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讯（记者华智超） 休·佩曼是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日前，他的英文著作《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在一位外国观察家眼中，新中国70年的变化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巨变”，为什么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就此，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采访了休·佩曼。
（图为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
中国巨变要下功夫研究，不能制造耸人听闻的答案
记者：您为什么写《中国巨变》？
休·佩曼：2001年，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在西方很畅销。在过去的20年里，外国投资者、媒体和一些学者一直都在问：中国何时崩溃？但我从没有觉得中国会崩溃，实际上，事实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我想找到一个能够令自己满意的解释中国快速变革的答案，所以我开始了我的探索，并把我的答案用这本书呈现出来。
记者：您为什么称中国巨变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休·佩曼：中国过去70年来的变革堪称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中国已经使8亿人摆脱贫困，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减少性别不平等也是如此，女性就业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都高。对于一个曾经要求女性裹脚的国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还有消除文盲的巨大成就。这三者都为消费拉动的中等收入经济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记者：对中国巨变，您有什么切身体会？
休·佩曼：1978年11月，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今天的中国和那时我看到的中国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中国旅行社为外国游客开展了一项试点计划，我得知之后，觉得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便报名参加。我不知道我将看到什么，我也不知道中国将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一个月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这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包括我在内，大概有15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参加了这次旅行。我们在中国呆了两个多星期，主要是在中国南方的部分地区游历。我们从香港乘火车抵达罗湖，罗湖现在是拥有超过130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心脏”，但那时它还只是一个小渔村，西方人甚至都不知道深圳这个名字。
之后我们去了广州，它看上去很像一个小镇。当时是11月，天气有点冷。广州音乐学院（1985年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刚刚重新开放，我们在那儿遇到了很多舞者和歌唱者，他们在排练中表现出很大的决心和劲头。之后，我们还去了桂林、南宁，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工厂车间，但没有真正的大型工厂。
游览结束后，我料想我的朋友们会问我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仔细想了想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改变的信号。
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朝着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迈出第一步，而且40多年后，它仍未完成。
2002年，当我第一次搬到中国时，我所能想到的中国企业就只有青岛啤酒一家，那时我从未听说过阿里巴巴、腾讯和只有两岁的百度。这就是中国的变革。
“中国崩溃论”符合很多西方人的情绪，但不符合事实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为何对中国感兴趣？
休·佩曼：我对中国既有专业方面的兴趣，也有个人的兴趣。我从事投资研究工作，投资者想了解对中国的传统研究中没有的东西，大的投资银行和股票经纪人会免费提供一些研究吸引客户，而我们的研究是收费的，所以必须是更好更深入的研究。随着中国的发展，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美国和欧洲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和任何对经济、投资和地缘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中国十分重要。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日益显现，我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常规经济研究。到2002年，我明显感觉到，中国将成为下一个新兴市场，实际上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市场。因此，我把我的独立研究公司从新加坡搬到了上海，分析中国的全球影响和上市公司的发展。在这里，我可以亲身体验事情的发生和变化，并提供切实的见解。
对我来说，了解中国也出于我个人的兴趣。我太太杨慈爱出生于福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她说的话和做的事我都不明白。这常常很有挑战性，让我更想深入了解中国思维、历史乃至哲学。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崩溃论？
休·佩曼：自伏尔泰和英国官僚机构的改革者称赞中国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先是“东亚病夫”，之后是黄祸。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加消极，所以西方媒体鼓吹“中国崩溃论”并不奇怪。这种论调符合很多西方人的情绪，所以容易传播。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中国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教育水平、研发和新增长领域，都有望扭转任何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
记者：《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在全球反响如何？
休·佩曼：因为这本书对中国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亚洲，这本书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海外和中国内地的中国读者。这本书尝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如此成功，似乎填补了很大的空白。我时常能收到一些读者寄来的感谢信。
在西方，一些人也发表了非常积极的评论，譬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托尼·霍尔说：“这本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了今日中国的故事，对于欧洲人来说，告诉了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普利策奖得主伊恩·约翰逊称，这本书非常有价值，有助于人们思考中国。
不过大多数人都对这本书保持沉默，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已故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托比·埃迪基于30多年研究中国的经验，早就提醒过我不要期望西方对我的新书有太多的兴趣。他认为，兴趣只能慢慢建立，需要一个过程。
理解另一个国家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理解中国的挑战更大
记者：在您看来，西方应该如何理解中国？
休·佩曼：要接受中国的经验就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就像我前面说的，西方习惯于通过西方的眼睛看中国：一个观察者眼中的中国，而不是作为被观察者的中国。
理解的障碍往往来自内心。事实上，要像了解自己的国家一样理解另一个国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认为在一个国家留学或者工作几年后就能成为中国通是一种错觉，哪怕是了解像欧洲那样拥有相对共同文化的邻国也可能很困难：在大约30个国家、5亿人口中，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样的，体制和思维各不相同。对西方人来说，更遥远的中东错综复杂，更不用说非洲的10多亿接近20亿人口和40多个国家了。
相比之下，理解中国的挑战更大。在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数千年的历史塑造了各种理念，理解的难度无以复加了。语言障碍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最大的障碍；对于观察者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了解内心，想要了解别人的想法往往需要设身处地从他的角度出发，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
最好从中国的初始位置即中国自己的传统哲学开始认识中国。事实上，中国和西方有很多共同点。在中国变革管理的20个基本理念中，有18个类似于甚至等同于19世纪初以来西方经济主导地位的理念，如：长线思维、实用主义、渐进主义和远见卓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术语“维新”和“调研”，也是西方人很容易掌握的熟悉概念。
【编辑：吴蕾】