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剃头匠”到“印尼糖王”的爱国华侨企业家黄奕住

君真健者今人豪，

但凭七尺涉波涛，

金豆摭拾充囊橐，

乘风长谣归故国

黄奕住先生是从印尼归国定居在鼓浪屿的爱国华侨企业家。

本世纪 20 至 40 年代闽南一带流行着一句话：“要想富，就学黄奕住”，说明当时民间对他地欣赏和羡慕，其实他对鼓浪屿、厦门，乃至福建和全国的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更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

黄奕住出生于 1868 年 12 月 7 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南安县十四都(今金淘区)楼霞图(今楼下乡)石笋村。其祖先来自湖北的江夏，定居南安后，其世系有族谱可查，且知其职业与家境的，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他们都是贫苦的农民。

黄奕住是长子，他的父亲盼他能早日支撑其家业，光宗耀祖，所以家里虽穷，在他五六岁时，还是送他到私塾读书，才读几年，尽管塾师认为他“聪慧过常儿”，但因他的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出世，家庭人口增加，父亲辛勤耕作，母亲替人纺纱，起早摸黑，终年劳动，全家人还是以甘薯度日，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真是一贫如洗。万般无奈，只好把一个弟弟送给远亲领养，小妹妹则送给人家做童养媳。黄奕住也只好辍学帮助父母劳动，清晨就要上山砍柴，挑去卖了，回来后下田干活，与父母一起挑起养家的担子。年复一年，还是不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只好另谋生路。幸好黄奕住的伯父黄伯顺会剃头，父亲就将黄奕住送去伯父处，拜他为师，学习理发的手艺，那时黄奕住才 12 岁，从师三年，他学成出师成了一个独自行业的青年理发匠。他每天挑着理发担子，沿村串乡，上门为人服务。除本区外，还到邻近的安溪县去。这种活路很辛苦，收入微薄，但聊胜于无，可以有现钱收入贴补家用。

黄奕住串乡理发，接触的人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他从人们的言谈中，得知东南亚各地气候温热，雨量充沛，适宜农作，华人勤快，那里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很多，其中经营有方者，已成富翁。到南洋去谋出路，成为南安当时青年的一种向往。黄奕住是一个有志青年，他对人说：别人能去，我也能去，“事在人为耳。”到南洋去的念头，在黄奕住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

1884 年的一天，黄奕住为一豪绅理发，在修容时，该豪绅突然咳嗽，黄奕住冷不及防，手中剃刀微伤其额角。豪绅顿时大发雷霆，大声呵责谩骂，扬言日后要找他算帐。黄奕住知道惹不起他，又怕父母受累，只好远走南洋避祸，与父母一商量，父母都支持。父亲卖了祖传的一丘田，得价 36 银元，交给他作盘缠。母亲手执行装，让他带着几件衣服和理发工具去厦门，随同乡前辈出国。

当时闽人出国的方向，以南洋为主。在南洋诸岛中，集中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和荷兰殖民地爪哇等处，路程虽比去菲律宾远一些，但入境手续简便，只要买张从厦门出发的船票，即可入境。闽人出洋，向南走的，差不多都是先到新加坡，然后到马来西亚各埠、东印度群岛、泰国等地。黄奕住与乡亲们商量也走此线，于 1885 年春搭木帆船从厦门出发到达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亚洲大陆马来半岛南端，太平洋和印度的航运通道马六甲海峡出口处，交通方便。1824 年 8 月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开辟新加坡，一方面将它辟为自由港，另一方面广招移民，参加修建港口、船坞、兴建城市。这个城市华人很多，但是由于清政府国势的软弱，华侨深受英国殖民者的欺侮。

黄奕住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一个开商店的乡亲家中。依旧以挑担理发为生，后辗转雪兰莪港、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爪哇的三宝垄(Semarang)。但理发这一行当，接触面广，容易学习当地方言，熟悉当地情况。

黄奕住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经营商业可以有较多赚钱的机会。而当个理发匠，无论是在新加坡，在雪兰莪，在棉兰，还是在三宝垄，与在南安一样，只能得点工钱糊口，一辈子发不了财。他想我背井离乡，难道只是为了糊口吗?家中人怎么办?想来想去，认为自己在印尼漂泊四年，已粗通方言，也熟悉不少当地民族风俗，这是做小本买卖的有利条件，便想放弃理发业，改行做商贩。

一天在为老华侨魏嘉寿(亦作魏家寿，三宝垄富户，1904被聘为三宝垄中华会馆第一届董事会的顾问)理发时，向他谈了这个想法。魏嘉寿也是从做小本生意发家的，很支持他的想法，就借给他 5 就作本钱，这使黄奕住坚定了改行的决心。把剃发刀连同所有的理发工具，用破布一裹，丢进滔滔的大海中去。表示了破釜沉舟，誓不回头的改行决心。

黄奕住将魏嘉寿借给他的 5 盾，加上节约下来的积蓄作为资金，贩些日用小杂货及食品，挑到郊区土著村落，沿途叫卖，同时收购土特产，挑回三宝垄卖，从买卖的两头中赚得蝇头小利。这个时期，在三宝垄地区，从事城乡商品交换的，几乎都是吃苦耐劳的华侨。

黄奕住因为腿脚勤快，翻山越岭，走到别人少去的荒僻村落。采取卖价比人略低，买价又略高，多买多销，利薄收入不薄的办法，以及用顾客可以自家生产的土特产与之易货，和替顾客代购代售的灵活手段，加上友善的态度，良好的信用，人多乐与交易。两个月后，便将贷款还清。黄奕住成了自有资金的肩挑小贩。他踏上了经商之途。

黄奕住放下理发担，挑起了货郎担。理发担子与货郎担子，是同样靠肩膀挑，也同样是走街串巷，同样是上门服务，但却是两种生计，两个行业，两条前途。扔掉剃头刀，挑起货郎担，黄奕住走出谋生职业的新步子。这是他一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步。

黄奕住挑着货郎担，细心观察市场动态，筹谋新的生计。他看商店招待主顾，居民招待来访的亲友，常常是在街上咖啡担子或咖啡摊点叫几杯咖啡，配点糕饼。挑咖啡担或摆咖啡摊无需店铺，不交店租，所得足以养身，于是他改变经营对象，买了点咖啡、白糖、糕点和杯碟，将肩上的杂货担改为咖啡担子，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将做生意的范围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挑担卖咖啡饮食，就每一杯咖啡和每一碟糕点而言，仅蝇头小利，靠着起早摸黑，腿快口勤，卖出的多，又省吃俭用，锱铢累积，也就日有盈余。有了本钱，他便添置炉灶、桌椅之物，在美国花旗银行楼前，租一固定地点，摆设咖啡茶档，兼卖食品。由挑担子到摆摊子，由移动到定点，收入也由少到多。黄奕住的生意，做得颇为顺手。

黄奕住从买卖杂货到卖咖啡糕点，表现了他对市场有敏锐的观察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从此时来运转，从穷到富，由小富到大富。

黄奕住的和蔼、诚实、勤劳、节俭和会做生意，使顾客越来越多。他一个人要进货，要煮咖啡，要给一些顾客家中送咖啡糕饼，又要洗杯盘，深深地感到需要有人帮忙。在海外，一个单身男人，忙了谋生的活计，自己的生活便有多方面的困难，也需要人照顾。这时，一位侨生姑娘蔡缰娘，在他的咖啡摊旁摆咖啡摊。他们先是互相关照。

时间一长，黄奕住的为人，博得蔡缰娘的喜爱。侨生女子，闻见较广，知识较高，又受土著妇女婚姻习惯的影响，对于择偶有较大的自由。由于华人血统及家中保留华人生活习惯，大多数侨生愿与华人成亲。蔡缰娘这个热情的南国姑娘，先是主动提出合伙经营，后来又表示愿意与他结为夫妻。

对于蔡缰娘的美意，黄奕住的思想是矛盾的。这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接触，他喜欢蔡缰娘。他不仅营业上需人帮助，生活上也要人照顾。可是，他已有童养媳王时在南安家中。考虑及此，黄奕住坦诚地告诉蔡缰娘，中国老家里已有一个童养媳，虽未成亲，但却是奉父母之命订下的夫妻关系。蔡缰娘表示她不计妻妾名分。

黄奕住遵从家乡传统的规矩，将此事告知父母。慈祥的父母征求王时的意见，受封建意识束缚，无自立能力，心地善良的王时，虽然心情痛苦，可是一则对远在异国他乡发生的这种事情无可奈何，二则不伤自己的尊严，三则华侨中有“两头家制”的传统，四则从关心亲人的心情出发，希望有一个人能代替自己照顾好黄奕住的生活，做她想做而又不能做到的事情，也就认可了这件婚事。

黄奕住于 1890 年与蔡缰娘成亲。蔡缰娘不久成为黄奕住在三宝垄创业的伴侣。与蔡缰娘结婚，还使黄奕住后来在社交、经商、购置产业上得到了不少便利条件。因为，在印尼的三宝垄、巴达威与泗水，蔡、简数姓是华侨中的大家族。这几个家族的人，在当地都已居住数代。

蔡姓子 1753 年由福建漳州蔡坂迁往爪哇，到19 世纪 80 年代，已有 130 余年。蔡家已在当地扎下根，他们享有土著居民的一切权利，例如，1800 年建立的荷印殖民地政府，规定后到的华侨不得购买土地，而先于该政府规定定居的华人，则可以购买。黄奕住后来能在三宝垄等地购置地产、种植园，就得益于蔡缰娘已享有当地土著居民的权利。

黄奕住与蔡缰娘成亲之后，为了多赚些钱，两个人便开始分工。蔡氏主持咖啡摊，黄奕住腾出手来另寻财路，经营蔬菜与杂货。营业的地址在新兴起的佐哈尔市场(PasarDjohar)。

1890 年以后，正是三宝垄进出口商业和本地商业发展很快的时期。卡里峇鲁(KaliBaroe)的仓库愈来愈多，原有的贝达马兰市场无开拓的余地，三宝垄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 1800 盾，每个摊位的租金为 65 盾，新兴的佐哈尔市场发展迅速。黄奕住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地点适中，夫妻起早摸黑，精心经营，生意很好，资金越积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摊位已容纳不了，于是黄奕住租了房子，办起了一个挂有“日兴”招牌的杂货店。此事发生在 1891 年。

“日兴”招牌的挂出，标志着黄奕住由行商——小贩变成了坐贾——店主。结了婚，有了家，办起了杂货店，算是立了业。这样，黄奕住自离开南安，在新加坡、雪兰莪、棉兰、三宝垄漂泊了四五年之后，终于成家立业，也就在三宝垄落地生根了。

日兴杂货店卖的商品真可谓之杂，既卖咖啡，也零售咖啡粒、白糖、蔬菜及土产杂货等。它们都属于土特产。黄奕住之所以经营这些商品，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为他原来摆咖啡摊，对咖啡、白糖等的货源、品种熟悉，有经验；

二是由于在印尼的福建籍华侨，长汀籍的多经营药材，漳州、泉州籍的多经营土特产。后者在土特产经营方面有势力，有网络，有经验。

日兴商行的成立，标志着黄奕住一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黄奕住已不再在穷人之列了。他手中有了颇丰的积累。与大多数华侨一样，他认为是可以回归故乡的时候了。在华侨中的传统观点是：华侨在外营业兴盛之后，必回国完婚，以夸耀于乡里。普通华侨虽在南洋娶有土人妇，但一般人不以正式婚姻看待。除此以外，黄奕住此时雄心勃勃，想在生意上大干一番，为此他要在家乡找人做帮手。

黄奕住到达南洋后，时刻思念家乡，惦记着过苦日子的父母、弟弟和未婚妻王时，家书未曾间断，到三宝垄设摊有了积累之后，汇回家中的钱逐渐增多。他的父母按照当地华侨家庭的习惯，在收到儿子的汇款后，将其中的一部份留下来，供儿子将来回国成亲之用。

1891 年，王时 16 岁时起，父母叠函催黄奕住回来与王时圆房，使他的家庭后继有人。1894 年，黄奕住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与王时举行结婚典礼。

黄奕住虽先与蔡疆娘在爪哇成亲，但王时是奉父母之命定下的婚约，在名份上，王时到黄奕住家生活之日，便已是他的妻子。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庭习俗与华侨两头家习俗，王时是元配，属正宗。黄奕住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对待的。

1894 年到 1895 年间，黄奕住在南安物色了两个帮手：叶原坪与黄则盘。他们两人与黄奕住一起到达三宝垄，成为日兴店的主要伙计。后来一直是黄奕住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

黄奕住在南安家乡住了几个月，又奔回海外。这次再度出洋，他带着帮手，准备大干一番，开拓他生意的新阶段。此时，他又遇上了开拓生意的好机会。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和 20 世纪的头几年，三宝垄对外对内的商业发展也很快。此中原因之一，是水陆交通事业发展很快，使它联系的地区更广阔了。原因之二是当地华人商业资本发展快。华人商业区比起欧洲人商业区发展得更快，在挤满了人群的街道上，华人的商店栉比鳞次，使人眼花缭乱，生意十分兴旺。

这个时期正是中爪哇地区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三宝垄成为蔗糖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莫佐 (Modjo)、塞达尤(Sedajoe)、扎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d)等地所产的蔗糖都运往三宝垄销售，其中有一部份还输出至欧美各国。黄奕住洞察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 年以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

黄奕住的日兴行到各地糖厂收购蔗糖，转手交易，获利丰厚，经营规模与资本像滚雪球一样在发展。到 1897 年黄奕住刚满 30 岁时，已拥资近百万盾。随着资本的增多，黄奕住将业务扩展到三宝垄以外，先后在中爪哇的北加浪(Pekalongan)、西爪哇的巴达维亚(Batavia)、东爪哇的泗水(Soerabaja)、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和巨港(Palembang)设立日兴行的分行。

在 1895 年以后的 10 多年内，爪哇糖维持在 100 公斤价 10 盾至 12 吨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各地及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黄奕住已经营蔗糖的出口贸易，其生意范围扩大到了荷属东印度的境外了。

经营规模的扩大，使日兴商行组织形式难以适应。日兴商行的组织形式具有当时华侨商业的特点。印尼华侨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中国，传统的商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按地缘、血缘关系进行经济活动。他们的企业自然受到地缘、血缘束缚，如父子公司，兄弟公司等，自立门户，不利于与外界同业互助合作，具有质，不能扩大投资，积累资本，投向较大规模的企业中去，来创立“托拉斯”“康采恩”或跨国公司之大企业，也不可能采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来代替陈旧的效率不高的经营方式。所以印尼华侨商人很少有大企业家。黄奕住却想进一步扩大他的业务，当大企业家，所以他在 1908 年将日兴商行改组为日兴有限股份公司，注册资本 40 万盾，实际上仍是他的独资公司。日兴有限股份公司成立后，在黄奕住家中，在日兴公司职员中，在业务往来上的熟人中，仍习惯地称该公司为“日兴行”或“垅日兴”。

日兴有限股份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黄奕住在经营方式上朝现代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标志着他的经济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国中世纪的传统商业形式跃入 20 世纪现代化的商业形式，也是黄奕住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的表现。

日兴股份公司成立后营业的扩大，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1910 年，黄奕住在三宝垄市繁华的商业街―中街(中间华人区，Patjinan Tengah)，买了一座较大的店屋，改建为两层、五个店面的商业楼房(现为三宝垄国际银行行址)。

就在日兴股份公司成立的这一年，三宝垄至井里汶的铁路通车。这两个地方与北加浪岸之间的交通方便了。这给商人带来不少的利益，日兴股份公司资金积累很快。黄奕住为了扩大业务范围，1910 年到新加坡筹建日兴公司的分行。此分行的设立，是黄奕住具备了跨国经济力量的第一个标志。

自日兴公司成立以来，因年年胜算，拥赀日多。1913 年，他的资产在 300 万盾至 500万盾之间，跻身于三宝垄四大糖商(亦称四大王)之一。其他的三大糖王也是华人，他们是黄仲涵(建源公司)、郭春秧，即郭河东(锦茂公司)、张永福(盛隆公司)。在这四大糖商中按资本实力排队，黄仲涵居首，黄奕住在末位。可黄奕住的经营方式比较现代化，正处在上升之中。

黄奕住因业务活动而与外国人的交往日渐增多。凡与人往来商务涵件，宜用中文时，署名“黄住”；宜用英文时，署名“OEI TJOE”(黄住)或“OEI IK TJOE”(黄奕住)。

在 1914 年出版的欧洲人编的《世界商业名人录》中，列有 OEI TJOE，即黄奕住。在世界级的商业名人中，有中国人入选，这件事轰动了华人社会。

在中国封闭山村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贫穷农民阿住，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变成了一个腰缩缠数百万，眼观国际市场动态，经营着跨国企业的、扬名世界、颇有几分“洋气”的糖业资本家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这时开始至 1919 年黄奕住回国，是他一生中遇到的风险最大的年代，也是大显身手、财富膨胀最快的年代。

在印尼，首先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涨，给生产者与经营者带来巨大利益，牵动经济的增长。

1914 年 8 月 5 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就在这一天，爪哇各地的米价即上涨 50%，从每担(pikoel)10 盾涨至 15 盾。政府公布粮食限价，同时禁止粮食出口。

在 1914 年，三宝垄的货船属于两个船运公司。它们拥有 214 艘船，总载重量约 7600延(kojan)。货运力量不够。更严重的是，到了 1915 年初，由于欧洲商品不能运来，所有来自欧洲的进出口货物价格日益高涨。这带动了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有存货的商店都不愿意急急忙忙将存货出售。

1915 年 2 月，德国宣布有了潜艇，从那以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船经常被德国潜艇“送”到海底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从 1916 年初，荷属印尼地区的所有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直线上升。印尼本地出产的商品，包括日常用品，也跟着涨价。

黄奕住分析了形势和自己的条件，认为：

第一，他经营的主要是蔗糖和粮食，它们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是参战国，也需要它们。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不会没有市场。

第二，他的资本雄厚，非一般中小糖商可比。

第三，在大糖商或四个糖王中，黄仲涵等糖王的资本，有很大的部分是在蔗田与糖厂等生产领域，而他的资本集中在商业领域，比较灵活好调拨。

第四，他已建立起了前文所及的世界性糖市信息网，信息灵通。

第五，糖的出口量虽在减少，但糖价却未下降。黄奕住凭着他的这种胜人一筹的见识、过人的胆略和优越的条件，充分利用荷印殖民政府实施鼓励多买政策的时机，采取了与众不同的举措，逆流而进，大宗买进现货与期货，特别是远期期货。糖价的变动对他的行为极为有利。

到 1917 年夏，他的资本比 1913 年增加了 3 倍左右，即达到 1000 万盾至 1500 万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别时期在荷印政府实行鼓励投机政策的特殊环境中，黄奕住因为采取与众不同的特殊行为，一跃成为一个千万富翁。

在 1919 年春季，黄奕住面临一次三十五年来最重要的选择：是当一个荷兰籍或日本籍的华人，在国外赚大钱，还是坚持中国籍，并携资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这里有一个义与利孰先孰后、谁轻谁重的问题。

在 20 世纪头 20 年间，在印尼，零售商几乎完全是华人(华侨和侨生〕，在进口业和出口业中，绝大多数中间人是华侨。这些华侨一方面联系着内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方面联系着国际贸易商人。华侨的经济势力在印尼的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份量。

黄奕住是印尼商界名人，握有巨资，又是侨商中的一个领袖，影响力大。他因此备受青睐，同时也因树大招风惹来了不少麻烦。

黄奕住在印尼遭受荷兰殖民政府的歧视、排挤、勒索。他经济上难求发展，精神上忍辱屈从，政治上更无地位可言。他痛恨殖民主义者，赤子思归，以保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一股召唤他回来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清政府孱弱，对华侨长期采取不管的政策，使华侨在国外的地位低下。在印尼，荷印殖民政府将居于爪哇的居民，分为荷兰人、欧美人、日本人、土著和华侨等几个等级。把华侨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黄奕住期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他痛恨清朝廷，积极资助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清政府被推翻，新的国家的建立，这件事激起他建设富强祖国的深切厚望。他想为中国的建设，为祖国的富强出一份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已懂得华侨是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华侨采取抚慰和鼓励投资国内文教事业的政策，给予回国办企业的华侨以经济方面的优惠和政治社会地位方面的殊荣，投资环境大有改善。

1919 年春节之后，黄奕住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并为回国作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印尼的产业的处理。他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由三儿子黄浴沂任总经理，长子黄钦书等任各分行经理，继续经营；不动产房屋，则分别划归其在爪哇的妻子蔡缰娘和女婿许春隆接管。将大批流动资金经各种渠道汇回国内。当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怀着“业成返国”的心情，乘轮回乡。

1919 年 4 月 5 日，黄奕住离开印尼的三宝垄，踏上归国之途。29 日到达厦门，定居鼓浪屿。三十五年前从厦门动身出国时，他是一个贫困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农民，前途渺茫，心事惶恐。

现在，他是腰缠数千万，想回国办点大事，光宗耀祖，踌躇满志。这正如苏大山在《黄奕住先生墓志铭》中写的：“君真健者今人豪，但凭七尺涉波涛，金豆摭拾充囊橐，乘风长谣归故国”。

1920 年年底，三宝垄地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大幅度下降。黄奕住令其在印尼的子婿与伙计见好即收，有计划地缩小业务范围。抽调资金约合美金二千数百万元汇回国内，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北加浪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黄钦书、黄浴沂等先后回国；另设德丰号代其管理留在印尼的财产与业务，由女婿许春隆管理。

黄奕住携资回国的决定是很正确的。只要与另一糖王黄仲涵的遭遇对比一下便见分晓。在印尼的华侨中，直到 1919 年黄奕住回国时，黄仲涵的资本比黄奕住多得多，根基比黄奕住深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黄仲涵总资本超过 4 亿元银元。拥有机械化大糖厂 9 所。其总资产，最盛时约达 13 亿至 16 亿荷盾，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东方糖王’和‘东亚首富’，在世界大富翁之中排行第 13 位。”荷印殖民政府鉴于他的经济势力，在华侨中的地位和作用，先授给他甲必丹官职，1890 年又授给玛腰荣誉衔，加以拉拢。黄仲涵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兴盛，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从 1917 年 9 月，荷印政府颁布战时所得税条例起，至 1921 年荷印政府要黄仲涵缴纳“战时所得税”及“双重收入税”3500万盾，这对黄仲涵和建源公司是个沉重的打击。

黄仲涵用重金收买了政府的帐簿管理人员，把他的帐本偷出来匿在外地，使政府查不出他的真正收入数字，同时，缴纳 200 万盾所得税。以后，荷印当局企图用征税办法扼杀建源有限公司不成，又提出要以 2000 万盾收购他的所有企业。他严正拒绝，愤然移居新加坡。1924 年 7 月客死其地，终年仅 58 岁。

在此期间，回国定居的黄奕住，经济事业蒸蒸日上，鸿图渐展，社会地位方面为各界所重，政府屡予奖赏。1919 年，即回国的当年，大总统黎元洪因其在国外捐资办华侨学校，赠以“劝教敬学”匾额。1920 年，黎元洪因其捐款 3 为赈济华北旱灾，照例题赠“急公好义”匾额一方。1921 年 1 月 23 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亦因此事颁发给他二等大绶嘉禾章，4 月晋奖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黄仲涵比黄奕住大 2 岁，曾与黄奕住计议过回国投资，在福建兴修铁路。因过早去世，其志愿未能实现。黄奕住 1928 年 1 月 14 日在彭吉林(Peng ling)黄仲涵墓前“欷虚叹息而感慨系之”时，其感慨中不能不包括两人分手后前途不同的强烈对比。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黄奕住在印尼三十余年的经济活动中，深刻体会银行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建立华资银行的重要意义。在归国前，1919 年他在新加坡投资华侨银行 40 万元纸币。在马尼拉与菲律宾爱国华侨李清泉、薛敏老等倡组中兴银行，认股 100 万元，占该行实缴资本的 50%。

归国后，1920 年他处于 4 月 8 日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庄外，于 6 月 1 日入股创办厦门商业银行。1921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成立中南银行。该行预定招股 2000 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 500 万元，黄奕住认股 350 万元，占 75%。在中南银行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

1924 年，中南银行增资至 750 万元，黄奕住入股 500 余万，占资本额 75%。中南银行资金雄厚，分行通设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在北京设办事处。该行在 1921 年获得发行钞票权，与当时有发钞权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鼎足而立。这在当时私人资本银行中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使发行的钞票为社会承认和信赖，中南银行与盐业、金城、大陆等三家银行，共同组四行准备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共同负责发行钞票的责任。设四行联合事务于上海。在金融界这四所银行有“北四行”之称。

中南银行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实业，其范围包括对外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农业、渔业等。其中对工业的投资与贷款尤为显著，主要的有上海溥益(后改名新裕纺织公司)、隆茂、民生、海门大生三厂，天津裕元、北洋第一纱厂、恒源等 7 家纱厂，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上海益中福记机器磁电公司、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上海诚孚工厂、广州矿务公司、南京肥皂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这些投资，扶助和发展了民族工业，推动了全国特别是行址所在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奕住热爱祖国，以作中国人为骄傲，无论是外国政府的威逼利诱，或是朋友的劝导，他都严词拒绝或婉言谢绝，坚决不加入外国籍。在印尼时他拒绝加入荷兰籍或日本籍，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蚕吞中国领土，侵略锋芒逼近厦门，有人劝他加入外国籍，求外国庇护，以免生命财产受损失。他回答：“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尽管这时他已患病，行动不便，但在厦门沦陷前夕还是放弃在厦鼓苦心经营的舒适豪华的别墅，局居上海，以避日军和汉奸的骚扰。在上海期间，他关心时事，为国难担忧。可惜这位爱国老人未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 1945 年 6 月 15 日病逝于上海，终年 76 岁。黄奕住这种一生坚持中国国籍，与国家共患难的爱国之心，受到人们的敬仰。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纪念!

为纪念孙中山与增进地方福利，由华侨林文庆(厦门大学校长)和黄奕住向海内外募款在厦门创办中山医院，1933年建成开业，为贫苦病人免费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