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铸就的历史：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抗争与传承

彭伟步

2020年9月，马来西亚总人口3269万，其中马来人占69.6%，同比增长0.3%；华人口则从22.8%降至22.6%；印族及其他族群的人口比例分别是6.8%和1%。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比较广泛。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他宗教有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

马来西亚是除了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最完整，开展得最好的国家。马来西亚今天之所以能够保留相对系统的华文教育，不仅与许多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的人士有关，而且也与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的坚守与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例如，与其他方式推动华文教育不同的是，华文媒体特别是华文报纸为华文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平台与渠道，作用非常明显。华文报纸在推动华文教育方面更加注重舆论动员，精心创办教育专刊和文艺副刊，努力营造良好的华语使用环境，举办各种募捐活动支持华文教育，从而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方面产生了独特作用。

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精神支柱与身份认同之根

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基础。它对于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起着基础性的教育作用，是缓解华人母语危机的主要手段。马来西亚华人接受华文教育，社会化的背景能够使他们形成宽阔的文化胸怀，较为正面的中国形象，对中国产生良好的感情，也能够自觉地承担起维护华人与中国形象的责任。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培养华文人才，传播中华文化，强化华人的身份与族群认同，促进与主流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发展当地的华人文化等作出重大贡献。

华文教育在文化传播与继承方面不遗余力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向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中华文化知识，培养了他们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他们在学习华文的同时，既接触到中华文化，又了解中国国情和现状，增进对祖籍国的认知，产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增强身为华人的自豪感。

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寺庙

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的基础性、系统性的教育工程。它与华文媒体、华人社团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为了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华人社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以凝聚族群的力量。文化活动所传达的意见与内容是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方式，也直接或间接促使华人形成文化共同体。共同的血缘和文化，使华人能够很自然地形成族群认同感。在马来西亚，虽然华人在民间经济较有优势，但是由于未能成为主流族群，在政治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不断受到马来人主导的政府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社团深知文化认同在凝聚族群意识的作用，因此重视文化活动，致力于发展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

在华人的集体记忆中，华文教育使华人得以重新增强已经逐渐淡忘的文化记忆，来强化族群、文化的凝聚与认同意识。华文教育的存在，不仅为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而且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华文作家，也为当地土生的华人学习华文写作提供了渠道，推动了马华文学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活跃的华文作家，例如黎紫书等。年轻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在南洋蕉风椰雨中华人生活的作品，繁荣了当地的文艺，推动了当地华文文学的发展。华文教育不仅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战场和重要阵地，而且成为提升华人文化水平的重要文化园地，传播厚重和悠久的中华文化和历史，培养了华人的身份归属和族群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起点

从1819年第一座华文书院的成立开始，华文教育工作者筚路蓝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坚持，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破除重重阻碍，发展到今天成为除中国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殊为不易。

1819年，华侨华人在槟城创办了五福书院，当初主要目的是为来自广府十二县（讲粤语）的华裔子女提供华文教育，从此开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先河，私塾、书院在此后数十年的光景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华文教育的发展，为众多华侨子弟提供了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1909年五福书院经过改制，在原来基础上成立商务学校，又先后经历广东公立商务学堂和新式小学的改编与改制，最后于1958年接受政府部分津贴最终易名为商务国民型华文小学。

五福书院的创办，开启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大门，推动了华文教育在海外华人社会当中的开展，在海外形成了系统性、结构性的文化传播体系，培养了大量华文作家，生产出璀璨的文学作品，呵护了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

与此同时，华文教育的开展，为华文报纸提供了读者。许多华文报纸在新马创办，自第一份华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办开始，不断有华文报刊出版。在马来西亚，《华洋新报》《屿报》《槟城新报》《广时务报》《南洋时务报》《槟城日报》《吉隆坡日报》《光华日报》《四州日报》等华文报刊的出现，哺助了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在新加坡，《叻报》《振南日报》《日新报》《总汇报》《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南洋商报》《星报》《星洲日报》《民国日报》《星中日报》等既在狮城发行，也在马来西亚销售。这些华文报刊为配合华文教育，开设了教育专版和文学副刊，为华文中小学生提供了课后练习题，传播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华文报纸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通过新颖的内容编排，图片化学习内容，故事化知识点，使学生在获得知识之余，还收获了一份愉悦。由于专刊的学习内容设计别致，富有情趣，生动活泼，许多学生因此把专刊保存下来，把它作为成长路上一份珍贵的礼物。教育专刊就这样陪伴学生的成长一路走来，配合华文教育的发展。华文报纸通过出版教育专刊，提高了其在华人当中的认同感和号召力，如《光华日报》开设的教育专刊，不仅受到槟城华人学生的欢迎，而且也使得该报在槟城深入人心，提升了品牌形象，培养了大量忠诚度很高的受众，可谓一举多得。

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参加《星洲日报》举办的讲座

二百年来的华文教育历史，洒满了血泪与汗水，写尽了沧桑与痛苦。可以说，每一步走来，都步履蹒跚，如履薄冰，但咬定青山不放松。许多华文教育者坚持、坚强、坚定守护着华文教育，书写了一段海外华人没有华文教育，华人就没了根，也就没有精神家园的教育奋斗拼搏史。

抗战时的华文教育与抗战文学

1920年至1942年日本入侵马来西亚之前，华文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这也是导致英国殖民当局加强管制华文学校的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文学校学生人数几乎是英国殖民者创办英文学校的学生人数的两倍。大量接受华文教育的学生不仅增强了华人社会的向心力，也培养了大量华文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华文报纸的读者，也是文学作品的阅读者、创作者，由此推动了南洋抗战文学的发展。

1931年七七事变之后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大量南来作家进一步推动了新马华文教育和与此相适应的华文文学的发展。例如，1938年底，郁达夫接受《星洲日报》的聘请出任文艺副刊，悉心编排《繁星》《晨星》等副刊，使《星洲日报》副刊成为海外抗日文学的重要阵地。

《星洲日报》副刊

与此同时，郁达夫还应聘兼任马来西亚槟城《星槟日报》文艺副刊的顾问，把副刊办成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战副刊”。当时郁达夫多次撰写文章在《星洲日报》《总汇报》《星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坚定海外华侨华人抗战必胜的信心。例如，1939年1月1日，他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政论《估敌》，对日军的动向和虚弱的本质作了精辟的分析，树立起华侨华人的信心。

1939年秋，为了抗日救国这个大局，《星洲日报》和《总汇报》老板胡文虎聘请共产党人乔冠华南来新加坡担任《总汇报》的主笔，在南天酒楼为乔冠华设宴接风，抗战情绪十分高昂。当时的新加坡有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由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生产大量的抗战檄文。由于当时中国抗日局势的紧张，在这时期出现的副刊杂志多强调抗战救亡，并祈求通过文章来唤醒读者对抗日军的支持与同情，甚至要求海外华侨给予中国军民的援助。

在培养人才方面，郁达夫强调副刊编辑“不必自负为人师，不必自夸为先进。总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开风气，亦顺潮流，离朝代不能太远，提问题不能太高，实事求是，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种对投稿者极其负责认真的态度，激发了投稿者的创作激情，培养了许多有潜力的年轻作家。经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就有不少在他帮助下成为著名作家的人物，如诗人冯蕉衣和五十年代曾编过《郁达夫南游记》的温梓川、苗秀等。

在抗战时期，文人不留在中国协助抗战，而纷纷离乡他去，这种行为引起诸多争议。在1937年底，《南洋商报》就曾经发表多篇作品讨论这个问题。如槟城《槟城日报》副刊《野风》所发表的“飘定”的文章《南洋不是安乐窝》，认为在中国抗战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极尽国民的责任，为祖国作出贡献，而文化人在认识上比之没有知识的人士对问题的看法会更加的清楚，因此更有需要参与推动抗战的工作，以及领导民众参与这类的工作。因此，不能逃避责任离开中国南来避难。他甚至表示：一些南洋的文化人为了祖国的灾难，经已北返救国，或者正在准备北归。南来文人参与华文教育与华文报纸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支持抗日的积极做法，更何况在华文报纸进行政治动员，调动华侨华人的抗战积极性、主动性，也是有利于中国的抗日事业。因此，新马华侨华人对南来文人的批评过于苛刻，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日本侵入新马之后，华文教育随着南洋沦陷而处于关停状态。日军鉴于南洋华侨华人对中国军民的支援，而对他们产生仇恨心理。华文教育在1942年至1945年日治时期因此遭受重创。许多华文学校的老师因参与抗日活动而惨遭迫害甚至被屠杀，华文学校的日常运作由此停滞下来，一些华文学校被摧毁。

二战结束后的华文教育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文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各地华文学校学生满额运作，新开的华文学校不断涌现。1946-1957年，华文学校的数量从15家增长到60家，学生人数从4508人上升至49536人，教师由194人大幅扩充到1141人。

为维护华人学习母语的权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华人和华人社团投身于华文教育的事业当中，或捐资助学，或奔走于华文教育的最前线，以生命书写华文教育的抗争史，例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毕生从事华文教育，争取华人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因此被剥夺公民权，甚至被捕下狱，分别被华人誉为“族魂”、“族英”。

林连玉（1901年8月19日-1985年12月18日），出生于福建永春，他一直致力于维护马来西亚华文母语教育，积极争取将华文列为马来西亚官方语文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谈起华文教育，就不得不提“董教总”的功能与角色。它由华校董事联合会和华校教师会总会组建而成，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宗旨是致力于发展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维护华校生存、发展和权益，谋求华教同仁的福利，为华文教育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华人社会、华商出钱出力，支持华小和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如1955年1月，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在马六甲陈祯禄私邸与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巫统（马来人组织）领导层会谈，以自治选举前不提华文列为官方语文问题为条件，换取联盟答应若执政将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重新制定对各族群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并增加拨款两百万马币给华文中小学，从此奠定了董教总代表华文教育的地位，被华人戏称为马来西亚的第二个教育部。

林连玉在1961年3月15日教总工委会会议致词剪报（图片来自网络）

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重返马来亚，但面临殖民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政府不得不向马来人妥协，制定“马来西亚联合邦”新宪法，出台《巴恩报告书》，确立马来人全面优先的特殊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应颁布一系列“教育马来化”的法令和政策，无形之中给华文教育戴上了镣铐。

按照《巴恩报告书》，马来西亚政府可以用国民学校取代华文学校，用英文马来文教育消灭华文印度文教育，由此可见，《巴恩报告书》一旦实施，华文教育必将寿终正寝。这个教育政策由此受到华侨华人的极力反对，抗议声四起，华文教育工作者团结起来，通过“董教总”与其他华人社团向英殖民政府以及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表达诉求，但马来人控制的政府强力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白皮书》《1996年教育法令》，促使华人社会不断起来抗争。林连玉也因为多次带领华人起来抗争而被褫夺公民权。

1987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陆续指派不懂华语的马来人出任50多家华文小学校长、副校长等职位，激起了全马华人的强烈抗议，沈慕羽与政府多方交涉，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87年10月11日，沈慕羽召集3000多位华教人士，齐聚吉隆坡天后宫举行抗议，要求调走不谙华语的老师及校长，否则全国华校举行全国性罢课抗议活动。

在压力之下，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同意沈慕羽的要求，即华文小学的副校长必须具备初中或以上的华文水平，课外活动教师必须会讲华语。然而，华文教育工作者的抗争却引起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不满。1987年10月17日， 马来西亚执政党属下的巫青团在吉隆坡拉惹慕大路体育场举行集会，个别人士高举马来短剑，叫嚣道，“要用华人的血来洗这把剑”，随后引发马来人与华人的冲突，造成种族骚乱。政府随后采取“茅草行动”，强力弹制纷争，取消《星洲日报》的出版执照，把沈慕羽下狱。

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尤其受到华人的重视，任何有悖于华文教育的举动都会引起华人的强烈反弹。例如2012年6月2日董教总代理主席邹寿汉公开一份文件内容，证明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在1995年基于团结原则在国阵达致协议，决定维持现状不承认统考。报纸所公开的有关文件是马来文版，但经人翻译成华文版，清楚表明华文教育处处受制的原因，是因为马华公会与政府签定协议所造成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借此质疑马华公会的做法：华教是属于全体华社的，马华公会无权擅自当作交换条件，呼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不要将全体马华百万党员典当华人的利益。此事一经《星洲日报》报道，顷刻在华人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使国阵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中面临流失华人选票的危机，马华公会也因此失去华人的支持。这说明，华文教育之所以能够保存得如此完整，除了许多热心华文教育的人士不断奔走呼吁和抗争外，还与华文报纸的新闻报道与强力维护有密切关系。

《星洲日报》的宗旨

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甚至有时相互攻击，但是在维护华文教育这个课题上，所有的华文报纸都扭成一股绳，抗争政府对华文教育的不公平政策，并因此触发华人社会的舆论反弹。政府鉴于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响，在很多时候都不得不重新调整华文教育的政策，以缓和种族矛盾。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为了获得华人的选票，以及鉴于华文教育得到世界教科文组织的认可的现实，也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马来西亚政府有所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允许华人创办独立大学。华文大专院校由此得以成立，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以及韩江学院等纷纷建立，标志着小学、中学、大学完整的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得以体系化，形成了遍布各地的国民型华文小学（以华语为媒介语，是教育部和董教总联合管理的小学，校地权多属于董事部，家教协会联合治理）、国民型华文中学（以马来语和英语为媒介语，华语作为形式上的媒介语，由教育部、董事部和家教协会联合管理，半津贴学校，是由华文独立中学改制而成）、华文独立中学 （以华语和英语为媒介语，完全不受政府的津贴，由董教总在教育部的法令下全权管理）的华文教育体系。

在韩江学院留影

由于华文独立中学没有接受政府的收编，因此要自筹经费，财政压力沉重，但是却得到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面对学生人数暴涨，校舍狭小陈旧，设备欠佳，需增建校舍，充实设备，可是却缺少经费的困难，华文学校时常向社会人士筹款。为此，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向社会募捐。如《南洋商报》、《东方日报》、《诗巫日报》等每逢报社周年庆典之日，都会捐赠款项给当地镇一级的华文中、小学，以示对华文教育的重视与支持。《光华日报》每年举行全马范围的巡回慈善活动，为华文教育筹款。一些报纸还与商家举办活动，向社会募捐到大量经费。如《星洲日报》自1994年与啤酒商老虎（Tiger）合作，为华文教育募捐，截至2000年筹集7700万马币（1马币相当于2人民币），捐给224间华校。2000年，该报与老虎（Tiger）举办慈善义演创下佳绩，成功为全马17所学校筹得将近2000万马币，缓解了这些学校经费不足的压力。华人也踊跃向华文学校捐款，戏称一生要向两个机构缴税，一是向政府缴税，二是向华文学校缴税。这些事例说明，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支持已经深入骨髓，变成了整个华人社会的共同行动。

《星洲日报》设立捐资助学摊位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延续

经历了多重磨难与众多华文教育志士的奔走抗争，以及华人社会的鼎力支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得到长远的发展。2021年3月，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马来西亚目前共有1301所华文小学（华小），在校生总数截至2021年2月为507,177人。报告指出，和2010年相比，新增或恢复启用的华小达11所，停办的华小1所，总计华小数目增加了10所。在校生数目则相较2010年时逾60万人下降了15.92%。有超过90%的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到华小接受基础教育，反映了华人对母语教育的重视。华文小学吸引其他族裔的学生，占比从2010年的11.84%提高到2020年的19.75%。华文独立中学有61所，华文大专院校3所。除此之外，还有153所国民小学提供华文课程，78所国民改制型中学设有华文必修课程，24所寄宿中学向马来学生提供华文课程，16所师范学院开办中小学华文教师培训课程，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国民大学等国立大学也设有中文系，其中马来亚大学还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所。全国就读华文人数超过20万人，其中华文独中在校学生6万多人。近十年来韩江学院、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得到政府的拨款，有所发展。除了三所华文学院外，还有一所是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创办的大学：拉曼大学。拉曼大学主要用英语授课，因此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不把它归入华文教育行列，但是该大学的确为华人提供了深造的机会。

韩江学院课室大楼

华文已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要语言之一。全国华文报纸共有13家，国家新闻社提供华文资讯服务，国家电视台开设华文新闻频道，播放华语影片，Astro卫星电视设有多个华语频道。华文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如艺人梁静茹、杨紫琼、曹格、光良、戴佩妮等，著名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等人，都受过华文教育，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华语。在中国各种综艺节目也常见马来西亚华人的身影，如年轻歌手李佩玲等参加“中国好声音”的竞赛，一首“我知道你很难过”唱哭那英。

如今的华文学校包容性、种族多样性甚至文化多元性都超越了国民学校。华文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吸引了大量来自其他种族的学生。然而，华文独立中学由于被排除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毕业文凭无法得到政府的承认，因此无法参加国家公立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只能在毕业时参加由教总统一组织的独中统考，迫使大量从独立中学毕业的学生只能赴中国和新加坡留学，也因此导致马来西亚大量流失人才。

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水准，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肯定，不仅承认独立中学的文凭，而且免试汉语考试申请中国大学留学。受过母语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爱护自己的母语与中华文化，并把自己当做是龙的传人。

华文教育的历史犹如一次长时期的文化苦旅，是早期华人移民社会面对马来人及西方殖民势力两面夹攻下自行动员华族力量，以回应外在挑战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教育的抗争史。这种带有“文化抵抗”性质的文化运动，使华文教育具有传承民族文化、凝聚华人族群意识和集体认同的重要功能，由此奠定了其在华人社会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由于历史和种族的因素，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文教育仍采取多种限制政策，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比较敏感，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课题。例如人口仅马来西亚总人口不到23%，但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却有8位甚至9位来自华人；例如2020年马来西亚排名前十的富豪有9位是华人，前2名均为华人。华人总财富继续增长，比2015年增长了58.8%，在富豪榜排名前十位的九名华人富豪财富总额在前十名富豪财富的比重上升了20%。与2015年相比，2020年在马国前十二位的富豪榜中，十名华人财富总额占当年马来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上升，占马来西亚国民生产总值从0.100%上升至0.145%。这说明，华人的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出现资本越来越向华人流动的新趋势。

面对财富差距，政府希望在教育层面提高马来人的入学毛率，以改变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因此坚持实施固打（按种族人口比例分配学位）制，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不以分数为录取标准，而是按种族比例分配，导致许多品学兼优的华裔子女被国立高等学府拒之门外，难以获得政府奖学金而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留学，结果成为其他国家极力纳入的人才对象。在2006至2016年宣布放弃马来西亚国籍的56576人中，49864人是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学生特别受到新加坡的欢迎。曾有一位马来人高官因为身体有小恙，到新加坡医院检查身体，一问起，他才知道主治医生来自马来西亚，因为无法入读国内大学而无奈接受新加坡政府资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之后成为顶级医生，一时默然许久。

马政府长期致力于马来语成为唯一教学媒介语的努力，以达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马来民族），一种语言（马来语），一种文化（马来文化）”的教育愿景，对华文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天花板效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客观而言，马来西亚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相对开明和包容，但是之前制定的约束性政策，导致华文教育的资金和师资不足、文凭不被承认等诸多困难。展望未来，拥有良好基础的华文教育，在华人社团和华人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下，特别是随着中国不断发展的趋势下，中马关系良好发展，华文教育的代际传承仍有美好的前景，中华文化的种子可以继续在华人社会生根发芽。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文中插图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