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医疗政策是德政还是暴政？

新加坡眼按：新加坡政府医疗开支只花费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4%。新加坡政府在公共医疗支出补贴是否真正减轻了民众负担？政府津贴及各项保险是否让百姓免于高昂医疗费用的担忧？新加坡官方媒体撰文，颂扬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医疗政策是德政，这种说法有多少真实性？新加坡医疗，究竟是德政还是暴政？也许，我们可以从本文中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德政是指有仁德思维基础的政治措施，暴政是指残酷剥削与压迫人民的政治措施；换言之，以人为本，从人民利益的立场，去设定的医疗政策才符合德政的定义，反之，那就不是一项德政，更有甚者，从人民的疾病医疗中牟取金钱利润，那种德行就是典型的缺德暴政。

换个角度来说，免费医疗照顾，或者，只回收非固定医疗成本的政策，都可以属于德政一类；离开了这一个范畴，就很难在定义上界定为以人为本的政策思维。

新加坡的原有医疗公共服务在所谓的企业化私营模式的经营下，借口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消费选择，改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来设定医疗的收费制度，另一方面，政府亦巧手制定了所谓的补助性方案，去补贴低收入人们的医疗开支。

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是包括了经营者的利润，所以人们支付的医疗费用是包括利润成分，因此，实际上，医疗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牟利的商品经济。

如果政府的补贴只回扣了利润成分，则医疗收费还是包括了人们承担医疗基础建设的成本。医疗基础建设是国家开支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用来收取常年税务的基础，因此，如果医疗收费中包含了政府回收基础建设的开支，那么，政府不仅仅是从已经报销的开支中牟取利润，也在根本上违反了原本征税的意义。

公众对自己所支付的费用，和可以享有的补助计划下回扣的两者之间，是无法知悉医疗开支的实际数据，因为从账单上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政府回扣消费税的实际数字。而征收医疗消费税的事实，却说明了政府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医疗价格，并非只是要回收提供医疗服务的可变动成本，换言之，这一件事实，质疑了政策以人为本的设想。

政府，以及提供医疗服务机构的实际营运数据，外界不得而知，所以医疗补助金的实际效益有多少亦不得而知，不过，从一些日常所见的事实，却是不难知道，当下医疗体系的不可承担的高收费，是加剧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

由于医疗费用非常昂贵，而医院为了减少病人拖欠医疗费，是要先收取保证金。有信用卡的人士可以先刷卡后看病，无卡者就必须先支付为数不菲的现金，现实是，无卡者往往都是一些贫困阶级，因此，没有足够的现金在手，弱势群体也就进不了医院看病。也就是说，手停口停的贫困民众，得要先筹钱才能够去看病。

另外，因为医院外包收账功能，所以一时无法凑到足够医疗费的病人与家属，还得在心灵上忍受被收账公司紧紧追债的煎熬。这种金钱比治病更为重要的政策思维，在在体现了政策缺乏人性的一面；没有人性的另一个词汇，就是缺德。

这些现象应该都是事实就是如此，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客观现实。

虽然社会现实是如此的冷酷无情，但是，官方媒体要不是无知的视若无睹，就是没有掌握社会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所以才会颂扬医疗政策：‘为了协助贫困年老患者不会因为支付不了医药费而求医无门，政府採取了一些援助措施，例如银髮族保健基金，就是在患者使用了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仍然不敷之后，用来支付所剩的全额医药费。这无疑是一项德政，…’ 这一种背离事实的观点，令人万分惊讶。

如果清楚知道了医疗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必然是会强力谴责，而不是歌功颂德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医疗政策，理由很简单，因为社会问题的源头是来自政府的不当政策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后来的政策只是试图纠正早先的错误政策，然而，即便如此，在一种设定思维下的政策，那也只不过是一错再错的政策，于事无补。

为何会出现‘患者使用了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仍然不敷之后，用来支付所剩的全额医药费’？也就是说，什么情况导致人们无法支付全额医药费？解答这一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一些已知的事实，因为答案就在其中。

新加坡确实是有着林林总总的堂堂皇皇的社会援助计划，也就是说，政府行政上，新加坡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案，但是，这些往往都是纸上谈兵，只是作为墙纸的美观视觉效用，目的是展现政府关心民生的假象。能够成功执行的计划却是成效少见，因为要成功取得援助的门槛太高，求援人士很难满足附带条件的要求。就是因为政策的脱离现实，所以才会出现了求救无门，而唯有走上绝路的社会悲剧。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等等计划令人眼花缭乱，可是，能够动用这些资源的条件非常苛刻，实际上，由于无法动用足够的保健储蓄，所以才会发生支付困难的问题。水中捞月只能蒙骗无知，而不是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除了严格约束动用医疗保健储蓄的制度因素，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医疗费用过于高昂，远远超出老百姓可以承担的财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政府放宽制度上的种种约束，老百姓还是会因为医疗费用高昂，而无法偿还全额的医药费。

当然，放宽原有的约束有助减缓人们的医疗费用负担，但是，要彻底解决社会的医疗问题，还得从减少医疗收费的层面下手。换言之，医疗收费不切实际，才是社会问题的关键之处。这是说，如果政策得当，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设定所谓的银髮族保健基金，多此一举的伪善政策，只是徒然增加原本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费用。

2013年2月22日今日报一篇由一名执业医生撰写的政策评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以小额医疗开支却能在国际上享有医疗美誉的新加坡，会出现72%的人民患有社会焦虑，恐惧在高昂的医疗费用制度下，无法承受生病的风险。

这一种现象的解释是，承受能力出现了问题，换言之，政府的小额医疗支出是造成人们患有社会焦虑的原由。

新加坡人民面对的这种社会焦虑，可以通过和其他五个国家，澳大利亚，芬兰，瑞典，英国，美国的对比情况下，看看个中究竟。

在公共开支占GDP的比率下，新加坡是13%，最高额的英国是46%，发达国家的平均率是30%。

在医疗开支占GDP的比率下，新加坡是4%，最高额的美国是18%，发达国家的平均率是13%。

在政府医疗开支占总医疗开支的比率下，新加坡是36%，最高额的英国是84%，瑞典是81%，美国是53%，发达国家的平均率是65%。

这名医生指出新加坡小额医疗开支的原由，也就是，新加坡人民患有社会焦虑的原由。

而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光耀认为：对消费提供津贴，是一个具灾难性的错误…一个无论如何富裕的国家，都不能够承受对医疗，失业，和养老退休金的承担，而不必征收高度的课税，这种高课税制度不利鼓励人们工作，储蓄，和照顾自己的家庭，因为人民可以依赖国家过日子。

在李光耀这种：人民不可以依赖国家过日子的思维下，医疗成为个人必须自己承担的生活成本，为此，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各种医疗方案的目的与执行，就是要设法确保个人能够自负医疗费用。这种把国家医疗保健的责任，转嫁个人和家庭的结果，正是人们患有社会焦虑的原由。

在有关制度的效率方面，文章指出：医疗基金或许会有所帮助，但是，必须先行提出申请，是否获得批准要看个别情况去决定，没有保证，并且也不一定会获得全额，或者只是部分的帮助，又或者会完全被拒绝。C 级病人可以得到80%的津贴，但是，20%的高医疗费还是一个很难负担的数额，对穷人而言，5万元的20%必定还是一个很高的金钱数额。

由此来看，新加坡当下的医疗暴政是来自李光耀的政治思维，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一个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政策思维上的去李光耀化，因为舍此之外的政策，都改变不了李光耀政治思维所制造的负面效应，因此，去李光耀化是势在必行。

（文章来源于《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