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注
这是一位成都妈妈的真实经历。
我们把她的故事讲给你听，不为讨论疫情，不为讨论留学，甚至都不想讨论这件事情本身。
我们想和你分享这个故事，只是因为这是疫情之下，一份为人父母者最真实的心路经历。
你会为了孩子付出什么？
“所有”
——我的一位朋友这样回答。
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求一份回报。
3月，伦敦的春天姗姗来迟，天气阴冷多雨。
万米高空之上，赵佳穿着严丝密合的防护服，麻木地端坐在几经波折得来的机位上，疲惫而谨慎。
三十多个小时的奔波，不吃不喝不拉，庄重得像一场盛大的仪式。在这寂静空荡的机舱中，还有十六位与赵佳拥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家长端坐在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伦敦希思罗机场，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国“救子之战”。在英国，有1.5万小留学生滞留，他们的年龄在10-17岁之间，平均仅有14岁。
从英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提出“群体免疫”方案的那一刻起，中国家长这场声势浩大却又注定兵荒马乱的英国之行仿佛就已注定。相同的，是家长们同样颠沛流离的抢票经历；不同的，是“一票难求”之下，谁最终赢得了上帝的抛币游戏。
在这场辗转多地、用尽办法的异国“生死营救”中，赵佳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甚至，她还成功地为滞留伦敦的中国小留学生带去了二十一公斤防护物资。
不那么完美的结局，缘于某市卫健委的一通电话，对方告诉赵佳，回程飞机上，坐在他们前排的乘客被确诊了。
赵佳一直以来的幸运感被粉碎，这场令人虚脱却看似满赢的“救子之战”也陡然增添了些许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感。
世界顶级名校林立，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发源地，令无数人神往的口语圣地。长期以来，英国以其独有的魅力广受中国留学生家庭青睐，赵佳也不例外。
和大多数留学生家庭一样，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赵佳和丈夫早早地将小学毕业的孩子送去了伦敦。
“孩子12岁自己去了英国,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现在他13岁，本来3月27号放春假，他也打算回国的。”
当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候，英国还未听到一丝有关本土疫情的风声。“那时候英国才两三个确诊病例，还是国内过去的。”
孩子的学校没有宣布停课，一切教学安排井然有序。赵佳和丈夫一度以为，作为医疗水平领先的发达国家，英国有足够的能力使自身独立于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风暴。
“之前还给孩子发了很多国内有关抗疫的小视频，他很感动于医护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的勇敢和付出，特别是众多00后的表现，他更是感动。”
虽然一切看似平静如常，赵佳的内心却始终感到隐隐的不安。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丈夫和孩子监护人的态度，“你多虑了，英国是很安全的。”
但就在一个月前，英国新冠肺炎疫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蔓延乃至爆发了。“开始每天几十例地增加了，我在三月初的时候就打算让孩子回来，当时英国可能才几百例。”
和丈夫的想法不同，因为工作原因，赵佳经常赴英出差，深知在“小政府大市民”的英国，国人普遍信奉个人自由至高无上。赵佳担心，自由惯了的英国国民根本不会把疫情防护放在心上，而这种天生乐观的心态，可能将会成为疫情传播最快的加速器。
与此同时，一直留意英国疫情发展的赵佳开始对英官方公布的数据产生怀疑，这一发现，使她如堕冰窟。“3月初，我跟监护人说，不太相信英国的数据了，当时英国才85例确诊患者。”自英国出现输入性病例时起，赵佳本能地开始关注其发展。
很快，赵佳隐隐感到，英官方的数据不可信，接孩子回国的想法也日渐强烈。“我研究了意大利的疫情发展，英和意的上升曲线趋同，我担心如果英国不加以控制，会像意大利一样爆发。”
孩子在英国的监护人是赵佳的朋友，旅英三十余年的他，开起了留学生监护公司。作为一位职业监护人，他的手上有几十个留学生孩子，因为认真负责，这位朋友在留学圈中备受家长好评。
自3月初起，赵佳开始和朋友商量接孩子回国的计划，但朋友却认为，赵佳多虑了。“朋友担心孩子请假会影响学业，加之学校也不一定批准。”
眼看着英国的确诊病例与日俱增，赵佳逐渐崩溃。“当我看见增加73例时，我就不行了。”也是在这一天，赵佳与丈夫终于爆发了争吵。“孩子原本27号回来的航班取消了，我给改签到3月12号左右。但爸爸坚决不让孩子回国，说英国那么大的国家，才几十个确诊病例，觉得我太过激了。监护人也说我是最焦虑的母亲，没有哪个母亲会像我这么多虑。”
伴随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欧洲疫情愈发严重。3月13日，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称，英国当局考虑采取“群体免疫”方案，即待大部分免疫能力健全的人感染病毒，从而获得抗体，对病源免疫。
瓦伦斯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采访时称，约60%的英国人将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以使社会对未来的疫情具有“群体免疫”。
听到这一消息的当下，赵佳的世界彻底安静了。短暂安静之后，是前所未有的焦躁和恐慌。赵佳迫使自己迅速冷静下来，对目前的情况作出分析：第一，英国可能会封国、封城，人会出不来；第二，孩子的学校肯定会关闭。
从成都到伦敦，这条线路曾如此熟悉，但这次过去，赵佳却需要很大的勇气。“孩子根本没有口罩，我只有飞过去接他回来！”
几乎没有犹豫，赵佳立刻购买了3月16日晚19:30国航成都-上海-伦敦盖特维克机场的机票，预计英国时间17日上午6:20抵达。按赵佳的计划，朋友会在同一时间送孩子到机场，母子俩乘坐国航17日11:30伦敦-上海-成都的航班返回。
但很快，航班被取消了，赵佳犹如遭受当头棒喝，不得不连夜开始抢票。此时的赵佳没有想到，自己的“救子之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平时往返才5000多元的国内-伦敦机票，一夜之间翻了近六倍，能不能买得到，还全看运气。13日，“群体免疫”方案正式提出，赵佳立时开始抢票。“那时孩子的票改签就得10000多块了，我的是19000多块，加一起就是30000多块的机票。”
15日，留学生家长群中传来消息，伦敦飞北京的航班被全部取消。约10分钟后，新浪微博也出现相关消息。赵佳顿时紧张，刚睡着的孩子爸看到后也被吓到。“我给国航打电话，国航让我放心，航班是正常的，没问题。”
16日早上9时许，赵佳收到来自国航的短信。一时间，她竟紧张到不敢点开。经过内心艰难挣扎，鼓起勇气点开短信后，赵佳只看到“航班” “取消”“不好意思”八个字，一颗心像被放入冰水中反复浇洗。
“当时国内飞伦敦的机票都没有了，后来重新恢复，但也要到五月份才有机票。”这一晚，赵佳几乎一夜没睡。
17日，赵佳准备好护照和签证，却发现，伦敦飞国内的航班也都没有了，“不是国航（没了），是所有航班都没了，根本就没有了。”
和大多数留学生家长一样，赵佳首先想到的，是经第三国往返。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是可办理落地签的泰国。“就定泰国，想从泰国飞，但后来因为我在中国待过，泰国不允许我转机。”
赵佳接着尝试，新加坡不行，日本也不行，怎么都不行。“刚看到吉隆坡有两张票，可以转机回来，一分钟不到，两张票就没了。”
万幸，迪拜21日的航班还剩了两张票，这张伦敦-迪拜-香港的机票价值40000多元，但退票仅有500元。“我朋友在香港，他说来接我，可以从香港转深圳回内地。”
意外再次降临，21日当天，香港没有飞深圳的航班。“我又买了22号香港-上海-成都的机票，花了6600多块，这是不能退票的，要飞11个小时，中途转机。”
最后，赵佳的朋友称，能买到深圳-成都的机票，可直接回成都，还便宜700多元。“因为当时国航的机票取消了，我买了张东航飞伦敦的机票，花了9000多块。”
去程买了两套票，回程买了三套票。因为怕被退票，部分机票是国外航空公司的。“和儿子一共花了九万多，买了这么多张票，飞过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乘坐东航航班中途转机，赵佳刚落地，国航的短信就来了，“说是我的航班恢复了。”国航询问赵佳改签意见，称往返票不能改为单程票，“你得坐我们的飞机去，坐我们的飞机回。”
赵佳丈夫反复与国航协商，“因为之前您们取消了航班，我们不得已才买了东航的机票，孩子一个人在伦敦待着，没有口罩，希望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
“后来国航很给力，请示领导把我的机票做了特殊处理，原来19000多元的往返票给换成了单程票，孩子的票也帮我免费改签了。”
至此，赵佳还算成功地走完了这场“救子之战”的预备阶段。
“英国现在，几千人（确诊病例）了呀。”赵佳苦笑。在英国，她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国民的防护意识却无明显提升。在过海关的时候，几名英国海关笑她，怎么戴起了口罩。“他们觉得我很搞笑。”
“我累麻木了，口罩戴了30多个小时，耳朵也肿了。”到达伦敦后，朋友把孩子从学校接了出来，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赵佳还没从长久的疲惫中缓过神来。“他们先去超市买食物，超市里什么东西都没了，就买了几份牛排，几个番茄和土豆，还有一瓶牛奶。”
赵佳计算自己在英国停留的时间，仅经历了“三顿饭”。“三顿饭后，我们就准备回国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后，接机说只能在浦东机场转机，虹桥机场是不接送的，要接送的话，还得等两到三天。
“我开始不断地刷携程，无意中刷到一张浦东机场回成都的机票。晚上一点钟的，我问接机可以送送我们吗？他说你马上订，我们马上送！”就像打仗一样，一边过安检，一边马上拎着行李走。起飞前五分钟，赵佳母子俩才坐上飞机，“很紧张，很辛苦。”
上飞机后，赵佳母子被安排到机舱尾部座位，“因为怕影响到其他乘客。”
精疲力尽，这场属于成都母亲一个人的异国“救子之战”，才算打完。
在整场令人疲劳的奔波旅途中，使赵佳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双流机场偶遇的一位陌生男士。
赵佳回忆，当时，这位身背巨大编织袋的男士缓步挪移靠近她，问：“小姐，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些带给伦敦的孩子？”
编织袋重达二十一公斤，被陌生男士塞满了口罩、防护帽、防护镜等用品。“他说那里（英国）全是一些10多岁的孩子。”赵佳称自己想都没想，就帮忙把一口袋防疫物品全部带去了伦敦。
后来，这一编织袋防护物资被赵佳分送给若干中国小留学生，监护人朋友也为公司服务的留学生孩子们留下了一百多个口罩。
“监护人后来告诉我，看到很多医护人员没有口罩，他给自己留下了适量的口罩，把剩下的部分全部捐给了医院，这些都是真实的。”在赵佳看来，不管是在双流机场偶遇的陌生男士，还是和自己的认识多年的监护人朋友，他们都有着真实的善意，真实的爱心。“这就是爱的力，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充满爱的人。”
回到成都后，赵佳母子按照官方公布的药方，在家煎服中药，自我隔离。孩子也在家里上起了网络课程，一切看起来已恢复如常。
3月24日下午16点20分，一通来自某市卫健委的电话，彻底打破了母子俩平静的生活，“电话里说前排乘客确诊了，我心情瞬间太不好了，感觉喉咙都痒了。”
虽然自认防护措施已到位，但毕竟和前排乘客同处长达6个多小时，赵佳说心里不慌真是假的。“听说病毒携带者都有传染性，他发热了，37.8度。”
电话那头，某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对赵佳母子的姓名、座位号、身份证号、电话和出入境时间一一核对。每当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赵佳的呼吸就紧了一分，心也凉了一分。
“我好紧张！立刻联系了成都市卫健委。”电话响起的时候，儿子也在赵佳身边，听到了这通江苏的来电。但此时的赵佳，已无暇顾及儿子是否能承受住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听到了，但我只觉得自己喉咙都痒了。”
不过，最让赵佳揪心的，还是滞留在英国，数以万计的中国小留学生。“还有很多孩子没有机票，我回来时，朋友有三个孩子出现问题，其中两个已经是疑似病例了。”
赵佳说，孩子所在的学校目前已关闭，部分中国小留学生即使买了机票也不能离开，“整个学校全关闭。”
身在中国的父母此时也很难去往英国，“没办法呀，难过也没办法，即使到了英国，根据英国的法律规定，家长也见不到孩子的，他们要先隔离。”
而滞留在英国的小留学生，处境则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据了解，大部分英国寄宿家庭的主人年龄偏大，本身属于易感人群。“加之现在不少寄宿家庭已经明确说不接收孩子了，所以很多孩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很可怜。”
赵佳也暗自想过，平日英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很是周到，按理说不会让众多小留学生流落社会，无家可归。只是，这种风险却没人敢去评估，没人敢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