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华人前辈眼中的新加坡

来到新加坡两年了，一直想写一点关于新加坡的东西，只是不知从何处下笔。尤其是看到一些网友辱骂新加坡的文章，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一下这个长悬海外的“华人孤岛”。2007年1月22日，就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关问题拜访一位受人敬重的前辈，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整理的内容。由于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不方便提及他的名字，希望老人家谅解。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6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远不如中国的洞庭湖、太湖大，刚好能填满滇池。400多万人口中，76%是华人，15%是马来人，7%是印度人，2%左右为欧亚混血人种。

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是除中国之外华人在国民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不能算国家。新加坡小而富，怎么富法呢？中国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可是人口基数太大了，被13亿人一分，每个能合到多少？新加坡400万人，外汇储备达到1000亿美元，每人又合多少？但在东南亚，新加坡是处在马来人海洋包围中的一个华人孤岛。马来西亚有2000万人口，马来人占到70%多，华人只占27%，华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就这样，马来政府还要从印尼“进口”马来人，不管合法非法，只要是马来人，来到那里生活几年就给公民权。印尼有1亿人，华人只占少数，但华人什么样的遭遇，大家都知道。

面对两个马来人为主的强邻，决定了新加坡对外政策非常微妙，公开讲的与做的不一样，非常小心，生怕被人说是第二中国。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中国被一些国家视为敌人，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要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特意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这些事情在中国也许只有少数高层人物才能理解，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这些。因为知道的人多了，可能会漏出去，引起两个邻国的猜忌。但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怎样，从中国的移民上就可以看出来。目前新加坡中国移民数目在移民局登记的是20万人，实际是合法不合法的加起来大约有40万。400多万人口的小国，中国移民就占了40万，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很不景气，《联合早报》只有20万份销量，主要是靠新移民。象我这样的受华文教育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没有新移民，那么华文报纸很难生存下去。

新加坡的外交可以借用日本人发明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水鸟外交”，或称“水鸭外交”。你看那个水鸟或者鸭子，从表面看起来四平八稳，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很紧张地在划着水呢。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就是这样，暗地里联系很多，但表面看不出什么，不张扬。

对新加坡外交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占新加坡外资的50%以上，如日本的石化、重工业，美国的炼油，都有重要地位。新加坡经济对两国依赖性很大。目前新加坡是亚洲美元中心。

新加坡经济起飞的前25年一直绑在美国战车上，受美国影响很大。所以有人说美国打喷嚏，新加坡就会感冒；美国感冒，新加坡就会得肺炎；美国得肺炎，新加坡就是肺癌；美国得肺癌，新加坡就死掉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新加坡大量的剩余资本没有出路。美国本身经济就非常强，去美国投资是开玩笑。日本不开放资本市场，它只想挣别人的钱，但不允许别人挣它的钱。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加坡政府鼓励到中国投资，降低自身经济对美日的依赖。但中国没有游戏规则，是在游戏中建立规则，比如中国的股票市场，简直没法说。中国的经济还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裁判参加比赛，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样别人还怎么比！

新加坡人有一种合约崇拜，认为只要签了合约大家都会遵守，一切OK；但中国人不守约，经常设一些陷阱，玩文字游戏。签约后，中国人不想遵守，他会对新加坡人说：

“我们已经签了约，已经是可以合作的朋友了，对不对？”

“对。”

“既然是朋友，就应该互相体谅，对不对？”

新加坡人莫名其妙，但还是说：“对。”

“那好，这份合约有些地方我们认为对我们不利，需要修改一下，请你体谅…”

新加坡人彻底无言，没法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同样的情况，台湾人和香港人却如鱼得水。

曾经有一个新加坡人担任酒店经理，接到电力部门的通知，说是晚上要停电。这个新加坡经理就抓紧时间安排有关事宜，准备蜡烛，每个房间都要检查一遍，尽量把对旅客的影响降到最小。但是到了晚上，满大街电灯都不亮了，却发现台湾人和香港人经营的酒店灯火通明。这位经理非常奇怪，打电话一问，那边就说了：“我和电力局某某人关系非常好，遇到这种事情当然要关照了……”而且很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经理不去疏通这些关系——跑江湖还要拜码头哪！

可是新加坡人不敢做这些事，因为公家没有这方面的支出，个人掏腰包肯定不会干。所以就有人跑到政府那里诉苦了，当时李光耀还在任上，想出一个办法，既然不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那么我们可以出钱，在中国建一个特区，用新加坡的管理制度，新加坡人可以到那里去经营。通过外交途径，与中央政府协商，中央很支持，这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来历。在选址方面曾经有过考虑，吴作栋是希望在山东半岛，威海、烟台一带，他认为山东人比较重信誉。后来考虑到上海人才济济，新加坡缺少的就是人才，所以希望离上海近一点。但上海地皮太贵，就选在苏州。离上海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比较近，还能利用上海的人材优势。但是苏州地方政府正在办一个苏州新区，把新加坡的这个苏州工业园看成是自己父亲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从心里有一种排斥感。后来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苏州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压低苏州新区的租金，让苏州工业园生存不下去。李光耀为此跑到北京告状，找过江泽民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但最终没有解决。后来不得不将这个工业园交给苏州政府经营。这时候，苏州政府也不压价了，两边一样高，还埋怨新加坡人：“你们就不能有点耐心吗？两年不到就搞不下去了，你看我们这不挣钱了？”新加坡只能打落牙往肚子里咽。

这件事情新加坡也要检讨。个别新加坡人对中国人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是受西方教育，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可是身居高位。他们到中国去讲：“我们的工业园完全是新加坡的管理模式，除了没有新加坡的军队，一切都按新加坡的来做……”这不由得让中国人想起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刺伤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这些人的言行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也是造成苏州工业园困境的一个原因。从此新加坡特别强调政府官员要读中国近代史。

对于华人文化，老一代华人很珍惜，新一代受西式教育影响，就有点洋化了。具体说，新加坡人分为三种，有点象橄榄，两头细，中间粗。第一种是受传统华文教育的，都是一些老人，属于不受保护的稀有品种；第二种是边缘人，他们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现在大多数年青人都属于这类人，他们既懂得华文，又懂得英文，具有优势；第三种是彻底洋化的，他们排斥中华文化，以自己的黄皮肤为耻，恨不得立即变为白色人种，这种人也是少数。

新加坡政府不希望华人放弃自己的文化，力图保持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早期因为地方小国力弱，不希望人口过度增加，所以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华人比较听话，让生两个就只生两个，所以人口下降，这就导致政治危机。因为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分出来的，华人占多数才保证不会象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那样受到歧视。而华人的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新加坡的马来化。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认为孩子是神明赐予的天使，能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孩子多了，经济能力有限，很多人供不起自己的孩子上学，任由他们在街头流浪，导致马来人犯罪率较高。

政府对此非常头痛，一旦马来人煽动闹事，他会问：“看，住洋房别墅的是什么人？是华人！监狱里关的是什么人？马来人！为什么马来兄弟要受到这种歧视？”这就会引起民族矛盾，给马来西亚和印尼介入新加坡事务提供借口。后来李光耀想出一系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马来人不要娶第二个老婆。这事要通过回教理事会，审查马来人的财产状况，如果证明他养不起那么多老婆，自然就不能批准。其次，是解决马来人的教育问题。在新加坡的马来人从小学到大学都不需要缴纳学费的，这样很多马来人家庭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受的教育多了，就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犯罪率也就降下来了。

现在，年轻华人受到教育比较高，他们更加追求个人的享受，很多家庭不要生孩子。加上新加坡是英文教育，到一些西方国家工作比较方便，年轻人跑到国外去，导致新加坡社会老龄化加剧。政府开始鼓励华人多生，第一个、第二个孩子都有几千块奖励，生第三个孩子好像奖励3万新币，这些钱存在孩子的户头里，上学时作为教育基金。但华人还是不生。没办法了，只好从中国引进华人。

政府考虑得挺好，让中国的孩子从小在新加坡读书，这样他们长大了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认同感、归属感。孩子小，需要有人照顾，就让妈妈跟着过来，在这边工作，同时照顾孩子。但政府没有想到，那些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少妇，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在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需要有人关怀的，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事多了就成了社会问题。

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的态度如何？这要看什么行业。有些行业，比如建筑业，新加坡人自己不愿做，怕苦，中国人来做，工钱又低，新加坡人很高兴；在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行业，如报业，大家都是同事，相处得很好。我们前边说的“边缘人”并不排斥新移民。真正排斥新移民的是那些完全“洋化”的人，他们鄙视中华文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新移民抢了新加坡人饭碗的就是这种人。他们受西方教育，希望“全盘西化”。

但是新加坡政府不是完全西方标准的政府。它是有选择的“西化”。在管理制度方面西化，但在伦理方面，又因守着儒家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标准。老百姓不要管政治的事，政治交给精英人物来操心，你只是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大选的时候呼吁老百姓要关心政治，别忘了投票给执政党。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关心”。所以说，新加坡政府还没有走出家长治的政治模式。

应该说，李光耀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是一种家长心态，把人民当成孩子，什么事都考虑到了。怕老百姓没钱养老，设立CPF基金，在经济好的时候，CPF缴纳达到25%+25%，即个人交25%，政府(公司)补贴25%，相当于增加了25%的工资，这些钱里近一半是养老金。年轻人找不到对象政府要着急，结婚不生孩子政府也要着急。父母什么事都管到了，这种环境培养的孩子自理能力差，遇事不知所措。新加坡的现状就象飞禽公园，上面有一张大网，好鸟飞不出去，恶鸟飞不进来。新加坡政府的家长心态根深蒂固，对孩子的关爱是根深蒂固；同时也认为自己是父母，所以应该永远在台上——你见过谁换父母的？

20多年前，新加坡曾发起过“讲华语运动”，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政府要关闭南洋大学，为避免引起社会震动，搞了这么一个“运动”。南洋大学当时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政府要关掉它，很多人反对。政府说了：“我不是反对中华文化的呀，你看我不是在提倡讲华语吗？”后来又搞了一个新的“讲华语运动”，是要提醒华人的民族意识。以前华人的身份证都是英文的，没有华文。后来华人的身份证上都要求加上华文名字，提醒人们别忘了自己是华人，要保持华人政权。这里面是不是有中国崛起的原因，不好说，也许很小吧，因为没人这样讲。

新加坡的几种语言中，英文第一，华文第二。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在压制华文。政府保留华人文化只是为了加强华人的认同感。有些人不懂华文，不懂中国历史，却主持苏州工业园的事情，所以处处碰壁。但就是这样的人却在政府中占据高位，提倡华文就是跟他们过不去。

当然，政府也不希望完全西化。在西方，政府是雇员，老百姓是BOSS，你政府做得不好老百姓就可以解雇你。但新加坡政府是根深蒂固的东方式思维，我是父母官呀，老百姓怎么可以换自己的父母呢？中国领导人也是这种心态，在这方面与李光耀有共同语言。儒家思想有三块：政治、哲学、伦理。新加坡只用了政治和伦理两块，选择性地使用，只用对自己有利的。

应该说，新加坡的生活是非常乏味的。每天下班回家守卫电视机，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当你的水平比它还要高的时候，你能从中学到什么？我是从不看新加坡的节目，只看看中央4台和凤凰卫视。

新加坡的华人社团主要有这么几种关系构成的：血缘、地缘、业缘、神缘、人缘。以血缘关系构成社团本姓氏为主的，如韩氏会馆、刘氏会馆等。以地缘关系构成的团体是指会员的祖籍地，如海南会馆、新移民的天府同乡会等。血缘和地缘统称为宗乡团体。业缘是行业团体，如中华总商会。现在还可以加上神缘和人缘。神缘是指拜什么神的共同组成一个团体，比如新加坡有名的天后宫，是拜妈祖的共同出资建设的；观音庙是信佛的人兴建的。几个人共同信仰一个神，也可以在哪个地方设一个神坛，大家定时去拜拜。人缘就是各种校友会、俱乐部、联谊会，你从哪个学校毕业，不用申请，自动就会成为校友会的成员了。新加坡人往往同时入几个社团，参加各方活动；也有的一个不入，自娱自乐。

新加坡华文报纸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因为多数华人华文很差，象《联合早报》这样的报纸对他们来说就程度很深了，看不懂。而且政府对华文报纸控制很严格，使其成为政府的喉舌，缺少监督政府的作用，这使得它们在与英文报纸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但华文报纸在忧中不会绝望，因为有新移民支持，还可以生存下去。目前《联合早报》发行量在２０万份左右，主要用户是新移民。

新加坡的子女与老人关系淡漠，根本原因是教育。西方认为父母养孩子是天经地义，但孩子养父母是不应该的。新加坡人受西方教育影响，自然也会这样了。另一个原因是政策方面。以前房屋比较小，一家人挤在一起，孩子长大了，挣钱了，政府补贴钱买大房子，就搬出去住，把老人留在家里。平时忙自己的事情，只在周末来看一下。他觉得回来是客人哪，老两口招待自己是应该的，吃完饭抹抹嘴走人了，也不管老人收拾家务是不是很辛苦。人类的进步，物质的提升是以精神的倒退为代价的。

新加坡华人的民间信仰很多，这种信仰有浓厚的实用主义。比如有些人家里供奉着观音、财神、大伯公，也不管这些神不是一个系统的，是不是会发生冲突，是神就拜，典型的“多神论”。象孙悟空只是神话小说里的人物，华人也把它列入崇拜的范围。四马路的观音庙香火鼎盛，善男信女们经常来这里拜拜。那附近还有一座印度庙，一些华人从观音庙出来又去印度庙拜拜。他们的想法是多拜一个神多一重保护，也不管这些神会不会责怪他心不诚，或者遇到灾难的时候，神们是不是会发扬谦虚礼让精神客套一番－－等客套完了，这人也许已经翘辫子了。所以说，华人的这信仰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也不是宗教，应该归入迷信里面。

新加坡的中元节最热闹，甚至超过春节和仲秋节，长达一个月。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中元节都没有这么隆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同乡聚会。新加坡政府建设组屋，原来同村的人被分配到不同的组屋，借中元节聚聚。二是政府因势利导，借中元聚会搞募捐、义卖，开展慈善事业、公益事业，这使得中元节非常热闹。中元节是新加坡俗文化的大展示，许多社区都搭起台子，居民自娱自乐，唱福建歌，跳民间舞，演地方戏，有时还讲一些黄段子，没有多少艺术性。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