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 刘涛 徐兴沛
陈明，原名陈若星，字少微，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镇龙聚村人。1902年生。兄弟姐妹共10人，陈明为长。家庭经济拮据，父母克勤克俭，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小学毕业后于1917年升入龙岩省立九中，且耕且读。他学习成绩优秀，喜爱文学，擅长绘画与演说，深受老师的器重。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盗贼蜂起，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大好河山已沦为半殖民地。陈明目睹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涂炭，痛心疾首。于是，他和师生们走上街头，呼吁民众奋起反对军阀的卖国行径，贯彻孙中山先生关于国民革命的宗旨。陈明在龙岩九中就读期间，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觉悟发生了飞跃。
1921年，陈明中学毕业后，在家乡白土桐岗小学任教。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如邓子恢、林仙亭、章笃奇、林岳等，发起组织了“奇山书社”，集资购买《新潮》《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向导》周报等书刊，共同研究探讨，抨击时弊，因此，入社者很快就发展到近200人。“奇山书社”是闽西最早的进步青年组织，对当时龙岩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启蒙作用。
1923年9月，陈明、邓子恢又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上创办了《岩声报》。以“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为使命，公开向旧社会挑战。陈明任该报主笔，其文风如暴风骤雨，冲击着一切污泥浊水，震撼着福建反动派的统治。《岩声报》先后办了3年多时间，共出版40多期，除在国内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湖北、上海等12个省市35个县发行外，还远销海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它是闽西创办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
陈明在《岩声报》上发表过《狗世界》《争回我们的自由》等诗文，表现了他向中外反动势力宣战的激情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如他在《争回我们的自由》这首诗歌中写道：
……
然而不斗而生，不若斗而死，
奋身伐贼，虽死犹荣；
虽然失去了我们生活的资料，
却得到我们生活的源泉；
坚持到底，发扬光大，
反对一切的民贼，一切的强权，
争回我们的自由之路！
正当陈明在奋笔呐喊唤起民众的时候，其父母怕他惹事生非，遂提出让他与童养媳结婚，安居家中。女方俊美贤惠，又纯朴勤劳，贏得父母弟妹和邻居的夸奖，都说他们将是一对很般配的夫妻。然而，陈明却矢志救国救民，投身革命，不愿意结婚。他耐心地说服父母亲友，并向女方及家长赔情，经多次工作，终于解除了婚约。事后，陈明还高兴地对同事们说：“这是向封建礼教斗争的一大胜利。”
1924年春，陈明离开龙岩，到南安县斗南中学任教，后又到厦门市集美中学和中山中学执教，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陈明与阮山、李觉民等进步人士一起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同时，陈明还兼任厦门《江声》报主笔，经常为该报撰写文章，报道厦门及闽西南等地开展工运和学运的情况，并鼓励进步青年勇跃投稿。
1925年秋，陈明经友人介绍，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半工半读。这时的上海大学其校务、教学均由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等主持，陈明有机会聆听他们的讲演，阅读他们的著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说，从而思想上更加成熟。不久，陈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参加党的秘密活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陈明受党的委派到达广州，在北伐东路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在向福建进军途中，他参与起草和印制《告福建工友书》等宣传品，号召工农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支援北伐战争，打倒列强，除掉军阀，实行国民革命。同年冬，北阀东路军占领福州，陈明受党的派遣，任国民党左派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长。他还在福州特委协助工作，主编《福建评话》和《国民日报》。他以鲜明的观点，抨击北洋军阀，揭露帝国主义，宣扬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时，他参与组织国民革命政府，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1927年春，陈明被党组织调往厦门、龙溪沿海一带，接任龙溪中心县委书记，从事工农运动。同年4月初，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二”反革命政变，制造了所谓“清党”的反共暴行，福州市、厦门市、上杭县等地的不少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会、农会均被强迫解散。陈明当时因在农村幸免于难，但被列为首犯遭悬赏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陈明获悉毛泽东、周恩来正在武汉开会。他早在广州就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知道他们是我党杰出的领导人，认为只有找到他们才有希望。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成教书先生，机智地潜往武汉，向党组织汇报了福建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全部情况。同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委派陈明为中共中央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回福建整顿和恢复党组织。
陈明便由汉口经上海到厦门，和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到福建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处境十分困难。但陈明不畏艰险，满怀信心地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农村、工厂、街道、学校、码头去做工作。在他和陈绍礼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不久，便重建了闽南、闽北两个特委，陈明任闽南（包括闽西各县）特委书记。9月，周恩来等率领南昌起义军攻占汀江上游的重镇上杭城，钳制了通往广东韩江流域的水陆要道。
这个胜利消息传到闽南，陈明即在廈门组织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当时是不公开的秘密组织），大力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又派特委委员罗明日夜兼程奔赴闽西，接应叶挺、贺龙大军。
1927年10月，陈明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指示：由他召集福建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举办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
陈明于10月下旬返回厦门，先召集闽南、闽北及各县党的负责人，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12月4日又在漳州举行了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陈明在会上做了报告，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大纲。与会同志经过热烈讨论，同意陈明的报告，并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组成了福建临时省委，选出执委11人，常委5人，陈明任书记。在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恢复了厦门、福州两个市委，建立了建瓯、龙岩、永定、漳州、平和5个县委，并在武平、南靖、德化、仙游4个县成立了特别支部，全省党员也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8年1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执委会。陈明提出：罗明对闽西及全省情况较为熟悉，工作富有经验，由他任省委书记，对工作更有利。经执委讨论，同意陈明的建议，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罗明任书记，陈明改任宣传部长。陈明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诚心让贤的崇高品质，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同年3月，罗明去莫斯科参加党“六大”，陈明代理省委书记。
1928年夏，闽西地方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领导了龙岩的后田、上杭的蛟洋、永定的金沙3处农民武装暴动，揭开了福建省土地革命的序幕，为翌年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方面军入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同年7月，福建的形势急剧恶化。混进革命队伍的陈祖康、张余生叛变革命，投靠了白军师长张贞。他俩曾在漳浦工作过，陈祖康还曾担任省委执委，了解福建党的很多情况。为了使党组织免受损失，陈明当机立断，亲自前往处理善后事宜。他到达漳州时，不幸被捕，身陷囹圄。
张贞知道陈明是福建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如获至宝，立即派其秘书陈尚友进行劝降。陈尚友设宴款待，企图收买。陈明在北伐东路军时就认识他，知道此人虚伪狡猾，是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便拒绝赴宴，弄得陈尚友狼狈不堪。张贞贼心不死，又派叛徒张余生前去游说。张是陈明的同乡同事，他们曾一起办过“奇山书社”，出版过《岩声报》。他去探监，假惺惺地带些饼干、水果之类的东西，企图以同乡同事关系笼络感情，并以封官许愿的手段进行诱降。
陈明十分气愤，痛加申斥，但张仍厚着脸皮继续诱降。陈明利用敌人诱降心切的心理，机智地同他周旋。一天，陈明以身体不适和看报纸为由，要张将其转移到一处偏僻安静的地方。张不知是计，误以为陈明已回心转意，遂立即将他“引渡”到市郊一所很安静的平房关押起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陈明趁看守睡熟，轻轻地将凳子架在桌子上，站在上面掀掉瓦片，从屋顶逃走。上海《申报》于9月19日以共党福建头领陈明越狱逃走作了新闻报道。
陈明在漳州黄时甫律师（龙岩人）家中藏了数天之后，又乘船到厦门住在一位朋友家里。经“石码”联络站和黄录萍（黄系国民党左派）等人的帮助，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经省委报党中央批准，派往苏联留学，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陈明是东方大学中国班第三期留学生，主要学的是政治理论。过去，他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外文基础就不错，入东方大学后又勤学苦练，以惊人的毅力首先攻克了俄语关。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学习成绩优异。当时同学们曾开玩笑说：“陈明还真‘明’理！”
1931年冬初，陈明在东方大学结业回到祖国，进入中央苏区，分配到瑞金红军学校担任教官。他和徐特立、李培南、伍修权等在一起，从事教育工作和党的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1932年4月，毛泽东、聂荣臻等率领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开辟闽南根据地。陈明熟悉闽南情况，被调任东路军前锋，既当向导又做宣传工作。一路上，他给红军先头部队介绍各地情况和敌我形势，还编写武夷山区民歌，画宣传画，发动群众支援红军东征。队伍到达龙岩时，他曾三过家门而不入。
1933年4月20日，红军攻入漳州，6月8日又全部撤出。在短短的40多天中，陈明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到处奔波发动群众，为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烧契约，分浮财，废除苛捐杂税等运动做了大量工作。6月中旬，陈明随军返回中央苏区，仍在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工作。他曾和红军大学政委彭雪枫一起，几次到江西的于都、会昌和兴国县的长岗乡以及福建省的长汀等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中央政府纠正各根据地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提供了一些依据。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长征。陈明跟随总部参加了长征。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遵义城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将一、三、五军团的教导队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陈明与伍修权等在干部团任教，负责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课。后期陈明任训练科长。
同年3月、4月，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南下贵阳，直插云南，然后向西北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从此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在攀登高原时，陈明的近视眼镜掉了一个镜片，行军时他拄着拐杖，甚至有时在地上爬行。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教干部学文化，且运用灵活方式在每个人背包的白布上写着“红军”“苏维埃”，边行军边讲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红一方面军通过彝族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时，陈明绘声绘色地给干部团讲安顺场（原名支大地）的历史故事。他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从此地北渡未成，最后失败。这里是河谷地带，极易被敌伏击歼灭。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而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绝不同于过去的农民军，我们一定要粉碎蒋介石的谰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给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边退却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对此，陈明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同年10月中旬，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党中央为培训干部创办了红军大学。陈明与伍修权等在高干科任教。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及教导师迁至庆阳府，陈明任教导师训练部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明被委任为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校长韦国清。随营学校又称“抗大”六大队，陈明任“抗大”六大队政委。
1938年10月，部队开到黄河东，陈明被调往一一五师政治处（后改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1939年春，陈明随同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来到山东。下半年，陈明调任运南支队政治委员。他很重视组建“抗敌同志协会”和“抗日动员委员会”，目的是通过各种群众团体去团结各抗日阶层。
他配合地方党组织韩去非、丁梦荪、杨士法、狄井芗等人把鲁南动委会工作搞得很活跃，并亲自出任鲁南动委会副主任。
1939年初冬，陈明调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和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宣传部长李竹如一起直接领导党校的训练工作。他曾经对国际形势，发表了一篇《笑于芬兰问题和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的文章，在国际和国内论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常说陈明是“我们山东的一位理论家”。
陈明在党校兼授政治理论课。当时他针对干部普遍重视武装而忽视政权建设的现象，深入浅出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中央洛川会议精神，精辟地阐述了统一战线和抗日政权等问题。其论点有三：第一，政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共产党必须掌握政权，北伐战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枪杆子，没有掌握政权；第二，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联合各抗日阶层，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第三，抗日根据地如果没有自己的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则没有依托，创建的根据地也难以巩固。通过陈明深入浅出的讲解，学员们澄清了模糊思想，认识水平显著提高，毕业后分到各地工作，都能比较自觉地去抓好政权建设工作。
陈明对学校的教育工作非常注意，亲自帮助研究制定教学大纲，考察了解学员的学习程度，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组织学员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各阶层人物、各界进步人士的表现，不断提高学员们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为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权建设培养干部。
陈明勤奋学习，爱书如命，不论情况如何危急，他也一定要把书籍保存好。有一次在反“扫荡”中，马夫牵着陈明的马，驮着书籍，和陈明失掉了联系。有人动员马夫把书扔掉，以保存人和马。马夫却说：“陈校长说过，他工作全靠这些书，这是无价之宝，等于他的生命，没有书一切都谈不到。因此，绝不能丢掉这些书。”
陈明有高度的群众观念，在反“扫荡”中，偶尔断粮，吃了老百姓的粮食，他都要放下银洋压上纸条，表示歉意。他那老红军的传统作风，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一直影响着他周围的同志们。
1940年初，沂水六区召开大会，民主选举区长。陈明以党校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政权建设的专题讲演。会后，他又总结了六区民主选举活动的经验，并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拥护民主政权》的社论，对全省基层政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40年2月22日，山东宪政促进会成立，选举了19名深负众望的常务委员。亓养斋、范铭枢为正副会长，李澄之为秘书长，陈明为常委。
促进会全委会于28日通过的《山东省出席国大代表试行办法》，是由陈明带领制定的。同年3月4日，为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陈明撰写了《宪政运动与群众运动》一篇专论，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该文着重阐明了宪政运动必须是广泛发动民众来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不能由少数人包办，更不能搞一党专政。后不久，陈明又着手领导起草《县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县参议会成员必须由各抗日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各人民团体、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代表所组成。文章处处体现民众联合，同心协力，坚持抗战，患难与共的宗旨。
4月1日，沂水县参议会在陈明的具体指导下正式成立，县宪政促进会也随之健全。在与会代表一致强烈呼吁下，罢免了劣迹斑斑的以刘庚岑为首的“县政委员会”，重新选举了真正领导抗日的县政委员会，江海涛任县长。随之，陈明以《新民主主义的沂水参议会》为题写了专论，为全省各县建立参议会树立了榜样。同年春夏之交，陈明被任命为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长，仍兼党校校长。
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及文化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联合大会在临沂县青驼寺隆重开幕，历时一个月。大会一致否定了国民党圈定的所谓山东出席国大的代表，选举出于学忠、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范明枢等61人为真正代表山东民意的国大代表，陈明是其中之一。
大会又选举了全省统一的民意机关——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大会还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战工会下设5个组。在首次全委会上，推黎玉为首席组长，李澄之、陈明任副组长，陈明还兼任战工会秘书长。
陈明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保证“三三制”政权在山东实现，采取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先基层，后省、区逐级建成的方针。他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县以上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专署、行政主任公署等行政机构的建设上，还亲自到基层试点，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并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使山东政权建设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到年底，山东全省建立了12个专员公署，2个行政主任公署和90多个县政府。
同年9月至11月，战工会和临时参议会还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章条例。如《县区乡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关于统一财政之决定》《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人权保障条例》《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民众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条例》《货物税征收施行细则》《贸易暂行条例》《合作社暂行规程》《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县区联合社章程》等。在这些文件中，都倾注着陈明的心血。
1941年1月，为了加强民主政权建设，陈明以“抗日民主政权”为题发表文章，在《大众日报》作了连载。这是他政治理论造诣很深的代表作，也是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这对于加强政权建设和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陈明在领导战工会实现党的各项任务中，特别强调了肃清官僚主义作风，创造抗日民主政权的新作风。他指出：“作风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性技术问题。要创建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那就应当首先下决心，把腐朽的官僚主义完全抛弃，创造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作风。”什么是新的民主政权的工作作风呢？陈明把它概括为八个字：抗日、民主、廉洁、奉公。他要求各级政府人员，要深入民众，虚心听取民意，贯彻民主作风，纠正包办代替的现象。要求每个县长一个月至少巡视检查一个区的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全省各抗日民主政权兴起了调查研究和遇事同群众商量的好风气。由于作风的转变，抗日民主政权的威信大为提高，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
同年4月，为了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分局成立了政府工作委员会，由朱瑞、陈明分任正副主任。分局还决定，在省战工会内建立党团组织，由黎玉、陈明分任正副书记。至此，省战工会实际上已成为全省政权最高领导机关。战工会的成立，是陈明和其他领导同志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的结果。同时，它标志着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进入崭新的阶段，象征着政权体系从基层到省级的健全和巩固。
1941年3月8日，陈明和山东纵队姊妹剧团团长辛锐同志结了婚。辛锐是济南爱国资本家辛葭洲的女儿。
陈明与辛锐。
济南沦陷后，为了抗日救国，辛葭洲抛弃财产家业，携眷逃离济南去潍县，又转滕县，在滕县投奔共产党八路军，走上革命道路。父亲非常支持陈明和辛锐的结合。陈明和辛锐不在一起工作，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就骑着马亲自去接辛锐。后来辛锐怀了孕，他常带她上山摘酸枣吃，人们都赞扬他俩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同年11月，日本侵华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坐镇临沂，指挥5万敌伪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的八路军主力和党政机关，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反“扫荡”战斗日益激烈，我军分成几个梯队反击敌人，各自为战。陈明率领一一五师一个连的兵力、战工会部分干部、抗日军政干校第五大队、“抗大”一分校学员、蒙山独立支队以及一些地方干部、民兵，于11月30日凌晨，在大青山下与日军一旅团遭遇。他们从大青山转移到大谷台时，又遭敌人合击，陈明下令一律向望海楼方向撤退。由于敌人火力密集交叉，战场成了一片火海。首脑机关主要领导人几乎无不挂彩，机关女同志、炊事员、马夫都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拼搏厮杀！
陈明突围时，他的4名随身人员牺牲了3名，只剩下十几岁的警卫员吴开玉。他俩跑到东蒙山和西蒙山之间的大沙河沟崖上时，遭敌人重机枪交叉火力封锁，陈明双腿负伤，他对小吴说：“你快跑，活一个是一个，我不能跑了！”小吴不愿意离开他，陈明命令小吴立即转移。这时，抗大司令部派出几个学生梯队前往抢救，但敌人已经围上来了，他怒目盯着鬼子，连发3枪打倒3个敌人，留下最后一发子弹，枪口对着自己，壮烈牺牲，时年39岁。
在山东费县马头崖乡，有一条两壁陡峭，沟壑纵横的山峪名叫火红峪。几十年来，这里流传着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八路军女战士辛锐的故事。
辛锐，祖籍是山东省章丘县辛寨人，后随家人搬到济南。1918年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里，父亲辛葭洲是位进步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辛葭洲为救国难，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他的家成了我党我军的地下联络点。以后，辛葭洲舍弃家业来到了解放区。辛锐生长在这个家庭，从小就受到了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影响。辛锐是辛葭洲的大女儿，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是个性格倔强，天真热情的女子。上小学时，她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酷爱艺术，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并会木刻。中学时期，她绘画、书法已颇有功底。
辛锐烈士。
16岁那年，创作的绘画和木刻作品在济南举办过个人美术展览。在父亲影响、教育下，她参加抗日工作，宣传抗日救亡。并于1938年和妹妹一道来到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从事革命文艺宣辛锐烈士传工作。同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中，辛锐积极热情，从外表上看文静和蔼的她却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烈的对敌斗争精神。1938年秋，部队在沂水县王庄区宿营时，辛锐在房东的石灰墙上写下了“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大字标语。房东老大爷说：“大辛同志写的字像朵花，这一来我这墙上更好看了。”每逢集会和行军休息，战士们欢迎辛锐唱首歌，辛锐就大大方方地为大家演唱。
1939年1月，为庆祝《大众日报》创刊，费县东梭庄举行群众大会，辛锐演唱起自编自演的抗日歌曲——《歌唱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里新气象，
男耕女织打东洋。
…………
辛锐的女中音，圆润流畅，乡亲们特别爱听。
1939年5月，日军对沂蒙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中共山东分局把青年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大众日报社、战地服务团等单位，合编成沂蒙大队，在沂水县山里打游击。一天傍晚，辛锐所在的分队正在沂水县杏峪的山沟里隐蔽，山下忽然传来枪声，敌人在这一带进行搜索。分队负责人命令大家迅速转移到北山
坡。青委青训班指导员于冠西正患伤寒病，浑身酸软无力，刚走几步就瘫软在地。辛锐跑过来见于冠西在发烧，赶忙蹲下身子说：“快，快，用手搂住我的脖子！”她抓住他的手，背起来就跑。于冠西很不好意思，连声说：“放下我，放下我。”辛锐顾不得说话，用手扳着他的两腿，一口气翻过两个山沟。听到敌人的枪声远了，她才把于冠西放到一块巨石背后。此时的辛锐已经汗流满面，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休息了一会儿，他们互相搀扶着，赶上了分队。
辛锐曾在山东中共党校学习，到大众日报社沂蒙工作团之前担任过山东省妇联秘书。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她都积极努力。她发现部队行军、作战非常需要军用地图，于是找来一份旧地图，并按当时敌我区域做了修改补充，然后复制若干份送给部队，受到部队首长表扬，说：“这真如雪中送炭。”1938年底，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即将创办，但报头、伟人像仍无着落。辛锐曾搞过木刻，她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个任务。连着干了几个昼夜，设计、刻好了报头和伟人像，1939年1月1日按计划出报。
多才多艺的辛锐在八路军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如鱼得水。1940年秋，她创作了一幅题为《我送哥哥去当兵》的宣传画，画的是一位农村姑娘，给报名参军的哥哥戴大红花，形象生动逼真，得到军民赞美，有力地配合了参军运动。
1941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建立了“姊妹剧团”，辛锐任团长。她集编、导、演于一身，工作十分忙碌。为了更有力地宣传抗日救国，剧团在经常编演小型曲艺、歌舞的同时，也排演像《血路》《雷雨》这样的大型剧目。辛锐和指导员甄磊，还根据当地“万仙会”等反动会道门装神弄鬼危害群众的事实，决定编排一曲《万仙会》小剧，用来教育群众，揭发会道门的反动本质。一天，甄磊和徐兴沛便服来到“万仙会”所在地的大庙，该会道首正在装神弄鬼，一些群众跪在地上叩头。那道首忽然跳上高台，阴阳怪气地说：“孙悟空来也，千钧棒侍候！”他接过一条铁棒，跳下高台，追打一位老人，老人忙往外跑。道首刚追到门口，老人的儿子一脚将他踢倒，顺势夺过铁棒要打，道首失声高喊“饶命”。原来这
位老人拿了几十斤花生米，想在集上换点粮食。不料遇见这道首，这家伙以化缘为名，想白要老人的花生米，老人不给，他就威吓老人。老人的儿子听了此事很生气，就让父亲进庙引出道首，想好好教训他。
甄磊抓住这件事对大家说“：乡亲们，看见了吧！这个会长专搞骗财害民的鬼把戏，大家不要信他那一套！”辛锐等通过这件事，又找了一些素材，编写了一个生动且有感染力的剧本《万仙会》，演出效果不错，群众颇受教育。不久，姊妹剧团参加了八大剧团文艺汇演获第四名，受到中共山东分局的表扬。在汇演中，他们合唱了辛锐编排的《参加妇救会歌》，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妇女们呀动员起来！
站岗放哨，做鞋袜，
读书识字要参加，
要解放，要做堂堂的人，
救国也是救自己呀嗨。
这首歌受到根据地妇女们的欢迎，一时广为流传。
辛锐担任姊妹剧团团长期间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陈明同志结了婚。他们互敬互爱，工作、生活上互相支持帮助。后来，辛锐怀孕了，她怕耽误工作，就强行吃药流了产，致使她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她仍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工作。
1941年11月，日军纠集5万人马，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奋力抗敌。山东分局直属机关编为几个大队，凭借沂蒙山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斗争，辛锐率五大队的一个分队20多位女同志随部队转移。11月30日，辛锐的丈夫、山东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在大青山阻击敌人时壮烈牺牲。同日，辛锐的分队在猫头山与日军遭遇，为掩护同志们撤退，她小腹部中弹，紧接着两个膝盖骨受重伤，右膝盖骨被全部打掉。当晚，她被抬到山东纵队第二卫生所驻地——火红峪村，二所同志将辛锐抬到聂凤立家。
剧团小演员徐兴沛来护理她，小徐一见她伤得这样重，眼泪夺眶而出，他紧紧抓住辛锐冰凉的手，哭着说：“团长，您受伤了！”辛锐慢慢睁开眼，轻轻地说：“小徐，别难过，革命就免不了流血牺牲。”徐兴沛和二所同志将辛锐送到距聂家半公里远南面的鹁鸽棚洞隐蔽。徐兴沛把煮好的母鸡和花生端到她面前。她刚吃了两三口，又疼得昏迷过去了。徐兴沛急忙叫醒她，一边喂她鸡汤，一边告诉她附近的地形。这个山洞四周乱石纵横，很隐蔽，山洞左上方有个孔，可以观察到附近的两个山洞，周围民兵布上了地雷。说话间，只听“轰”的一声，原来是搜山的鬼子踩响了地雷，接着是一阵机枪声和鬼子们嚎叫声：“八路的有，快快出来！不出来，死了死了的！”鬼子的喊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走到洞顶的大石板处。徐兴沛担心敌人发现洞口，拿起枪就要冲出去把鬼子引走。辛锐两手抓住他的胳膊，镇静地说：“要沉着！”夜幕降临，洞口不远处传来鬼子的说话声，丝丝火光射进洞里，辛锐判断鬼子在做饭，便对徐兴沛说：“是出去的时候了，
动作要轻一些。”徐兴沛爬出山洞，敏捷地迂回到敌后，用拉绳拉响了用3颗手榴弹并成的“地雷”，把洞口附近的鬼子炸跑了。
徐兴沛到老乡家，买了些煮熟的地瓜干和花生米，回到洞里给辛锐吃。徐兴沛点起火堆，寒冷的山洞顿时充满了温暖。辛锐向小徐讲起自己的经历，如何从一个家庭环境舒适的女学生成长为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员。谈着谈着，她低声唱起了《“三 • 八”妇女歌》：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在“三 • 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
从此，我们永远打出毁人的牢笼。
辛锐在鹁鸽棚洞住了16天，伤势渐好，但双腿已残疾，不能走路。
12月16日这天，二所同志把她接到火红峪村聂凤举家，帮她洗澡换衣
服。当同志们告诉她陈明和甄磊牺牲的消息时，她十分悲痛，决心养好伤后重上战场，为死难烈士报仇。
12月17日，一股日军突然来火红峪一带搜山。二所的同志急忙到聂凤举家，抬着辛锐准备突围。山路崎岖，行走艰难，他们刚跑出 150 米，敌人就追上来了，机枪打得担架附近的石头直冒火花，辛锐见形势危急，担心二所同志抬着她会受更大损失，大喊：“放下我，你们快走！”抬担架的同志坚决不肯。辛锐急了，厉声命令：“我用手榴弹掩护你们突围，要执行命令！”她朝敌人扔出第一颗手榴弹。二所同志忍痛放下她，趁硝烟向东南方向突围。鬼子发现了她：“女八路！女八路！抓活的。”辛锐咬紧牙关，一甩手扔出第二颗手榴弹。一个鬼子军官冲上来，命令士兵捉活的。辛锐照着鬼子官的方向，又扔出第三颗手榴弹，鬼子军官腰部流了血，他捂着腰，气急败坏地狂喊：“枪毙！枪毙！”辛锐正要回
身拿最后一颗手榴弹，一颗子弹射进她的胸膛，辛锐倒下了。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二天，二所的同志和当地乡亲们，将辛锐的遗体掩埋在距她牺牲处10米的鹅头岭东坡。
1950年，当地政府在费县西梭庄村（今沂南县双堠乡）建立梭庄烈士陵园。辛锐的遗骨同年移入这座陵园。
陈明、辛锐虽然牺牲了，但他们正气浩然，虽死犹生。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山东人民的心中！
火红峪火红，是辛锐鲜血染成，大青山枫叶火红，是陈明鲜血染成……一个在山之东，一个在山之西，青山喋血之歌，再现了苌弘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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