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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历史，是一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潮人群体秉承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埋头苦干的精神，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和辛勤劳动，为祖国建设和潮汕侨乡建设，也为侨居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元时代
“无可奈何炊甜粿，打起包裹过暹罗。”千百年来，潮人过番是迫于无奈，也是带着美好梦想的冒险选择。据《潮州志》记载:“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昔年帆船渡洋，一往复辄须经岁。”唐宋时，由于对外往来通商贸易的关系，已有潮人暂居海外的现象。潮人向东南亚移殖，能见到的记载溯自南宋：“潮州人之移殖泰国，约始于南宋末年。”（《泰国潮州会馆特刊》）早在宋、元之间，便有一些潮州人因战乱而避居东南亚各地。南宋灭亡前夕，潮州知州马发守潮州抗元失败后，义民遗官相率避难海外，其中也有一部分潮州人。元朝入主中国后，泰国的素可泰王朝三世国王坤南甘杏（史称敢木丁）即与元朝通好。应暹国的要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曾派遣陶瓷工匠到暹国制作陶瓷器，设窑于宋甲洛。现泰国尚留下不少遗物称为宋甲洛陶瓷。因潮州城自古盛产陶瓷，且对外往来较早，故元朝派遣的陶瓷工匠中或有一些潮州人成为技术移民。
中国早期的移民者
泰国的素可泰王朝
泰国的唐人街
明代
明代初年曾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禁令“寸板不准下海，点货不准入番。”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间，明成祖使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联系。此间海禁一度放松，当时的南澳称为“番倭互市之地”，饶平的柘林也为“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泊。”由于郑和接续出使南洋各国，海行无阻，于是闽粤沿海人民慕利群趋为商贩，来往海外通商贸易，因而移殖东南亚的潮籍华侨日益增多。这是早期的商业移民。
明代初年实行海禁政策
曾被称为“番倭互市之地”的南澳
饶平的柘林
明朝中后期，朝廷再度实行海禁。当时流入海上就被称“海寇”，列为清剿对象，官逼民走，拒民于国门之外。这就迫使前往海外通商、谋生的一些闽粤沿海居民，有家归不得而流居于东南亚各地，其中不乏潮人。据《明史》记载，明正统年间（1436—1449），潮州滨海之民“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明中期澄海人杨四，幼时与其父移居柬埔寨。魏源《海国图志》暹罗条记载有：“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潮人在暹罗的地位如此之高，非经几代人之努力难以做到。澄海人林道乾到达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定居。北大年的国王将女儿嫁给他，并“划其所属之地若干，使道乾率众居之。”（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他在当地建立了功绩，当地人民将北大年港改称为“道乾港”来纪念他。此外，在明末清初抗清斗争中大批潮人追随郑成功赴台，也是潮州移民史上不能抹杀的一页。
清代
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之后，沿海的明代遗民相率逃难海外，又促使潮人进一步向东南亚移殖。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实行迁界海禁政策，限粤闽沿海人民内迁50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支持，潮汕沿海一带成为“田庐荒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哭望大未”的悲惨世界，导致“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的沿海潮民被迫出海谋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台湾后，乃解除海禁。乾隆十二年（1747年）允许沿海商人领照到暹罗采购大米以接济民食，于是东南沿海的海运外贸兴旺起来，澄海樟林港成为入口米粮的集散地。樟林港海运贸易的发达，为潮人向海外移殖提供了交通上的方便，从此潮人得以自由出国，自十八世纪中叶，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出国谋生的潮人源源不绝，仅移殖泰国一地，“有史料可资考察者，为1782年至1868年，潮州一带乘红头船移入泰国者人数甚众。此一阶段约100年，华侨人数达150万人”。
据《潮州志》记载：“潮州地狭民稠，出洋谋生者至众，居留遍及暹罗、越南、马来亚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处。”《马来西亚潮人通鉴》提到：“潮侨出洋，初至暹罗，于暹罗创有丰功伟绩，拥有极大势力，人数最众，故暹罗遂成为潮州人之第二故乡。由此分散南下，有至苏岛之旧港、后移占碑及廖内各小岛，有至马来西亚之新加坡及柔佛。”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早年撰写的《潮州历代移民史》中写道：“至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岛者，为移民史一大事。据统计，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汕头出口共101261人，光绪三十年至民十二年，实际出口共52069人，就中以民六年73000人为最多。盖其时南洋橡椰有价，垦殖利多，商场畅旺，故州人咸趋之也。民二十八年，因抗战时期，人民及儒属避地南徙故，实际出口又越62233人。三十三年，州境沦陷，交通梗阻，其经揭阳县出口者仅20人耳。复员后，出口人数略有缺乏，外移之数，亦大不如前矣。”
潮人移民海外的一些特点
潮州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比莱佛士到该国开埠要早得多。1819年莱佛士租下新加坡，以里峇峇利（今皇家山）为总部，那里原是潮州人所拥有的甘蜜园。“据传，英人莱佛士未抵新以前，新加坡为一渔村，马来苏丹住于石叻门，有海阳（今潮安）人十余名，每受巫人残杀，乃由暹召集潮侨前来，居住于山仔顶，即今粤海清庙宫地。嗣有庵埠东溪（今仙溪）人王钦及王丰顺两人，首先航海来星，为潮侨领袖，建粤海庙（首建于1926年以前的新加坡华人古庙），创义安郡。”
粤海清庙
新加坡莱佛士雕塑
另据传记所载，曾被霹雳王聘为“顾问官”的许武安，1825年生于槟城，其父许栳合（祖籍潮安彩塘宏安人）早年在北马从事垦殖，成为北马华侨实业家。1850年前后任霹雳甲必丹的陈亚汉（祖籍潮安庵埠亭下村），其子陈成宝生于怡保，1845年已成为新加坡潮侨领袖。新加坡开埠后不久，被人们尊称为“佘皇帝”的澄海月浦村青年佘有进南来该地。这位知书达理的青年受到殖民当局器重，成为法庭陪审员。佘有进还是义安公司的创始人。
佘有进
早期的潮侨移殖安南（今印支三国），是不晚于暹罗、马来西亚等地的。民间相传“安南客、先过番”及“过番先去安南”之说恐有事实依据，因安南古代为中国藩属，关系较为密切，加上中国历朝更替，遗臣遗民逃难者不少。1820年柴棍（堤岸市前身）侨商已成立七府公所，七府即七帮，其中潮州帮名列第二位。各帮还自立会馆，潮州帮设立义安会馆。早期潮州帮华侨在堤岸主要从事茶业、米业生意，有的世代相传至今。相信早期潮侨向海外移殖的路径，初是先至安南、暹罗，后才至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而再播布全世界五大洲。
早期的马来西亚照片
潮人移民之所以能够在海外长期定居下去，融入当地社会，取得惊人成就并对侨居地和祖籍地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潮人移民的和平性质决定的。移民的目的完全为了谋生，别无其他政治目的与动机，也没有政府资助或政治后盾，完全属于民间自发行为。在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他们所传播的只是纯粹的技术，完全出于生活、生产和贸易的需要，而且这种传播是在和平友好、无意识和不自觉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