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内阁显然嗅到了新一轮大战的气息，此时留给该内阁的选择只有两个，力争避免新一轮大战，或力争赢得新一轮大战，而这两个选择本身是针锋相对的，稍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后人当然可以根据结果，假定二战不可避免，只有今早备战才能尽量降低损失，但是就算有一两个当事的战略家看清这个结果，也很难让当时的大众接受这个判断。1938年3月21日，在德奥合并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英法军意识到，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一份关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估报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员会，这份报告的结论引发了轰动，以至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郑重将只宣读：我们断定，无论海上路上或空军，我们和我们盟国所能施加的压力，既无法阻止德国侵略和蚕食波西米亚，也无法防止捷克军队不遭决定性的失败，因此我们必将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领土完整，而进行一场反德战争。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打败德国，只有经过长期战争，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意大利和日本大有可乘之机，向各自的目标推进，结果我们必须面对的，不是一场有限的欧洲战争，而是一场世界大战。
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众普遍厌战，帝国又处在衰落期，如果英国率先锁定德国为对手，必然将把选择的主动权拱手让出，令其他中等强国坐收渔利，因而假如英国真的采取了报告开出的药方，无疑等于变相践行了俾斯麦的名言：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自杀。
而不愿意再打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绝不仅仅是处江湖之远的人们，会议记录显示，外交大臣提出并得到首相支持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可行的政策，这一观点随着讨论为多数人所同意，而且赞成的人数越来越多。
无独有偶，就在一周前，法国国防委员会也进行了一次听证会，甘末林将军就捷克问题进行了汇报，结论是法国陆军远未做好战争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成功率极低。
正是前述环境极大限制的张伯伦内阁的选择自由，而希特勒的高明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一战后英法内部的厌战情绪和理想主义思潮，入室操戈，把德国打扮成十四点建议的弃儿，凡尔赛条约的受害人，继而竖起德语族裔大统一的旗帜，以实现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过早备战，只能强化希特勒的道德优势，更进一步增强英法内部的裂痕。
张伯伦夹在好战、狡邪的希特勒与厌战、单纯的大众之间，竭力寻找政策的平衡点，其难度超乎后人想象，他最终的选择是摆出顺应民意舆情的姿态，默认乃至协助希特勒拿回应得之物，从而将德国的扩张限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方向上，这个策略如果成功将规避新一轮大战，但如果失败，就等于以粮资敌，自掘坟墓，如果说该政策的目标在于一定范围，其保险措施就在于一定方向上，任何政策都有风险，最高明的战略，总在于阳谋中暗藏阴谋，预留下随时转向的弹性和暗中保险的措施，张伯伦内阁推行的绥靖政策同样要作如是观。
1936年10月，德意秘密签订了德意议定书，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联盟，11月，德日签署反共和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对于这个三国阵营的出现，英国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个阵营至少按其纲领是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这两个阵营的对抗显然对英国有利，但是，国际政治有其现实的一面，理想纲领原则往往只是挡箭牌，遮羞布，迷魂汤，三国轴心，可以联合对抗苏联，也随时可以转向对付其他国家，张伯伦要做的就是祸水东引，让德国的扩张方向不断偏向东欧，加速与苏联形成面对面的地缘碰撞，大英帝国则作为平衡砝码，坐观德国在法苏之间重演两线作战的困局，不仅如此，张伯伦奉行绥靖政策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他要极力避免英国在苏联参战前，先陷入战火之中，正如他在一封信函中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偷偷地狡猾地在幕后操纵，想使我们卷入对德战争。
至于远东奉行的同样是此种策略，只要日本还没有直接对大英帝国图穷匕见，英国应竭力克制，争取让美日，苏日矛盾先激化，英国在一战后忽然斥巨资实现新加坡的要塞化，表面上是防御日本南下，使实则暗藏立足马六甲海峡闭关自守之意。
至于海峡以东的事务，就让中苏美日四国去纠纷吧，其基本战略构想极其类似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本质上都是一种挤压战略，缩小对方的战略空间，改变对方的扩张方向，从而扩大自己的选择弹性。
从这个角度讲，英国的祸水策略是囊括整个欧亚大陆的。
来源：世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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