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之国新加坡的教育困局，高竞争走到了死胡同

“双减”一个月，听说小朋友们都高兴坏了。

“爸爸真棒”的一位同事说，她家的小学生已经研究透了国家政策，告诫妈妈“你周末不可以给我报学科培训，不能知法犯法”，我们的专栏作者Gauchewood则说，他家7岁儿子心目中除了常山赵子龙和剑齿虎，又多了一个同样神秘和强大的英雄，那就是“教育部”……

不过家长的心情想必就没那么轻松了，担心——虽然有放学托管是好事，但是作业少考试少，完全不知道孩子学得咋样，到了中考岂不是开盲盒了？

其实家长对于教育的主要目的，不过是希望孩子长大能够过上好的生活，而教育、生活，都是“复杂问题”，用简单的路径——尽量多地学习、考试获得尽量高的成绩，是解决不了复杂问题的，最后只会造成竞争激化，“提高了高考分数线”。

国际教育一姐，

“双减”的意义究竟何在？上海市教委一语点醒梦中人。以前总是抱怨“剧场效应”，说自己是被环境裹挟，如今，裹挟的手已经放开，现在主场还给各家长啦~#双减#剧场效应#教育规律@国际教育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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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的专栏作者Gauchewood刚读了一本名叫《如何解决复杂问题》的书，从中发现了解决教育这个复杂问题的相对最优方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文末讨论

#01

“学霸之国”新加坡的困局：

执行力是创造力的敌人？

《如何解决复杂问题》这本书是一个专门研究“复杂问题”的“神秘组织”：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成果。

这个所由几位诺奖级别的跨学科大神创办，侧重“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的研究。本书的作者——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及环境研究教授安德烈亚斯·瓦格纳，则是这个所的外聘教授。

大家都知道，倘若将每个国家比喻为一名学生，那么新加坡则是一名“大学霸”，2015年的PISA考了全球第一，近年来新加坡出版的各种英语和数学练习册在国内家长圈中也大受欢迎。

可是《如何解决复杂问题》的作者在讲到教育问题时，是先从新加坡教育的“失败”开始的。

他直言不讳地吐槽：

我碰到的大多数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都经历过新加坡教育的严酷考验，他们就读的学校在亚洲久负盛名。我发现，除了礼貌有加，他们均技术过硬，擅长分析大量数据。

然而，他们所受的训练却让他们在创造性的职业生涯面前止步不前：没有人可以将教授的权威放在一边，开辟自己的道路，也没有人可以专注于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一心一意地向前走。

这些孩子聪慧、勤奋，却只会像机器人一样开展研究，我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创造力的火花（如果他们所受的教育还孕育过这样的火花的话）。一想到他们未来的样子，我就感到很难过。

这么一说，和日本、韩国这些周边国家不同，确实也没有听说过新加坡出过多少世界闻名的人才。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者先讲了一个生物进化的故事。20世纪初，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在美国农业部进行了育种实验，旨在培育出优质的牛、猪和羊。通过这些实验，他发现了一些怪异的现象：

在育种过程中，即使每次都按照自然选择的方式以最优的标准进行选种，重复几代之后，最终却不一定会获得优良的品种。如果人们基于改善牛肉品质或者产奶量而进行选种，在繁育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会得到一些其他性状恶化的个体。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明明每次育种都挑各方面基因最好的，但挑着挑着，那些集齐了好基因的动物就突然出了大问题，比如早死或者失去了经济价值……

为什么呢？他后来发现，这是因为基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比如，第一个基因在提高产奶量的同时会降低肉质，第二个基因在提升肉质的同时会降低生育能力，而第三个基因可以提升生育率，却也会增加奶牛死于疾病的风险。

所以，“好基因”和“坏基因”是一体两面，无法把两者分开来。

自然选择，对应到社会生活中的概念，就是“竞争”。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和家庭都非常注重知识的扎实掌握和测评的严密科学，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大概率成绩优良遵守纪律。我的一个新加坡朋友经常说，他们新加坡人的特点就是“乖”，或者说习惯服从规定，执行力也强。

然而就像自然选择没有办法只要好基因、不要坏基因。新加坡人在竞争压力之下，执行力增强了，却也可能影响到创造力。因为有创造力的学生会经常表现出冒险、冲动等特质，而这些特质又往往与责任心、可靠性等相抵触。

所以，这就是个两难问题。执行力强的孩子更容易在学业竞争中胜出，但是往往是那些精力充沛、叛逆、不听话的的小捣蛋鬼才具有创造力。这个“复杂问题”，怎么解决呢？

作者提出，创造力不应该靠竞争，而是应该靠一种从生物学那里借来的思维方式：景观思维（Landscape Thinking）来培养。

#02

“只能上不能下”的竞争，

反而会让你远离珠穆朗玛峰

创造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心理学家对它有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定义：创造力就是解决问题。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想法或者产品，就是一个能够解决某一问题的独特且适切的方法。

所以说生物的进化过程，其实也就是用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过程：鲨鱼探索如何在狩猎时节省体力，细菌追求如何摆脱抗生素的追杀，食草动物苦苦寻找怎样靠采集营养并不丰富的叶子活下去……

而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多种解决方案，其中肯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前面那位养奶牛的哈佛专家赖特由此提出一个比喻——解决问题/生物进化就好像在爬山，有的山特别高（好方案），有的山很矮（坏方案），而面前的多个解决方案构成的群山，就是景观（Landscape）。

你想要创造性地解决某个问题？或者进化出某种方法来吃到更多的叶子？那就需要爬上那座最高的山。这就是景观思维（Landscape Thinking）。

在达尔文式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爬上山顶的过程是这样的：从任意一个方案开始，每走一步，都只把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保留下来。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竞争”。

假如在这个景观中只存在一个顶峰，一直保持上坡，一定不会错过最高点。但是，如果景观中存在着两座、十几座、数百座，甚至是数不清高低不同的山，那如果你一直闷着头向上走，就糟了——万一你爬的这座山特别矮呢？

如果想从一座比较矮的山去到另一座更高的山，从一个方案过渡到另一个更好的方案，你必须先向下走，跨过两座山峰之间的山谷，但是自然选择禁止向下走，正如社会竞争的逻辑禁止后退。（还记得那句话吗：孩子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

这样，反而把自己卡在了远离珠穆朗玛峰的地方。

新加坡之所以会教育出考试很行、但是创造力不大行的学生，在于它几十年来实行的小六分流制度，就是只能走上坡而不能走下坡的高度竞争。（新加坡也在反省一直以来的高度竞争制度，最近已经对小六分流制度进行了改革）

在这一制度下，孩子们会在小学六年级参加大考，根据成绩被分为四拨：

5%成绩最好的孩子，可以直接进入直通车计划，相当于不用中考、直接参加高考进大学。

约50%的学生进入快捷源流，需要中考（新加坡叫O Level）。

剩下约45%的学生进入普通源流，大部分会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或者直接工作。

最后，大概只有20%左右的学生能读高中，其余基本都被分流到大专和职业学校。

在这种很早就开始的竞争下，家长们必然会意识到一个可怖的事实：我家的孩子可能11岁就输在人生路上了！

是的， 所以，新加坡有个著名的家长论坛 就叫“惊输父母”（[www.kiasuparents.com）。而这个“惊输Kiasu”，源自闽南话，意思是“怕输”，怕事事都落后于人 。

一项调查表明，新加坡人认为“惊输”最好地描述了新加坡社会，是新加坡人的最高价值和行为特征。

孩子、家长自然因此承受了很大压力。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正常的学校学习时间之外，新加坡孩子们还要每天花3～8小时完成作业，或参加“提高班”。

老母亲们也不想多生娃了。2012年估计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为0.78名婴儿，为了保持人口规模， 新加坡有40%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

严格管理的学习甚至也影响了新加坡成年人的求知欲，除了自助类书籍，他们的阅读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0%的新加坡人在过去的一年中读过一本书，而这个比例在美国达到70%。

所以，“惊输”的心态，使得新加坡以效率高的工作者和学业优秀的学童闻名，但是也让他们少掉了一些东西。

不管在自然进化还是学业工作中，面对一片高低不平的“群山景观”，没有竞争是不行的，但是只依靠竞争也是万万不行的。

如何才能穿越山谷，从一座比较矮的山去往一座更高的山呢？靠自然选择/竞争是不行的，但是可以从另外一种进化方式里找到答案：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

#03

必须“自废武功”才能东山再起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漂变”可以规避自然选择的缺陷，帮我们走出进化的死胡同。

遗传漂变是由于不同基因型个体生育的子代个体数不一样，而导致基因频率发生“随机波动”。举个例子，在一群羊中，白羊并不比黑羊更有竞争力，但是某年白羊偶然性地多生了几只小羊，结果白羊越生越多，几代之后数量远远超过了黑羊。

在“景观思维”当中，“漂变”就相当于在群山中发生了一场地震，原先正在爬一座山的生物被甩到了山谷中，或者甩到了另一座山上，由此获得了跨越山谷的能力。

为了解“漂变”能带来什么，我们可以类比一下专业的音乐家、艺术家或者田径运动员。他们的技能在趋于平稳后，不管怎么练习，都很难再上一个台阶。这些专业人士往往需要拿出脱胎换骨的决心来，从头学起。

1997年，高尔夫球冠军泰格·伍兹就经历了一个彻底重构挥杆技术的过程。1998年的赛季，他的表现一塌糊涂，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又打破了新的世界纪录。

有时候，我们就是得先自废武功，然后才能东山再起。

“漂变”对于孩子来说，就意味着能有一些自由时间和空间，按照自己的主动性，向各个方向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兴趣。

而不断地备考，多年保持着竞争心态，就不可能接受一点点下坡和漂变，不能自由探索，那必然造成提升可能性的收缩。

“双减”总体来说，给了孩子们更多的时间、更少的压力，也就是给了孩子向各个方向“漂变”的机会，能培养自主性，发展出多样性。

景观思维传达了关于儿童教育的一种简单、普遍的信息：培养多样性和自主能力。这样的教育能使每一个人都具备多样的技能，而且不同的人还要具备不同的技能，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为知识和思维的重组做好准备。在获取这些技能的过程中，学生与其将时间浪费在当今过度竞争的各种考试当中，不如将时间花在创造力的培养和趣味性的学习上。

最新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也许更多地需要什么都会一点的“通才”而不是专精一门的“专才”（“爸爸真棒”曾发过关于这个话题的书评《过早抢跑的优势，将在下一个时代消失殆尽》），因为孩子们要过好这一生，就得具有充分的主动性和丰富的工具箱，才能解决未来人生面临的复杂问题和崎岖景观。

当然，“惊输”是人之常情，失败确实是很可怕的。景观思维中蕴含着的最明显的一点事实是，失败不可能完全避免。

因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父母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在创造性的旅途中遭受到不可回复的打击。这也是第二次机会如此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在面对儿童玩耍、科学家做实验、公司制定战略以及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学会容忍失败，那么人们的潜力将会被更充分地释放，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考试体系上拥有“第二次机会”，家长和孩子的心态也就不会那么“惊输”。正如硅谷的创业准则“Fail Fast, Fail Often”，输其实不可怕，只要失败不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不给失败者贴上耻辱的标签，那么，孩子就可能离开竞争的死胡同，跨越人生崎岖不平的群山景观，不断前往下一座更高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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