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毕生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李光耀

　　2015年3月23日3点18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世长辞，享年91岁。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6日，1954年他创建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担任秘书长。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后，李光耀出任总理。1990年李光耀虽宣布卸任，但他仍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并担任了新加坡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才完全退出内阁，其担任内阁阁员的时间长达52年。

　　为了塑造新加坡精神，李光耀在文化层面上创造了“新加坡人”。而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教育，而教育最基础的就是语言的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新型的民族国家，这些曾经经历殖民的国家普遍存在着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说：“一个新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统一人民的语言。”

历史洪流塑造李光耀的语文观

　　19世纪中叶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大浦县唐溪村。成年之后李沐文乘船“下南洋”。李沐文的儿子李云龙，即李光耀之祖父出生在新加坡。李光耀的父亲出生于中爪哇。所以到李光耀为止，已是离开中国的第四代人。李光耀的祖父是当时一艘轮船上的事务长，经常出海到爪哇或附近的岛屿，因此结缘于住在爪哇的李光耀的祖母。此外，由于当时英国盘踞于马来半岛以及李云龙供事于一个英国人，所以他相信英语应该是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语言。再加上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和母亲蔡认娘两人都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曾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交流最多的语言就是英语，此外，由于当时李光耀的家庭佣人会说马来语和爪哇语，所以李光耀对马来语和爪哇语也相对熟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李光耀还有曾经在英语和华语之间博弈的经历。那是因为其外祖母坚持李光耀应该与渔民的孩子一样，到一所私塾学校学习华文。但那里的私塾老师福建话比较浓重，而且还要学写毛笔字，这对李光耀来说无比艰难。故他又转向另一所比较正规的华校，这所学校不同于私塾，老师的水平不高，但同样让李光耀在全中文的环境中无所适从。最终，几个星期之后，李光耀恳求其母将其转到了一所英语学校，在那里他终于可以如鱼得水，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当时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念中学。中学入学后，李光耀为了能够学得一技之长，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而当时新加坡仍处于英国的管控之下，所以要专修法律，必须要有很强的英语基础。由于莱佛士书院良好的学习环境加上李光耀的勤奋刻苦，所以在那里他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甚至还获得1940年的安德森奖学金，该奖学金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奖学金。李光耀说自己是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之一。对于这段英语学习经历和英语的环境氛围，李光耀是很庆幸的，他说：“……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二战到来，日本挥军南下占领新加坡之时。李光耀说自己曾经因为不懂得日本说的话，不懂墙上所贴的告示，被打过一耳光。但是出于对日本人的害怕和憎恶，李光耀仍不愿意学习日文故而改学中文。毕竟华文是自己的语言，而此时的英文知识正处于无人问津之时。日本战败投降的第二年李光耀踏上英土，开始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涯。全英文的环境，使他有了英国式的标准节奏与口音，但在1948年回新加坡时，李光耀却发现自己失去了说马来语的能力。面对“语言能力会流失”的体会，李光耀说：“任何语言，一旦不用就会流失，就不会在你的大脑中即时自动显现，它可能仍藏在记忆库的某个角落，需要提示或复习才能把它找出来，就像在电脑键盘上按‘控制’键与‘F’键搜索一样。”

年轻时的李光耀

　　在伦敦求学时，李光耀曾经经常出入伦敦戈登广场一个叫中国协会的场所，该协会据他回忆是英国人用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资助的。参加俱乐部的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这里李光耀意识到华族文化失落的现象，并且使他产生了“一股不会讲华语或不懂华文的很严重的失落感”。而且据李光耀介绍说自己在伦敦求学时，英国人一般不把他当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人，而是认定他为中国人。《李光耀回忆录》记言，李光耀在瑞士旅游时，被酒店的柜员问到是否是中国人，当他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是来自新加坡时，柜员却回答说没关系，让他继续写自己是中国人。故而也再次加深了李光耀对自己是华人的意识。

重塑华语认同与双语政策起步

　　李光耀曾说：“我和妻子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都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为不懂华文而吃亏，我们深感从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价值观并不适合自己。我们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又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使我们感到不踏实，两头不到岸。”这种没有学到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的现象，使他感到迷失在了两种文化之间。所以为了避免后代陷入如此境地，李光耀开始将华语认同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之中。首先李光耀将自己的子女送入了华语学校。其次，这一时期李光耀开始萌生了从其律师生涯中打开通向政治大门的念头。再加上这时的竞选或政治活动也显示了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在新加坡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占据多数，但是他们与接受英文教育的政治派别或党派关系淡漠，彼此独立。于是1954年李光耀等人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誓言“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但李光耀仍因自己华语的捉襟见肘使他不能够聆听来自大多数华人的声音，也使他在1955年面对民主党候选人蓝天的挑战时显现窘态。不过自此李光耀学习华文的动力才更强大。再者，1954年5月，因马来西亚大学学生在杂志《华惹》发表煽动言论，8名大学生被逮捕。华校学生请求李光耀替他们请布里特办案。这一次与华校生的接触，使李光耀认识到华校生们卓越的组织能力和严明的纪律性、鲜明的目标性，而这些正是英校生所不具备的。此外通过这一案件也使他认识到殖民地政府对移民社群排斥，使华校在自生自灭中滋生了对社会的怨恨。所以拉拢华校，拉拢这些与英校生和马来人所迥异的有着坚定信仰的人群，李光耀认为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关键之一。

　　1955年福利车厂暴动，引起当政者开始考虑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迈开了双语之路的步伐。该事件的缘起是在1955年4月福利巴士车厂工人罢工，229人被开除。5月12日清晨5时左右，当50名工人阻止巴士驶出时，引起了警方与工人之间的直接对峙。当天下午，学生、罢工工人与警方又发生了混战。晚上的时候情况更是趋于恶化，暴乱之中一名警察丧生，一名华校生被打死。政府参与处理时，面对附加了有条件的停课令，学生们又发起了静坐示威。面对诸多事端，政府成立了“立法议员各党派委员会”来调查华校情况。1956年教育部长周瑞麒，说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是政治方案，虽然从教育角度来说不然。但是当时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是为了在各种族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尽管当时的报告书提出了很多建议，但真正落实到点上的却很少，直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提出了党的教育政策，其中包括“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源流，四种语文都是官方语文；推广双语教育；四语文源流学校合流，以英文作为主导的共通语；教育必须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由此双语政策终于开始起步。

　　李光耀说，1959年以前，新加坡多元种族的人民就好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虽然近在眼前，却是被分开来。1958年，人民行动党刊载的《教育政策问题的国家路线》一文中也指出：“教育政策的基本准则，归根究底是源于政治目标和立场。”据此，李光耀也说如果政治立场是以种族为本，那么教育政策就以种族为出发点；如果政治立场是以国家为本，那么教育政策同样反映这个立场。这为新加坡的教育之路蒙上了政治色彩的基调。

　　但是新加坡奔向双语之路的进程中又分为了两个阶段，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是双语教育政策的节点。坦率地讲，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希望政治干涉教育太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政治紧密相关。新加坡独立前，当时的领导人是极力希望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所以起始新加坡将马来语定为国语。同时新加坡的教育方针也主要落实到了要求各种族平等，要求各种族的教育与语言平等，要求新加坡所有公民就学和就业的机会平等。如此才能使不同源流的教育体系统一，才能够用“共同的国家观念和衡量事物的共同标准”教导民众。但是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虽然这不是新加坡自愿的，但这突如其来的突变既改变了新加坡的国家发展道路，也使得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出现了新的转变。而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多半而又处于马来世界的小国，李光耀在震惊变化如此之快之际又开始了考虑新加坡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形势逼迫下，李光耀等认为新加坡既然是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那就必须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华语还是马来语还是其他语言，都不能够团结不同种族的人民，只有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才能有“好日子”。但是“学习母语，还附带了解自己种族文化历史，建立文化底蕴，能在人前信心满满，有了抬头挺胸的底气的作用”。李光耀说：“我们的双语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一以英文为谋生工具，二通过母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

　　现实和理想有时候并不总一致，所以在1975年国防部针对受英文教育、中四会考及格的国民服务人员的英文识字水平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能够真正应付日常英文的人仅有11%；此外另一项英文程度测验也发现，英文源流的学生及格率64%，非英文源流的却只有4%，这样的成绩在近二十年的努力面前是苍白失色的。

曲折中前进的双语之路

　　针对教育上取得的不光彩的成绩，李光耀进行了进一步改革。首先他亲自执掌教育部，并请当时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吴庆瑞协助。1978年吴庆瑞兼任教育部长，1979年他拿出了《吴庆瑞报告书》。李光耀说，这次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报告书说：“今后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华文、马来文、淡米尔语）稍有降低的制度。”由此最终确定下来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体制。1984年教育部宣布从1987年起，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都要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同一源流。特选学校是新加坡教育史上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是在南洋大学被改造之后，适应形势而挑选的9所历史比较悠久、基础比较扎实的学校。

1976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富勒顿广场发表讲话

　　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所华文大学。20世纪50年代英国对新加坡的教育限制很多，一不准学生去中国读书，二出去了就不要回来。针对如此情况，当时福建会馆的成功商人陈六使等便准备筹划建立一所华文大学。1956年在各个阶层华人的支持下，南洋大学正式成立。但受当时地缘政治环境所限，南洋大学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资助。人民行动党成立后，南洋大学又再次因为坚持全华文为主的教学方式而成为政治上的棘手问题。且面临行政语言是英语的局面，南洋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也比较困难。到70年代，南洋大学不仅面临着招生数量下降的问题，还存在学生生源质量下降的局面。由此在政府的再次掌控下，南洋大学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学院也在南洋大学的旧址上发展起来。南洋理工学院即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的终结，使得以华文为主的中学小学必须面临相应的变动。为了保住“母语的文化底蕴、民族气节以及母语带来的原动力”，同时又能够为不同种族提供共同的语言环境和共同的价值概念，双语政策缺一不可。为了扭转家长将学生送往英校的大趋势，必须要提高华校的英文水平和教学质量。由此选择特定学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教育部宣布“特别扶助计划”的9所学校：圣公会中学、公教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德明政府华文中学、海星中学、南洋女中、立化政府华文中学、圣尼各拉中学。2000年南华中学，2012年南侨中学又先后进入特选学校。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华语的经济价值日益提高，虽然在新加坡说英语的家庭持续增加，但是选读高级华文的学生也不在少数。在华文已经具有经济价值、已经变得很有力量的今天，李光耀再次告诫：“学华文不要学过了头，对新加坡来说英文还是最重要的……”新加坡特殊的地缘位置，特殊的发展经历使得李光耀不断地提醒当政者或新加坡人时刻谨记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理念。这是新加坡存在的基础，也是新加坡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在双语之路上，除了以上的改革调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是推广华语运动。因为“下南洋”的华人在新加坡常用的语言都是各自的方言，虽然福建话日渐成为共通语，但是由于其比较粗俗，而又没有文字，所以这就要求当局者选择“一种有价值、高素质的语言”——华语，因为华语是华人世界应用的、研究的语言。而1980年新加坡调查显示：5岁以上的华人，有87%的人用方言和父母进行交谈。社会用语也同样以方言为主。由此虽然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但是为了使新加坡真正落实双语方针，真正将新加坡建成一个和谐、团结、进步的国家，新加坡开始了从1979年到2009年的三次华语运动。三十年的华语运动，已经基本改变了新加坡讲方言的环境，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也已经按照李光耀预设的方向前进著。

　　但是方言被华语取代后，新加坡又面临了讲英语趋势的不断增强的局面，到2009年讲华语的家庭仅剩下40%，同时讲英语的家庭则从26%上升到了60%。由此李光耀又开始鼓励华人家庭从小和小孩子讲华语，李光耀说：“世界环境的急剧改变，使得华语和英语成为现代人必要的沟通工具。懂得英语，可在英语系社会及发达国家挥洒自如，懂得华语则可以和崛起的中国联系。英语既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工作语言，所以非学好不可。至于华语，则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文，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13亿多人口的同性语言。”

　　当然在这其中各种改革和调整也是伴随而行的，李光耀曾说双语政策是他这么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推行得最艰难的政策，甚至在今天还要不断地应对各种现状、解决各种问题。据统计新加坡自1979年以来，在教育共做过6次检讨，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2011年的一次调整是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加强学生在英文书写和沟通上的能力，这次调整的具体工作是成立了新加坡英语学院（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of Singapore）。此外2011年新加坡教育总司长还公布了一项《母语教育检讨报告书》，这次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使学生在学习母语时要活学活用、乐学善用。并且教育部在此报告书后制定了鉴定母语能力的指标——语言能力描述（Proficiency Descriptors）。

　　当然除了上述的调整政策与内容之外，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改革可谓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语言实验室之一”，实验室顾名思义就是要不断的实验，所以李光耀的双语改革与调整之路也是在不断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之下，一项在他看来“去粗存精”的路程。李光耀说：“我们的教育政策和双语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教育部到学校，在政府教育政策的指挥棒的导引下，我们不断尝试最合理、最具效用的方法，经历了从多语教育到逐渐系统化的双语教育模式，如今的双语教育政策已经成为建构国家教育体系的政策基石。”且不说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是否值得他国借鉴，但就李光耀对于教育的呕心沥血就值得令人推崇。教育政策关乎民生，语言政策更是一国安定稳定发展的前提。所以纵看李光耀的双语之路，至少对于新加坡暂时而言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