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新：疫情后，东盟城市的旧问题与新挑战

澎湃新闻记者 李麑

制图：冯婧

提及东盟，很容易触发一系列关键词联想：海岛、沙滩、水果，还有旅游目的地国家、劳务输出地、新兴经济体、强国“软外交”……

近十年来，这里还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区域，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密不可分。它会是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吗？年轻的人口结构会让它成为新的消费市场吗？

火热的建造已经开始。2019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开通了第一条地铁线，眼下他们还计划在加里曼丹岛打造新首都。

但另一面，东盟的城市也积累了各种都市病，交通拥堵、缺少保障的流动性劳工、环境恶化。2018年，26个城市加入了一个名为“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计划，希望通过利用高新技术回应甚至解决都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然而，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改变？新冠疫情是否意味着会让改变发生变数？

我们将通过数篇文章走近东盟城市，了解东盟城市。本文为第一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士新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从城市化的角度观察东盟？

周士新：许多中国人是通过旅游走近东南亚的，这里有海岛风光，也有佛教、伊斯兰文化。但人们往往会视而不觉，近些年这一地区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201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过一份报告《东盟城市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转型：一种资源视角》，大胆预测，到2050年，将有2.05亿人口迁入东盟各国的城市，这将带来一批中小城市的崛起。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东盟各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正是由城市推动的。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都市病已经显现，交通拥堵、空气和水污染、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城乡差距拉大等等。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暴露出许多长期存在的“旧问题”。

澎湃新闻：区域性的人口流动是东盟地区的“旧问题”之一吗？比如新加坡疫情的转折就出现在外籍劳工宿舍，这里也被认为是新加坡的防疫盲区。

周士新：人口流动也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它既包括跨国流动——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比如家佣，也包括在一国之内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

我们曾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调研，见到了那里的跨城打工者。“摩托车大军”每天清晨涌入金边，到了晚上又退潮，回到周边的城市和农村。城市基建没有跟上，没有地铁，公交车运力也很有限，方便、快捷的摩托车变成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城市交通的特色。

但这些流动的劳动力大多从事的是非正规经济，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疫情前就是如此。（编者注：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东盟地区60%的外籍劳工从事的是非正规经济）

这在疫情期间成为大问题。东盟各国出台旅行禁令，限制出行。非本地劳动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留在异国他乡，疫情期间无法工作，手停则口停。他们也往往糟糕的居住条件。如果冒险返回家乡，一路上也面临可能感染的未知风险。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问题。

新加坡外籍劳工的集中式宿舍成为防疫盲区。图源 Getty

澎湃新闻：您也提到了另一个问题，东盟地区许多城市的基建相对落后，“摩托车上的”东南亚导致了许多交通问题。

周士新：确实，对于东南亚居民而言，摩托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几乎人手一辆。它能适应东南亚的山地地形，也很便宜。我们和一些东南亚的学者讨论时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摩托车能说明一座城市的活力，但它也会限制城市的未来。

已经有一些城市在试图改革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印尼首都雅加达。雅加达人口超1000万，首都圈大雅加达区人口约为3000万，它是东南亚最为拥堵的城市。（编者注：根据交通数据咨询公司INRIX的统计，2019年雅加达位列全球“堵”城第16位，每个雅加达司机平均每年需要在堵车中浪费150个小时，位列全球第11位。而据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班邦·布罗佐内戈罗表示，拥堵会带来每年100万亿印尼盾的经济损失，约合474亿人民币）

有趣的是，早在1970年代，日本就曾考虑在雅加达援建地铁系统。1985年，印尼前总统苏哈多也曾提议在雅加达建地铁。但雅加达的“地铁梦”被一再推迟，期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国内财政压力等。直到2013年，一期线路才正式动工，最终第一条地铁线（南北线一期）通车是在2019年4月。（编者注：雅加达原计划于2019年启动地铁二期建设，后因土地使用权问题被推迟。）

地铁之外，道路整修和扩建也是问题，在许多东南亚城市，房屋属于私产，拆迁安置都难以大刀阔斧。雅加达之外，金边、老挝首都万象以及越南首都河内，许多城市都想推公共交通，但都遇到类似问题。

柬埔寨摩托车上的一家四口，这是东南亚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图源 Pixabay

澎湃新闻：2018年东盟提出的“智慧城市网络”如何回应这些都市问题？

周士新：智慧城市网络的正式提出是在2018年，但在此之前，一些国家已经有许多关于智慧城市的建设计划。

比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工业4.0就是他们的发展重点。包括印尼在加里曼丹岛上即将建设的新首都，也定位为智慧城市。

当然，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新加坡。此前他们经过了十年的智慧城市建设，2014年公布了升级版的“智慧国家2025”。新加坡利用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提出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计划，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东盟26个试点城市加入其中。

这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发展，但它能否解决眼下问题还有待观察。毕竟，各国、各个城市在其中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东盟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澎湃新闻：您曾分析东盟国家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四种不同阶段和需求，具体有哪些？

周士新：第一种是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阶段，比如柬埔寨、老挝、缅甸。他们需要解决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比如，柬埔寨正计划改善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效率，缅甸关注住房及综合性大学等教育设施的建设，而老挝的智慧城市项目涉及湿地修复，建设绿色空间等。

第二种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发达经济体。新加坡已经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东盟智慧城市网络计划中，新加坡提交了两项智慧城市项目，电子支付和国民数字身份。新冠疫情期间，他们也将数字技术应用于防疫措施中，比如通过手机蓝牙识别近距离接触者。（编者注：即3月底推出的应用程序Trace Together ）

新加坡的Trace Together应用程序，利用蓝牙技术

还有文莱对水村的改造，既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有新的目标定位——一个具有大型商业中心的宜居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它将成为斯里巴加湾市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较发达阶段，比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马来西亚、泰国。2018年，吉隆坡市议会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改善城市交通状况，阿里巴巴参与其中。

而泰国也与戴尔和英特尔等公司合作，促进医疗旅游业发展。中国游客熟悉的普吉岛成了泰国智慧城市的一个试点，过度旅游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交通拥堵以及海洋生态破坏。普吉岛计划通过道路监控、车牌识别系统绘制岛内人口密度和游客动向。但“智慧普吉”还需要时间。

第四种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发展阶段，包括印尼和越南。先于东盟的智慧城市网络计划，印尼已经提出过“100个智慧城市”的设想。

越南则与日本合作，在河内北部打造智慧新城，投资规模达42亿美元（约合287.4亿人民币）。此外，河内还对交通进行了数字化改革，包括智能交通中心、智能泊车、在线车辆登记和电子牌照系统。胡志明市也在计划建设一个综合应急响应中心，配备视频监控系统、计算机辅助绘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等。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打击了全球旅游业，而旅游业也是东南亚的重要产业。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报告评估了新冠疫情对全球旅游业的影响，其中泰国被列为受创最重的国家之一。乐观估计，今年泰国的GDP将损失9%，约477亿美元。受经济影响，这些关于智慧城市的设想和计划会出现变数吗？

周士新：还记得前面提到雅加达一拖再拖的地铁吗？财政状况影响大型建设项目。东南亚经济依赖旅游和贸易，近些年其经济增速一直保持5%以上，一些国家超过5%，但受疫情影响，今年将跌破这一数字。（编者注：8月，东盟各国公布了第二季度数据，相比去年同期，新加坡GDP同比下跌了13.2%，印尼同比下跌了5.3%，为近二十多年来的首次经济收缩，菲律宾则为16.5%。）

即便没有疫情，智慧城市这样的计划也很难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人才也是另一块短板。

疫情后，东盟地区的经济恢复面临不小的压力。6月，新加坡开放了中新双方的商务和公务人员开通了“快捷通道”。泰国、印尼等国已经迫不及待重启旅游业，打开国门吸引外国游客，但消费者能否对旅行的安全性重建信心，如何确保公共卫生安全，这些都需要时间。

眼下，东盟区域内一些问题可能更为紧迫，比如失业和贫困。

与此同时，如果隔一段时间，我们再回顾、比较一下，部分东盟城市的发展可能会让我们又不得不惊叹。

责任编辑：冯婧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