丝颤抖」，「宁宁，你现在给我把眼泪擦干，挺起你的胸膛去面对，没什么可哭的。你后面还有团体赛，你必须完成好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通电话之后，丁宁忽然觉得自己被震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不哭了。」之后，她迅速冷冻了自己的情绪，「封闭掉，就是不去想，不去，然后去打团体赛。」

2016年，拿到冠军的丁宁给母亲打电话，刚一接通，电话那边没说上一句话就哭了，「我当时本来很想哭，可她一哭我就笑了。我觉得那一刻妈妈哭得像个孩子，那一刻我有种很想抱着她的感觉，是我把她抱在怀里，而不是说她把我抱在怀里的那种感觉。」

除了在父母面前变成更多承担的人，丁宁还要成为球队中承担最多的人。2017年2月，丁宁当选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队长。新队长刚刚上任，最先面对的事就是——输球。

她在亚锦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被日本球员平野美宇逆转，淘汰出局。输球后，丁宁给郭焱发微信，说了一堆输球的理由：低烧、训练不系统、刚改了球、对方打得太凶……郭焱当时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剩下的两个中国球员先后输球，每输一场，郭焱就会收到丁宁通报赛况的微信，直到平野美宇最终夺冠。晚上，思忖了很久的郭焱给丁宁回了一条：「中国队输了这次比赛，你应该承担最大责任。」

信息发出去后，丁宁一直没有回复。「她越来越棒了以后，大家其实捧她的比较多，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敢说她，天天听到的都是表扬的话。但我在适当的时候，来刺激她。」但郭焱心里也在打鼓：是不是话说重了？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很难受。」丁宁这样描述收到那条微信时的感受，「这个『咯噔』不是说我都这样了你还说我，而是说，就是自己没有做好。」那是她第一次觉得，作为队长，整支球队都在自己的肩上。

除了扛起一支球队，在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多事之年，各种活动现场，丁宁几乎成了代表国球的唯一人选。

「累。」她说，「比训练比赛累。」在那些场合，她必须一边提醒自己「穿着裙子呢，不能像穿裤子时那样走路」，一边提防着不要说错话。「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你的一言一行又特别重要，如果是乒乓球，咱咋说都行，但别的领域，你咋说啊，你没有那么多，不够。」

她一边享受着这些活动带来的开阔世界，一边消化着其中的累，丁宁说，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呆着，哪儿也不去，在独处中，把那些让自己焦虑的东西一个一个过一遍。

《人物》记者让丁宁用3个词来形容自己，丁宁给出的一个答案是：孩子气。但在现实中，她似乎正在离这个词越来越远。谈及丁宁在2017年的变化，郭焱和陈彬都说：变成熟了。2017年6月，丁宁作为北京团年龄最小的党代表参加了十九大，看到丁宁穿着那身制服，陈彬觉得，「好像是长大了一些。」

「爱哭」曾经是丁宁身上的一大标签，陈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她比较感性，动不动就眼泪汪汪的。」但据陈偲婧观察，现在的丁宁越来越不愿意被人提起「哭」这件事。全运会夺冠后，坐在椅子上感受现场的丁宁曾双手掩面，所有人都默认她在哭，丁宁否定了这种默认：「没有，那是汗。」

回来的路

丢掉亚锦赛女单冠军后，国家队在湖北黄石进行了一个月的封闭训练。那一个月里，训练馆墙上的电视循环播放着平野美宇亚锦赛夺冠后欢呼、领奖的画面，再配上颁奖时的音乐，陈彬现在一想起那画面仍会觉得心脏受不了，「听不了那音乐。」

永远不要原谅自己，永远没有放松的那一刻。对于不允许失败的中国乒乓，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压力。

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的第二天一早，丁宁和4年前一样去见了蔡振华，见面第一句话，蔡振华问：「怎么样？2020年准备好了吗？」丁宁当时就懵了。谈起2020年，在采访中以极高频率「哈哈哈哈」的丁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想听到，到现在也不想听到。」

过去，陈彬常说丁宁是「言语上的矮子，行动上的巨人」，嘴上总说不行不行，不想不想，但练起来比谁都狠，「一般的球员练发球都不出汗，但她能出一身汗。」但这次，对于丁宁是否能打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陈彬也没有答案。经过几年的调整，丁宁已经变成了一台百公里加速达到6秒的车，「还有潜力，还可以到4秒、5秒，」陈彬说，但对于现在的丁宁，「技术是最后一位的。」

张怡宁理解这种不确定，「乒乓球看着体力消耗不大，但是它精力消耗特大，主要是思想上的、精神上的苦要能吃得了，体力上的大家基本上都能忍得了。反正我们练出来的，能走到最后、长盛不衰的，那基本上肯定得是钢铁人，钢铁侠。」

丁宁在过去的这一年说过很多次「不想打了」。被问到「哪一次最不想打」，丁宁答：「每一次都不想打。」2017年，运动员天生的胜负心曾帮她短暂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大多数时间，她仍然找不到答案。全运会后，拿到全满贯的丁宁在家里想了好几天，然后和身边的各种人聊，大家都告诉她：别想这么多，享受乒乓球就好了。丁宁更晕了，「什么叫享受？没有目标怎么享受？」

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虽然缺乏目标，但丁宁依旧很在意「赢」，「一个运动员如果对胜负不在意，就不是运动员了，那你就是全民健身。」但长期无法进行系统训练，让她担心自己失去对「赢」的控制。「当你跳出来做另外一件事之后，你还要回去，你跳出来的时间越长，你回去越难。我害怕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

各种担忧彼此叠加的时候，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年龄。

丁宁今年27岁，在这个年龄，刘国梁已经退役，张怡宁也进入了运动生涯的最后一年。如今，丁宁是女队年龄最大的球员，比队里年纪最小的队员大10岁。和年轻时候的自己相比，她的恢复时间越来越长，「原来再累睡一觉就没事儿了，现在是睡一觉也没啥用。」更大的刺激来自训练，「你知道我在那儿呼哧呼哧，她们打得面不改色，我是啥想法吗？」

在《人物》采访丁宁期间，马龙做了爸爸，早些时候李晓霞与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被问及感受，丁宁答得很快，「羡慕。」

陈彬理解丁宁的「不想听」和「不想打」，「一个27岁的女孩子，她也想享受生活，你以为她真是钢铁强人啊？」但陈彬依旧要扮演那个「忽悠」丁宁继续打下去的人，因为「责任」，「你说乒乓队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丁宁来稳定军心。」

联赛间隙，丁宁要去哈萨克斯坦领国际乒联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她有点担心自己的状态，「又要走远了。」

「没关系，走得再远，还能找到回来的路就可以了。」陈彬答。

回来的路上前景未知，孤独却变得越来越清晰。

从5岁到27岁，丁宁22年的乒乓生涯中经历了无数次告别。2009年张怡宁结婚，婚礼上，丁宁抱着她哭。「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你就这么把我放这儿了怎么办呢？」张怡宁说，「她说完了我也得走啊。」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由于拿到当年的世乒赛女单冠军，丁宁取代郭焱获得了奥运会的入场券。得知消息后，丁宁在回住处的大巴上哭了一路，觉得对不起郭焱。郭焱反倒很平静，「对前辈最好的致敬就是超越他。」这位拿过两次世界杯女单冠军的球员，在自己15年的国家队生涯中，经历了三次奥运会，三次无缘。

曾经，拿到大满贯的张怡宁跟丁宁说，高处不胜寒，你越站在上面，你会觉得越孤独，当时的丁宁并不能理解。现在，她正在经历和张怡宁一样的孤独，「朋友少、懂你的人少。就像我现在这样，你都是自己跟自己斗，没有人能理解你。」

2017年初，一位与丁宁年龄相仿的球员离开国家队，和她同龄的球员几乎只剩下了刘诗雯。丁宁10岁时和刘诗雯第一次搭档双打，后来两个姑娘先后进入国家二队，又打到一队，成为主力。

不久前，丁宁难得地主动提起2020，她对陈彬说，如果真的要打到东京，她特别希望刘诗雯能陪她一起，「这样还能有个人相依为伴。」

「20年，你们俩在一起又并肩作战过，又竞争得非常激烈。有的时候你也会想，如果有一天她先离开这儿了，或者说我先离开这儿了，突然间你是不是也觉得挺孤单的。好像走了一个以后，你会觉得说，哎呦，」丁宁顿了顿，「好像就没劲儿了。」

2017年12月的一个下午，国家训练总局乒乓球馆五楼，围挡把28张球桌分成4个区域，顶灯开了一半，快要结束训练的丁宁正在一个人练发球。那是整个场馆里唯一一张拱形桌腿的球桌，桌面的蓝色像一汪水，桌沿上写着「LONDON 2012」。丁宁把球抛起来一个一个打过去，对面墙上张贴着一则被放大了数倍的新闻，蓝底黑字，标题是——《日本乒乓球员伊藤美诚：希望东京奥运会中国队也站在领奖台矮的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