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苏红
【编者按】通过探讨女作家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她与恋人冯雪峰的两封情书，杭苏红试图说明“民国新女性”的爱情观包含的必要因素——唤起身体欲望、对新世界的渴望以及对崇高精神的向往。而三者之中，精神信仰是决定性的。“革命信仰+爱情”的组合，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独特产物。
文学史上，这一时期“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文学文本的出现，足以说明革命与恋爱对人心的激荡。不过，对于爱情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新女性来说，为什么爱情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撑？这种信仰式的爱情又为什么难以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长久维持？
研究五四新女性的爱情观念与实践，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过程中，通过“伟大爱情”追求“人生向上”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在信仰式爱情观影响下的两性共同体状态的不稳定性。
01
1927年，伴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23岁的丁玲在北京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这篇小说于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篇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人公莎菲爱上了一个新加坡留学生凌吉士，后又厌恶其没有精神追求、因而离开的故事。
这篇小说对女性欲望的大胆描写，以及文章不自觉地显现出的颓废与虚无，与丁玲中后期更关注无产阶级与革命的作品在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
丁玲
据丁玲回忆，这篇小说是在两周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这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她的脑海中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就像她后来回忆时谈到的，莎菲那些有关爱情、女性欲望、精神恋爱的自白，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迷茫心理。
三十年代的评论者曾感慨，这篇小说女主角的“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这种“异常的深刻”的“爱情观”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爱情是民国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民国这样，如此多的知识分子相信婚姻和家庭终将消亡，同时另一方面，极度推崇“爱情”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茅盾曾说，“爱情是伟大的……爱情是和宗教信仰一般，有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这无疑吐露了一代人的心声。被神圣化的爱情成了新青年的“养料”和“精神支柱”，而伟大爱情的不可得，则成为年轻人“烦闷”的原因之一。
我把丁玲的爱情观归类于“新女性”这样一个群体，这一称谓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她们是成长于五四时期、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批女性，大多经历过“离家”“学校生活”，试图在都市中自立，有着很强的独立意识与奋斗愿望。
举几个例子：
1920年，湖南籍留法女性向警予和爱人蔡和森抛弃传统婚礼与法定的结婚手续，因革命志向相投结成新式的“向蔡同盟”。向警予在给父母的信中也格外强调两人的“志趋没有一点不同”。
1923年，另一位被称为“反封建斗士”的新女性褚问鹃，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也在与封建势力搏战，社会上对他攻击得非常猛烈”，心生相惜之感而最终“堕入情网”。
从这些对爱情双方志趣一致的追求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女性眼中的爱情实际上寄托了一种新的两性生活方式：既能满足个体在情感与生理方面的自然需求，同时又能促进双方在精神与思想上的共同发展。
《莎菲女士的日记》由主人公莎菲的日记构成。在小说开篇不久，爱情就发生了。一直处于不安、空虚中的女主人公莎菲，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南洋留学生凌吉士，陷入了迷恋。这种迷恋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是对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的迷恋，是拥抱和亲吻的渴望。
就像大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身体欲望是这篇小说十分醒目的元素。除了对异性身体的本能欲望，在莎菲对凌吉士的迷恋中，还有着另外一层极易被忽视的内涵，即对凌吉士“仪态”的迷恋。莎菲曾这样陈述欲爱与仪态之爱之间的差异：
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
这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显然更撩动莎菲的内心。当她问凌吉士名字时，后者以“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莎菲正是在这一细节中，感受到一种因“高贵”的“丰仪”而形成的“男子的美”。
西方/欧洲/白种人的属性，固然是凌吉士身上非常重要的特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凌吉士就成了“西方现代世界”的符号代表，更不意味着莎菲的爱慕是一种对确定的“西方现代世界”的爱慕。虽然伴随着凌吉士出现的是名片、网球这些现代西方世界的物品；但对于莎菲来说，她联想到的核心形象是“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
这无疑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存在于主观幻想中的形象。因而，凌吉士象征的更有可能是一个混杂的、不确定的、想象性的“新世界”，它至少混杂着西方现代性、欧洲中古，还有作为东方人（南洋留学生）的诸多属性。每一种新的属性实际上都是小说开篇莎菲厌烦的“周遭世界”所缺乏的。也就是说，凌吉士这个人物想要传达的意涵或许并不是简单的“中西对立”，反而是“对新世界的渴望”这一从小说开篇就极力刻画的状态。
在小说的开篇，莎菲对周遭的一切，比如刮风、看报、伙计的声音、过分安静都感到厌烦，无法自处。她自叹道“我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我太远了”。对周遭沉闷的日常生活的厌烦，使她迫切需要新的事物和新的环境。而凌吉士的到来正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莎菲的迷恋达到高潮时，小说情节戏剧性地产生了突变——莎菲发现了凌吉士精神的贫乏、思想的“可怜”，对其产生了鄙视和厌恶。
在她看来，凌吉士只需要“金钱”，所有的志趣也只不过是“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因而，虽然在情欲的层面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但她十分鄙视和厌恶这个无法进行精神沟通的人，并最终选择了离开。
从最开始的迷恋到最终的厌恶与离开，小说情节的这种突变，恰恰反映了对于莎菲来说，“精神层面的沟通”是构成一个理想爱人的最重要特性；同时，这也说明莎菲是一个对人生“有所追求”的人。小说开篇所展现的她的“不安”，不只是表面上的“趋新厌旧”，实际上有着对一般生活更深层次的不满与批判。
对爱情精神维度的追求，是伴随着肯定欲爱同时出现的。曾在民国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的爱伦凯“灵肉一致”说，就曾提出：恋爱双方既要满足相互的肉体性欲需求，也要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统一，从而实现两性共同体最伟大的价值和意义。
可是，在民国时期新旧交融、主义纷杂的环境下，“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统一”并不容易实现。这里有关爱情的精神性维度的提法，并不只是“性格相近、爱好相同”之类日常性情的匹配度，而是一个有关个体间精神深度是否统一的问题。
在一个人格深渊向另一个深渊的眺望中，能否达成思想的理解与统一，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被冠以“爱情”这一称呼的决定性条件。莎菲在身体、仪态层面对凌吉士产生的迷恋和“爱意”不可谓不浓烈，但是正是凌吉士思想的平庸与世俗，让莎菲感到厌恶，既厌恶凌吉士，同时也厌恶爱上凌吉士的自我。
这也正是“伟大的爱情”之不可得的原因：对共同体双方思想统一性的要求，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的两性关系。它既需要双方对自我的思想与灵魂有所自觉，同时也需要对对方的思想与灵魂进行不断的审视。而对于绝大部分个体来说，他们并没有能力时刻对自我与他人进行清明的了解与判断。因而，就不得不使用感觉、想象乃至幻想。
莎菲对凌吉士的不满即源于这种精神深度的不匹配。在现有的解读中，主要将“不满”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厌恶。同样，她和老实人苇弟之间无法产生爱情，也是因为两人精神深度的不匹配。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没有思想的理解和统一，他人给予的“爱”便只是爱，无法发展为“伟大的爱情”。
可是，在否定了凌吉士、苇弟这样的男性后，对于莎菲来说，爱人到底是怎样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又不得不反身自问，莎菲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否定了凌吉士身上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否定了苇弟代表的平庸的日常式生活，莎菲寻求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这篇小说没能给出回答，或者说当时的丁玲没能给出答案。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丁玲和萧军
02
可是，在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后，丁玲遇到了一个人，她与这个人的关系中，似乎给出了一种答案。我们甚至可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与这个人——冯雪峰，有着一种潜在的关联性。用丁玲自己的话就是：“1927 年的冬天我在北京，《莎菲》寄走了，冯雪峰来了”。
在丁玲看来，冯雪峰象征了精神之爱。对于两人曾经的这段感情，虽然一向谨慎严肃的冯雪峰很少谈起，但是丁玲并不曾刻意隐瞒，有好几次谈到，并且，还有两封意外披露的情书为证。
虽然丁玲的个人叙述很有可能美化、重塑了她与冯雪峰的关系，但这些叙述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一种精神性爱情的强烈渴望。两人相逢时，丁玲在北平和男友胡也频住在一起，两人当时都是不怎么出名的小作家，过着平静安稳的小日子。
丁玲后来称自己当时与胡也频的关系是“住在一块，但是还不是夫妻关系”，保持着“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的自由。她对这位男友的评价是“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却又好似“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
从他们当时的好友沈从文写的《忆丁玲》一书中，我们也能看出，胡也频能够给予丁玲陪伴，但是似乎缺乏一种类似激情的东西。而与胡也频相比，丁玲称自己在冯雪峰身上发现了“真正的伟大的爱情”，称这是她真正爱过的唯一的男人。为了和冯雪峰在一起，她甚至做好了离开胡也频的心理准备。那么，在丁玲看来，这一伟大爱情到底有着何种特质呢？
和自诩为“摩登女子”的年轻丁玲相比，冯雪峰并不是一个身体和仪态上吸引人的人。丁玲曾称他是“乡巴佬”，并且“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这一叙述与现实情况之间应该出入不大，冯雪峰虽然在诗歌、俄国文学方面颇有才华，但是他出身于浙江义乌的农民家庭，从小就“下地干各种繁重的农活”。并且，丁玲与冯雪峰的现实交往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
按照丁玲的说法，这三个月中，他们并未像情侣一样陷入狂热的爱恋，只是偶尔背着胡也频出去聊天，在交谈中感受着精神的愉悦。
随着“爱情”这一西方舶来物的出现，民国时期的新式女性开始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她们并没有完全沉醉于爱情所带来的欲望之境，而是更倾向于去追求那些伟大的、激荡灵魂的崇高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相互理解与思想统一。
其中，对于社会的关注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主要关怀。比如，丁玲虽然是以大胆、都市、浪漫的新女性作家身份出现在文坛，但她还有着另外一个面向：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着很强的参与意愿。
受其母亲的影响，丁玲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与共产党员向警予（丁玲母亲的结拜姐妹）相识，参加过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后来又在上海大学旁听课程、参加劳工运动。
在北京时，还参加过 1926 年北京学生围攻教育总长章士钊宅府的学潮。虽然她一开始对党派确实存在一些顾虑，似乎更加崇尚个体自由，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只关心恋爱问题的作家，她对社会前途、青年发展、政治环境这些更宏大的公共性问题也有着相当的关注。
1923年丁玲与母亲在湖南常德
因而，在写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些早期作品的同时，她就对这些作品中不自觉地透露的伤感、迷茫的气息怀有很深的疑虑。她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之中，曾坦言自己不愿只写这样的作品。她认为这只是“浅薄感伤主义者最易于了解的感慨”，青年们不会从中得到好的影响。因而，她恳请读者进行最严厉的批评。
对于男友胡也频来说，她也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懂得恋爱心理”的女作家。对此，她不由地感慨自己三年来“都是在一种寂寞中从事于写作”。而冯雪峰却理解她的担忧与精神困境，并且从自身信仰的共产主义出发，对丁玲在小说中呈现出的软弱性、虚无性进行严肃且坚定的批评。
比如，在读完《莎菲女士日记》后，他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读完小说后哭了，在给予这篇小说极高评价的同时，他严肃地指出“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是带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满怀着对世界的光明的希望，觉得‘莎菲’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
虽然丁玲曾坦言自己当时对冯雪峰这种过于直率的批评颇为不满，但是这一批评无疑戳中了她内心的苦闷：对自己作品中的颓废、迷茫气息的疑虑与自责。
在一个以“进步”“光明”作为变革目标的社会中，她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能够促进读者向好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触及她精神的深处。
很多年后，回忆起1927年的这个冬天，丁玲仍然对自己当时精神上的痛苦印象深刻：
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
当然，由于这是丁玲“向左转”之后的回忆，很有可能夸大了当时她在政治上的孤寂感。不过，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这样一个一直以来对于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都有所关注的女作家，绝不会在1927年这个风云诡谲的年份，对一切无动于衷。
作为一个经历了考大学、当演员、做秘书等一系列尝试，终于走上小说创作道路、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她显然不会放弃当时的创作环境，另外寻求什么别的道路。
可是，她的政治热情也并不允许她做一个只关心恋爱、过着布尔乔亚生活的女作家。因而，她在精神上是苦痛的。就像莎菲不知道未来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她的这种精神苦痛也没有找到缓解的出路。
此时，一个不顾生活拮据，热情地翻译、宣传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并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加入共产党的人——冯雪峰，出现在了丁玲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坚定与忘我，特别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与宣传，无疑感染了丁玲，更为缓解她的精神困境提供了帮助。
1933年丁玲被捕，社会上普遍认为她已经牺牲，冯雪峰将她遗物中的两封信以“不算情书”之名发表。正是通过这两封情书，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对两人间建立一种新式两性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在这两封热情洋溢的情书中，她写道：“我还是做梦，梦想到我们的生活怎么能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一张桌上写文章，在一张椅上读书，在一块做事，我们可以随便谈什么，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实些，我们因为我们的相爱而更有精神起来，更努力起来，我们对人生更不放松了”。并且，她进一步憧憬着这种“对人生更不放松”的精神对两人的影响：
你的脾气一定可以好起来，而你对同志间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来。……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有理性，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人，一点小事都不放松。
从这种憧憬中，我们能看到丁玲期望的爱情共同体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两性之间的“真”，是对共同体的纯粹性与本质性的追求；一是具有“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是对爱情共同体之伟大性的具体化想象。比如，对于丁玲来说，是要改变以往颓废、感性、幻想的人生态度，更加理性、积极地生活；对于冯雪峰来说，是改变他的倔脾气。
从这两个特点中，我们会发现，五四新女性所追求的爱情，虽然一直以来被视为“浪漫爱”，但是这种“浪漫”并不是游戏、肤浅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丁玲指责那些说她“浪漫”的人，认为这里的“浪漫”“完全是骂人的意思”。
在丁玲这样的新女性心中，这种“浪漫追求”的根基是严肃的，是对人生最认真负责的态度：她们试图寻求一个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两性共同体，引导和推动个体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当丁玲憧憬着两人的相爱能使彼此“对人生更不放松”，能“转移个人生活”时，这种不放松的人生要朝向何处呢？“理解”提供了这种共同体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它仍旧只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支持。而对于新女性来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到底要到何处寻求？这也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日常庸俗化生活方式的莎菲遇到的问题。
对于这些孤独个体来说，“爱情”唤起的不仅是对另一个个体的情感与欲望，更有着通过与他人的结合，寻求人生价值的追求。而当恋爱、婚姻这些两性间日常化的关系，与人生意义和价值相关联后，思想的理解与统一，就不可避免地与“主义”和信仰相关。在丁玲1931年的诗歌《给我爱的》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对这个“我爱的人”（即冯雪峰）的激情常常伴随着另一个不断出现的字眼“信仰”。
在诗中，她描写了一些常常徘徊在公园、影戏馆、女人和红酒间，脸色苍白、心情懒散的年轻人，这是叶文心所说的中国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迷茫的一代”，是丁玲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慵懒的、渐渐走向虚无的大学生们；与这种形象不同，冯雪峰是“平静、真诚和勤恳”的，因为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他的心。丁玲虽然在诗中没有明说这种信仰是什么，但是从文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这种信仰是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忧虑，对社会混乱、不公和败坏的斗争：
兵灾，水灾，旱灾……
军阀，走狗，屠杀……
斗争，组织……
写作此诗时，丁玲已经参加了左联的一些活动，但是她觉得自己尚未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头脑和毅力”，因而，她希望和这个“我爱的人”一起，投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之中：
你一天比一天瘦了起来，
可是我只看见你更年轻。
……
我只想怎么也把我自己的颜色染红，
让汗水濡湿了我全身，
也一天比一天瘦了起来，
精神，却更显得年轻。
这里，既表达了对于身体逐渐消瘦、精神上却“更年轻”的爱人的仰慕，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像爱人一样，为了民族国家努力奋进。从这封诗歌体的情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爱人身上充满了耀眼的光芒，一种为了民族国家不顾个人的精神，因信仰而形成的“平静、真诚和勤恳”。诗歌的末尾几句，更表明了这种爱情的超越性：
我们不是诗人，
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
和那些所谓爱情；
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这种爱情不是一般的“所谓爱情”，而是有着信仰基础的“更伟大的”爱情。相爱者在这种信仰中获得了思想的统一，因信仰而获得人生的升华。这也是为什么丁玲称自己给冯雪峰的情书“不算情书”，因为在她看来，不是欲爱，而是共同的信仰，使他们比一般的情侣更加紧密。她称自己是“你的‘徳娃利斯’”，而“徳娃利斯”是俄语“同志”一词的直译。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让丁玲感到与爱人思想的统一。可是，思想统一就足以建立爱情吗？丁玲当时的男友胡也频，后来也加入了革命作家的队伍，为此丁玲是高兴的，但是两人在思想上的靠近，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她对于爱情只属于冯雪峰的想法呢？
她认为“我和他（胡也频）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而与之相比，“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这个男人是你。”丁玲晚年也曾清楚地分辨过胡也频和冯雪峰在她心中位置的不同，对于胡也频是“纪念”，对于冯雪峰是“怀念”。
1938年萧红与丁玲在西安
如果说胡也频从一个质朴的诗人，成为了革命同志，或者甚至可以称为“革命爱人”，这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与思想的统一。
而冯雪峰则不同，他激荡过丁玲的内心，他们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同志，一般的爱人。他们的关系并不只是思想的理解和统一，而是一种“信仰的激荡”。在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中，冯雪峰身上“平静、真诚和勤恳”的特质和他对于信仰的坚定，一直都吸引、激励着丁玲。
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来说，丁玲并不陌生，可是，这是第一次她在一个男人身上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她写给冯雪峰的一封信末尾，几乎是恳求般地述说了自己的渴望：“帮助我，因为我的心总是向上的”。可以说，在丁玲的内心深处，冯雪峰已经变成了“信仰”的具体化呈现。当爱情如信仰一样指向崇高性的追求，就不再是一般的爱情，一定会有一个定冠词，比如“没有俗气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也正因为爱情的崇高性，才能实现个体“人生向上”的追求。
再回到莎菲的世界，不论是苇弟代表的庸俗的日常生活，还是凌吉士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都缺乏崇高性，缺乏超越日常的能力。所以，对于莎菲这个处于新世纪的女性来说，她本能地感到厌烦。在这个新旧交错、变动不居的时代，她感到自己需要新的、崇高的、能够指引人生向上的事物与情感。
03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对爱情的追求，到丁玲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新女性爱情观中身体、新世界与信仰三个层面的内涵。对于新女性来说，爱情既意味着对异性的身体欲望，这是生活在新时代的她们的大胆言说；也意味着对未知新世界的渴望；同时，更重要的是，爱情意味着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以此实现“转移个人生活”的可能。
也正因此，新女性眼中的爱情，必然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范围，指向更具精神性与抽象性的信仰。只有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引下，爱情才具有指引个体“人生向上”的力量。
由这种爱情观反观这一代新女性群体，我们会发现，与传统女性的婚恋观相比，民国新女性的爱情观具有很强的现代特征，在对身体、新世界和信仰的追求中，这种以“人生向上”为底色的爱情观，一改传统两性关系中女性缺乏自我追求的特性，充分展现了新女性对自我发展、个体精神性追求的向往。
换句话说，她们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女性自我的出现，虽然在明清女性文学中就有所呈现，不过，正是到了民国时期，伴随着新旧交替的剧烈变革，新女性的自我才成为一个亟需面对、填充的问题。
但是，这种将独立与“人生向上”追求建立在崇高精神之上的信仰式结构，也正因为脱离现实，要么难以实现，要么易于破碎。在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丁玲对于冯雪峰的精神恋爱，因为只存在于神交之中而得以保全。
前文曾提到的褚问鹃与张竞生两人，终因双方在家庭与性别议题上的观念差异而离婚——褚问鹃批判家庭对女性发展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上海“社会党”宣传的“无家庭主义”，而张竞生则赞扬“母爱”与家庭之爱。
另外一对向警予和蔡和森，当时因信仰而结成的“向蔡同盟”，也在五年之后走到了尽头。对于新女性来说，爱人的形象愈伟岸，就愈难以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长久维持。
伟大感与崇高感所激荡起的爱情，只能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不断注入情感，否则一旦光芒不再，或者思想发生分歧，两性共同体就岌岌可危了。研究五四新女性的爱情观念与实践，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过程中，通过“伟大爱情”追求“人生向上”与自我实现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在信仰式爱情观影响下的两性共同体状态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的源头或许正是个体的“自我”之执念。组成新女性爱情观的三个层面——身体、新世界和信仰——都是从个体角度进行的追求，缺乏关系的视角。对于五四新女性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难理解，面对当时社会习俗的诸多压抑，她们不强调自我、不足以建立起自我认同与自我发展。
可是，爱情也需要双方出于关系的考量而进行包容、同情式理解。也就是说，“爱情”不只是对对方身体、思想或者信仰的爱，还包括他/她的缺点（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没有），他/她想要尽力向上却陷于种种局限时的焦虑、犹疑和软弱。即，一个人要能真正地理解、接纳另一个人的全部。这就需要爱人者成为一个更加包容、更能体会他者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个体；一个更能看到欲爱与信仰式恋爱各自力量与局限性的个体。
对于新女性爱情观的考察，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婚恋研究。爱情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新女性群体的人格结构。她们爱情观中对于崇高精神、革命信仰的追求，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
文学史上，这一时期大量“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文学文本的出现，足以说明革命与恋爱对人心的激荡。不过，对于爱情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对于新女性来说，为什么爱情这种私人性的情感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撑？或者，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私人空间与政治空间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内在关联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私的困境最终只能期待于整体性的政治变革。因而，“公”实际上构成了新女性确立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
当然，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公私分明”的人格结构，在当时也已经出现。比如对于一小部分都市女性来说，在都市消费文化中确立一种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自我，就不同于革命新女性的自我塑造道路。不过，这显然还是少数情况。
对于信仰和伟大爱情的追求在民国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力量。通过“公”的方式确立自我，使得新女性在爱情关系中摒弃那些私人性的考量。
她们像莎菲一样，觉得这些日常性的情感过于布尔乔亚色彩，忽视了新女性作为独立人格“改造社会”的内在追求，实在是有辱“爱情”之名。
在她们看来，作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爱情”必然具备伟大性与激荡人心的力量。而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崇高性只能从革命信仰中找寻。
（原文标题《“人生向上”：新女性爱情观中的信仰——社会史视野下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其他》，有删改。）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