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猛认为，低端产业的陆续转移其实也为高端产业的进入提供了空间。不过，这也考验着中国有多少底气迎接这些高端产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日本提出产业回迁，在华的产业链成为惊弓之鸟。
近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涉及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包括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改革供应链”，当中的2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3亿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
尽管措施的通篇没有提及在华的日本生产线，但外界仍担心这一计划的矛头将直指中国。实际上，中国在多年来稳居日本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可近年来，在华的日本企业却呈下跌趋势。根据日本帝国数据库的调查显示，2019年（截至5月）的在华日企数为13685家，与此前最多的2012年相比，减少了709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学智在15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对日本国内经济影响很大，可以理解为是日本想把原来在国外投资的产业搬回国内，带动其就业以及GDP，同时降低风险。
但是，日本的产业链想要说“分手”，对于中日双方而言都不容易。
撤离中国不现实
之所以日本提出供应链改革，最直接的原因是疫情暴露了日本在防护物资生产上的短板。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国内的N95口罩需求中，约3成依赖进口。以N95口罩的原料之一无纺布为例，中国的产量约占全球一半，而在医用手套方面，则由马来西亚企业占据全球七成的市场份额。
独立经济学家杜猛在16日向时代财经表示，日本的产业链尤其是口罩和防疫物资方面，存在严重的脆弱性。他认为，此次的供应链改革针对的主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产业链。
这一点，在政策的原文中得到印证。文件提出支援产业链重新构筑，对部分依靠单一国家生产的必需品、材料的制造商将生产工厂迁回日本国内进行补贴。同时，对于生产口罩和酒精消毒液、防护服、呼吸机、人工肺等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产品的日本国内生产厂，将提高其设备整备补助率。
政策原文截图。（图片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除了上述的医疗产业外，文件中亦有提及日本对单一国家依存度高的进口产品、零部件，计划对在东盟国家等地建厂的企业给予补贴，寻求生产设备多元化，降低、替代对单一国家依存度高的零部件、材料的使用量。
不过，无论是为了刺激经济，还是寻求产业链的多元稳定，日本鼓励大规模地回迁企业在短期内并不现实。
据商务部去年1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到位金额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9亿元），同比增长16.5%，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2.8%。截至2018年底，日本对华累计项目数51834个，实际到位金额1119.8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5.5%，在中国利用外资国别(地区) 中排名第一。
周学智认为，日本的人力成本很高，这也导致了产品的价格上升。“日本政府没有权力去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是留在中国还是回到日本，再或是去其他的国家，都是（企业）从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角度来考虑。”
但在近些年来，日本产业链要迁出中国就像是一个“警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一次。在中美贸易纠纷的影响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9年12月的调查显示，考虑转移产业链的企业有10%，集中在电器、服装等下游劳动密集型，
在4月初，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事务所以华南地区的361家日资企业为对象，实施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因新冠疫情扩大而讨论把中国业务转移至国外的企业占2.9％，因疫情加速转移计划的为5.4％，合计达到8.3％。
东南亚国家难以取代中国
事实上，日本产业链要摆脱中国依赖并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完成的事。中国的手里还紧紧拽着“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王炸组合。
王东胜曾经在日本住友集团工作，从事化工材料领域的中日韩贸易已有12年。据王东胜的介绍，他所在的化工材料领域，日本对外的依赖程度非常大。根据前瞻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中国是日本贱金属及制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占比达到26.8%。
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实际承担着最上游的工作，从采矿、冶炼到做成初级的产品。
以资源为导向，日本的化工产业链在世界上的选择并不算多。以用于生产计算机、新能源汽车的稀土为例，即便是在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日本时，日本进口的中国稀土仍占总进口量的9成。
除了占据着产业链的上游，中国同时也是日本产品的最大的销往国家之一。据2018年日本海关数据显示，日本有19.5%的货物出口至中国。
王东胜认为，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将工厂迁回日本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产品大多靠出口消化，而工厂回迁不仅增加了人工成本、有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在交易时还会产生更多运输成本、税率成本等，从而失去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
中国占据着产业链的头尾两端，在成本上升的挤压下，企业只能从生产环节寻求再布局。
据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关于今后2~3年的在华业务方针，回答“增产”的企业占28%，较上年的41%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而回答“减产”的企业则增长一倍至10%。很多日企计划在东南亚的工厂实施增产，同时缩小对华投资。
在王东胜看来，虽然近年来偶有工厂回迁事例，但整体看数量很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转移至东南亚市场的企业，目前也只转移部分生产环节，而无法转移整个产业链。
事实上，即使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市场，中短期内也常面临着诸如气候、人力效率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配套产业不足等诸多问题。
“比如一些天气问题，像泰国经常发洪水，再加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停电是常有的事，这对整个物流的运输有很大的影响。而对于一些采取零库存管理的企业采购商来说，到了东南亚的雨季就很难了，因为他们要随时应对订单。”王东胜说。
考虑到产业链还不完善、劳动力素质、营商环境等种种因素，周学智表示，短期来看，东南亚国家仍替代不了中国。
虽然目前世界上仍难以找到中国的有力替代者，但不意味着“狼”并没有来。据王东胜介绍，在化工原料领域，日本也在开拓南非、澳洲的市场。“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肯定是逐渐下降的。”
同时，杜猛也认为，中国方面需要重视日本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和意愿。
产业链升级，中国准备好了吗？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依靠低成本的密集型产业吸引力下降，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好事。“这就说明中国发展了。成本上升换一种说法就是人均GDP上来了。现在中国利用外资实际上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周学智说。
日本的化工原料产业逐渐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部分原因是中国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限制增多。
王东胜表示，日本的化工行业把最耗能的环节留在了中国，但卖的价格又不是很高。“100多元的产品，我们只能赚5元、10元，但当日本拿回去精加工之后，他们可能卖两、三百，甚至一、两千，产品附加值完全不一样。”
杜猛也认为，低端产业的陆续转移其实也为高端产业的进入提供了空间。不过，这也考验着中国有多少底气迎接这些高端产业。
根据国泰君安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约有7.0%来自日本，其中，中间品和零部件合计占对日进口商品比例达到65%以上。
图片来源：国泰君安
以半导体核心材料为例，日本企业在材料研发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硅晶圆材料、光罩、靶材等重要的细分子领域，日本企业所占份额多达50%以上。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够在这个领域实现较大突破。
其中的关键限制因素，仍是自主核心技术。“以金属硅为例，中国只能做到金属硅99.9999%精度的提纯，而日本却能将这些初加工产品做到9个9，即99.9999999%的提纯程度。”据王东胜介绍，这两者的级别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只能将产品应用在类似太阳能板中，而日本加工后却能用在半导体上，价格可以提高五、六倍，甚至几十倍。
王东胜认为，目前中国工业仍旧非常依赖日本技术。“以广东地区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技术支撑的话，东莞、深圳本地的电子厂可能有约2/3要关门。”
高端配套的问题在近年来也成为当务之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顾清扬认为，中国制造业具有一定国际比较优势，能构建更长、更完整的产业链，但中国的短板在于供应链的高端环节薄弱，未来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弥补。“产业链越长就越具有产业集聚效应，越有利于供应链安全，对国际企业吸引力就越强。”
杜猛也观察到，日本近5年来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中高端产业。他认为，中国参与日本的产业链往高端发展是必然的方向。“中国企业也要升级才能与高端配套。”
（应受访者要求，王东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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