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境外势力”，中国人是”自大”还是”自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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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外国人及事物的感觉，在过去百多年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上下颠倒历程。从鸦片战争前后觉得蛮夷走路腿不会打弯修火车破坏风水，到清末畏洋如虎的遍地租界状态，以及五四运动试图在文化上对中国自身做全面否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上门来反帝反修和以专政手段打击里通外国者，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步打开国门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往来，大时代的暴风骤雨，不可避免地给国人的精神和性格造成一定影响。

时至今日，将外国人及事物视作洪水猛兽的心态已经不复存在，受过教育者也鲜少有人对外国抱着自高自大态度。毕竟，百余年心路历程，无论是遭受的侵略者欺压羞辱还是欧风美雨的洗礼（往往两者兼有），都已经使社会大部分成员认识到，在无论典章制度还是器物文明方面，中国之外的世界都有着太多的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虽然，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也渐渐有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又开始有所傲慢，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以及“中国模式”这些由一些逐利不逐理的学者编造的概念激励下，时不时展现出一种“满大人”的颟顸状态。但以笔者的观察，总体上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政府），都能认识到中国在很多方面和西方发达社会的差距，还没有失去学习和进取的精神。

不可否认，西方到现在还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文明。至少在几个方面，西方文明所提供的答案非常清晰，且已经被制度化或者惯例化为可操作和可奉行的准则。第一，西方文明提出了一套平等保护和发展社会成员（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的理念，包括法治（面前人人平等）、个人自由、保护人权等，并且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去贯行之。第二，西方主张保护财产权以及此基础上的平等交易，进而扩展到国际自由贸易。第三，西方自身已经实现以平等选举为基石的政治制度，可以通过根据多数人的意愿所进行的领导人和平更换来缓解重大社会危机。第四，西方社会内部，总体上社会成员之间能做到平等相待，大体上不存在过于明显的等级制度和官本位现象。

对于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尚无法预测其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会不会实现法治（尽管中国政府已经表决心要建立法治国家），会不会采取西方式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未知数。但不论政治体制如何演进，有一点是无论如何应该做到的，就是平等对待个人，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词语）。换言之，要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业、教育背景、地域、政治观点等等差别。

在尚没有实现全面人人平等的中国社会，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若因此自高自大，固步自封，则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存在已久的专制主义毒素无法消除，到最后还是一个一部分人当主子另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或者制度上当奴隶。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一系列现状的不满，也导致了一部分大陆国人在面对境外人士时，表现出浓厚的自恨和自甘下贱的情绪。由于在文化上——有时候甚至是因为身处中国——所产生的自卑，再加上对体制的不满和无可奈何所产生的愤懑抑郁，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将有关中国的一切贬低，自认素质低甚至是人种低劣，甘愿接受侮辱性的称呼如”支那人”，喜欢听一切说中国不好的言论，不管是客观分析还是蓄意抹黑。

如果只是针对自身的“自恨”，那也没什么，毕竟只是个人的处世态度。但很多自恨族，将这种情结扩展到自己同胞身上。但凡是中国大陆同胞在海外陷入争端，则必然是中国人不对，是素质低劣引起的，活该云云。即使在那些纯属是国人无辜被凌辱的事端中，这些自恨族所谴责对象也必然是自己的大陆同胞，而对加害者则曲尽人情地表示理解和同情。

如前一阵香港本土极端势力以抗议水货客为名，对一对说大陆口音的母女围攻羞辱，逼母亲开箱检查行李，也吓得几岁的小孩子不停大哭。此事理所当然地在大陆网友中引发义愤，但也有一对带着理中客面目的自恨族站出来发一堆软文，称要理解港人及大陆游客要入乡随俗，但几乎未见哪个理中客谴责这种暴行以及对被无端羞辱的母女表示同情的。但凡有孩子的就该知道这些攻击者的行为可能会对一个未成年女孩造成持久的心理伤害。如一个网友所评论的，“那小姑娘哭得让人心酸。她的恐惧可以想象，平常能庇护和保护自己的强大妈妈，已经被一群可怕的坏人围攻欺压，等于是小女孩的天都塌下来了。她一定觉得好无助，好没安全感”。不幸的是，在自恨族眼里，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

自恨族的这种心态，其动因也许是出于对他们所认为的高更级的文明的致敬，但这种没有平等之心的崇拜，本质上仍是一种奴性的体现。更有甚者，他们抛开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谈，却将“低劣文明”的原罪扩展到每一个大陆国人头上，对他们所受到的委屈与不公却完全无视。但实际上，他们这种心态在他们所崇拜的文明里却是行不通的，因为后者在理念上恰恰不接受对任何个人施加的不公正。

本文作者王江雨博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海外优秀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商法、中国法律传统，以及中国公司证券法。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校友。近年来多关注新加坡政治与国际关系。本文首发于《南风窗》专栏（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