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老父亲，选择了在新加坡成为一名大体师

我的父亲，今年已经72岁，仍然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出去搭乘公共交通都会被当成中年人而没有人主动让座，这是遗传来自爷爷的良好基因。

退休前，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教书育人了一辈子，用桃李满天下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他的学生来自于天南海北，如今也散布在海北天南。身为一名教师，他非常的以此为傲，经常会得意的在我面前谈起他教书育人的种种。在他进入大学教书前，曾经远赴内蒙古包头支边八年，还给当时的国家游泳队培养出了好几位后备人才。进入大学后，他的学生也曾多次在国家级的比赛中获得金牌。

三年前，父亲生病了，多年教书生涯让他的声带严重透支，加上那一辈许多人都有的抽烟的坏习惯——他患上了喉癌。为了治疗他的病，医生用手术切除了他的声带，于是他永久的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对于一个用声音维生的人，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所幸天生乐观的他很快振作了起来，平时用纸笔跟我交流，出去采买日常用品也毫无压力，身体也恢复的越来越好。

可是两个月前，父亲又病倒了，之前的癌症并没有回来，但他又患上了新的癌症——这一次是肺癌。发病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多处扩散，身体在短短的几周内迅速垮掉，没办法再承受任何有效的针对癌症的治疗。

▲（天性乐观的父亲在病后给我写下的鼓励文字）

8月25日，父亲去世了，此时距离他的73岁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

父亲在去世前一周，做出了一个很伟大的决定——死后捐出他的遗体给国大医学院用于医学教育和研究，之后海葬。

全身捐献，在医学上称为“Silent Mentor（无语良师）”，台湾地区称之为大体师。父亲生前做了一辈子的老师，逝后仍然选择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继续他所钟爱的教书育人事业。

父亲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并不算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家对于死亡这件事一向持有开明的态度，小时候家中讨论经常提及的就是人在世的时候儿女做的事情远比死后更加重要。墓地墓碑只是一种形式，大多时候做给活人看的一种形式。

父亲做出的这个决定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作出这个决定的地点在新加坡，一个近四年来他一直生活的地方。

华人的传统观念是要叶落归根的，可是父亲已经身体虚弱到无法出院回家，更不要说坐上回国的航班了。他不仅选择将骨灰留在异国他乡，在那之前还要将他的遗体贡献出来让医学生们进行解剖，以让他们获得对人体结构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他唯一的女儿，我完全支持他的决定，但是同时也心疼的泪流不止。在他作出决定的当天下午，我向国立大学医学院解剖系的教授写了邮件，确保父亲的心愿能够顺利达成。当晚父亲用他那越来越虚弱的手在捐赠表格上签下了不算工整的名字，由我亲手寄了出去，然后就静静的等待最后那一天的到来。

父亲作出决定的那一天，我跟几个熟悉的朋友说了父亲的决定，说一次哭一次，朋友什么反应的都有。有夸父亲无私的，有觉得无法接受让我收回决定的，有被激励到也动起捐赠念头的，有无动于衷的，还有觉得父亲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帮我省钱的。只能说，没有谁对谁错，只代表了各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至少在我这个女儿的心里，我的父亲很伟大，这就足以。

▲（朋友在听说了父亲的决定后，也表示出捐赠的意愿）

父亲作出决定的第二天，我找了一个机会问我的母亲，以她的了解，父亲是怎么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结果母亲告诉我，早在几年前父亲身体还健康时，他们两人就身后事已经达成了共识——不买墓地，不立墓碑，死后水葬。就此我越发确信父亲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更加不会是想为我省钱，而是早早的就作出了这个伟大的决定。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父亲写出决定的当儿，母亲听了会那么的平静，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8月25日，父亲不敌病痛，在安详中离我们而去，而我也终于有了机会去完成他的最后心愿——捐赠遗体。

在与来自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Unit（全国器官移植组）的协调员完成了必须的文件签署工作后，我见到了来自国立大学医学院解剖系的工作人员，将父亲的遗体移交给她们。随后她们带着我参观了解剖系大楼，那里有一块常年展示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是历年来捐献遗体的大体师的相片和姓名，粗略看了一下名字，父亲大概是其中唯一一位的中国人吧。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向我展示了一些照片，这包括医学生在上课前的宣誓，遗体使用完毕后的火化仪式和海葬仪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