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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者的思想结晶。“中国文化三部曲”之刘梦溪论文化张力。文史大家刘梦溪对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的深思，高度提炼传统的本质，使传统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生活建立有效联系。
2017中华文化人物、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凝结50余年深研和传播中华文化之精髓汇集一书，探讨传统的特质：传统不是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松散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是充满活力和张力的文化综合体，承载着历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随顺时俗俯仰，是中华传统天然生就的品格。为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对接提供了可能性。
2.不拘泥于既定思维模式。抛开传统与现代的纷争，立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新诠释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价值，为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方向。
作者打破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从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事出发，如建筑、城市建设、礼仪、伦理，甚至用餐、穿衣、交谈、取名等，谈传统文化的重建，延续中华文明的命脉，细致入微，贴近读者，不生涩不别扭，启发性强。
3.一针见血。洞悉当今中国面临的非常现实也是非常根本的文化危机，即传统无法传衍的危机，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追寻危机产生的根源。
从信仰、家庭、血缘等角度，如儒释道各派思想和人物的升沉进退、家庭抵御瓦解异质文化侵袭发挥的堡垒作用、血缘家族作为最佳社会网络对传统的凝结作用，指出中国文化中弱化外在权威、轻慢信仰的特性，既有理论高度，又结合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深入民族文化的根部追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贯通古今，充满终极关怀的信仰精神。
4.观点新颖。构建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回应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如何延伸的问题。
唐代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晚清大变局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五四精英和传统决裂，作者从每个时期政治、经济结构出发，构建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解读各种社会现象，分析中国文化应如何融入世界、融入到哪里去等问题。入木三分，引人深思。
5.根植传统，面向未来。充满活力与张力的中国文化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揭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面对文明冲突，不同于某些学者强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刘梦溪指出，无视人类的“同”，夸大人类的“不同”，是学术的误区，更是思想的陷阱。中国传统价值观可以打通异质文化的隔阂，化解人类生存危机。逻辑严密，醍醐灌顶。
6.视野宏大，博古通今。传说、故事、信仰、文献、理论研究相结合，打通历史、文学、经学、伦理、美学各领域，联系当代社会现象，多维度阐释中国文化的张力。
从儒释道的发展变迁，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衣冠服饰家庭伦理，到对传统的反思，作者从现实、历史、典籍、游历等多角度多层次纵论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有生动曲折的传奇故事，又有缜密严谨的理性分析，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张力。
【作者简介】
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领域涉及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韩文版，2015）、《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陈寅恪的学说》（2014）、《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新加坡青年书局，2014）、《马一浮与国学》（2015）、《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2015）、《红楼梦的儿女真情》（2016）、《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2017）、《七十述学》（2018）等。
【目录】
第一篇 传统的理念
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
传统的误读
传统与记忆
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信仰与传统
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
国学与传统文化核论
第二篇 文化与传统
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文化学视野下的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中国文化给出了人类麻烦解决之道
文化融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
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
贾宝玉为何替孔子背书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
第三篇 传统解故（上）
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
孔子为何寄望“狂狷”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韩文版序
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
读《漫述庄禅》致李泽厚
阳明学的性格
明清易代与士人之出处大节
士人的狂者精神在清代的敛退
白鹿洞书院访学记
第四篇 传统解故（下）
“以色取人”与古代的男宠
梁武帝的佞佛与大度
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开放
魏晋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从曹操的“ 求才三令”说起
魏晋士风——从“ 竹林”到“ 田园”到“ 禅林”
宫廷文化与时尚——“紫禁城论坛”上的发言
《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
《红楼梦》与文化传统
第五篇 传统的反思与重建
重建对文化传统的敬意与温情
大学之道与“止于至善”
衣冠服饰与家庭伦理
古籍今译不应大力提倡
不赞同公私学校施行跪拜礼
一国之内也应尊重文化差异
读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两书
读孙机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书后
第六篇 现代学术与传统
现代学术背景下的大师与传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现场全记录
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现代学人的性情与信仰
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陈寅恪家族的“优美门风”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钱锺书的学问方式
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
序言
中国文化的张力
——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人一直以来的期待。但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范畴，以前并不这样笼统的标称，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这一部分的内涵加以标称。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都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个具体领域，或一个方面。把传统文化单标出来，是对传统和现代做了一个区隔。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曾经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模式的“五种生产方式论”，学术界现在不再使用了。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而且被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延伸有两千多年，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那么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社会形态而言，应该做怎样的描述和区分呢？在一时找不到划分的准确概念标识的情况下，先以传统和现代做一个二分，是有道理的；尽管认真说来，对社会形态做这样的大分隔，在学理上会有很多遗漏，不是学术研究的最可取的方法。
只就传统文化来说，其内涵也是浩如烟海，宽博无垠。大量的文本典籍是传统文化中非常突显的部分。按传统的典籍分类，经、史、子、集四部类，每一部的书籍都多到不知凡几，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而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何况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不过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们是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同一个概念，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链，才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看不见的，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的从古到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中。经过学者的研究辨析，用学术理念加以透视概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传统文化得以构成和传衍的规则、理念、价值和信仰。中国由于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间社会发达，不仅有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成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形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的小传统。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如果说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态，道家和道教、佛教思想，则是在野的思想形态。儒释道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们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质，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
传统不是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松散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承载着历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随顺时俗俯仰，是它天然生就的品格。但当异质文化之水悄然进入这条河流的时候，日积月累的结果，经过相遇相熟到彼此吸收溶解的过程，固有的传统会因之增加或减少，直至发生变异。此时，传统更新的历史时刻就来到了。但更新不是废弃自我主体，而是在旧传统中增加了新养分和新资源。所以大文化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即使吸收西方的思想，也不应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由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融入，产生了宋明理学，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思想史家称之为新儒学。陈寅恪高度评价这一文化融会和思想合流的现象，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事因缘”。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唐以后更日趋明显，终于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奇观。追其缘由，主要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同时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礼记·中庸》提出，治理国家有需要遵行的“九经”，其中的一“经”即为“柔远人”，施行此一政策，能够收获“四方归之”的效果。东汉的佛法东传和明代的耶教来华，同为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见证；而汉唐两世的繁荣昌盛，则为中华文化这一精神品格提供了历史范例。所以王国维的《咏史》遥忆唐代的开放繁荣，写下这样两句诗：“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清朝的道光、咸丰以后的历史，所提供的则是这种精神旨趣反向的历史见证。凡是不肯接受异质文化流来流去，甚至拒斥外部世界互动的时候，都是国家情况不是那么美妙的历史时刻。传统是充满活力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化综合体，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应成为我们恒久遵循的法理轨辙。
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互为影响的，大传统须通过和小传统结合，来增加自己的辐射力；小传统则有赖大传统的思想凝聚与品质提升。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可是历史的一定时期，社会的精英人物一起站出来反传统，并且形成社会的潮流，传统也会因之发生断层。但时过境迁，人们又会自我反思，由反传统转变为自觉地接续传统。近一百年以来的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又到了需要自觉地接续传统和如何让传统成为当代文化与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历史时期。传统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文化典范来承载和传承的。文本经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遗存，里面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物遗存的熏陶，不失为现代人接受和连接传统的有效方式。和传统的因子连接紧密的大文化人，包括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学者，他们所具有的德范与风仪，和他们才华卓具的独创性的艺文杰作，能够起到为青年人提供精神模楷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文人物和他们的创造物，都能达致这一境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只靠猎奇和追求时尚的作者不足语此。
这里还须辨析传统文化和国学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不应该加以混淆。传统文化如前所说，是一个涵蕴多重的极为宽博的范畴。所以章太炎称之为“国故”，胡适之解释为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而国学所涉及的，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学术研究。20 世纪20 年代，胡适曾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但胡适的国学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采纳，甚至连“国故”一词，也遗落到一旁无人问津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所谓固有学术，指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中期的朴学（以考据为中心的学问）等。这样一来，国学便跟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等同起来了。显然经过如此定义的国学，只是一部分专业人士致力的领域，跟一般民众没有关系，甚至跟此专业领域以外的其他专业人士，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传统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果认为国学是固有学术，那么是指哪个历史时间段的学术？传统学术就其主脉来说，既有儒家的学术，也有道家和道教的学术，还有佛学的学术。那么是指哪一家的学术？以固有学术等同于国学，内涵和外延未免太过于宽泛了。而当一个概念的内涵过于宽泛时，概念本身的既定内涵就会流失。
所以1938 年5 月， 当20 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大儒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的时候，他给国学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定义。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 该摄诸学， 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 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还说，“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六经里面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学问系统，一个是价值系统。学问系统是很烦难的，所以治经学历来不易，只有少数专家才毕生沉潜其中。不仅是文本本身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小学的基础。由小学入经学，是古代治经的不二法门。所以清儒的口头禅是“读书必先识字”。但六经的价值系统则是面对所有的人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核心价值，可以说都在六经。特别是诞生最早的《易经》，固然是无可否认的占卜之书，但它同时更是中国文化论理价值的渊薮。
近年我从以《易经》为代表的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作为十三经组成部分的《论语》 《孟子》《孝经》里面，梳理抽绎出五组价值理念：一是诚信，二是爱敬，三是忠恕，四是知耻，五是和同。最后的一组“和同”，就是孔子说的“和而不同”。“敬”是人的自性的庄严，即自尊、自重、志不可夺。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就是“敬”，就是不可易、不可被夺的人的自我精神的庄严。我认为“敬”是一个终极价值，已经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事情不强加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道德金律。“知耻”是《礼记·中庸》里的话，原文是“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说知道这三者，就知道什么是“修身”了。耻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或缺的从心理到生理的一种感受。所以做错了事，说了不合适的话，有了失礼行为，会感到不好意思。孟子讲的“四端”中的“羞恶之心”，就是“知耻”。按孟子的说法，如果没有“羞恶之心”，人就是非人了。同样，其他三“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缺了哪一“端”，在孟子看来，也都不具备人的资格。所以我提出，“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
“和同”指“与人和同”。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互相交流沟通；不同的文化，可以对话互阐，可以跨文化沟通对话。《易经》“系辞”的两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把“与人和同”的思想概括无遗。《易经》的“同人”一卦，则是“与人和同”思想的全方位演绎。说到底，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价值。《周易》的“文言”有两句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试想，人生在世，何欲何求？无非是让自己修为得更好些，并希望事业有成，使成就感给自己带来快乐与荣誉。那么“进德修业”四个字可以说将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概括无遗。而“进德”靠的是“忠信”，事业有成靠的是“立诚”。与人相处，则靠的是“和同”，即“君子和而不同”，即使不同，也可以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我认为，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事实上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
六经中的这些价值理念，都是永恒的价值理念，永远不会过时。正如熊十力所说，它们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关键是需要让这些价值论理跟现代人建立有效的联系，使之成为每个人精神血脉的一部分。所谓传统文化进入教育环节，国学和教育结合，其精要之点，即在于此。价值教育是国学教育的核心，施行得体，可以补充百年以来施行的单纯知识教育的不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得明白：“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此段话的意思，一是说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德，具在六经；二是说《易》的地位最不同寻常，“与天地为终始”，是其他五“艺”之“原”；三是说由《乐》《诗》《礼》《书》《春秋》形成的五种专门学问，如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一样，在不同的世代会有不同的呈现。至于如何学习和研读六经，班氏给出了“玩经文”的三字诀窍。“玩经文”的“玩”，是欣赏、玩味的意思，绝不含玩耍之义。就是反复阅读、反复欣赏、反复研习六经的文本，其结果必然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易·系辞上》所说的“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也是这个意思。并不需要逐词逐句的背诵，能够理解六经文本的义理精神、“存其大体”就可以了。而六经对于玩味诵习者所能够发生的影响，也不在于日常的有用还是无用，主要是通过对六经文本的玩味、赏析、研习，受其熏陶，可以收到“蓄德”的效果。六经是德教之书，于此可以得到证明。
六经文本读起来不无烦难，但《论语》事实上可以作为六经的简要读本，如同马一浮所说，《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可以直接通“六艺”。孔子讲的道理，其实就是六经的基本道理，只不过通过夫子的言传身教，化作了日用常行，变得更为亲切、近人、易入。这是“四书”中另外的《中庸》《大学》 《孟子》，犹不能与之相比并者。《论语》是中国文化宝藏的宏明正学的第一代表，绝对堪称“思无邪”的传世圣典。传统文化进入教育，首先应该让《论语》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先选读，后全读，分级分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而且应该以诵读白文（不加注释的文本）为主，祈以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同样，学习国学，我认为正途也应该从诵读《论语》开始。
文摘
文化学视野下的文化和中华文化
我先就文化学理论的一般问题，讲几点概括性的观点。一是到底什么是文化，二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三是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四是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五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
一、何谓文化
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迎面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定义很多，20 世纪50 年代初，美国有两位人类学家，克拉孔和克罗伯，他们写了一本书，叫《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他们在这本书里列举出西方关于文化的160 多种定义。而在20 世纪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关于文化的定义更多了。我无法发明一个全新的定义，只能说我喜欢使用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我经常使用的定义是，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文化与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有关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看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完全相同，但又有很多相同的东西，比如他们也需要吃饭，需要穿衣服，需要行走，步行或者乘车……这些基本的机能方面和追求的目标方面，跟我们有很多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人类的生活。可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又跟我们不尽相同，吃的东西不完全一样，穿的服装不完全一样，生活习惯不完全一样。这些就是文化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联系起来之后发生的文化差异。
还需要了解一个问题，文化不是凝固的东西。假如说文化是一个结构的话，这个结构是松散的，充满了张力，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文化不能像石头那样可以搬来搬去，文化是水，它只能流来流去，不能任你搬来搬去。
二、曲折的现代化旅程
我这里讲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关注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把传统跟现代做了一个划分。从晚清到民国以来，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大体上是从传统社会往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到现在也没有完成。我们仍然是处在走向现代的途路上，我形容为“人在旅途”。
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努力。
第一次是在晚清的时候，主要是1860 年到1890 年这三十年，这是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等大吏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于是提倡学习外国的东西，办工厂，购买洋枪洋炮。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的一次初步尝试。为什么是1860 年？因为在那一年，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中国外交面临空前的危机，清朝才开始决定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认为自己即使不跟他们建立关系也无所谓。从1860 年到1890 年，三十年的时间，我是举整数，实际上应该到1894 年和1895 年。1894 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 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李鸿章辛勤建立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在当时，中国人的眼睛里日本只是一个小国，称它为“ 蕞尔小国”，就是像一蕞草一样的小国，但这个看法实际上不对。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一个强国。所以当时的清朝被日本打败不是偶然的。清朝本身不肯变革，腐败得已经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就这样由于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不仅辛苦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赔款巨额的白银，而且把中国的第一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一直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是充满了悲伤和眼泪的。
中国在历史上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是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从1927 年到1937 年经过十年的努力，现代化的建设有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政治、教育、外交各个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成绩，现代化进程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但是到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又被打断了，而且还是被日本人打断的。当然此前的1931 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走上了通往现代化的大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空前的，
每个人都享受到了实惠，同时为全世界所瞩目。但这次现代化的努力还会被打断吗？我在十年前第一次担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主讲嘉宾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背景是，日本的“右翼”活跃，而台湾当政的是陈水扁政权，美国有的政客也居心叵测。所以我提出了这次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是否还会被打断的问题。我觉得十年前我提出的这个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今天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醒和警觉，而且不仅需要有实力，还需要有文化的和政治的大智慧。
三、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的文化很多，首先是大量的不可胜数的文本经典，即存留下来的典籍，其数量之多，为全世界所仅见。单是乙部之学即史学方面的典籍，就多得难以计数。大家了解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这是所谓官修正史。还有历朝历代的纪事本末、系年要录，以及关于皇帝活动的起居注。此外还有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都是研究历史可以参照的基本材料。至于集部之学，更是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刊刻的文集，包括诗人、作家的集子，政治家的集子，军事家的集子。也有什么家都不是，但身为富商或官宦人家，有钱，有雅兴，也会刻自己的文集。这个从汉代算起一直到晚清，集部之书之多也是难以想象。何况还有大量的丛书、类书。清代中叶修《四库全书》，把中国传统的文本典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来编选，收书3500 多种，大约有八亿字。何况《四库全书》收的书并不全，没有收入的仍然难以计数。
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物遗存，包括地上的文物遗存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地上的例如各种类型的建筑，寺庙、佛塔、民居等等，地下的则是永远也数不清的埋藏物和发掘物。近百年以来文物考古者的收获难以想象，大量的宝贝从地下发掘出来。很多不是自觉的发掘，而是在现代的工程建设当中无意发现的宝贝。我想可以叫宝贝，其中不乏国宝的文物。宝贝全世界都有，但中国遗存的文化宝贝之多，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自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中国地上的文物遗存，哪个省份最多？应该是山西最多。地下最多的是陕西。河南也不少，湘楚地区，湖南、湖北，以及浙江，也多得不得了。这些大量的文化遗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贝，我们至今到各地旅游也好，或者有意识的到这些地方观赏也好，到处也可以看到这些宝贝，真令人感到惊叹。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的文本典籍，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的链条，它是由理念、规则、秩序包括信仰构成。文化传统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是一个精神脉系的长流，在民族文化的血脉当中由古及今地流动。
四、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文化传统可以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
大传统是指社会的主流思想形态，在中国来讲，主要是指汉以后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它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并没有居于特别显赫的地位。孔子自然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孟子、荀子继其后，但孔子、孟子、荀子之外，还有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管子、孙子、公孙龙子等等。孔子在世时很不得志，他的思想并没有被采纳，他只不过是一个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和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
到汉代前期，有另外一种思想很流行，叫“黄老之学”。黄是黄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老是老子，差不多与孔子同时的思想家。“黄老之学”主张无为，当政者采用此种学说来治理国家，成为“黄老之治”。在汉代主要指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政策宽平，与民休息，不折腾民众，社会氛围比较好，所以出现了繁荣、无为的“文景之治”。但是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是个所谓励精图治的皇帝，内外作为很多。在思想方面，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施行史家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占据社会的主流位置。这种状况直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大体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可以称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
但中国传统社会也不能说是儒家的一统天下。紧接西汉的东汉，佛教传来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产生了。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老子的和庄子的思想非常活跃，为很多士人所尊崇。这样一个长时间段，很难讲儒家还继续占据主流位置。当时盛行的思潮是玄学，他们反复讨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一个是“有”和“无”的关系。“名教”指社会的礼法秩序，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是儒家思想。“自然”是以老庄的思想作为依据，与“名教”相对立。当时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自然”派的代表，思想上“薄周孔”“轻礼法”。“有”“无”的问题是哲学命题，常人难以置喙。但魏晋那个时期，就是有一批思想家，像王弼、何晏、郭象等，长于思辨，越是高深的问题越感兴趣。他们争论得很激烈，也很有风度，玄学由此盛行。
隋唐时期，佛教大行其时，武则天就是有名的佛教信徒。不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仍然很大，孔颖达厘定注疏五经，所作《五经正义》成为儒家经典在唐代的新定本。
宋代的主要学术思潮是“理学”，以大儒朱熹为代表。但宋代的“理学”已经汇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他觉得朱子的“理学”未免讲得太麻烦，这“理”那“理”，他认为都可以归之一心，心外无物，所以叫“心学”。
清代的时候，主要是清中叶的乾隆时期，学术上有很大的发展，以考据学为主，也叫朴学或乾嘉汉学。
就主流思想而言，儒家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但其他的学术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位置。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历史事实。明清以后，由于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依据，儒家思想跟社会制度完全结合起来了，其主流地位更加牢固，所以可以称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信仰。儒家思想占据社会的主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另一个特征，则是民间社会发达，文化的小传统根深叶茂。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而且“家”置于“国”的前面。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的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契约关系作为社会的纽带。而家庭是落户在民间的，即使住在城市，也与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社会广大深厚，使得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很大的精神活动的空间，并不如以往的教科书讲得那样简单，笼统地把中国传统社会单纯地看作只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以为专制得让每个人都活得透不过气来。
如果说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文化大传统主要是在朝的思想，那么佛教、道教和道家的思想则主要是在民间。过去史学界解释中国历史现象，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范式，把社会的历史变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用这种理论范式解释中国历史，无法解释得通。一个是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另一个是被称为“封建社会”的那个阶段，从公元前21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的1911 年，竟然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