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认的”小清新”中峇鲁，居然这么重口味？

新加坡市区边缘，全长不及三公里的中峇鲁路（Tiong Bahru Road）是一条地理分界线，中峇鲁路以南属于中峇鲁住宅区，目前保留着20座战前组屋；北部地势较高的则是河水山，以中峇鲁路、立达路下段（Lower Delta Road）、合洛路（Havelock Road）和锡安路（Zion Road）为界。

中峇鲁跟墓地息息相关，Tiong（中）为“塚”的福建读音， Bahru（峇鲁）是马来文“新”的意思。结合起来，中峇鲁就是“新坟”。

新加坡人口稠密，寸土尺金下，早期新加坡的义山都逐一被生人罢占，发展为抢手的产业，例如潮州人的泰山亭发展为乌节路的时尚商场，广东人的碧山亭发展为碧山镇，客家人的双龙山和章芳林的双口鼎芳林山等成为女皇镇的邻里，比达达利正在推出最新的组屋单位等。中峇鲁这个从前的新坟也不例外，在物换星移下成为特色社区。

▲新旧交替的中峇鲁住宅区

中峇鲁是1927年成立的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建屋局的前身）所开展的第一批民宅项目。那个时候，中峇鲁与河水山都是坟场，不过比麦士威路的 “青山亭” 和现在中央医院地段的“旧”坟场稍微新一些，才会有新坟的称谓。早在1828年，从马六甲前来新加坡经商的福建帮领袖薛佛记已经买下中峇鲁这块福地来开辟义山。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发展蓬勃，转口贸易带动了其他各行各业，急速增加的移民集中居住在市区及周边地带。中峇鲁靠近市区，自然成为发展民宅，舒缓过度拥挤的牛车水的首要地点。经过三年的交涉后，近两千户中峇鲁人家搬迁至他处，受影响的坟墓则在福建会馆的安排下移灵至咖啡山（Bukit Brown）。

1936年左右落成的中峇鲁组屋整体风格上采取英国小镇的格局。跟当时的本地建筑物相比，最明显的是外墙少了立面的艺术装饰，但通过弧形楼梯、露台、圆形柱子等实用建设来增强三维的质感，例如外型像飞机的 “飞机楼” （第81和82座）和圆弧形的“马蹄楼”（第78和79座）等都各具特色。

▲中峇鲁的老屋子通过弧形楼梯、露台、圆形柱子等实用建设来增强三维的质感

▲飞机楼

▲马蹄楼

这20座位于中峇鲁老区的战前组屋已经被列为国家古迹，成为本地的人文资产。这是新加坡首次完整保留的组屋区，受保留的住屋不能拆除，翻修时也不可以改变建筑的外观，不过内部装饰则不受限制。

日治前的中峇鲁组屋每个月租金25元，牛车水人家付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不愿搬迁，“华而不实”的组屋因而受到社会人士的谴责。结果，中峇鲁成为财富（白领阶级）以及其他高收入人士的时尚住宅，一些富商甚至在这里金屋藏娇。此外，弹得一手好琵琶，能歌善舞的年轻姑娘也选择在这里落户。这些在附近恭锡街工作的“琵琶仔”和大世界夜总会谋生的歌星舞女合租房间，几乎每户都有位梳起不嫁的妈姐负责日常料理，因此这个小社区成为名符其实的“美人窝”。

中峇鲁老区保留了十多条以19世纪华社名人命名的街道，例如甘蜜大王佘有进（Yu Chin Street），以船务发迹的邱忠坡（Tiong Poh Road）和林金殿（Kim Tian Road），新马橡胶业鼻祖陈齐贤（Chay Yan Street），垄断新柔鸦片业的富商之一的陈成保（Seng Poh Road），双林寺创建人刘金榜（Kim Pong Road），在暹罗和西贡都左右逢源的陈笃生的后人陈金钟（Kim Cheng Street），以薛佛记的后人命名的Eng Watt Street和Moh Guan Terrace等。

此外，昔日的文人故居也为中峇鲁捎来文化气息。1938年，郁达夫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时候，举家定居在第65座组屋三楼的24号单位，资深作家刘以鬯和姚紫则分别居住在第1座的一楼和四楼。积极推动新加坡文化艺术的作家谢克、苗秀和先驱画家黄葆芳同样在中峇鲁老区居住过。

▲郁达夫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时候，举家定居在第65座组屋

中峇鲁的老居民打造了不寻常的饮食文化，早期的熟食摊贩以一辈子的心血不断充实自家的私房菜，中峇鲁包、中峇鲁炒粿条、中峇鲁红龟糕、中峇鲁水粿、中峇鲁卤面、中峇鲁起骨海南鸡饭等的古早味叫人特别难忘。有些源自中峇鲁的熟食仍然留守在原地，有些则走出社区，遍布新加坡各地。不论是否身在中峇鲁，中峇鲁传统美食已经成为风味独特，值得信赖的老字号。

为了加强民防，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兴建的组屋都设有防空壕。这个防卫的概念源自中峇鲁。殖民地政府为了应付日战，在中峇鲁住宅区精心设计和建造了当时最先进的民间防空设备，我们还可以在第78座组屋底层看到红砖砌成，可容纳1600人的防空壕。

新加坡沦陷三天后的大检证，居民被安排到现在的中峇鲁熟食中心所在地集合，日军将大牌55号旁的咖啡店改装成检证中心，盖上印章的良民可以在区内自由活动。

一些老居民回忆起日治期间，瘦骨嶙峋的英军俘虏被派到此地，负责清理夜香的日常作业。居民出于同情心，往往暗地里为他们提供香烟和食粮。有些居民跟日本哨兵交上朋友，大家一起踢足球，熟络后经过哨站也不需要鞠躬，彼此挥挥手就行了。这是日治时期温馨的一面。

安静的躲在一角的中峇鲁联络所也有一段光荣的史迹。1951年成立的中峇鲁联络所原址就设在防空壕内，它是由当地的居民倡议，商人Teo Seng Bee先垫钱装修落成的。有了第一间联络所后，新加坡的联络所如雨后春笋，在生活简朴的年代，让居民聚在一起看电视打乒乓，甚至成为政策民意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公共场所。

中峇鲁老区旁的屋子经过另一轮重建后，高耸的新组屋跟老区相映成趣。在中峇鲁长大的老街坊许愫芬最难忘的是“四脚亭”的回忆。四脚亭跟早期新加坡许多传神的民间俗名一样在时光中流逝，只存活在中老年人的记忆中。

四脚亭指的是金殿路（Kim Tian Road）、惹兰孟比拉（Jalan Membina）与立达路下段（Lower Delta Road）的地段，上世纪60年代末是个坟场。关于四脚亭这个名字的来历，街坊表示当时坟场内有四根柱子的凉亭，让人们行清扫墓时歇脚纳凉。四脚亭的来由可能跟凉亭有关。

四脚亭有一间香火旺盛的“四脚亭大伯公宫”。一般上大伯公都是安置在庙宇内的，但此大伯公宫则标新立异，将大伯公安置在建筑物外面。庙宇四周种满酸甘，也称为酸甘园。

四脚亭除了是个坟场之外，还有个大粪池。挑粪夫每天到市区收集夜香后，36门的粪车将夜香载到这个“加工场”。挑粪夫必须继续忍着恶臭，将夜香一桶桶地倒入粪池中，进行化学处理。

▲如今部分的四脚亭粪池已经成为中峇鲁公园

一天的劳作又到了日暮黄昏，炊烟升起的时刻。和风相送下，阵阵夜香伴随着饭菜香，飘入寻常百姓家。如今部分的粪池已经变成中峇鲁公园，滋润着绿色的市容了。

街坊记忆中的坟场、酸甘园、大伯公庙、四脚凉亭都是童年伙伴们戏耍的地方，只差没玩到粪池中去。那个年代，土地就像母亲的怀抱，跟当下的I-pad、电玩时代似乎存在着等待跨越的鸿沟。

中峇鲁组屋区对面，中峇鲁购物中心后面的高地就是河水山。

河水山的十层楼组屋像火柴盒，少了中峇鲁老区的特色，但却标志着建屋局（HDB）成立初期为国民解决屋荒的承诺。河水山保留着19世纪富豪章芳林创建的玉皇殿、嘟嘟糕的传统作业和名噪一时的乌桥头巴杀等，不过叫老街坊印象最深刻的则是火的记忆。

▲河水山的十层楼组屋标志着建屋局成立初期为国民解决屋荒的承诺

▲现代化家居下已经没有绿野亭（马交塚）义山的痕迹，左方为章芳林创建的玉皇殿

在殖民地政府眼中，河水山是一个危机处处的“边缘”地带。第一个“边缘”是河水山处于市区边缘，木屋区错综复杂，环境恶劣，成为传染病的温床。第二个“边缘”是河水山处于社会边缘，窝藏了许多非法居民和私会党徒，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犯罪的缩影。第三个“边缘”是这些非法居民随便搭建一间小木寮或者租一间现成的小木屋居住，缭乱拥挤的格局大大增加了火灾和逃生的风险。

那个时候，许多甘榜都成立志愿组织，负责简单的治安和消防任务。民间的志愿消防队曾经扑灭过多场小火患，但无法应付大火。

由于河水山治安欠佳，很多人都谣传说可能会有人蓄意纵火，因此居民都会轮流巡逻守夜。

1961年5月25日午后，中峇鲁甘榜（四脚亭一带）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河水山。由于当天是哈芝节，许多消防员和警员都放假去了。当时电话并不普及，召集大家归队已经花上许多时间，结果这场大火燃烧至隔天早晨，16,000名灾民流离失所，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叫人感触良深。

河水山大火为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带来契机，在短短的九个月内，建屋局安顿好所有灾民，大家都住进组屋里。临时兴建的河水山一房式门对门替代组屋的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每一层楼的居民共用两个厕所。老居民林先生表示虽然公共设施不足，但有水有电，出入方便，居民还是乐意告别甘榜生活。不过，每当男厕有人使用或者损坏，男人就会占用女厕，女人容易受到性骚扰。有些居民使用厕所来洗衣服，省下自家的水费等，都对女性造成种种不便[1]。

另一位老居民佘国琛当时只有11岁，火灾九个月后搬入河水山的一房式组屋。国琛表示火灾后隔年，时任总理李光耀轻装上阵，探访搬回来的灾民，国琛和一群孩子好奇的跟着他到处巡视，见到不少旧邻居。有位邻居在火灾前卖杂货，现在将组屋当成杂货店，小孩最爱跟他买冰棒、糖果和饼干，一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一整天。

在住家开杂货店并不符合组屋的条例，但考虑到灾民已经一无所有，必须从头打造家园的困境，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取缔的行动。对国琛而言，最大的感激之情就是终于有个坚固实在，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不需要过着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日子。

组屋生活也掀起了一场小小的社会革命。一些居民保留着甘榜的习俗，在家里蓄养家禽，公鸡的啼叫声唤醒居民的美梦，杂物堆满公共走廊和梯阶，房间非法出租等，重复着乡居的日常作业。经过漫长的适应期，甘榜居民才逐渐调整生活习惯，成为现代化家居的一份子。

黄坤浩的老家就在河水山木屋区旁的绿野亭坟山下，坤浩表示以前胆子小，不敢像邻居孩子那样上山取乐。绿野亭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政府征用，在广府和客家人会馆的安排下，一万多个坟墓迁徙至蔡厝港政府坟场，如今这些只有编号，无人认领的墓碑正在面对着被清除的命运。

福建人称绿野亭为Ma Kau Tiong（马交塚），坤浩回忆起小时候，本地福建人都称广东为“马交”，显然“马交”是另一个在本地消失的词汇。沿着这条线路，笔者发现到好些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本地文献都将广东人和马交画上等号。继续追踪后，终于在《泉州文史资料全文数据库》找到了马交的来源：

澳门原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的濠镜澳，又名香山澳、濠江。为什么叫做澳门呢？美国学者C·R博克萨在《十六—十七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一文中说：澳门的全称是“中国的妈阁神之城”。黄鸿钊、陆亚玲在翻译此文的注译中说：“葡人商船初到澳门，停泊于妈阁庙附近的海岸，因此称澳门为MACAO，即从妈阁神之音译而来。”各国历史称中国澳门为“马交”，其名当起于此。[2]

16世纪中叶的澳门已经成为一座港口城市，推动了数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19世纪的澳门成为最大的出口契约华工的“猪仔场”，将来自珠三角的广东华工当作猪仔一般运到世界各地。因此，澳门与马交已经成为广东的代名词。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广客人士早在19世纪初已经创建了绿野亭，福建人士则在中峇鲁路以南开辟福建人义山。入土为安乃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因此各方言群的领袖约定俗成，买下坟地造福族群，同时为后人积阴德。多年后这些昔日的坟场让出土地，好让更多人活下去，中峇鲁的变迁等同人类生命延续的缩影。

[1] Loh Kah Seng, 《Squatters into Citizens: 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 p228-229, ISBN 978 9971 69 645 0, NUS Press 2013.

[2] 《泉州文史资料全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