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出使挨骂盛宣怀购买铁路

李鸿章回到天津不久，督署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他是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来了。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父亲张印塘在安徽当按察使时，与正在家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相识，因此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可惜张印塘不久后就战死了，留下只有七岁的幼子张佩纶。幸得李鸿章资助，张佩纶得以扶棺回乡葬父。因为这个原因，张佩纶视李鸿章为恩公。张佩纶与家人四处漂泊，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因此发奋苦读，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四年一度的翰詹人员大考，他以二等第三名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当时朝廷改元，下诏求言，张佩纶上疏陈言，虽然了无新意，但慷慨激昂，文采风流，被军机大臣李鸿藻赏识，收入门下。

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深得慈禧信任，他得以入军机，是专为牵制大办洋务的恭亲王。只是恭亲王内有军机文祥、沈桂芬、宝鋆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等人的支持，外有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丁日昌等洋务大吏的奥援，李鸿藻实在是势单力薄。他的办法就是笼络翰林及言官，这些人虽无实权，但位居清要，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影响力也不可小瞧，被世人称为清流。他们傲视王侯，以直言敢谏著称，笔锋所指，每有官员倒霉。慈禧有意以清流来牵制恭亲王，因此对清流多有提携，以致很快成了气候。市井笑谈，已经有清流四谏之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张之洞，编修宝廷、黄体芳；又有青牛之比，说李鸿藻是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专用来抵人，陈宝琛为清牛尾，宝廷为青牛鞭，邓承修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在海防塞防大讨论中，针对李鸿章等人提出的大办海军、大兴商务、兴修铁路、改革科举等主张，众清流交章弹劾，向朝野显示了不可小觑的力量。李鸿章对朝野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自然对清流力量十分关注。他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又无可奈何。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增开通商口岸、优待各国公使、派出驻英公使等等，又引发清流群起而攻之。张佩纶也多有不满，但因视李鸿章为恩公之缘故，没有上折弹劾，而是选择到天津来“向李中堂面教”。李鸿章接到报告后，对身边的薛福成道：“张幼樵兴师问罪来了。” 薛福成笑道：“中堂是幼樵的恩公，他哪里敢问罪？” 李鸿章摇了摇头：“他被李兰荪收入麾下，对我们这些办洋务的自然是看不顺眼。幼樵本来学问就好，老泰山又是藏书大家，只可惜学问用错了地方。”

张佩纶的岳父朱学勤，当了十几年的军机领班，一向为恭亲王倚重。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嗜书如命，遇有好书便倾囊相购，藏书数万册，张佩纶因此读到了许多世间难得的珍本，学问更是今非昔比。李鸿章爱才心切，有意笼络张佩纶，期望这员清流干将能够为其所用。张佩纶时年二十七岁，已经名冠京师，顾盼自雄。他视李鸿章为恩公，已经极力收敛，但咄咄逼人的气势仍然扑面而至：“中堂与英夷签订《烟台条约》，都中颇有议论。中堂有恩于晚生，晚生不能不如实相告。” “我为大清避免了一场战祸，都中竟然还有议论，都议论什么？”李鸿章是明知故问，清议是怎么指责的他都预料得到。 “议论很多。比如增开通商口岸，清议认为洋人深入内地，难免使大清江河日下。”张佩纶拣了条例子说道。李鸿章辩道：“威使要求增开十余口岸，我费尽心思，磨破嘴唇，减至四个，已是竭尽全力。何况，增开口岸通商也并非全然坏事。” “洋人货物行销内地，夺民生机，怎么不是坏事？”张佩纶不以为然。 “洋人货物进口要纳子口税，对朝廷筹饷有利。近年来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年年增加，已经是朝廷最稳固的一项收入，西征借债担保以及南北洋海防，无不依赖海关收入。再说，洋货行销的同时，洋人也购买土货出口，土货销量大增，自然也是增利于民。”随后，李鸿章给张佩纶讲西方各国互相通商、以商致富的情况，既然大清大门已经打开，想关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千方百计发展工商业才能与洋人争利，于国家有利。李鸿章以伯相之尊，娓娓道来，张佩纶眼界大开，虽然一时不能完全明白，但也无从反驳。 “派驻英公使一事有辱国体。我中华上邦向来是四夷来朝，如今再派使臣驻英国，岂不等同于朝觐洋夷？”张佩纶见辩不过李鸿章，便转移了话题。 “幼樵，说句不该说的话，中华是不是上邦，不是我们说了算。英、美、法、意等国远在万里之外，从来不曾来进贡，我们凭什么说是他们的上国？再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他们的上国，如今人家的坚船巨炮虎视眈眈，我们这上国却无力抵御，还算什么上国？何况这些国家向来都认为彼此平等。他们之间平等，与我大清也是平等之国，没有上下之分，只有靠条约来互相约束。”李鸿章依然是不急不躁。

张佩纶对此却无法苟同：“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些洋夷之国，据说还在茹毛饮血。” “他们是不是茹毛饮血且不去论，各国互派公使已是万国公例。所派公使，也是为了保护侨居的本国之民。譬如英国公使和领事，一遇中外纠纷，他们便出头为英商说话。在西洋各国互派公使不仅是定例，也是一种权力，一国不让另一国派公使，反而是失礼的行为。”李鸿章缓缓解释道。 “我国百物充盈，百姓自给自足，自然无须去他国，也就不必派公使；洋人国家穷困，所以要到我中国来经商，因此他们才派公使。都中清议，没有人以派公使为然。郭侍郎如果答应去英国，恐怕会身败名裂。”张佩纶又道。郭嵩焘是李鸿章推荐出使英国的，因为滇案一拖再拖，因此一年多未能成行。如今《烟台条约》签订，按条约大清必须派出使臣前去道歉同时兼充驻英公使。这项差使竟然有可能令郭嵩焘身败名裂，李鸿章有些不太相信。 “中堂应当听说了，清议对郭侍郎多有非议。”

京中舆论对郭嵩焘即将出使英国一事，岂止是非议，简直是众口声讨。大家一致认为，夷人如猪狗一样是不可理喻的，大清派使臣出去，无异于古时候被扣的人质，“徒辱国格而已”。甚至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帖在郭嵩焘的住处——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闻言，李鸿章感叹道：“按万国通例派出公使，怎么会如此辱骂？真是不可理喻。” “所谓万国通例，不过是蛮夷国家的通例，我朝典章制度尽善，何必去父母之邦，学洋人之皮毛？十余年来，事事以洋人为师，正是最可虑、最可耻之处。洋人之所长在机器，大清之所贵在人心。机器不过万物之末，人心才是根本。我们学到了洋人之末，丢掉了尧舜周孔之道，文官无忠谏之臣，武将无敢死之士，就是学到了机器枪炮之流，又有何用？”张佩纶以为自己抓住了根本，侃侃而谈。 “大道理我不必讲，我就问你一句话，洋人持洋枪，我持刀矛，就是忠谏之臣，敢死之士上阵，也不过是送死。那你说，洋人的枪炮该不该学？”李鸿章对张佩纶的固执十分不快，都中盛赞的人才竟是这样的见识，真让英雄气短。 “那我问中堂，如果一个胆怯萎缩之辈，心中无忠义之气，手中就是握有洋枪，一冲锋陷阵，便充枪而逃，那洋枪洋炮又有何益？”张佩纶毫不退让。 “要论打仗，毫不谦虚地说，你们在我面前都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当年我在上海与洋人苦战之时，你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就连京中诸位放言高论的翰林台谏，又有几人在阵前拼过命？如果不是洋枪洋炮，淮军如何能够以沪平吴，又如何能够平定得了捻子？”李鸿章已经有些不悦了。张佩纶立即反驳：“既然如此，大人为何又对洋人一再忍让，不仅要增开口岸，还答应云南通商，又允许洋人观审案件，又要派公使去英国道歉，大人办理外交，是不是太向洋人示弱了？” “此言差矣！”李鸿章听张佩纶把一切归咎于他的软弱，终于忍不住发火，“该不该向洋人让步，不是我想让就让得了，也不是我不让就能坚持得了，这一切都因国家太弱。我国军力安内尚可，攘外则毫无把握。英国陈兵沿海，我们连一艘铁甲也没有，不答应又能如何？如果洋人十几年前的故伎重演，兵临京城，请问各位可有谁挺身而出？难道要让皇上太后再次西狩热河？”

“大不了迁都再战！” 迁都再战是清流们近来经常议及的话题，他们认为十几年前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办事大臣太软弱的缘故，当时皇上已经离京，如果迁都再战，大清腹地广阔，洋人万里来侵，终归兵短粮绌，天长日久必败无疑。 “书生之见！”李鸿章对迁都再战的议论最为愤怒，“如果能够战之能胜，香港、澳门又如何能够被洋人强租？如果战火重燃，朝廷真的迁都，洋人占据沿海要地，比如广州、福州、上海、烟台、大沽、大连，这些地方海防都极薄弱，洋人完全不必深入内地，只需久占不归，便又是第二个香港、第三个澳门。试问幼樵，沿海门户洞开，要地尽归敌手，国家有海无防，从此贻害无穷，谁承担得起？” “那就再回师打下来！”张佩纶把战争看得太轻率，几同于儿戏。

“打下来？说得容易！不说洋人枪炮强过我数倍，就说兵饷一项，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如果沿海口岸尽失，苏浙财赋要地必受影响，海关洋税尽归洋人，那时候兵饷无出，士兵哗变，怎么打仗？你们放言高论的诸位谁见过士兵哗变，放火烧营，杀害营哨各官的可怕？”于是李鸿章讲当年湘淮各军因为闹饷哗变的事例，听得张佩纶心惊肉跳。今天是李鸿章的幼女李菊耦的生日，先期已经说好一块吃午饭，她早早来到客厅叫李鸿章，可每次来两人都是侃侃而谈。这次再来，两人依然议论风生。她看着西洋钟已经快下午一点，便再也沉不住气，上前打断两人的争论，杏目圆睁，瞪着张佩纶问道：“当初英国人的兵舰就在天津口外，百姓听说英国人要在烟台扣押我白白，不让我白白出海。白白为了国家，冒险前去烟台，我们日日提心吊胆，我娘夜里常常惊醒。白白费尽心思消弭战祸，你们却在一边指手画脚，试问你们的尧舜周孔之道何在？忠义良心何在？” “白白”是合肥方言，爹爹的意思。李菊耦时年不过十二岁，伶牙俐齿，这番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两个人一时都目瞪口呆。她脸上虽未脱稚气，但明眸皓齿，已露少女的美艳之姿，特别是修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眨动之间竟然让张佩纶心旌动摇，大失分寸。李鸿章看在眼里，满心欢喜，嘴上却道：“大人说话，你小伢子不要插嘴。” “可以插嘴，无分大人小孩。”张佩纶竟有些语无伦次。李菊耦却反唇相讥：“大人说话，小伢子当然不能插嘴，你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可见所谓尧舜之道不过尔尔，还在这里与我白白争论。” 张佩纶大窘，面红耳赤，向李菊耦拱手道：“甘拜下风。” “我逗你玩呢，你何必这样认真？”李菊耦莞尔一笑。李鸿章拍拍女儿脑门道：“你先回去，白白马上过去吃饭。” 李菊耦欢天喜地地跑了出去，张佩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歉道：“中堂，小姐说得对，本来是请教中堂，却与中堂争执，都怪晚生张狂。” 李鸿章郑重地说道：“幼樵此言差矣，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主张，我们平等切磋，互相启发。你错了，我可以批评，我不对，你也可以纠正。我很愿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交。”

李鸿章邀请张佩纶参加家宴。家宴自然不避府中女眷，这是拿他当自己人不拘常礼的优遇，张佩纶临来时要以满腹经纶驳服李鸿章的计划至此彻底放弃，完全是一副请教、拜谒的心思。在家宴上他放不开手脚，尤其是李菊耦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拱手说一句“受教”。一桌人都不明白，鼎鼎大名的张翰林何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俯首帖耳。李鸿章有意让张佩纶开阔眼界，因此安排薛福成陪他到大沽口去参观炮台和洋人军舰。回到天津后，李鸿章已到开平去考察煤矿，特意让薛福成转交历年来的洋务奏折“请张翰林指教”，并赠一千两银票。张佩纶拱手道：“中堂奏议晚生一定领教，但银票实在不敢受。” “中堂说了，京官俸禄太低，京中开销又大，请幼樵不必推辞。” 张佩纶与薛福成已是无话不谈的知己，也就不再推辞：“中堂美意，晚生不敢固辞。请转告中堂，但凡有用得着晚生处，尽管吩咐。只是晚生有不能苟同处，定然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薛福成赞道：“中堂也是此意，希望多一位诤友。中堂说，他身边不乏诺诺称是之辈，缺的是能直陈胸臆者。”

张佩纶回到京城，京中清议正把一腔怒火发到郭嵩焘身上。郭嵩焘的好友纷纷来信，劝他不要接出使英国的差使。他的家乡湖南闹得更厉害，当时在长沙参加乡试的秀才在玉泉山集会，声讨洋奴汉奸郭嵩焘。有人说郭嵩焘创建的上林寺内住有洋人，是他勾引到湖南传教来了。秀才们赶到上林寺，把两进寺院付之一炬。他们又在郭嵩焘的家门贴上榜文，扬言要砸掉郭嵩焘的老巢，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湖南巡抚王文韶一向厌恶郭嵩焘喜谈洋务，闻讯大喜，不但不制止，反而火上加油，夸奖闹事考生“士气可嘉”。郭嵩焘接到家信，连忙向恭亲王求援。恭亲王亲自过问，发函王文韶，王文韶竟回复称湖南民风醇正，他不能不尊重民意，只能相机劝导。郭嵩焘为千夫所指，身体又不好，咳嗽再加头晕，因此向朝廷告病，请辞出使的差使。此时威妥玛也来相逼，他来到总理衙门，说中国如果不派使臣到英国道歉，滇案就不算结束。如果郭嵩焘不出使，又到哪里去找熟悉洋务、热心国事、甘被千夫所指的出使大臣呢？恭亲王奏请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劝他勉为其难。九月底，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问道：“听说你最近身子不好，一再请辞，你病势到底如何？” 郭嵩焘回答道：“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臣近来病势日深，去英国万里迢迢，臣只怕不能经受舟船之苦，辜负天恩，误国大事，因此不敢不辞。” 慈禧劝道：“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总要有人为国分忧。我原知你是公忠体国之臣，出使这件事别人也不能胜任。你应当为国家任此艰难。” “京中清议，认为臣不该出使，而应该放手与洋人一战。” 慈禧又道：“别人说什么闲话，你都不要去管他们。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如何能够轻开边衅？你只管一味为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忠心。” “臣对太后、皇上耿耿忠心，苍天可鉴，臣担心才识短浅，不能胜任，误了国家大事。”

“出洋本是极苦的差使，别人都不能胜任。况且上年已经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只怕招洋人议论。你必须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 平日召见，慈安很少说话。不过，她也听说了清议对郭嵩焘出使的种种批评，所以今天也开口了：“这个差使，须是你来任。” 两宫都如此说，郭嵩焘不敢再辞，以头碰地道：“臣肝脑涂地，谨遵懿旨。” 郭嵩焘出使英国已经是木板钉钉，无可更改。随后朝廷发布了上谕，着刑部员外郎刘锡鸿任副使，与郭嵩焘一同出洋。可这个任命，大出郭嵩焘意料。

刘锡鸿算得上是郭嵩焘的老相识。他是广东番禺人，字云生，举人出身。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刘锡鸿就在巡抚衙门任事。刘锡鸿为人刻薄，不近人情，与同僚关系很差，但对郭嵩焘却言听计从，在郭嵩焘看来是亢直无私，因此曾经引为心腹，并极力奏保。所谓日久见人心，后来郭嵩焘认识到此人太过自负，严以责人宽以待己，便有意疏远。郭嵩焘被重新起用并被委为驻英公使，此时在刑部员外郎任上的刘锡鸿就极力谋求副使的职位，他先托丁日昌、后托郭嵩焘的至交好友帮着说话。郭嵩焘觉得刘锡鸿太意气用事，而且对洋务缺乏真正的研究，出使外洋不合适。可是经不住朋友的一再劝解，答应到时为刘锡鸿谋求参赞之位。刘锡鸿得到答复，有些不甘心，于是转而走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路。李鸿藻本来不赞成派出公使，只是慈禧已经同意，不得不勉力支持。而对正使郭嵩焘，他觉得太过媚洋，很不放心。而刘锡鸿虽然也以洋务自居，但比郭嵩焘却传统得多，且言语中对郭嵩焘多有不敬，这正投李鸿藻所好，既然他有意谋求副使的职位，那就让他如愿，但有一条李鸿藻私相托付，驻外人员但凡有失国体的地方，都要如实报告。刘锡鸿一点就通，知道其实是要他监督郭嵩焘。刘锡鸿不但如愿得到副使之职，而且还有秘密使命，因此十分得意。刻薄之人容易得意忘形，忘形之后便会愈加刻薄乖张。他竟然拿着新颁的明发上谕抄件跑到郭嵩焘的住处，责问他为什么只举荐他出任参赞，而不是副使。郭嵩焘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敷衍道：“云生神通广大，又何必我推荐？”两人总算没有撕破脸皮。看着刘锡鸿得意扬扬扬长而去，郭嵩焘心情灰暗，还没成行，已经受了这位副使的窝囊气，到了万里之外的英国，还不知道又弄出什么洋相来。郭嵩焘本来计划回湖南老家一趟，安抚一下家人，可是威妥玛听说后大为不满，跑到总理衙门大发牢骚，要总理衙门给个确切的行程。总理衙门只怕再出什么麻烦，就督促郭嵩焘尽快起程。十月底，郭嵩焘偕如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及英国人马格里，还有随员跟役共三十余人冒雨登船，前往英国。郭嵩焘行前，总理衙门就有训令，要他详细记录沿途见闻、各国风土人情，随时咨送回国。郭嵩焘早年就有志写一部介绍国外情况的书籍，正好趁此机会完成夙愿，所以从上海起程开始，他不顾波涛颠簸、牙疼、胃疼、失眠、头昏、呕吐等诸多折磨，坚持每天写日记。每至一地必记下航行的经纬度及地理位置、气候。沿途所经的十八个国家所处哪一大洲，经纬度，信奉的宗教，他在笔下一一记录。他还记录了迥异于中国的外部世界，比如新加坡的新式炮台、巨型望远镜，专收女学生的“女学馆”；从《泰晤士报》上看到的英国人到北极探险，行两月余，不见日者一百四十余天，冻死四人，对他们的探险壮举，英王授勋奖励；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他第一次看到了开河机器，效率之高、结构之妙令人惊叹……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西历1876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抵达英国，从苏士阿姆敦登岸，再改乘火车去伦敦。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早将波克伦伯里斯45号一座四层楼房租了下来，作为中国驻英使馆。使团一行通过英国外交部递交国书，请求觐见。不料国书中因为没有写上副使刘锡鸿的名字，援例副使不得觐见。

在京时威妥玛曾看过国书，他早就看出这个问题，但因为觉得大清官员对他态度太差，因此有意要出大清使臣的洋相，当时并不指出。为了接待大清首个外派使团，他已先期到了英国。郭嵩焘亲自去请教他应该如何办理，他说不知道，恐怕副使不能觐见。刘锡鸿大发牢骚，非觐见不可。郭嵩焘再请马格里帮忙想办法。马格里曾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洋人，后来他恃宠而骄，在金陵制造局说一不二，随意打骂工人。他有专门的厨师，并组建二十人的卫队，出门仪仗赫赫。军医出身的他对洋枪洋炮并不在行，又固执己见，因此金陵所造的新式大炮运到大沽口试用，连续发生爆炸。他又死不认账，李鸿章把他叫到大沽口亲自试放，结果又发生爆炸。李鸿章见众怒难犯，就辞退了马格里。朝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威妥玛极力向总理衙门推荐马格里作为郭嵩焘的英国顾问。李鸿章也极力推荐，最终他作为顾问随团前来。他出面与外交部联系，总算同意副使一起觐见。因此，刘锡鸿对马格里十分感激，恭敬有加。郭嵩焘请教威妥玛觐见礼仪，他推说不知，盼望中国使臣出丑，如果郭嵩焘也像在国内面见皇帝一样，对女王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就出了国际大笑话。郭嵩焘也怕闹笑话，让马格里去与外交部交涉，订明觐见礼仪。觐见的时候按国际惯例行三躹躬礼，一切都算顺利。郭嵩焘明显觉得英国人对中国使团的轻漫，尤其是威妥玛，摆明了要看笑话。因此他心生警惕，召集使馆人员开会，约法五章：一是戒吸鸦片，二是戒嫖娼，三是戒赌，四是戒私自外出游荡，五是戒口角喧嚷。

郭嵩焘不懂英语，对外发表谈话须经马格里转致，马格里随意编造，歪曲郭嵩焘的意思。使团翻译德明和凤仪是同文馆的高才生，熟谙英语，却不加提醒，等报刊发表出来，已成事实，气得郭嵩焘摔坏了一只茶杯。后来他才知道，是刘锡鸿从中捣鬼。英国报纸刊登正副使的肖像及简历，赞扬郭嵩焘学问深厚，刘锡鸿“学虽优，不如正使”。刘锡鸿大发雷霆，当着郭嵩焘的面骂英国记者狗眼看人低。他又拉拢使馆中的人员，说他出京前得到密令，要监督全馆人员。大家都知道刘锡鸿有总理衙门和军机处为奥援，眼看二人矛盾日深，都暗暗站到刘锡鸿一边，对郭嵩焘交派的事件玩视日多。郭嵩焘发现刘锡鸿有浮冒开支的问题，就过问相关人员，刘锡鸿跑到郭嵩焘面前大骂他是汉奸。郭嵩焘气得头昏眼花，责问刘锡鸿凭什么骂他是汉奸，刘锡鸿拿出一封报告总理衙门的信件道：“我办事向来光明磊落，平生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也很快忘掉。可对你这种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郭嵩焘细看了那封告状信，上面指出他有三大罪：一是他和刘锡鸿等人曾经应邀参观甲敦炮台，那天寒风凛冽，众人都冻得不轻。下午乘小火轮看搭浮桥，正当北风行驶，英国舰长见郭嵩焘年纪最大，就把他的军装大氅脱下来披到郭嵩焘身上。刘锡鸿在告状信中说：“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也不该披。此罪状一也。” 二是巴西国王、王后访问英国，巴西驻英使馆为国王夫妇举办茶会，郭嵩焘应邀参加。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与各国公使一样起立迎接，并参见王后。这件事被郭嵩焘的随员报告给刘锡鸿，刘锡鸿在告状信中说：“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此罪状二也。” 三是使馆人员应邀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郭嵩焘效法洋人的样子索阅音乐单。刘锡鸿也认为是罪状，在告状信中说：“白金宫殿听音乐，屡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此罪状三也。” 郭嵩焘听说刘锡鸿不但把这封告状信寄给总理衙门、军机大臣，而且还寄给南北洋大臣，他只好分别写信解释。

等郭嵩焘的信寄回国内，他已经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原来刘锡鸿一直在暗中告状，把他的一些“汉奸”行径广为传播。而且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也更加坐实了他的汉奸罪名。《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起程后的日记，他每两个月整理一次寄回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刊刻。他的日记不但记录所见，而且经常发表议论盛赞西方文明。他观察到英国特别重商，商人意见能够直达议会，被国家直接采纳。他发议论说：“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也不能与之相比。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朝廷又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郭嵩焘竟然对英国极口称赞，那置大清于何地？他的《使西纪程》一刊印，便引来清议一片哗然。李慈铭本是郭嵩焘的好友，读过《使西纪程》后说：“郭筠仙记录道里所见，极意夸饰，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读此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李鸿藻更是逢人便大加诋毁。张佩纶则上奏请朝廷将郭嵩焘调回，因为：“郭嵩焘纪程之作，谬轾滋多。今民间阅者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将谓郭嵩焘之辈尚能大用，人心将何以维持？”编修何金寿则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总理衙门不愿惹火烧身，立即下令将《使西纪程》全部收回，并将刻版毁掉，而且打算调回郭嵩焘。

李鸿章读了《使西纪程》，觉得郭嵩焘颇有见地，而朝野一片讨伐，总理衙门明哲保身，这让他十分失望，对薛福成道：“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料丛谤如此之甚。中国自欺欺人，不肯俯下身子扎实学习，而且不承认自己不如人，若达官贵人都引以为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想来真是令人寒心。”随即，他上书总理衙门，认为朝廷不宜调回郭嵩焘，因为万国公例，公使有重大过失或者两国关系将有重大变动才能调回。如果贸然调换，恐怕会给中英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同时指出刘锡鸿作为副使，不全副精力协助正使处理外交事务，不但有失身份，而且也有失职责。总理衙门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没有调回郭嵩焘，同时又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抑郭扬刘的意图非常明显。郭嵩焘来信向李鸿章大诉其苦，李鸿章只好写信好言抚慰。刚写完给郭嵩焘的信，盛宣怀便来参见了，他是为轮船招商局吞并湖北煤矿的事来的。盛宣怀在湖北广济开煤矿，非常不顺利。当初他凭经验把煤矿选在广济，并准备用机器开采，可是请了一个英国矿师马立斯帮助勘探后，认为此地煤层太薄，储量太少，并不适宜机器开采。因此盛宣怀一面委托马立斯帮助探矿，一面招聘当地劳力人工开采，他的想法是先采出煤来，对各方面算有个交代。可是广济交通不便，采出的煤先用牲口驮十几里，再通过河运到沙市出售，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与沙市的洋煤竞争；而他聘请的马立斯矿师，实践证明水平并不高明，几个月打了七八个勘探井，却没有找到适合机器开采的煤层。盛宣怀十分着急，果断辞掉马立斯，又通过赫德聘请了英国矿师郭师敦。此时他已经花掉了十几万两银子，因此被人弹劾。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等人有意在煤矿上有所建树，因此向李鸿章提出了由轮船招商局吞并湖北煤矿，这样便可以轮船招商局的信誉为煤矿招股商办。盛宣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愤怒。因为湖北煤矿是他独立开辟的事业，正欲借此安身立命。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但招商局的大政是由唐廷枢和徐润把持，湖北煤矿一旦并入招商局，他又成了配角，何日才有出头之日？盛宣怀见到李鸿章，对唐廷枢等人提出的吞并一事只字不提，兴致勃勃地汇报矿师郭师敦的最新勘探成果：“中堂，都怪卑职做事心切，前期所请的马矿师是个南郭先生。现在所请的郭矿师是赫德推荐，他不仅精通矿学理论，而且对采煤机器也非常精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勘探了兴国、归州、荆门、当阳，而且勘查了大冶。经勘探查明，荆门当阳观音寺的窝子沟和三里冈两脉煤层厚度为一尺七寸到二尺，蕴藏量二百万吨，煤质坚好，属于优等，可与美国白煤相媲美。兴国蕴藏着锰铁矿，质量比欧美的要好。尤其是大冶铁矿，蕴藏量大约有五百万吨，含铁六成以上，能炼出上等好铁。卑职与郭矿师反复商讨，正在拟定一个煤铁同采，以煤炼铁的计划。”

闻言，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问道：“煤铁并不在一处，如何煤铁同采？” 盛宣怀解释道：“大冶的铁与荆门的煤并不在一处，但郭矿师以为可在适当的地点设立炼炉，铁矿和煤矿都运往此地，以所采之煤供炼铁之用，这样，无论煤铁都不必依赖外洋，真正的权自我操。” “这样的地方可找得到？”“权自我操”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一个基本原则，盛宣怀的计划能够达到这个原则，自然打动了李鸿章。

能不能找到盛宣怀并无把握，而且也仅仅是郭矿师顺口一说的设想，八字还没一撇。但盛宣怀的特点是没办的事他敢张口就来，而且说得信誓旦旦，让人不能不相信：“卑职跟着郭矿师几个月来行程不下数千里，初步选定在黄石港东一里许的吴庙旁安设铁炉，但考虑到矿石由樊江口出江，如能在樊江口上下江岸设炉运费较省，因此卑职决定回到湖北再考察。卑职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卑职以为找矿技术乃是一等一要紧的本领，所以必须培养自己的矿业人才。卑职从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挑选精于算学的聪颖子弟二十八人，随郭矿师实在勘探，学习探矿机巧，并托翻译馆的傅兰雅定购了化验矿石的仪器，不出两三年，我们便有自己的找矿人才。”盛宣怀不声不响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李鸿章很高兴道：“杏荪办事不同一般的商人，能从长远大局着眼，这一点我最欣赏。湖北煤矿我原来有些不放心，有人提出可以让轮船招商局归并，现在看似乎不必太着急。” 盛宣怀故作惊讶道：“竟然有人提这样的主意，实在不高明。” “何以见得？” “术业有专攻，不相干的生意归并在一起如何行得通？西洋各国，每兴一业必成立一个公司，从未听说哪国将各业都归并到一个公司。”盛宣怀解释道。 “轮船招商局信誉好，似乎于招引商股上更便利。” “卑职不敢苟同。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把不相干的商业归并于一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一有风吹草动，倒掉的便是两个局厂。再说能不能招得来商股，关键是招股的局厂是否有利可图，无利可图，再好的信誉也招不来股子。”盛宣怀不动声息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鸿章点头表示赞同。 “卑职有个想法，等煤铁都有利可图的时候，便采取召集商股的办法，只要资金有保障，卑职就能保证湖北煤铁都有所成。” “你有此雄心当然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如今言路对你多有非议，我可暂时替你做挡箭牌。湖北是你立足之地，胜败利钝关系大局，更关系你的前程，你必须在湖北得手，否则我想替你说话也开不了口。”李鸿章点头道。盛宣怀见湖北煤矿并于招商局的事情已经解决，他总算松了一口气：“中堂放心，卑职知道轻重利钝。” 盛宣怀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回湖北，但总理衙门的一封信打断了他的行程。

总理衙门给李鸿章的信，是为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修铁路的事。自从上海开埠后，吴淞港就繁忙起来，为了方便上海到吴淞口，美英等国很早就提出修建吴淞口到上海的铁路，但都被上海官员一口回绝，后来英美公使又向总理衙门申请，总理衙门也是一口回绝。于是，英国怡和洋行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他们向上海道提出修建上海到吴淞口的道路，并出资购买修路所用土地。上海道经仔细询问，怡和洋行表示此路与上海租界的马路没有两样。上海道放了心，批准了这一修路计划。结果洋人修好路基，又垫上一层厚厚的石子，却不再像租界的道路那样铺垫黄沙，而是以进口修路材料的名义运来了铁轨、枕木，修起铁路来了。不到半年时间，上海到江湾镇就通了火车。上海道这时去交涉，怡和洋行就答应停运，由威妥玛出面向总理衙门报告，要求准许洋商经营。总理衙门当然不愿洋人铁路在上海通行，但又不敢得罪威妥玛，照例把球踢给地方，让李鸿章和沈葆桢妥议办法。李鸿章看罢总理衙门的信后道：“修铁路并没什么不好，我在几年前就提出大清要修铁路，可铁路要由大清自己来修。怡和洋行显然是用欺骗手段获得筑路权，更不能让他们奸谋得逞。” 盛宣怀疑惑地问道：“中堂，有个问题卑职不明白，既然怡和洋行是用欺骗手段，那么他们修路到通车将近一年的时间，上海地方官为什么不去阻止，非要等他通车了才去过问。”

“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地方官都怕与洋人交涉，也都不愿与洋人交涉，怕惹来麻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一通车，他们一看掩盖不住了，所以这才不得不去过问当然里面有什么猫腻总要调查了才知道 ”李鸿章又说 “杏荪你先不去过问。当然，里面有什么猫腻总要调查了才知道。李鸿章又说，杏荪，你先不要急于回湖北，先去一趟上海，把这件事情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再说。” 盛宣怀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不过难题办好了又是大功一件，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必须要弄明白李鸿章的意思，这是办好差事最最要紧的：“敢问中堂，您对这条铁路是怎么想的？” “修铁路绝非坏事，我在几年前就提出要修铁路。海防大讨论的时候，我还专程进京提议修清江浦到通州的铁路，可就连恭亲王也说天下无人能主持此事。我又请他向太后奏陈，恭亲王说就是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计。我当时是心灰意冷，发誓绝口不再谈此事。可是铁路与海防、民生关系极大，我又如何能闭口不谈，我不谈，天下还有谁能谈？”说到铁路的好处，李鸿章侃侃而谈。盛宣怀已经明白李鸿章的真实意图，便道：“中堂的意思，这条铁路应当让它继续运营下去。” “不错，不过不能让洋人主持运营，而应当完全由我们来主持。洋人技师完全可以留用，由我们聘请，用其所长，而不为其所制，这就是我说的‘权自我操’。” 盛宣怀建议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整条路买过来，然后由我们来运营。” “能买下来当然最好。其他的办法也可以想，比如租下来，按期给洋人利息。总之，只要是‘权自我操’，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李鸿章也不局限于买。 “中堂有四字方针，卑职办差就有方向了。卑职先到上海弄出个眉目来，中堂觉得可行了，卑职再去与沈大人汇报。”盛宣怀小心地请示着。 “好，我先给幼丹去封信，说明我的想法。” “要办好这件事，卑职再请一个人来帮办。”盛宣怀趁机提了一个要求。 “你要哪个？直隶官员你要谁都可以，我派给你就是。”

“这个人不在北洋，他在上海，就是轮船招商局的朱太守。”盛宣怀道。招商局的朱太守就是会办朱其昂，当初筹办轮船招商局他出力不少，算得上元老。 “你为什么单单点名要他？”李鸿章笑问道。盛宣怀笑了笑说道：“我有大人的令箭，无论南北洋，官场自然畅通无阻。可是上海滩鱼龙混杂，有些事情官府未必摆得平。朱太守出身沙船帮，与漕帮也有交情，有些事他能帮得上忙。” 沿海码头是沙船帮天下，而沿运河码头则是漕帮天下，他们结为帮派，为的是不受欺侮，一旦有事，飞鸽传书，附近帮中兄弟必来相帮，人多势众，无所畏惧。天长日久，其江湖地位颇重，有事情找官府反而不如找他们办得利索。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这个想法非常赞赏，此事虽搬不上台面，但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他也赞同：“这个好说，轮船招商局北洋还能做一半主，我给朱太守下个札子就是，让你们两个共同办理。”

盛宣怀到了上海，他不去找朱其昂，也不去见上海冯道台，而是从吴淞口下了轮船，直接去看铁路。吴淞到上海的铁路已经全线贯通，正在试运营，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两小时，因为不收钱，免费坐，因此坐火车的人很多。吴淞口的车站站台上已经站了许多人他们是早晨坐火车过来的现在打算坐火车回上海。老人、孩子都有，个个兴致勃勃。盛宣怀问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感觉如何，老人撅着花白的胡子道：“好得紧，好得紧。又快又平稳，比黄包车舒服多了。” 火车吐着白烟哐哧哐哧地进站了，站台上的人喧嚷起来，纷纷往站台前面挤。铁路公司的雇员是几个红头印度人，手里拿着一根黑白相间的棍子维持秩序，以免人挤下站台受伤。火车头上嵌着两个大字——天朝，这就是百姓说的天朝号。天朝号只带两节车厢，下来了六七十人，站台上的人纷纷登上车厢，准备返回上海。盛宣怀也挤了上去，一直等了接近两刻钟，火车才重新启动。车上的人们望着车厢外向后退的风景，指指点点，兴致很高，听他们谈话，知道许多人已经坐了好几趟。盛宣怀又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坐了几次火车，孩子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我坐了五个来回，天天坐火车就好了，有趣得很。” 大约半个时辰，火车到了英租界边的火车站。盛宣怀随众人下车，在候车厅里有免费的《申报》供人取阅，这些报纸上都载有关于铁路修筑和通车后的见闻，其中有一篇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所写，题目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5月份的时候，几里路已经完全铺好了铁轨，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展，并议论着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地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子，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5月30日天朝号机车运到了，几天之后全部装配竣工，于6月12日作初次行驶，直达铁路终点，那时路轨已经铺设到江湾。这次行驶的速度为每小时25里，27寸直径的六轮双引擎机车能跑这种速度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客车车厢也同时运到，它们只有一般铁路客车的一半长，三分之二宽，四分之三高。 6月30日那一天，火车胜利地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往返于上海和江湾之间。工程师介绍，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后，速度就可以提高到25里。通过实地考察，盛宣怀认为上海人十分欢迎这条铁路开通，而且乘坐非常踊跃，如果能自主经营，应当有利可图。但他现在不清楚上海道的意思，于是决定先去见朱其昂，说清楚李鸿章的意思，再去见上海道。

见到朱其昂，盛宣怀问候道：“朱兄，上海人好像对铁路很欢迎，官府是什么想法？” “官府的想法是怕洋人火车天天在上海跑，说不定惹来什么麻烦，大家都不愿与洋人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一遇到与洋人交涉，就要吃夹板气。对洋人太软，老百姓不高兴，骂你崇洋媚外，是汉奸洋奴；对洋人太硬，惹恼了洋人，朝廷不高兴，训斥、降级甚至撤职查办，所以当官的遇到与洋人交涉，都是绕道走。”朱其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盛宣怀又问：“既然明知道与洋人交涉麻烦，为什么洋人刚修铁路时不制止，等他们修起来通车了才来个马后炮，这不是更难办吗？” “洋人一开始修铁路的时候，官府就知道了，可是谁也不愿出头去管。上海县认为事涉洋务，上海道台衙门有专人来管，何必多此一举？上海道则等县里呈文后再管，所以就拖下来了。后来洋人的机车跑起来了，上海道才派人去制止，洋人说，当初说的是修路，现在修的就是路——铁路也是路嘛。而且修路所占土地他们都购买下来了，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修什么样的路都是他们的事情。上海道没办法，就报给南洋大臣，沈大人也不敢贸然采取办法，就报给总理衙门。”朱其昂的说法跟先前李鸿章的猜测差不多。

“总理衙门就又交给南北洋大臣，“盛宣怀接口道，“官府办洋务，都是这样打太极拳，怪不得总是小事闹成大事。譬如一开始就坚决不让他修，洋人能修得成？” “洋人肯定花了银子。洋行里雇的买办就专门给洋人出主意，只要送银子万事都可摆平，谁又犯得着去较真？”朱其昂叹道。 “那请教老兄，现在上海道台衙门到底是什么意思？”盛宣怀又问。 “依我估计，是怕洋人火车这么跑下去会惹来麻烦——上海县籍的京官已经有人上折，说火车跑起来，震得地动河摇，母鸡也不趴窝，而且惊扰了祖茔里的祖先，要求把铁路拆掉。”朱其昂说，“我估计上海道的想法，大概是拆掉最好，一了百了。” “拆掉就不必了。百姓对铁路是欢迎的，从上海到吴淞口火车一通，比从前方便多了嘛。李中堂的意思也是不必拆掉，只要做到‘权自我操’就行，比如买回来或者租过来都行，只要大清说了算就成。” 第二天两人去见冯道台，问他有什么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什么办法也没有，真正把人愁死。”冯道台一开口就一肚子怨气。 “如果把铁路买下来，我们来经营如何？”盛宣怀问道。 “那当然好，就怕洋人不肯卖，而且也要沈大人点头才行。”冯道台说，“沈大人那里，我有些不敢见他了，为洋人修铁路的事，他一连来了三道札子训斥。天下的道台，最不是人干的就是上海道。洋人不把你放在眼里，老百姓又骂你崇洋媚外，里外不是人。” “沈大人那里将来我去禀报，不过见他前总得有点眉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约一下洋人，问问他们可否把铁路卖给我们。”盛宣怀提出了办法。于是上海道通过买办联系到怡和洋行的大班，但他根本不出面，只派秘书前来交涉。上海道说明想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的意思，大班的秘书立即回道：“这不可能，中国无权干涉这条铁路的运营。一是为了筑路怡和已经买下铁路经过的土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洋行有做任何经营的权力。二的怡和洋行已经获得筑路许可，中国目前不应该说这条铁路与他们想象中的道路有什么不同之处——都是为了方便交通运输。三是中国目前并未颁布铁路条例，那么能或者不能筑铁路中国都无明确的规定，所以怡和洋行的筑路行为并未触犯中国的法律。”

这几条理由说下来，上海道无话可说，只能一再重复当初怡和洋行只说要修路，没说是铁路。而大班的秘书则道：“我们是修的路并没有什么不妥，铁路难道不是路吗？” 双方鸡生蛋，蛋生鸡，争论不出结果。至于中国想买下这条铁路，怡和洋行也不答应：“修这条铁路是为了周围地区的长远利益，其意义重大，所花代价也很巨大，没法估算这条铁路的价值，也就没法进行交易。” 送走这位牛气冲天的大班秘书，盛宣怀问道：“如果发动上海百姓反对洋人火车运营，洋人会不会松口？” 冯道台苦笑道：“上海百姓并不反对铁路，他们都觉得又快又稳，又比黄包车舒服。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因为路过一些祖坟，主家曾经闹过，但洋人出了大价钱，他们也都没意见了。”

盛宣怀又道：“办法总会有的——总之一个原则，这条铁路不能让洋人来运营，就是李中堂所说要‘权自我操’ 上策是买下来中策是租下来下策是与洋人联合经营。” 冯道台连忙接话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买下来。租下来终归不是了局，租期到了还要磨嘴皮子与洋人交涉。和洋人联合经营更行不通，洋人向来不讲道理，麻烦让咱们来处理，钱让他们都赚了去，咱们是何苦来哉。” “那好，就照着买下来的办法，明天咱们就去金陵面禀沈大人。” 盛宣怀在沈葆桢面前说得上话，因为沈葆桢很赏识他。当初左宗棠西征，要两江担保借一千万两洋债，沈葆桢已经答应。李鸿章为了阻止西征，派盛宣怀去劝说沈葆桢不要借洋债。他是这样说的：“洋人规矩，借债人还不上款，担保人要还。两江以关税担保，就意味着两江关税大人想用也难，将来筹饷能力大大减弱。而借债西征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收复新疆，左大帅举国称颂，大人徒为他人作嫁衣；第二种是收不回新疆，劳师糜饷，少不了要追责，大人是力助借洋债的人，必然被清议痛骂。” 就这几句话，沈葆桢打消了帮助左宗棠借洋债的念头，而且还对盛宣怀刮目相看。盛宣怀又极善联络官场关系，每次路过金陵总要去拜谒沈葆桢。因此，沈葆桢对这个年轻人欣赏且信任。冯道台有些怕见沈葆桢，而盛宣怀极力劝他同行，而且保证设法让他下得来台。盛宣怀有一项好处，对官场中的人，只要不是敌人，就一概为他们捧场，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用到他们。而上海道是必须要笼络好的关键人物，尽管他对冯道台的懦弱有些看不上眼。盛宣怀是招商局的会办，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面子却很足，免费坐贵宾包舱，招商局安排两个仆役侍候起居，而且专为他腾出一个舱位来放他从上海买的各色礼物。盛宣怀最擅长的一项，就是会送礼物，只要用得着的衙门，就是最没地位的仆役，他也会有一份礼物。花不了多少钱，而把大家打发得皆大欢喜。所以他一到两江总督衙门，大门上的护军及门政无不笑脸相迎，比对冯道台还要热情周到。

盛宣怀很快见到了沈葆桢。沈葆桢因迁怒冯道台没有处理好吴淞铁路的事，因此对他不理不睬。而盛宣怀则一再为冯道台搭台阶，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功劳。而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冯道台感激不尽，而沈葆桢也很明白地看出他是在有意为冯道台周全。 “洋人铁路已经建起来了，让他们自己动手拆掉显然不可能。如果硬逼着来，恐怕要起纠纷。如果能够买下来，如何处理完全由大人说了算，那就省心多了。”盛宣怀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能买下来当然最好。洋人建铁路时上海道没有制止，已经有过在先，等洋人建起来再让他们拆掉，那是连想也不必想。就是买下来，洋人也未必能答应。”沈葆桢对买下来的建议非常赞同。盛宣怀又请示道：“只要大人想买下来，那卑职一定想方设法让洋人肯卖。只是要出多少银子，大人要有个指示，办理的时候卑职等才好遵循。” 沈葆桢因为已经接到李鸿章的信，两人英雄所见略同，觉得买下来是最可行的办法。这些天也一直在想怎么买下来，没想到盛宣怀大包大揽，以他对盛宣怀的了解，他说有办法必定有办法，所以很轻松地说道：“杏荪如果能买下来，就为两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至于银子，多一点少一点倒在其次，只要洋人不狮子大张口，都可以谈。”

“卑职对铁路是门外汉，不过请教过洋行的买办，他们说大约要三十万左右。”三十万不是个小数目，沈葆桢想了想，一咬牙道：“三十万内能拿下来，也未尝不可！” “好，那就请大人静候佳音。”盛宣怀得到支持，一口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