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对宗教排他主义“零容忍”

前一阵子因为一位外来回教导师在主持祷告时，发表了不和谐的排他性言论，在本地引起不小的波澜。事后内政部长尚穆根、回教事务部长雅国与副总理张志贤都相继发出严厉的声音，认为本地绝对不容许宗教排他性极端主义的存在。

▲发表不和谐言论的导师

就在2016年2月，李显龙总理在加州举行的亚细安—美国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有必要制止极端的排他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同宗教和社区领袖密切合作，向广大社会伸出触角，确保社会整体都站在同一阵线，坚决反对排他思想。”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宗教与语言的复杂社会，而且这种情况本身就会推动并加剧现实之中宗教与种族保守主义、排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形成。像处于同样复杂情境下的印度、巴基斯坦，就经常发生恐怖主义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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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更为严重的则是饱受残酷宗教冲突之苦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以及中东一些国家。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新加坡的安定局面，都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微妙平衡。要维持平衡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普通民众尤其是信徒更要时时警惕。

人类是孤独的生物，抱团取暖就是一种天然的本能，并且更会把对外的张力当成是内在凝聚力的构建形式。宗教的超强社会组织性，则又易将这种排他性放大。就宗教教义学而言，由于存在有宗教救赎论、仪轨形式、一神多神冲突、看待此世的态度等众多方面的分歧，所以存在教义上的排他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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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除了深层次思想上的歧异之外，它还会影响到各宗教以及宗教与非宗教徒之间，在组织形态、宗教仪轨乃至对世俗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干预行为。简而言之，宗教教义上的排他性，往往会外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现实排斥，甚至压迫、凌虐、残杀。

几乎所有具有独特鲜明特点的宗教都有宗教排他性，它也是追求自身独立身份过程中的必然内驱力。通过这种排他性，可以建立其教众的身份认同感与社会归属感。也即他们通过对其他教派、宗教乃至圈外人的排斥，来获得一定团体的自身价值建构。然而，这种排斥必然会带来反向作用，从而破坏特定社会之中本有的和谐。

这种排他主义还会与其他圈子之间存有必然的张力。比如宗教的内驱性会与国家身份建构产生矛盾，像跨国的宗教往往就会争夺特定国家民众的归属感与忠诚度，一旦超越限度，某些宗教就会号召教众去舍弃对属国的忠诚，从而酿成剧烈的宗教文化冲突。

解决之道还在于政教之间的分离，与宗教对现世变化的主动适应。比如西方中世纪就曾受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他们很早就实现了宗教的保守性脱敏，并渐次走出政教一体的泥潭。因此，作为宗教徒就不能将本宗教的神圣性，作为排他化、激进化与绝对化的资源。即使是某地区、国家甚至大陆存有经济上落后的阵痛，也不能借宗教来排斥现代文明的大趋势，更不应借助传统之名，而保留那些旧时代的野蛮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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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印度古代的种姓制、殉夫，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酷刑，都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慢慢脱落。任何宗教也应该主动去适应现代的普世性原则，如男女平权、民主自由、人权、环保、多元化、包容性、和平主义与世俗色彩等，而不应借助与旧宗教传统的还魂，来实行与之绑架在一起的集权化、专制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主义。如此必然会借助原教旨主义的外衣，来推行野蛮时代的暴政。尤其如果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以宗教法来代替世俗法，则必然与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印度种姓制示意图

新加坡作为地球大动脉上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文化与宗教上的汇集处，保持其宗教环境的良好态势，警惕宗教排他主义就不仅利国利民，也符合任何一个新加坡宗教与信徒自身的长远利益。

（感谢作者纪赟授权新加坡眼发布，原文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