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陆泥沼
诺门罕事件中被苏军缴获的日军轻机枪
昭和十四年夏天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北进派在诺门坎竟然被苏联人打成了平手还死了那么多人；另一件是在8月23日日本深信不疑的“好兄弟”德国人竟然和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两件事对日本造成的影响非同寻常，即使是最有名的亲德派内务大臣木户幸一也直言不讳地说“对这样的背信弃义感到震惊”；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只丢下一句“欧洲形势复杂离奇”就急忙宣布总辞了。
到了秋天，陆军也感到形势危急：中国事变在数年内还是看不到结束的可能，无论是八十多万中国派遣军还是刚刚建立的汪精卫政权，对解决事变的帮助几乎都为零；而同时，关东军却以八个师团面对着三十多个师的远东苏军，加之诺门罕事件中苏军带来的强烈震撼，使陆军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对苏战备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陆军却犹如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当年年底通过的《修正军备扩充计划》计划将中国派遣军从八十多万削减到五十万，关东军补充八个师团以应对苏联；由于中国派遣军的断然反对，削减目标只能妥协到七十万，同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依旧为中国派遣军各种作战大开绿灯。
当昭和十五年的夏天到来后，事情又起了变化。
二、不能误了这班车
原本对中国事变几乎绝望的日本人受到德国人在西欧速胜的刺激，突然对南进的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欧洲战事在昭和十四年9月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在战争爆发前一天成立的阿部信行内阁还表示“这次欧洲战争爆发时，帝国不介入，专心解决支那事变”。然而随着昭和十五年春天德国人在西线战事中迅速取得大胜，日本人再一次改变了策略。此时恰逢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上台组阁，陆军主导的北进计划的受阻使得海军主导的南进计划更加受到欢迎，再加上德国的速胜，即将战败的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都将面临一个可以预见的尴尬境地。而此时日本则应该“勿误良机”，抢在德国之前迅速采取对策以向南扩展势力。早在荷兰沦陷前一个月，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对南方问题发表了看法，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发表声明指出“战乱延伸到荷印，对东亚的安定是不妥当的”，而作为回应，荷兰政府表示对于荷印问题不接受他国的保护、英美强调维持现状、而德国大使则表示无意干预荷印地区。到6月底，欧洲的形势已然十分明朗：法国投降，英国就是下一个；如果德国可以顺势吃掉英国，那么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形势就会变得更加乐观。7月底，再一次上台的近卫文麿在就职演说中强调：
众所周知，世界形势最近急转直下，显现出惊人的变化。旧的世界秩序首先从欧洲崩溃，眼下就要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不久前我之所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就是考虑到在世界发生这样重大变动的时候，我国必须谋求革新国内体制，而自己愿为此略尽绵薄。如果国内各种意见互相对立，彼此争执，就势必不能专心对外，以致左顾右盼坐失良机。
……必须认识到，这不是简单消极地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是要自己主动地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新秩序……在经济上，为了坚决实行上述外交国策，必须尽早摆脱依靠外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
在今后的短暂期间内，还可能有物资不足、供求失调的现象……
随后在宫中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其中在对外政策上提到：
以德、意、苏政策为重点，特别要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上的团结，大力调整对苏关系。 对于美国，保持公正的主张和严谨的态度。因帝国推行必要措施而必然引起迫不得已的关系恶化，固然在所不辞，但应经常注意其动向，采取避免由我方主动增加摩擦的方针。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力求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同时迅速迫使其同意我军担负补给任务部队的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并力求取得帝国所需的资源。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
对于荷属东印度，暂时利用外交措施，努力确保其重要资源。
南太平洋上原德属及法属岛屿，鉴于国防上的重要性，应尽量通过外交措施，使之归我领有。
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为解决南方问题，只要内外各方面形式允许，抓紧时机，行使武力。
在中国事变尚未处理完毕时，应在不至于同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内采取对策，但内外各方面形势一旦发展得对我特别有利，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
关于行使武力的时期、范围及方法等，应根据情况而定。
行使武力时，应极力将战争对手只限于英国一国。但是，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对美开战也将不可避免，因此，应作好充分准备。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是由大本营陆海军部提出的，主要执笔者是陆军，在经过近卫首相与松冈外相同意后出示给海军。自此，南进政策作为国策得到确立。不难看出，此阶段日本仍将对苏关系作为调整重点；另一方面，直接将英国视作战争对手则反映出日本政界上下对英国短期内即将崩溃的乐观态度。在服部卓四郎看来，日本选择南进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在德国于欧洲取得胜利，引发世界势力范围发生大变革的形势下，通过取得南方地区的各种资源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的态势，便是“自存自卫上必不可少的要求”。当近卫文麿因“国防国家体制”与陆军走到一起时，就不难预见到下一步会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了。而昭和十五年的问题只是战争的对手还没有确定下来，而一旦把对手确定下来，日本必然可以毫不顾忌其“事变泥沼”而直接“行使武力”了。
三、日美关系对立的根源
中国问题是美国同日本渐行渐远的关键，日本在东亚的步步扩张使美国迅速警惕起来
从佩里踏上日本的土地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只过去了八十八年时间。而在这八十八年的历史上，日美两国有意识的相互敌对与关系恶化就占了至少三十年。日美关系大约从日俄战争结束后开始出现竞争与互相视作威胁；在一战期间，两国关系恶化的征兆开始表现出来；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上两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但两国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政治互信，甚至连互相信任的土壤都不存在；步入三十年代后，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是日美两国间深刻的对立，时任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史汀生路线”被美国当作对日妥协的最后底线；在三十年代中后期日本确立军部政治与全面侵华导致美国民间强烈的对日反感与对华同情后，随着日本“挑衅行为”的一步步加深，日美关系最终由单方制裁走向毫无回旋余地的战争。
一般来看，日美开战的深刻原因并不在珍珠港事件本身，虽然珍珠港事件对美国而言带有一定的突然性，但是回顾五年内的日美关系，就会发现珍珠港事件只是日美政经关系恶化的必然产物，如果日军没有袭击珍珠港，或者再退一步，当日军拖延足够的时间以使其可以预见到纳粹德国在苏联受挫后，日美之间仍有开战的可能。究其核心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日美关系的三重对立。
这些问题早在日俄战争后就有抬头的迹象，但二十年代以后，这些问题在相互复杂作用的同时，也隐藏着形成更为安定国际秩序的可能：日美在金融、投资等领域的紧密关系更加重要。日美关系在伦敦海军会议上达到最高峰后不可避免地开始回落，而第二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从日本自身来看，政党政治存续十余年间由政党指导外交的原则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就被军队打断了，在军部攫取政权后更不可能延续此前就已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币原外交，日本最终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矜持，蒙上了一只眼睛走上了战争之路。
对美国而言，虽然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孤立主义直到珍珠港事件才被完全打破，但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的利权问题一向有着清醒的认识。昭和八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时，美国不但没有承认事变和满洲国，甚至试图通过国联咨询委员会来制裁日本；同时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全盘继承了史汀生主义，他直白地表示“对中国抱有无以复加的同情”。但罗斯福是民主党人，他只是感到道义上有介入中国局势的责任，并没有实际介入的必要。到昭和十二年发生中国事变后罗斯福也只是发表了不点名的“隔离演说”，在淞沪战役同时进行的撤侨工作中，政府甚至没有批准海军向中国增加派遣人员的请求，可见美国国内的反战气氛是多么浓厚。
孤立主义的道路随着班奈号事件与三次近卫声明逐渐走向了终点，昭和十四年7月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使英国事实上承认“新秩序”后，美国迅速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废止。日本终于发现“翻过英国这道坎之后，还有美国这条沟”。《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废止，标志着美国对日经济制裁的开始。此前的对立行为往往是通过向重庆政府提供贷款和援助进行的，而正式经济封锁后，罗斯福就可以在诸如没收资产、冻结银行、停止贸易和海上封锁等措施中随意选择了。
四、南进
进驻印度支那北部是日本南进政策施行的第一步
昭和十五年6月，法国亡国了。在德军进驻巴黎的六天后，维希政府同意禁止通过印度支那运输援蒋物资，而英国对日本提出的断绝滇缅公路的要求却予以拒绝。此后，日本的主要目的就转为使法国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军事要求，即允许日军一定数量的兵力通过印度支那北部并在该地区驻扎。9月22日，在经过象征性的谈判和以入侵相威胁后，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在政府内，外相松冈洋右是南进派的代表人物，他寄希望于将东南亚纳入“东亚新秩序”中，通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提高日本的政治与经济自主性。
而另外一边，美国早在6月就开始采取措施牵制南下政策。美国国会先后通过第三次《文森法案》和《两洋法案》等造舰法案，太平洋舰队也常驻夏威夷来军事牵制日本，对重要物资出口实行许可制以对日本实行经济牵制。9月后，随着陆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美国直接禁止了对日废钢铁的出口，并扩大了禁运物资的范围。但是此阶段美国的制裁仍然有所保留：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南进，美国仍未将石油列入禁运名单。
五、三国同盟的结成
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庆祝仪式
根据《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日本应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到了9月份，随着德国特使斯塔玛访日，日本开始正式进行缔结条约的准备活动。9月开始政府召开四相会议，对外务省提出的《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事宜》的议案。四相会议决定
确认帝国与德意两国对建设世界新秩序具有共同立场；对建立和治理各自的生存权应相互给予支持；对有关英、苏、美的政策彼此进行合作，相互间达成必要的谅解。
……
和德意谈判时，应作为帝国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而加以考虑的范围是，以“日、满、华”为主体，包括现在委任日本统治的原德国所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法属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及印度等地区。但在谈判上，我方提出的南洋地区应不少于缅甸以东的荷属东印度及新喀里多尼亚地区，印度可暂置于苏联的生存圈内。
……
在可以预见的、世界将被划分为东亚、苏联、欧洲与美洲四大势力范围的战后新形势下，以东亚领导者自任的帝国应与欧洲领导力量的德意紧密合作。
从东西两面牵制苏联，并因势利导，使之符合日德意三国的共同利益；设法使其势力范围向较少直接影响日德意三国利害关系的地区，譬如向波斯湾方面（根据情况可以承认苏联向印度方面的发展）发展。
对于美国，应竭力采用和平手段，但根据在东亚和欧洲范围内政治上、经济上合作的需要，应设法形成足以压制美国的态势，以使有助于贯彻皇国的主张。
根据会议决定，松冈外相与斯塔玛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五点共识：
日德意三国希望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和日中纠纷。
德国不要求日本介入其对英战争。
只有以日德意三国坚决一致的态度，才能抑制美国的行动。
三国条约下一步也要把苏联参加在内，德国就日苏合作进行斡旋。
德国为避免日美在东亚的冲突而努力。
昭和十五年9月19日，天皇裕仁召开御前会议对签订条约做最后讨论，在会议最后，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表天皇裕仁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鉴于目前正在进行对华战争和国际形势的演变，这一提案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措施，我表示赞成。将来可能要发生很多困难，美国的禁运政策也不容乐观。尽管日美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但我仍然希望严加警惕，万无一失，以免在近期内发生日美冲突。我对此案表示同意。
9月27日，《日本国，德意志国及意大利国间三国条约》正式签订。第二天，近卫首相对全国进行了广播讲话：
试看东亚和欧洲的现状，明眼人不难看出，日德意三国的确是在各自所辖范围内，共同为打开旧秩序而不断的进行着努力。即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谋求在欧洲建设新秩序，日本正决心在大东亚地区按照亚洲本来的面貌建设新秩序。
三国条约签订后不久，松冈外相就开始急于解决日苏问题。他原本希望通过德国对日苏关系进行协调，而莫洛托夫访德时有条件地同意了里宾特洛甫的三国对苏条约，即《里宾特洛甫草案》，因此，如果苏联能和日德意三国统一步调，甚至把三国联盟变为四国联盟，日本就可以在英美面前有更大的空间以“贯彻帝国的主张”。陆军对这一想法十分欢迎，因为一旦彻底解决了日苏问题，处理中国事变和南方问题的效率会大大上升。
昭和十六年2月初，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对德意苏谈判方案纲要》，提出：
帝国在大东亚共荣圈地区居于政治领导地位，担负维持秩序的责任。
对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民族，应以维持其独立或使之独立为原则。但对现在英、法、荷、葡等国所属领土而无独立能力的民族，应按其各自能力尽可能允许其自治，由帝国负责指导其统治。在经济方面，帝国在上述地区保留取得国防资源的优先地位，但对其他一般性的通商企业，则可适用同其他经济圈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
……
日本应迅速完成海军的准备，陆军应坚决缩短中国战线。德国应尽力援助日本充实军备，日本则努力为德国提供原料和粮食。
六、南进，再南进
经过日本的调解，印度支那与泰国的争议地区全部划给了泰国
将南进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随着不列颠战役的持续进行而拖到了昭和十六年。由于德军迟迟不发动登陆作战，加上日美关系趋于紧张而陆海军都没有做好对美开战的心理准备，因此南进政策停摆了几个月。在这期间内，日本为了便于日后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在泰国与印度支那之间制造领土纠纷，并以调停人的身份加入争端中。大本营的方针是牺牲印度支那抓住泰国，从而缔结日泰军事协定、在泰国建立航空基地，以此换取在领土纠纷中偏袒泰国一方。谈判在松冈外相、法国大使安利与泰国代表怀特亚根三人间进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调停，最终在日法与日泰间都达成了无论印度支那还是泰国都不得与第三国签订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的协定；至于日泰间的军事合作，则由于松冈本人认为时机不够成熟而直接没有进行会谈；正在调停成功的当天，报纸发表了松冈外相访欧的消息。第二天，松冈外相就要开始对德意苏三国的访问。
对陆军而言，他们并不关心松冈访德和访意的内容，他们觉得访问苏联才是最终目的，而对德国和意大利只是礼节性的拜访。但事实上虽然只在松冈柏林停留了三天，但他同希特勒在南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希特勒承诺“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德国方面将采取必要的步骤”；而松冈同意尽快占领英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新加坡。松冈外相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使苏联同三国同盟步调一致共同打倒英国并顺势调解日苏邦交。
七、苏联从来不白给
《日苏基本条约》签订后日本重新在北纬50度线上树立国境标
此时日苏关系最大的问题即不是满洲的领土纠纷也不是一纸反共协定，而是库页岛北部的权利问题。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得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地区。1918年日本参与了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由于日本在西伯利亚出兵之前就做好了攻略远东甚至分裂西伯利亚的计划，因此到协约国撤军后，日本仍然拒绝撤军以致发生了庙街事件。在事件发生后日本就占领了库页岛全境。1922年苏联成立后日军撤出远东，但由于当时库页岛北部发现了油田，使日本占据库页岛的决心更加强烈。1922年开始进行的日苏谈判到1925年以苏联的妥协而结束，在《日苏基本条约》中，苏联承认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和1907年《日俄渔业条约》并允许日本在北库页岛开采石油和煤矿以换取日本承认苏联、从北库页岛撤军并放弃庙街事件的索赔；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北库页岛权利问题越来越被日本政府所重视。
在加入三国同盟前，日本就已预见到此后可能会使同英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断绝，而现状是许多军需物资都要从美英处进口，因此要在英美制裁开始前做好准备。昭和十五年9月的御前会议上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企划院认为大部分重要的军需物资如钢材和有色金属在物资禁运后都可努力保持产量，但唯独石油无处补充。
……一旦演变成相当长期的战争，取得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绝对必要的。另外，通过德国斡旋，从苏联和欧洲方面补充也很重要。总之，应尽一切手段，尽量取得大量石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
只要不爆发日美战争，单凭美国从经济上施加压力，还不至于使继续对中战争陷入不可能。还能从美国以外的地方取得相当数量的石油。只是航空用汽油，美国货最好，我国还不能炼制高级汽油。但不久前已大量进口航空汽油，所以姑且还可以。其他国家的石油在质量和价格方面虽然有高有低，但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
……
再者，库页岛北部的石油绝不是少量的，现在年产不到10万吨，这是出于苏联妨碍的结果，不然即使使用现在设备仍可生产几十万吨，加上苏方所得的40万吨，可达70万-80万吨，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
因此，不难理解日本在北库页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10月开始的谈判持续4个月仍不见转机时，日本甚至提出可以“有偿地放弃库页岛北部利权的补偿”；在《对德意苏谈判方案纲要》中，
……通过德国调停，促使苏联出卖库页岛北半部。如果苏联不同意，则作为有偿地放弃库页岛北半部权利的补偿，使苏联答应在今后五年内供日本250万吨石油。不过，总之，我方为此是要援助库页岛北半部增产石油的。上述两主案究竟应采取哪一个，应根据情况来决定。4月6日，当松冈离开柏林，满怀希望地前往莫斯科的时候，他一定忘记了里宾特洛甫的“警告”，“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苏联是从来不白给东西的。”
八、权宜之策
日苏中立条约》签字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松冈从柏林出发前，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向松冈表示德苏可能不久就要开战，但松冈对条约仍然十分乐观：“与斯大林签订的协议已经装进我的口袋里”，他对秘书这样说。
在松冈3月份到莫斯科时斯大林还对松冈推销的“共同削弱美英的新秩序”缺乏兴趣，这次松冈从柏林返回莫斯科，他立即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热情迎接。斯大林还直接地表达了对两国签订一份中立条约的浓厚兴趣。这是由于苏联担心遭受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两个方向的夹击，因此急于签订一份五年期的中立条约。但是双方在北库页岛问题僵持不下。松冈在柏林已经得知德国已不可能再为调节日苏邦交作出任何努力，因此他在北库页岛问题上努力劝说苏方让步，但莫洛托夫态度坚决地表示“中立条约与解除权利协议书必须同时签订”。4月12日，他在会见斯大林时再次提出购买北库页岛的问题，但遭到斯大林严肃的反对：
这样日本不是把苏联沿海地区通往海洋的出口完全封锁了吗？这是什么？想绞杀我们吧？这是什么友情？
松冈认为谈判已然破裂了，因为北库页岛问题上双方无法妥协，而斯大林又是如此的态度，中立条约基本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此他向大本营去电，称已经不想缔结条约。但第二天，苏联马上提出可以在条约缔结后的2-3个月内解决权利问题，松冈提议改为数月内，在斯大林同意后，双方迅速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须在该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
在签署条约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日苏两国表示：
日本须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对苏联而言，这样是不划算的，因为苏联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对日本而言，《日苏中立条约》无法成为其东亚新秩序的基石，反而使苏联专心应付即将到来的对德战争。日本外交的主动出击根本没有为保护和扩张日本帝国而确保一个稳固的同盟，只使日本落得更加孤立的结果。
松冈外相在离开莫斯科前同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哈特进行了会谈，斯坦哈特同意向总统进言以恢复日美关系，松冈表示愿意亲自访美，同总统进行直接对话。松冈在回国途中收到了近卫首相打来的电话，说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建议，要他尽快回国。松冈认为这是同斯坦哈特的谈话收到了效果，他对日美关系的前景更加乐观了。
“舞台已经布置好了”松冈说，“接着我该去华盛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