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企业家与精神性的人文主义

杜维明先生

本文根据杜维明先生2013年10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儒•商对话2013” 论坛上演讲录音整理，文中标题为整理者所加，重点标记为编者所加。在演讲中，杜先生讲述了儒商的历史渊源和在中、日、韩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提出要践行儒商精神应当完成从经济人到文化人再到生态人的转化。他指出，“士商异术而同志”，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商”应以精神性人文主义为理念基础，承认和尊重其他文明的存在意义，并在对话、沟通的基础上，成就儒商的主体性以及自我实现。

一 儒商的历史与现状

儒商的观念在现代中国曾经一度沉寂。真正意义上的儒商，在当代中国社会，确是凤毛麟角。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人文关怀，尊重各文明及宗教信仰，对社会公益有责任感。这些基本素养，正是数十年来的功利主义社会所忽视的人格教育。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因内忧外患，造成了很大的文化断裂。最近三十年，随着文化视野的拓宽，市场的相对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精英企业家们在丰衣足食后，开始追求知识与意义、注重身心修养、重构精神世界，扮演了传承中华文明，重建文化传统，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角色。目前，传统文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提倡，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的可喜现象。即使尚未深入人伦日用之间的生活世界之中，但学术界和企业界已开始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就是认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伦理，并且以儒家核心价值从事企业的知识人。儒商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尊敬宗教的现代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子贡

中国的“儒商”传统源远流长，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不仅有非凡的经商才华，还在经济、政治、社会、外交、文化以及终极关怀上有突出的贡献，作为后世商人的典范，可以成为我们今天重建“儒商”的精神资源。同时代的商圣范蠡与商祖白圭，也以其重视长远发展的商业智慧和富而好德的商业伦理，成为儒商的典范。明清时期，儒商已成为当时很多商贾的自我认同，“士商异术而同志”，商贾有着道德良知和伦理智慧，对当时的商业环境与伦理起到改善作用。

近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自觉与不自觉地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我们丧失了许多珍贵的集体记忆，也丧失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很少有传承几代的企业、店铺商号，从没被断裂、扭曲与变质；很少有传承几代的企业及企业家持续地支持某种文化事业。从整体上讲，文化变革多而积累少，破多立少，造成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家在追寻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出现不自信、迷失方向和认同扩散的困境。

陈嘉庚先生

不过，儒商传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还有强韧的生命力，很多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如陈嘉庚和李光前，就是名副其实的儒商。

在东亚，日本与韩国“儒商”经验的传承，尤其值得我们借鉴。近代日本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Shibuzawa Eiichi），一生都究心于《论语》研究，他奉行的金科玉律就是“见利思义”。三菱重工的董事长诸桥晋六（MorohashiShinroku）长期支持东洋文库，据说东洋文库的三分之一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Shiseido）的总裁福原义春（Fukuhara Yoshiharu）也是儒商，“资生”（Shisei）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阳明学者冈田武彦（Okada Takehiko）每周都和企业家详解《四书》，特别是《大学》。日本还有专门培养“儒商”、造就所谓“士魂商才”的学校。比如大阪的怀德堂，培训内容虽有会计等商业技术知识，但核心则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讲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与商业伦理的课程，特别强调儒家的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涩泽荣一先生

韩国的几个大财团如现代、三星的创始人，也都体现了儒商的精神。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目前即是三星资助的重要文教事业。值得一提的是，SK高等教育基金会从2004年开始，每年为北京大学提供高达百万美元的资金，举办在学术和文化界影响与日俱增的“北京论坛”，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术、媒体、企业和一般公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新版的1000元韩币，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朝鲜时代的大儒，是韩国的朱熹。韩币1000元的背景图上所印的建筑就是成均馆（也就是朝鲜时代的国子监）的“明伦堂”；而旧版韩币千元的背面是陶山书院，还有“投壶”的形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积累，企业家也开始关注人生的意义问题，不只是一味追求物质的成功。从文化中国的视野立论，作为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伦理智慧；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于是，如何积累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就被提上了时代的议事日程。这些都是儒商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儒商作为新的论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开拓与发展。

二 儒商——精神性人文主义的企业家

让我们从晚清以来国人（特别是趋新知识分子当中）非常盛行的启蒙心态说起，来对“何为儒商”做一个理念上的探索。简言之，在今天重建“儒商”的身份认同，需要有两个层次性转化：

1、从经济人到文化人

在诞生于近代西方的启蒙心态当中，“经济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型。所谓经济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充分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尽力扩大自己的利润。经济人可以发展出自由、理性、权利、法治、个人尊严这些“普世价值”。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损人损己、损人利己的人高明得多。

但在21世纪，经济人的理念和实践并不能解决人的存活问题。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开发出跟儒家的传统有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在企业经营的实际层面，无时无刻都应用儒家伦理的原则，付诸实行。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义或平等的理念和实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理念和实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理念和实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理念和实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理念和实践。这条路径意指经济人必须扩充提升为文化人，而且必须勇猛精进，努力学习做个生态人。

2、从文化人到生态人

由启蒙心态所导引出来的核心价值，即使充分发展，依然无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没有照顾到自然与宇宙。所以，我们需要在“对话文明”意识的启发下，借助全新的视野，来拓展“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深具生态涵义的精神世界。

雅斯贝尔斯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涌现出四种思潮，为我们带来了继承启蒙而又超越启蒙的新思维、新契机。第一种思潮是生态意识：随着60年代以来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已能反观地球的全貌。尊重并爱护自然才是生存之道，日益成为全体地球公民的共识。生态意识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第二种思潮是女性主义：从男女平权、女权运动，到女性主义的跨越，更在性别的角度，强调仁义、同情、礼让、责任、理解和人际关系等基本价值，重构了我们的人生观。第三种思潮是宗教多元主义：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观察到西元前6世纪前后，古代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同时出现了社会结构、思想、哲学、文学的大突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发表），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则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历史起源与目标》，1949年出版），影响至今。现在各大文明之间的互相参照、互相学习、展开对话，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第四种思潮是全球伦理：如何超越封闭的特殊主义和抽象的普世主义两种排他或折中的心理，采取荀子所谓以“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的态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有所认识，才能从容忍、承认、参照、沟通，逐渐提升到尊重、理解和学习的祥和之境，宗教之间才能进行相辅相成的对话。

应对这四种思潮，儒家提出了精神性的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它不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凡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而是继承启蒙精神（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的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与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的坦途，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生态人。生态人注重个人自我之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层次的有机整合；注重个人与社群（家国天下）乃至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注重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注重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正是在这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的引领下，从经济人到重视人文的文化人，再到体认自然与天道的生态人，我们得以建构儒商的意义世界，发展儒商这一论域，鼓励当代企业家构建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精神的自我意识。

三 士的精神——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源头活水

在先秦时代，“士”本来是贵族的一个阶级。不过，孟子提出“无恒产者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突出了士能够超越环境限制（主要是经济条件）和所属阶级的限制，达成安贫乐道的志趣。孟子罗列“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六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士不是只来自精英阶层，农、工、商都可以是士。孔子的学生中可以有贵族、农民、工匠、军人、商人，这些人都是士。

那么，士的精神是什么？可以从主体性、社会性、历史性、超越性和未来性五方面来看。首先是主体性，以人为本，有价值自觉，有内在批判。人的主体性不是从外面添加（孟子所谓“外铄”）的，更不是由上天恩赐的，而是靠自己汲取那“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的本源，进行存心养性的内在积累和知言养气的身体力行，从而证成的。其次是社会性：“深造自得”的主体性（《孟子》）与儒家讲“仁政”、“王道”所象征的群体意识——也就是社会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通向社会、成全人己关系的道德主体，在儒学传统中是不可思议的。历史性即孟子所谓“私淑”孔子的自我认同，提出道统的观念。超越性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而达到神圣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所谓未来性也就是预前性和前瞻性，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便体现了这种精神。

可以说，士或士君子，既是有价值自觉的主体，又是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还是历史与忧患意识极强烈的替天行道者。这种士的精神，是发展精神性人文主义，也是当代儒商自我实现的源头活水。

四 全球化时代儒商的自我实现

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发展；但同时各种弊端日益显著：基尼系数拉大，人口结构失衡，社会诚信丧失，人际交往当中戾气弥漫，生态环境则不断显示出恶化的迹象。可以套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此种大时代的背景之下，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有机力量，企业家也正在发展文化意识和责任伦理。不同企业家所认可的价值可能有不同的理念基础，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儒商”以精神性人文主义为理念基础，承认和尊重其他文明的存在意义，并在对话、沟通的基础上，成就儒商的主体性以及自我实现。这个实现过程，需要从经济人发展到文化人，再上升到与自然宇宙和谐的生态人，在精神性人文主义的理念下，不仅做好企业，还要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敬重宗教，从而构建当代儒商的理念，把这一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公众号，已获得同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