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发现全过程:考古队迟迟找不到俑坑边界,一名老汉化解难题
1974年7月中旬,一支四人考古小队来到了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
队员们兴致勃勃,他们接到的指示是,此次发掘期限为一周左右。
西杨村南侧西距秦始皇陵1.5公里的一处地点,被当地村民唤作“石滩洋”,该地荒冢遍地,砂石累累,了无生气,考古小队的目的地,正是这片荒漠之地。
一心想要完成考古任务的考古队员们充满干劲,他们带着行军床等行李以及考古工具入住考古工地,在一夜休整过后,视察了考古现场,不久后就开始了正式勘测与试掘。
出乎考古队员们意料的是,这次发掘任务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他们在后续的发掘过程中发掘出震惊世界的“地下军团”——秦始皇兵马俑。
在测定一号兵马俑坑的面积时,考古队员们迟迟无法确定俑坑边界,一件特殊的工具帮了大忙,它就是曾被广泛用于盗墓的钻探工具洛阳铲。
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兵马俑时遇到过怎样的难题?
一号兵马俑坑
这一切还需从48年前的那个春季说起。
一场干旱,“揭开”兵马俑神秘面纱
1974年3月,乍暖还寒,春风尚未吹散骤寒,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让八百里秦川的生机再度黯淡几分。
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里,田中的庄稼变得萎蔫,勤劳的村民们积极抗旱,他们决定挖井取水,以解决燃眉之急。
同月24日,西杨村村民杨全义、杨志发等人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等人的带领下,正式开始动工。
杨培彦老人,曾任山西省临潼县西杨生产队长
在选定的一处地点旁边,长着一棵大柿子树,该树长势喜人,在干旱的季节里仍旧枝繁叶茂,经验老到的村民们推断,柿子树下存在丰富的水源。
大柿子树的出现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挖井的地点被确定在大柿子树南边10多米的地方。
为了有个好收成,朴实的村民们挥汗如雨,用农具在坚硬的黄土地上辛苦挖掘,期待着地下水能“唤醒”庄稼的生机。
随着工程的进行,时间来到1974年3月29日,村民们经过三天的挖掘,已经使用铁锹等工具,挖到地下3米左右的深度。
这时候,村民们使用农具挖出的土壤“变了色”,他们仔细分辨后发现,这些“变色”的“土壤”是木炭遗迹和红烧土块,村民们没有停止作业。
随着铁锹、镢头的不断落下,深度在4米左右时,村民们意识到土壤越来越不寻常,土越挖越硬,村民杨志发使用镢头挖掘时,不经意间用镢头在“土”上挖出一个洞。
一开始杨志发以为自己挖到了老祖宗们建造的瓦罐窑,但他继续向下挖掘时,发现了一件让队员们意外的东西——“瓦人头”。
土中的“瓦人头”
经过观察,杨志发等人认为挖出的这件奇怪东西是庙中的神像头部,杨志发继续向下挖,发现了“神像”的身子。
借助井辘的帮助,杨志发等人将挖到的“神像”头部和身子传送到地面,又通过手推车运回了小村庄。
井辘示意图,人可以通过井上方的井辘从井中取水
村庄中的一些村民们心中仍保留着对鬼神的敬重,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看到杨志发这些年轻人运回来的“神像”,顿时有些不快。
一些老人在晚上拿着香来到杨志发家中,责怪杨志发,埋怨他不该将“神像”挖出来,还破坏了它的身体,这种做法是“亵渎神灵”。
挖出“神像”的杨志发等人当时并不知道挖出的究竟是何物,但杨志发等人挖到“瓦人头”的消息不胫而走,最终消息传到了临潼县文化馆。
临潼县文化馆的几位干部得知消息后,赶到了发现“瓦人头”的地点,和村民不同的是,文化馆的干部们有着深厚的文物考察经验,他们察看现场后认定打井处为文物现场。
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曾前往村民打井处考察
赶往现场的其中一名干部名为赵康民,看到现场七零八落的陶俑身子、碎片,赵康民叫停了村民们的打井工作,并要乡亲们将已经挖到的陶俑身子、碎片等上交,以便后续研究。
赵康民并没有将这些陶俑视为普通的文物,因为它的发掘地点十分特殊——位于骊山脚下,距离秦始皇陵不过1.5公里。
赵康民修复残片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赵康民开始着手修复这些残片,并在残片的发掘地周围找到一些新的残片,对残片进行粘贴,粘贴之外赵康民还用石膏进行修复,以还原文物的形状。
经过赵康民两个多月的努力,与真人大小相似的陶俑面世,赵康民根据陶俑的衣服等细节进行推断,陶俑就是秦代的武士俑。
《人民日报》关于秦始皇陵秦代武士陶俑的内参报道
西杨村出土秦代武士陶俑的消息被记者蔺安稳写成了内参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报道上,这一消息引发了高层的注意。
在进一步了解了陶俑出土情况以后,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商议,决定组织考古队伍前往西杨村进行后续的考古工作。
同年7月15日,距离西杨村村民们发现“瓦人头”已经过去将近4个月的时间,一支四人考古小队带着行李、考古工具来到了西杨村。
这支队伍将对西杨村遗迹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掘和保护,队伍的队长正是后来被誉为“秦俑之父”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袁仲一。
袁仲一,被誉为“秦俑之父”
在专业的考古队员的努力下,笼罩在秦武士兵俑身上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出人意料,小村庄里发现“地下兵团”
在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前,西杨村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朴实的村民们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勤勤恳恳地在黄土地上耕耘。
谁也没想到,在村民们生活的黄土下方,埋藏着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奇迹。
1974年7月,袁仲一和队员们一路上风尘仆仆,乘着解放牌卡车,带着随行行李来到考古工地,当晚队员们就住在了西杨村生产队仓库院内。
一夜酣睡洗去了昨日的疲惫,恢复了精力的考古队员们前往考古现场进行勘查,并为后续的考古工作做准备。
为了解决考古工作时的吃饭问题,袁仲一等人和西杨、下河两村村民商议好,在两村轮流吃派饭,为答谢村民,袁仲一和考古队员们交给村民们一些粮票和钱。
正式的勘探、试掘工作开始于同年7月17日,考古队员们经过多日的准备,能够更安心地进行一系列的考古工作。
村民们挖井时已经发掘出部分文物,原本在地下埋藏着的遗迹也暴露出来,袁仲一等人一开始对已经暴露的遗迹、遗物展开记录、绘图等。
1978年袁仲一在秦俑一号坑发掘
在后续的工作中,袁仲一等人还清理、收集村民们挖掘出的失散在外的文物,越来越多的文物碎片被考古队员们收集起来。
赶来西杨村之前,袁仲一和队员们接到的任务时间要求是一周左右,但是他们的考古工作却无法轻易收尾。
原来,袁仲一等人在测定俑坑边界时,迟迟无法找到边界,这意味着队员们不能轻率地写出一篇简报,结束整个考古工作。
在秦兵马俑一号坑工作的考古队员们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到了1974年7月末,队员们在现场已经发掘、清理出了100多平方米的范围,但坑的边沿却仍旧没有出现。
为了弄清楚真正的边界在哪,队员们在次月1日开始了扩方试掘,试掘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物出现,试掘的面积渐渐超过了300平方米。
随着试掘面积的扩大,袁仲一等人意识到,这次发掘并不是一场可以“速战速决”的考古工程,四人小队将承担着较大的考古压力。
庞大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
考虑到更大的发掘面积需要更多的考古队员参与,袁仲一从陕西省文管会请来其他同志,帮助队员们进行清理、钻探工作。
同年8月2日,队员们开始了钻探工作,经过将近一周的探寻,俑坑的边界却依旧难以探明,直到一周后,一位老者的出现,让钻探工作有了大的进展。
农村老井
这位老者并不是西杨村人,他来自于邻村,偶然到了考古现场看热闹。
热情的老人与考古队员们进行了交谈,无意中向考古队员们讲述了一件引发考古队员们关注的往事。
老人称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在打井时也曾经挖出过一个“怪物”,只是当时父亲没有理会,继续挖井。
在老人父亲的挖掘下,地下涌出清冽的井水,但继续挖下去,井水却消失了,老人父亲这才感觉到异样,他怀疑井水的消失与“怪物”有关。
于是,老人的父亲将“怪物”运了上来,将它挂在树上“惩罚”它,然而井水并没有因此出现,老人的父亲就打碎了“怪物”。
残缺、倾倒的陶俑
考古队员们并没有将老人的话当作戏谈,恰恰相反,想到老人父亲发现的“怪物”可能是陶俑,队员们决定前往老人父亲当年打井的地方进行钻探,不放过一丝一毫能够找到俑坑边界的机会。
来到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袁仲一等人开始了新的钻探,为了加快钻探的速度,袁仲一申请调人,以推动钻探工作的进展。
新加入的钻探队员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工具,它就是洛阳铲,这种特殊的工具是解放以前洛阳地区的盗墓贼发明的盗墓工具。
洛阳铲铲入地下以后,伴随着铲子的铲出,能够带出一些土壤
这种特殊的工具在铲入土壤之后,能够带出土壤,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出不同土层的结构,考古队员们通过观察土层,能够分析不同深度的土壤情况。
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距离考古队员原本挖掘的地方,有着150米的距离,队员们通过多个探洞进行探测。
探测的结果是,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和发现陶俑的地方连接在了一起。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974年9月2日,钻探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考古队员们已经找到了俑坑的三面边界。
西边的边界因为砂石太多,钻探工具很难进行,因而暂时无法确定俑坑西边的边界。
虽然西边的边界没有完全找出,但俑坑庞大的规模已经展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其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坑内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文物,同样是一个谜团。
在考古发掘现场的袁仲一(左)
考古队员们面对困难并没有泄气,他们进行了复探工作,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这时俑坑的面积已经相对明朗,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超过14000平方米。
如此庞大的坑内,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文物?怀着这样的疑问,考古队员们对俑坑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发掘。
一开始考古队员们发现的文物大多为武士俑,发掘出的武士俑残片被拼接成完整的武士俑,武士俑们面容各异、栩栩如生,大小与真人相似。
这些武士俑展现出秦人高超的陶俑制造技术,秦朝工匠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制造陶俑的方法,通过模塑结合的方式塑造面貌不同的武士俑。
样貌各异的武士俑
除去武士俑之外,考古队员们还惊喜地发现了陶马,陶马的大小同样与现实中的马相似,陶马造型古朴,透出恢弘的大国气韵。
陶俑和陶马
陶俑和陶马的出土,再现了古代“地下兵团”陈列时的壮观场景,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兵马俑坑并不止一处。
最先被发现的兵马俑坑被命名为兵马俑一号坑,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关于“地下兵团”的更多遗迹,随着考古进程的深入,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兵马俑的出土还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士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外国首脑。
多处俑坑,展现出秦兵马俑的非凡魅力
1976年5月,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来到了兵马俑发掘现场,彼时的考古条件相对简陋,一行人在露天的考古现场仔细察看这一历史奇迹。
李光耀亲临兵马俑考古现场
看到眼前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李光耀动情地留下对兵马俑的评价:“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曾参观过兵马俑,这一历史奇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展现出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底蕴。
克林顿与兵马俑合影
考古队员们为兵马俑的出土做出了多番努力,在一号兵马俑坑的范围渐渐明朗以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建立被列入了日程表中。
1975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来到了西安,召集了陕西文物考古等部门有关人员的会议,在会议上,王冶秋传达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博物馆的决定。
王冶秋
在相对简陋的考古条件下,已经出土的文物需要得到妥善保护,露天的条件无法帮助文物免遭风霜雨雪的侵袭,尽管考古队员们计划搭建大棚,但这种保护方法并非长远之策。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听到中央要建立博物馆的决定,考古队员们心怀欣喜,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兵马俑一号坑展开了复探、试掘。
1975年10月底,复探、试掘工作开始,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截止到1976年1月,复探工作进行了三遍。
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之后,次年9月,筹建遗址博物馆的工程正式动工。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城东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建造博物馆的工程开始以后,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重心出现了转移,他们需要探查新的兵马俑坑。
之所以寻找新的兵马俑坑,源于考古工作者的敏锐目光,他们想到我国古人的传统习惯——讲究对称,因此试图找到新的兵马俑坑。
已经发现的兵马俑一号坑位于秦始皇陵的东边,袁仲一等考古队员们便前往秦始皇陵的四周进行勘探。
设想虽然美好,现实却困难重重,秦始皇陵西侧地下有坚硬的砂石,阻碍了钻探工作的进行,袁仲一等人在秦始皇陵西侧钻探一月有余却没有收获。
秦始皇陵南侧靠近骊山,地下同样有很多石块堆积,给钻探工作增大了难度,更让考古人员失望的是,陵墓北方同样没有发现俑坑。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放弃寻找俑坑的袁仲一等人,在1976年4月21日,于兵马俑一号坑东端北侧探查出了夯土遗迹。
201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二号坑指导工作
这一消息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他们集中钻探该地,经过坚持不懈地钻探,队员们在同年4月23日发掘出了陶俑碎片,兵马俑二号坑随之重见天日。
1976年5月中旬,又一个好消息诞生,在兵马俑一号坑西段北侧,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兵马俑三号坑。
袁仲一在三个兵马俑坑被发现后,依然进行着考古工作,1976年6月,他在二号坑西边发现了一处人为制造的坑边,经过钻探他发现了四号坑。
与前三个俑坑不同的是,四号坑内未见陶俑、陶马等俑坑代表文物,只是堆满了淤泥、砂石。
原本一周左右的考古计划,却从1974年7月进行到了1976年,一开始的四人小队也加入了更多的新成员,这些考古工作者们奋斗在考古现场,为兵马俑的出世做出突出贡献。
1978年5月,兵马俑一号坑的正式发掘开始,考古队员们开始揭取覆盖在俑坑上的土层,慢慢接近遗迹、遗物层,在文物暴露以后,队员们还对残缺的文物进行细致的修复。
发掘工作进行到1979年3月,多数探方上的覆盖土已经被清除,战车、陶马、陶俑、青铜兵器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
修复以后的陶俑、陶马按照原位摆放,与现实中人、马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陈列在俑坑内,气势恢宏,仿佛听命于君主,正严阵以待。
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
二号坑、三号坑也展开了试掘,在试掘以后考古队员们将其用土回填,为了更好地发掘文物,展现文物的更高价值,在遗址保护大厅建成以后,正式发掘工作才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坑兵马俑坑遗址保护大厅率先建成,1988年12月,三号坑先于二号坑进行发掘,发掘工作在次年9月结束。
二号坑遗址保护大厅在1993年底建成,次年3月份,二号坑的发掘工作展开。
与一号坑、三号坑相比,兵马俑二号坑的“地下军团”更加壮观,对考古队员而言,发掘二号坑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清理彩绘陶俑。
两千多年的岁月,留给彩绘陶俑多种自然侵害,彩绘陶俑的颜色层老化,容易脱落。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考古队员们商议许久,决定先喷水让覆盖土松散,再慢慢除去覆盖土,清理期间还使用加固剂注入颜色层,以避免颜色层脱落。
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一些彩绘陶俑的颜色层得以保存,展现出秦人对色彩的迷恋与运用,诉说着绚烂的历史。
秦始皇陵博物院陈列的彩色陶俑
从1974年来到西杨村到后期的发掘、修复、资料整理、编写发掘报告,袁仲一等考古队员们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还原了兵马俑的非凡魅力。
对于这段漫长的考古经历,袁仲一曾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把最美好的时光用在铜车马的勘探、田野发掘和室内的清理工作上,是件有意义且令人怀念的事。”
十余年光阴倏忽而逝,考古队员们用逝去的时光,揭开了兵马俑的绚烂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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