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驻沪外交官：走遍中国的一线城市，结果爱上了……

上回说到我2000年进入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工作，本职工作虽在新闻与公关司，但很快就借调到中国司兼任华南与港澳处处长。

在新闻与公关司和中国司兼着职务不久，新闻与公关司换了个司长。新来的司长见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索性做个人情，同意让我全职调到中国司，于是我名正言顺调到中国司工作了。

当时贸易发展局中国司正好在重新调整，首先，由于重视中国市场，于是，决定把主管中国业务的司长从新加坡本部派到中国，在驻华使馆担任商务参赞一职。出任这一职务的是张采虹Edith Cheong。其次，不仅在贸易发展局的层面做整合，在上一级的贸易工业部也要对现有的中国战略重新审视并调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更谈何政策调整？于是，2001年5月下旬，贸易工业部决定派出调研团前往中国。调研团以王瑞杰（时任新加坡贸易工业部之副常任秘书，分管贸易；现为财政部长，第四代总理热门人选）为团长，李奕贤（时任生产力与标准局副局长，曾任贸易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现为通商中国主席）为副团长，团员来自贸易工业部和贸易发展局，包括笔者。

照片说明：这张照片拍摄于2001年5月23日，当时访问华为公司总部，拍摄之后即刻打印出来送给我们，时隔多年，已经模糊。照片中的几个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人物：1. 谭宝锠（时任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中国与港澳署副署长，后来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长，目前是上市公司口福集团首席战略官）；2. 王瑞杰；3. 林宛容（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现为国家发展部副常任秘书）；4. 李奕贤；5. 本文作者（请不要拿发型说事儿）；6. 何致轩（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现为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司长）；7. 许俊平（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曾任大连办事处主任，现为新加坡上市公司Rotary Engineering公司副总裁）

这次调研主要是观察新加坡在华企业的现状，听取它们的经验，尤其：

1. 它们对华投资的主要考虑（是成本？是市场？是原料？是人才？还是什么？）、具体投资地的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华业务与新加坡本部有无紧密价值联系？

2. 它们在华投资与经商有无任何问题或瓶颈？希望新加坡政府提供哪些方面的协助？企业本身又如何能够“自助”？成立商会是否会有作用？

3. 中国加入WTO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新加坡企业如何把握机会？

4. “西部大开发”有哪些机会？

5. 新加坡如何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一站：香港

我们第一站到的香港。在香港主要与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大型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等会谈。

当时我们最好奇的是两个问题。

香港人当时对华投资已经很大，因此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中国大陆设的网点很多，我们望尘莫及。无论从生产要素（也就是说，在大陆设厂比在香港设厂合适）或市场（也就是说，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比在香港销售合适）考虑，中国大陆是香港企业对外投资之首选，这毫无疑问。

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港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会不会对香港形成“空壳”效应？香港要如何维持自己的经济价值和意义，才能让港资企业一方面利用中国大陆的生产要素和市场，另一方面不要弃香港而去。

因为，随着新加坡企业大举对外投资，这也可能是新加坡很快就要面对的问题。

答案后来慢慢明朗化。像香港和新加坡这类缺乏资源的城市经济，一定必须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领先性，尤其金融、法律、品牌营销、对外的自由与开放。唯有如此，你才能对已经撤离本土的第二产业创造价值。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很多中国公司都不愿意采用IT，于是我们在思考，究竟IT公司到中国投资经商前景如何。

在2001年的时候，这确实是个大问号。

别忘了，那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那一年，纳斯达克暴跌，从5133点直降到1108点。阿里巴巴刚刚经历了上一轮投资人的反悔，估值缩水。原本说好的2500万美金投资，最后只到了1000万美金。阿里账上只有700万美金，每个月运营成本是180万美金，而且公司也没找到靠谱的经营模式，公司只能支撑5个月。

现在呢？

现在这个问号早已被感叹号所替代。

中国的公司不但采用IT，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领IT！

不但引领IT，甚至开始引领AI！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前人。

第二站：深圳

我们在香港待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十点，我们就到了深圳。

当时深圳已经崭露引领新产业发展之头角。

我们先到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数码城（Cybercity）考察。下午，考察了华为。

当时，华为只是从事电信和通讯器材的研发和生产。但是，华为十分重视研发，当时它1.6万名员工，40%在研发部门，集团把年销售额的10%投在研发上。当时华为在美国、瑞典、俄罗斯、印度都设有研究所，并与IBM、Hay、KPMG等有战略合作项目。

我们在深圳时也去考察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主要研发和生产硬盘磁头产品、多功能电表产品、税控产品等，在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和研发队伍。

当晚，我们与六七位在深圳经商多年的新加坡人见面，包括林振伦（Lim Chin Loon），听听他们的观察和想法。林振伦至今一直活跃于在粤新加坡商界群中。

第三站：重庆

5月24日，我们航班中午抵达重庆。市外办主任王雯女士在机场迎接我们。

在重庆期间，我们考察了当年成立的北部新区。

北部新区的成立是当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管辖渝北区的人和、天宫殿、大竹林等街道与市镇，主要发展的产业包括IT、光电、生物工程、制药、环保、汽车制造等。到了2016年2月，重庆市撤销北部新区，其职能划归两江新区。

我们也考察了重庆高新区。它起步很早，于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我们考察时，它的重点产业是电子、电信、计算机研发、精密仪器、光电、生物工程、精细化工和制药、新材料、环保等。2016年，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纳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现在你再去看重庆高新区，部分主攻产业已经升级为高端装备、高技术服务、现代商贸物流，见证了十多年来沧海桑田的进步。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最深刻的印象有三点。

第一，当时新加坡政府部门还没有在重庆设点。在5月24日市委书记所设的晚宴上，重庆方提出新加坡方必须要有个对接的窗口，方便将来工作的展开。当时我方就回应，“我们对接的窗口就是许振义”。

我当然很愿意当这个窗口。很可惜，几个月后，局里派我常驻上海，我就担任不了这个窗口了。但，再后来，我们局直接在重庆设了网点，派驻了专职的驻渝主任。这就比我当年一个华南与港澳处长来兼任重庆“窗口”要重视得多了。这是后话。

第二，那晚的宴会我是第一次吃重庆菜，把我麻得，嘴巴和舌头感觉都不存在了。我记得，上了一道花椒牛蛙之后，上了个什么汤。我喝了一口汤，跟坐我身边的王雯处长说“你们汤也是麻的”。她答“汤不是麻的，是你舌头麻了。”

十多年了，我现在相当喜欢麻味了，经常还嫌新加坡本地许多做重庆烤鱼的，味道不够麻不够辣不够香。哈哈哈哈！

第三，重庆的“立体”式自然环境让我惊呆了。反正，不管步行或开车，绝不能以直线距离为计算依据，尤其开车，往往非得绕着路盘几盘才能盘到桥上，然后又得盘几盘才能盘下来。现在我去重庆去得蛮多了，但每次去，还是很享受这种“盘”的过程。

嗯，我不晕车。

第四站：成都

我们是坐大巴进蓉的。

在渝蓉交界，四川省投资促进局易军处长接了我们，我们告别了重庆，川籍警车开道，一路进入成都。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成都。

成都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天府广场的那尊毛泽+东雕像，至今印象深刻。

当时我还有个身份，就是新加坡—四川投资与贸易委员会的新加坡方秘书，川方秘书好像就是易军，后来升格称为“秘书长”。当时川方主席是副省长李达昌，新加坡方主席是国家发展部长（相当于中国的“建设部部长”）马宝山。李达昌样子清瘦，相当儒雅，我对他印象很好，可惜后来中川国际乌干达欧文电站一事，因“滥用职权罪”而出事，十分遗憾。

我们在四川时专程去了一趟绵竹，考察华丰磷化工有限公司。

华丰老板是王显荣博士，我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但，一直到2012年我开始参加新加坡金门会馆的活动之后，才发现他原来跟我一样是祖籍金门。

又过了一两年，我才发现，我一个朋友，Grace江秀慧博士，新加坡保险界一颗璀璨的明星，原来是王显荣夫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

最后一站：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