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8000多名越南人在10天里涌进新加坡？！

在大约40年前，曾有不少越南人冲破封锁线，投奔怒海成为难民。当时的规模大到~在蕞尔小岛新加坡，都有越南集中营！

▲（越南湄公河上的游船，三十多年前承载百万难民，将生命托付给海洋。2011）

我在国防科技局和海军工程署的战舰生涯中，跟曾经参与难民救援工作的海军人员共事过，也曾经为参与难民救援行动的战舰导弹炮艇（Missile Gunboat）的维修政策、作战能力提升等努力过，这六艘在1975年投入服务的导弹炮艇已经在2008年5月13日的黄昏号角声中完成使命。

▲（1975年在布拉尼岛（Pulau Brani）海军基地投入服务的导弹炮艇（Missile Gunboat）。NAS 1975）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我也在导弹炮艇退役三年后告别了奉献了人生最珍贵、最充满魄力的21个寒暑，可以高歌《爱舰爱岛爱海洋》的生涯。回顾这段日子，迟迟不能忘怀的，除了2003年1月3日巡逻舰（Patrol Vessel）英勇号（RSS Courageous）跟商船相撞事件中军舰卷缩成一堆废铁，四名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女海军的家属号啕大哭的的惨痛一幕外，就是那些老海员回忆起用来福枪对准着已经在海上漂流多时，一脸茫然的船民，以及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小孩那种心痛的感觉，隐约中眼眸还闪烁着些许泪光。 1975年北越攻占西贡，结束了二战后长达30年的南北越战争，第一批越南难民为了逃避共产党统治，选择投奔怒海，到外国找寻绿洲。21年后（1996年），新加坡送走最后一批99名越南船民，设在新加坡北部三巴旺（Sembawang, Hawkins Road）的难民营随后关闭，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Hawkins Road 难民营上课。Photo credit：Meredith J Kennedy）

1975年5月2日，新加坡武装部队启动代号雷暴行动（Operation Thunderstorm）的紧急机制，由已经往生的开国元老吴庆瑞博士领导，前副总理黄根成先生辅助，当时黄根成是海军人事部署长（Head, Naval Personnel Department）。这是在八年前（1967年）正式成立的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第一项重要考验。六艘导弹炮艇之一的 RSS Sea Tiger（海虎）是第一艘被委派执行任务的军舰。 到了1979年，中国向越南开战后，越南政府强迫国内的华人去做苦工，加速他们离开越南的步伐。华人主要居住在前南越，所谓苛政猛于虎，投奔怒海成为他们摆脱苛政的选择。

面对着一波紧接一波的难民潮，首当其冲的是邻近的香港、泰国和菲律宾，接着下来是其他几个顺着季候风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计，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不是被海盗杀害就是葬身怒海。

收留难民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823,000）、加拿大（137,000）、澳洲（137,000）、法国（96,000）、德国（40,000）、英国（19,000）、日本（11,000）等地。香港共收留了20万名难民，后来有14万人获得他国收容，6万多人被遣返。

▲（导弹炮艇阻截难民船。图片来源：国防部网站）

▲（导弹炮艇阻截难民船。图片来源：国防部网站）

1975年至1979年间，约五千名船民乘着渔船和只适合在沿海活动的木舢板，在不见陆地的南中国海上被路过的商船救起，送到新加坡。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是第一个安置难民的地方，1978年才将Hawkins Road 的前英军营地改建为难民营，等待其他国家收容他们。请注意，五千名船民是被商船救起的人数，路经此地的人数远超过此数目。

▲（在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上的部分船民。NAS 14 May 1975）

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1975年6月12日），新加坡海军在5月2日接到第一艘难民船的求救信号，这艘叫做张庭海（Truong Hai） 的渔船载着300名船民。在十天内，共有8,355名船民抵达新加坡，他们的目的地是苏比克湾（Subic Bay）、 关岛（Guam）和澳洲。据知有一些船只选择回去越南。

根据海峡时报较早前的报道（1975年5月7日），第一波32艘难民船停泊在勿洛码头外，船中多数是中产阶级人士。这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其他非凡时期一样，有钱跑路的多数会争取第一时间离开，接下来才会轮到其他人。至于一无所有，没钱逃命，被冠为“草根”的平民只好滞留下来。

难民在收容国安顿下来，多年以后回顾这段在新加坡的经历，还是念念不忘。有些人在几个国家的难民营逗留过，认为新加坡是最人道的，有些带着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所发的临时证件，到附近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商家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在那个渴望亲情的一刻，新加坡人的一个微笑就是一份关怀，一份感动。有些当年的难民在外国居住多年后，最终选择落叶归根，回到越南。

▲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签发的身份认证 在那几年间，每个月有数百艘难民船路过新加坡，船上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有些已经奄奄一息，有些可能是逃跑的军人，还随身带着枪械和手榴弹，他们都处于绝望边缘。有些船民故意放火烧船，尝试强迫新加坡抢救他们，让他们留在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说法，新加坡海军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装，供应食水、粮食和柴油，修理船只和引擎，甚至教导船民驾船的技术，让他们能够继续航行，祝福他们能够找到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难民船上缴获的枪械。NAS 9 May 1975）

▲（难民离开前，新加坡武装部队为来自船上的97名孤儿搞了个欢送会。NAS 17 May 1975）

今天人们喜欢吹海风垂钓的勿洛码头（Bedok Jetty）曾经被改装成临时战地医院，为难民提供医疗与健康检查。物资供应上，新加坡在两个星期间为路过的难民提供了90吨白米、75,000罐沙丁鱼、20,000罐炼奶和293吨食水。此外，新加坡武装部队每天平均给难民供应4000条面包。

▲（风采依旧的勿洛码头。2013）

船民中有些是大腹便便，随时待产的孕妇。例如23岁的Mrs Tran Le Kien在 5月2日抵达新加坡，5月6日凌晨在大巴窑医院生下女儿。7月10日，另一位孕妇Mrs Pham Van Minh在竹脚医院生下女儿，她认为这是飞去法国前，新加坡赐给她的最珍贵的礼物。

▲（Mrs Tran Le Kien和女儿）

▲（Mrs Pham Van Minh和女儿）

根据退休军人Goh Lye Choon上校 的口述历史，我们只知道发生在新加坡本岛水域的事情，其实在距离樟宜40公里外的白礁灯塔（Horsburg Lighthouse）是把守的第一关，新加坡武装部队还在白礁驻扎了最精良的突击队（Commando）和守卫队（Guards ）。

在人道立场上，将难民送回公海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必须跟他们面对面，但必须狠下心肠的武装部队人员。不过在当时，联合国难民署还没有一套机制，新加坡无法收容所有路过的难民，因为一旦打开这扇大门，就会造成“慈悲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其他成千上万的难民将会蜂拥而至，短暂的逗留就会变成长期居留，好象香港所面对的情况一样。

新加坡现任副总理张志贤先生在1978年是其中一艘导弹炮艇的舰长，他回忆那段经历，表示有些船民对获得这些人道供应品心存感激，将命运托付给下一程；有一些船民就不那么友善，他们甚至对他咆哮：有一天你一定会有麻烦，到时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再见！ 退休军人 John Morrice上校是当时第二步兵旅（2 SIB）的指挥官，他回忆当时的局面，曾经因为不接受难民登陆而前后三次被投掷炸弹，幸亏炸弹都掉进海里。他认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最值得自豪的是在面对这种类似小规模战争的场面下，军人的枪杆还是没有发过一颗子弹，只是坚守立场，做好该做的人道援助后，把难民送回公海。

跟我一起打太极的郭进保，当时是第四步兵营（4 SIR）的一名国民服役军人，4 SIR就在勿洛码头附近。他说当时他们就这样在军舰上荷着枪对着难民。难民还分等级，有钱的坐甲板室，没钱的挤船舱。那些女船民受不了小船在海上漂流的生活，一心想要上岸，她们甚至对阿兵哥苦苦哀求，说愿意用她们的肉体来换取自由。

国家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黎上增当时是一名陆军军官，他致函说：

“在国防部时做了很多 ‘dirty works’， 包括1975年接济‘投奔怒海’的越南难民的事。当时讯息不清，我们只是接到紧急采购清单，需要一批日常必需品，24小时内送到勿洛码头。当时真是满头雾水，只好照办，见清单上尽是女用卫生巾、奶粉、奶瓶、药物等，我们也可以猜到它的用途了。

送货到勿洛码头，只见我们的同事们满头大汗搭起帐篷，建立货仓，然后送货到海军舰艇上由海军兵哥们接收使用。当时是讯息封锁的，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故事都是事后听来的。”

对于船民对东南亚和香港所造成的严重社会负担，越南时任总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后，一拖就是十年，直至1988年才跟各国商讨应对方针。

至于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社会上有好些不同的看法。整体而言，以1970年代的眼光来衡量，新加坡在独立十年后国内还面对着许多自身的住屋、教育、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个汪洋中的小国已经竭尽所能，表现出它的大气，是一段很值得引以为豪的史迹。

前军人Jo：

当时我在新加坡海军服役，那些船民在抵达我们的海岸前已经被拦截，我们给他们食物和食水，然后将他们的小船拖到公海，让大海决定他们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这些小船绝对不适合航行，多数会在海中翻覆，只有少数的幸运儿可以抵达澳洲。我们将他们推回公海，多少人会死去，没有人知道。这就好像给他们判了死刑，只有微小的生存的机会。我们可以不可以更加人道些，给他们一个屋檐，直到另一个国家决定收容他们为止？如果你是船上的一分子，你的生命似乎一无所值，你会有什么感受？这段伤感的历史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上，也不会在公共场合提起。 前义工Alfie Cheah：

我前后跟约一千个难民家庭在樟宜第一机场合照说再见，他们乘机到美国、北欧、欧洲、澳洲、纽西兰等地。这些人住在25 Hawkins Road难民营，我是其中一个义工，务必使到他们以微笑过着每一天，直到离开樟宜机场。 我不能忘记5岁至21岁的孩子和60多岁的老人家。他们走入候机室前说：“Alfie叔叔，我要去某某国家了，但是我的心永远留在越南。”….我答应小孩子要帮他们建一个游乐场，为了筹款，我一路骑脚车到槟城，以为筹得的两百块已经足够了，结果什么都买不成。后来加拿大大使馆捐了两万元，我记得驻扎在三巴旺军营的新加坡海军动手建了那个游乐场。…Hawkins Road难民营虽然没有滥用权力的事件，但发生过性侵犯。…现在我还会回到樟宜第一机场，为那些难民祈祷祝福。 Kaori Ishii：

我先到印尼Galang难民营，然后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飞到美国。相比起来，新加坡是最人道的，2005年我还回到新加坡来看看。新加坡是个小地方，在当年要新加坡来应付难民问题是件很棘手的事。新加坡和它的人民对我们做过的事我们非常感激，我会在多年以后回到新加坡来走一趟就是这个原因。 Meredith Kennedy ：

我直接参与Hawkins Road的工作直到1981年6月。第一批入住的难民亲手放火烧毁他们的船，这样一来新加坡就无法将他们拖回公海了。他们逗留了将近一年。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负责教导英文，后来我成为难民营的教育总长。我觉得新加坡人都很热心，他们送来课本、衣服和其他日用品。难民也可以到附近的商店买食物，受到医疗照顾。政府十分支持我们，考虑到这是个小国却必须接济这么多的难民，有些时候多过150人，有一次一艘法国医疗船送了整千人进来。Hawkins Road的教育与培训成为德国、澳洲等国采用的模式。我认为新加坡应该为他们的海军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不像周边国家的军人那样，动用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难民。新加坡已经尽力接收它所能够容纳的难民直至他们被其他国家收容。直至今天我还跟许多前难民联络，他们对居住在Hawkins Road的日子除了好话之外没有别的不满。 Hoa Van Tran：

1980年6月10日至8月14日之间，我还是个住在Hawkins Road的小男孩，我对那个地方有美好的回忆。我记得在难民营旁边有间医院，有时候我也可以到附近的商店。我永远记得当时有几个印度人走过营地，还丢了一些美金进来，我捡起第一张美钞时感到非常兴奋。我非常感激新加坡人的热情，尤其是那几位新加坡的印度同胞。 Kimmy Le：

在1986年离开越南，在海上被救起，送到Hawkins Road难民营。她说在难民营内学语言是很享受的事，每天早上都学荷兰语和英语，在抵达荷兰时已经掌握好这些语言了。1996年，Kimmy Le 从加拿大回归越南，开了Crazy Kim Bar，赚到的钱用来办学校，免费教导在街头流荡的孩子学习英文。今天，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有些已经组织家庭，掀开了人生的另一页篇章。 Sonny Le：

在湄公河三角洲成长，十六岁那年通过父亲的安排，独自跟其他303人一同乘船逃离越南，被越南巡逻艇追击。经过一夜开足马力的逃亡，第二天早上发现船体已经被击穿，引擎也因为过度操作而损坏了。在海上漂流六天后被由新加坡开往香港的油槽船 George F Getty II救起，当时已经有一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死去。意大利船长决定调转船头回新加坡，两天后抵达Hawkins Road 难民营。那是1980年5月20日。新加坡的夜景和海岸线原来那么迷人，市容原来那么整洁，还有那么多华人，彼此还可以沟通。一年半后，Sonny Le飞抵三藩市，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当教员。

作者简介

李国樑，特许船舶工程师，学生时期起就爱文字创作，写散文和短篇小说。成年后，有更多时间思考、挖掘史料与进行社会研究，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等平台结交同好。博客名“从夜暮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