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农村网格化治理，是借鉴东南亚的”新村”做法？

当下新农村建设和网格化治理如火如荼，这种将传统的派出所管理区域进行极限细分、统合几乎所有政府力量、包含封闭式管理的精确划片的分隔治理，对治安改善确有成效。不过，因为片面强调“综治”而未辅以社区自治的建设，知识界对这种做法多有微词。

的确，区隔化治理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也是对外殖民统治的法宝，即将民族国家的排外性转为殖民地的种族/族群差别政策，并继续在殖民地特意塑造新的种族差别进行治理，即转型为“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通过培养代理人族群来间接统治其他族群。

▲（示意图）多族群治理

对经历过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陌生。比如上海租界，根据血统，各色侨民被划为若干等级：警察根据种族差别，享有不同薪金且配有不同装备，通常，印度警察的薪水较高，武器较先进，而华人警察装备的是最老式武器；有轨电车的司机和售票员是中国人，检票员和验票员却是朝鲜人，“这些中国人和朝鲜人相互仇恨，这使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此为所谓“分而治之”的策略。

与这种根据族群差别的区隔相配套的，还有一种地理上的区隔，将特定族群分隔在划定的区域内，集中居住。南非曾经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例，黑人在城市里只有暂住资格，而黑人家园的保留地成了白人政府拒绝给予进城务工的黑人平等福利的借口。

▲臭名昭著种族隔离牌

这种区隔化治理还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特别是针对华人实行的间接统治，划定华人的集中居住区，任命华人社区领袖为“甲必丹”，担任欧洲殖民当局和华人社区之间的桥梁，维持华人社区的自我管理。直到大约19世纪末，因为华人社区与殖民者和土著之间日渐激烈的冲突，这种间接统治才改为直接统治。

二战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新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些新兴民族国家在继承了殖民母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基本继承了殖民主义的殖民统治术。比如独立的马来亚，宪法文本袭自英国法律专家的帮助，却没有继承法治精神，对华人的分而治之也发扬光大，演成一种内部殖民的新殖民主义。本文即对此做一回顾。

▲马共党旗

马 共主要由华人组成，后为斗争需要才更名为马来亚共 产 党。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马来半岛后，随英军溃败、投降，马 共组织的抗日人民军成为当地几乎唯一的一支抗日力量。二战结束后，1948年起，马 共有八位州级资深干部通过香港的管道去中国治病，并接受理论和技术培训长达十年。

此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斗争，无论1955年的华玲会谈，还是1989 年的合艾会谈，马 共都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指导和建议。英国殖民者及以后的马来西亚政府所实施的“新村”计划即是战后基于对付马 共武装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被禁演的电影《新村》 

在1947年除掉党内叛徒、前任领导人莱特后，陈平成为马 共新一任领导人，并一直担任此职务直到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达成之后马共解散。在陈平领导马共之后，马 共放弃了对殖民当局的妥协政策。1948年6月，大马进入紧急状态，马 共走进丛林开始游击战，陈平成为英国头号通缉犯。

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年10月21日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南部实兆远镇一个华人中产家庭。其父王声标，祖籍中国福建省福清。母亲关氏，是新加坡梧槽区华人大户关家之女。实兆远是华人聚居区。马来亚1930年代由当地国 民 党支部和陈嘉庚等人组织领导的“爱国援华”运动影响了几乎所有大马华人，陈平的父亲一直关心中国的抗战和政治发展。

▲陈平已于2013年9月16日病逝于泰国曼谷

陈平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接受了系统的中文教育，并在中学年代积极参与了马 共外围组织“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这些经历令他在此后很多年里，一直以中国作为其国家认同。我们知道，“东南亚”这个概念在二战期间才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亦然，陈平身上正反映了东南亚新兴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混乱的民族国家认同。

在成为中国抗战后援会的核心成员之后，陈平逐渐接触到大量左派著作。根据陈平自己的回忆，阅读著作，促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共 产 主 义 者。1940年初，陈平成为马 共党员。日据时期，陈平逐渐成为马共在霹雳州的领导人和游击队指挥员，并全程参与了与英军136 部队的合作。战后，盟军及英国当局为表彰马共在战争中的合作和贡献，向陈平及马共其他几位军事领导人授予“缅甸星”勋章和“1939/45星”勋章。

▲1998年的陈平手握一张1952年的马来西亚《海峡时报》，政府悬赏25万美元捉拿他。

1955年12月28—29日，马 共代表陈平、陈田、拉昔迈丁等三人与巫统代表东姑·阿都拉曼、马华公会代表陈祯禄以及英国殖民政府代表马绍尔在马来亚吉达州华玲举行了和平谈判。这是自1948 年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马 共开始游击战之后，马 共与政府当局举行的第一次谈判。会谈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某种意义上，华玲会谈是一次“偶然”。当时马 共领导层分居马来亚和北京两地。1954 年马 共的通讯联络因“紧急状态”被切断数月，身处北京的马 共领导人小章（章凌云）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暗示马共已经做好准备，考虑以谈判的方式结束与殖民当局的冲突。当马 共两位书记陈平和杨果获悉这份声明时，已然无从改变声明内容。于是开始准备回应当局可能的谈判要求。在马来亚议会大选中获胜的巫统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迅速抓住了这份声明带来的政治机会，邀请马 共进行和平谈判。

▲马华创党人陈祯禄

在华玲会谈之前，马 共方面在分析了马来亚的政治形势之后，认为在推动马来亚独立结束殖民统治和紧急状态等方面，马 共与巫统、马华公会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共识，可能有机会达成和平协议。同时，中国方面也建议马共争取谈判成功，结束力量对比悬殊的武装斗争，重返宪制斗争的路线。

相反，巫统方面只是将谈判视为与英国殖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对谈判的成功与否并不关注。马 共在会谈中提出马 共作为政党合法化，结束紧急状态，拒绝投降和政治审查等要求，巫统方面没有接受这些要求。而马华公会和英国殖民当局代表也同样缺乏谈成和谈的意愿。华玲会谈在进行两天后无果而终。

▲华玲会谈历史照片

1960年，在“布里格斯计划”和政府军警围剿攻势的双重压力下，马共游击队大部退出马来西亚进入泰国南部。陈平为首的马 共领导层在检讨了武装斗争路线后，做出了准备结束武装斗争重返政治斗争的决策调整。为了获得支持，陈平北上中国。此后，中国方面说服陈平和马 共领导层，出于“整个印支半岛和东南亚革命形势的变化”，继续坚持武装游击战政策。

马 共游击队在泰南艰难支持了二十余年，其人员、装备和物资，几乎全赖中国方面的支持，陈平等人则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89年。期间，陈平等人在湖南长沙建立了“马来亚革 命之声”广播电台，其废墟至今仍在。

▲“马来亚革 命之声”广播电台，对外宣称“691基地” 

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第三次印支战争爆发，中国 领 导 人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主动与西方缓和，并大幅调整共运政策和东南亚政策，先后放弃对马 共、泰 共、菲 共和东帝汶独立革 命阵线的支持。1980年12月陈平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谈，会谈中中国单方面提出中止对马 共的援助。

这次会谈前后的时间线

此后，陈平一直居住在泰国，马来西亚政府未能完全履行“合艾和平协议”的精神，导致陈平至今无法返回马来西亚定居。2004年10月，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在新加坡出版。

虽然没有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那么严苛残忍，马来亚在殖民期间和独立之后就存在严重的族群不平等制度。无论战前还是战后，英国殖民当局均以“社团法案”严格控制华人的政治自组织行为。殖民地官僚体系中英国殖民者位于最高位，等而下之的各级官僚，则几乎悉数为马来人占据，几乎不招收华人进入官僚体系中。

华人被视为外来移民，“驱逐法案”等同于专为华人而设的歧视性法律。殖民当局自1930 年代沿袭国内机构设置政治部，其首要任务便是控制、渗透华人社群，防范华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民思潮威胁殖民统治，尤以渗透马 共为主要目标，典型如莱特事件。

▲《内奸莱特事件揭秘》成书

华人遭遇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成为族群间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由各地马来封建贵族建立的规模不等的巴冷刀队，针对华人的集体暴力一直表现出较高的“协同破坏”水平。无论是战争末期的“柔佛屠杀”、“双溪马尼屠杀”，还是战后森美兰、吉达、彭亨等地出现的马来族排华事件，这些集体暴力所呈现出的高协同性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更大范围的种族灭绝，与马 共对暴力的反制作为息息相关。

马 共的抗日武装充当了这种协同性破坏中与马来族私人武装势均力敌的另一方，使马来族私人武装针对华人的集体暴力转变成前者与马 共这两个“有组织暴力专家集团”的“致命竞赛”，保护了华人的安全。但另一方面，这种反暴力行为被殖民当局加以利用，将马 共进一步宣传成为威胁马来人利益安全的华人政治和军事组织。

战后，英国人几乎在重返马来亚的同时便要求战争中的合作伙伴 马 共上缴武器解散武装。在重返大马后仅两个月（1945年10月），殖民政府便以军队开枪的方式镇压了和丰和怡宝的和平示威，同年11月在实兆远，英军士兵枪杀了一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地方游击队领袖，并以勒索罪逮捕起诉了马 共在雪兰莪的资深党员宋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巴冷刀队为代表的各地马来族私人武装，几乎没有受到殖民当局的任何限制，包括这些私人武装在战时与日方合作的不忠诚行为也未受到任何追诉。

 ▲马来族惯用巴冷刀

在族群不平等面前，殖民当局选择了偏袒不平等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马来人。无论是基于殖民体制内受益者的互相保护，还是基于马来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抑或是需要马来人的支持以维持殖民利益，结果只是殖民当局以暴力手段保护纵容了不平等关系中的受益一方。

由殖民当局纵容针对华人的集体暴力愈演愈烈，是马 共拒绝放弃武装斗争、拒绝支持争取独立的“马来亚联盟”计划的背景。所以，马 共 在殖民当局于1948年2月强行推出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和“1948年驱逐出境法令”后，得出了非暴力宪制斗争大门逐渐关闭，应准备重新开始武装革命推翻殖民统治的结论。

（文：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