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感叹，若蒋经国健在，“中国的统一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

邓小平（左）和蒋经国（右）曾经是同窗

邓小平与蒋经国在莫斯科上大学时是同窗，邓小平曾说，“他学得不错。”归国数十年后，他们几乎同时掌权，蒋经国曾说，“他比毛泽东厉害。”后来他们隔着海峡，一个推行改革开放，一个力促“十大建设”；一个建立现代化强国，一个成为“亚洲四小龙”。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不断提出新构想，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蒋经国则由于与共产党特殊的渊源，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影响着国共两党合作和海峡两岸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同学时期，邓小平曾是蒋经国的“大哥”

前面提到，蒋经国和邓小平曾经是同窗，也就是在1926年到1927年的时间。蒋经国是1925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那年他15岁，就在他到达这里后的一个多月，21岁的邓小平也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来到这所大学。

学期开始时，两人还不在一个班，邓小平在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课时，才会遇到蒋经国，两人常并肩坐在一起听课。排队时，邓小平还因为个子不高，时常与青年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学习上，邓小平学习刻苦，表现出色；蒋经国的学习同样也非常积极。他们在学校的俄语学习进步很快，成为全校同学中的佼佼者。学习之余，蒋经国因为邓小平的性格开朗、活泼，说话幽默，特别喜欢与他相处；邓小平富有的组织才能和分析能力，也令蒋经国十分佩服，邓小平成了蒋经国的“大哥”“学长”。他们还常一起冒着寒风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边走边聊天，邓小平常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各种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蒋经国听起来总是津津有味。

在校期间的蒋经国还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经常写稿，他写的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令校方十分欣赏。同样，邓小平的文笔也很好，在蒋经国的盛情邀请下也常给墙报写稿，讲述在法国的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邓小平的文章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蒋经国常放在头条刊发。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10月9日，在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上，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而身为国民党的蒋经国通过和共产党员的相处，对共产党员的印象感觉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可能正因如此，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还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就这样，两人在留学期间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但是，历史就是爱开玩笑。

1926年底，由于国内革命工作的需要，邓小平奉命回国，此后两人就再也未曾谋面。后来，两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永别大陆，并以高调“反共”进入核心层。1973年，蒋介石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1973年，邓小平复出全面主持工作。自此，这两位昔日的同窗好友，一直在海峡两岸关注着对方。

共同掌权后，两人隔海相望搞建设

1973年蒋经国全面掌权时，台湾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交”方面，全线溃败、“中华民国”代表刚刚被迫退出联合国，许多国家（包括日本）相继与台湾断交，特别是美国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对于台湾的政局和社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台湾内部，国际环境的挫败反过来影响内部经济，社会不稳、矛盾上升。而且这一年申请移民的人数较往年增加8倍，资金外流严重。1973年还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震撼了靠外贸起家的台湾。蒋经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开始大力发展台湾经济。

1973年12月16日，蒋经国提出5年内完成“十大建设”计划，包括中山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港、铁路电气化、北铁路、苏澳港、炼钢厂、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和核能发电厂。这一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配合台湾岛的改造计划，也为了建立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自给水平，减轻对外依赖程度。但搞建设所需的经费庞大，需要同时向内外举债，因此党内不乏存疑之声。但蒋经国独排众议，提出“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的论断，决心大刀阔斧，推动建设。

中山高速公路

苏澳港

台中港

后来，“十大建设”果然在“台湾经济奇迹”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经济渐趋好转的局面下，台湾渡过石油危机，经济成长率到1975年升至4.2%，1976年达13.5%，创空前的纪录，通货膨胀率重新降回10%以内。对此连战先生曾表示，蒋经国先生在两次能源危机之后，知道台湾没有天然能源，要靠自力更生，可以说是卷起袖子全心全力来推动，所以他推动的“十大建设”，科学园区的建立等，为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

1973年，对岸的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还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并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邓小平复出后，在深刻反思和全面纠正“文革”的基础上，以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为了实现这一核心治国理念，邓小平采取了“双轨制”的推进策略：一方面通过在经济领域实行大胆改革，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不断在政治、科技、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实行变革，为推动经济平稳顺利发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可以说从1975年到1983年，邓小平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四化”为中心的建设事业上来，让百姓的生活从此发生改变。而且，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式开启。“小平先生开放改革，不但转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深化、全面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这都是跨时代、了不起的作为。小平先生讲到，改革开放的路线要管一百年”。连战先生还说，“没有动摇，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陆的经贸的发展，经济的成长，可以说样样都是名列前茅。”

两人搞建设促发展，在台湾问题上，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邓小平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

中美建交前后，两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

在中国与美国建交之前，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在50年代是比较稳定的。1954年12月，在华盛顿，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针对这一条约的签订，周恩来总理曾发表声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美国需要找一个与苏联相邻并能够遏制、以帮助美国在远东实现利益之时，中美合作的契机出现了，因此也就有了70年代的基辛格访华探路，不久后，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

1976年11月卡特当选美国总统。此时的邓小平认准了卡特应像尼克松一样借助中国的力量，在战略上与苏联抗衡。于是1977年8月，趁卡特派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时，邓小平接见他就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如果要解决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中国的统一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邓小平接见美国国务卿万斯

1978年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并在年内采取行动，7月份，中美就建交问题开始了艰苦的谈判。谈判中，邓小平做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即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1978年12月13日前夕，中美建交谈判进入“谈成”的实质阶段，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里，邓小平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提法。

有关中美建交的消息，蒋经国是在1978年12月16日才了解到的，当时美国的驻台“大使”安克志临时求见蒋经国，告知美国将与大陆在来年元旦建交的消息，蒋经国为此非常恼火，并明言会有严重后果。他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认知到中共所提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实际上等于把台湾交给中国大陆，美国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诚实，也将失去中华民国人民对美国的信心”。对于蒋经国的回应如此强硬，有的认为，主要是因为台湾有美国的支持，但蒋经国也同时认为，发达的、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经济，可以此同大陆中共比输赢。

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

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构成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我们党和政府能够从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外部条件。

然而，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并没有改变阻挠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1979年4月，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公然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对此，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参议院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于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关于中美建交前后的台湾问题，据2013年美国国务院首度公布的当时的秘密文件显示，在美国与大陆讨论建交的过程中，美国非常关切蒋经国领导的台湾是否会宣布独立。1977年7月，美国国务卿万斯递交给卡特总统的名为“台湾独立的结果和可能性”的备忘录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认同“台湾是中国一省”的基本原则，而“台湾独立”将改变台湾法律地位，切断与大陆的关系。万斯认为，短期内台湾宣布独立的可能性不大，但美方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让台湾感到被抛弃，恐怕会刺激其往独立的路上走。万斯称，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将是沉重打击，而北京也会把这笔账算到美国头上，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断绝和台湾的经济关系，甚至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把离岛当做人质是最简便的做法，或宣布海上封锁”。对此《自由时报》称，美国在评估“台独”可能性时完全忽略了台湾当时已萌芽的本土政治运动，而认为台湾内部并无任何有意义的“台独”压力。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绝非受某种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了中国大陆的反应、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及岛内蒋经国当局可能的举动等多方面因素。

邓小平开启“和平攻势”，蒋经国逐渐发生改变

对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1978年，邓小平涉及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最早谈话，其中透露出祖国统一后中国政府将从实际出发、尊重台湾现实和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最初思考。但1979年中美建交后，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迫于当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大陆采取了“三不政策”，而这个“三不”并没有否认统一问题。对岸的邓小平，随即对蒋经国便开启了一波“和平攻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

1979年元旦，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大陆停止了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同一年，大陆公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此时的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但蒋经国在当时占主流的“三不”政策环境下，反应相当敏锐而谨慎，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当时的台湾与大陆还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于是蒋经国把这个“中间人”角色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就有了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

蒋经国和李光耀

1976年和1980年李光耀先后两次来到中国，邓小平与他坦诚相见，谈话内容也丰富而广泛，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请李光耀为他向蒋经国传话。邓小平说：“请你为我向经国先生传个话，告诉他我愿意与他见面，谈谈解决台湾问题。我同经国先生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是同学嘛，有什么不可以谈的。”邓小平传话的内容十分简短，但他谈话的语气充满了对蒋经国的尊重、善意和期待。当时，邓小平已圆满解决了香港回归的大事，对于解决澳门问题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他期盼在他有生之年开启解决台湾问题的大门。而且，邓小平向蒋经国传话只是提出见个面，谈一谈，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条件，可见他是很真诚的。

邓小平和李光耀

1980年5月14日，邓小平再次向蒋经国传话，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时，他表示“我们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在我们这一代解决的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同年的9月8日，邓小平在与陈树柏的会见中，得知他跟蒋纬国很熟悉，便对他说，希望他托蒋纬国转告他哥哥，我讲得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邓小平除了托人带话，还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来增进感情，因为他知道蒋经国是大孝子，为蒋家修墓就是其一。蒋家的坟在文革时期给破坏了，中央在得到了这个反馈以后，1981年决定对其修复。修复完成后，当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时，蒋经国并没有做出回应。但，这并不代表台湾与中国共产党方面依旧不愿意来往。据了解，自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沈诚赴大陆一行之后，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虽然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也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台知名人士时，首次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还就“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公开信。此前，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邓小平指示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要晓以大义，陈以厉害，动以感情。公开信提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三次合作，大责难谢。”“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1985年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蒋经国和丁大卫会面时，故意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经过台北，曾经转达邓小平问候之意。李光耀来访之后不久，有一天马树礼向蒋经国读一份有关中国大陆发展的报告，蒋经国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题：“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蒋经国决定实施政治改革

对于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对于台湾问题，蒋经国先生一直在思考。对此连战先生也曾表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时候讲，他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很多人愣了一下，但是事实上代表了他内心的忧虑，他的忧虑是大陆和台湾共同的未来，要怎么走。1986年夏天，李光耀在台湾访问了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但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对部属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的这一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的决定，功不可没。

国民党秘书李焕10月间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岛内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这位“总统”却突然撒手人寰。邓小平得知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后，立刻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台办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若蒋经国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这最后的9个字，意味深长，也许蒋经国能多活几年，台湾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也说不定。

后来，大陆的一位学者在评价蒋经国时这样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而同时，中国大陆各届领导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断提出的新的构想，仍在继续推动着海峡两岸关系发生着新的变化。

（文章参考：中国台湾网、人民网、新浪网、光明网、央视网、环球网、《回忆邓小平》等。）

编辑：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